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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戈悟觉那里转的。
父亲在信中写道：
“烈儿：自你离温后，你在金华、在上海、在济南寄来的明信片均已收阅。9月19日上午接你於9月14日夜写的信，藉悉你沿途一切都好并安抵北京，业已晋校，家中大小欣喜若狂……”
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OOO北京大学OO斋OO室叶永烈’，这样写邮局拣信快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离家愈久，思念愈切。平日，学业很忙，从早到晚，时间表上塞得满满的。最怕是放寒暑假。同学们一个个走了。宿舍里变得空荡荡的。只有我留下来了，留在那空无一人的宿舍。因为我的家远离北京，由于父兄蒙冤，原本很宽裕的家庭经济变得异常拮据，我靠着助学金能够念大学已经很不错了，而回家简直是幻想和奢望──虽说学生那时只用买半票，可是我连半票都买不起！
写诗“发烧友”（2）
空荡荡的宿舍，空荡荡的心。“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唐朝大诗人李白《太原早秋》中的诗句，成了当时的我的写照。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寄托，排遣那作为异乡异客的可怕的孤独感和空虚感：我埋头于写作！
那时的我，成了写诗“发烧友”。我的衣袋里，总是放着小本本。不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躺在床上，一有“灵感”，就赶紧掏出小本本，记了下来。看见飞鸟，看见小草，看见日出，看见落叶，都会激起我的诗情。
虽说进入北大之后，我读的是化学系，可是我却加入了中文系的“红楼诗社”。在那些“发烧”的日子里，我竟写了一千多首诗。
我不断地给各报纸、杂志投稿。我的小诗，绝大部分如飞雪入水，不见踪影，可是也有时偶然溅起了涟漪，发表了。我的小诗不仅登在《北京大学校刊》上，也上了《北京日报》、《湖南文学》之类“大报刊”。
那时，我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写出了《好样的“保姆”》一诗，先在工地广播站广播，不久在1958年5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
───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女同学组成了“赵一曼连”，在十三陵工地紧张的劳动之余，还帮助民工看孩子，获得好评。
她自己还是个大孩子，
却把看孩子的任务担负。
心里既喜悦又谨慎，
嘴里哼着刚学会的催眠歌。
孩子随着绵绵的歌声熟睡了，
扁平的鼻子上渗着汗珠。
“他在做什么梦呀？
啊！一定是梦见自己也在修水库。”
正在替大伙煮饭的老大娘，
望着她不住地啧啧点头：
“这那里像大学生哪？
简直是好样的保姆。”
1958年，我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跟随地质队在湖南跋山涉水。一路走，一路写，一百天内我写了四十六首诗，其中一些诗作发表在当时湖南报刊和《湖南文学》上。
在湖南邵阳，有一位青年爱唱山歌。他唱，我记，收集了许多湖南民歌。迄今，我还能唱出湖南山歌：
今年哎，
我将一十七啷呵，
收拾打扮去看戏，
做一点小生意啷呵，
情郎我的哥，
做一点小生意啷呵……
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斗胆把我收集到的湖南民歌和自己写的许多小诗，编成一本诗集，书名叫《湖南民歌选》，在1959年初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退稿是必然的。但是，编辑在回信中写了许多鼓励的话，算是对我的安慰和鼓励……
《湖南民歌选》是我没有出版的第一本书，我迄今仍珍藏着这第一本书的手稿。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敢”于写书，其实是受了北京大学学生写书的热潮影响。
始作俑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们在1958年“大跃进”中，“敢想敢干”，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得以出版，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产生很大的震动。
于是，化学系的学生们也不甘示弱，组织编写《稀有元素化学》一书。我也参加了编写，写了关于钍的一章。尽管这本学生们所写的《稀有元素化学》一书由于质量太差，未能出版，但是毕竟使我经受了一次写作锻炼。
接着，在1959年，我写出了《科学珍闻三百条》一书。这本书，严格地说，我只是编写而已。当时，我看了许多科学杂志，对诸多科学珍闻发生兴趣，内中不少是当时科学的最新成就，加以摘写，编写成了这本《科学珍闻三百条》。
我把《科学珍闻三百条》投寄给河北人民出版社，又遭到退稿。
不过，编写《科学珍闻三百条》如同“无心插柳”，倒是为我在1961年创作科幻小说《小灵通奇遇记》（即《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初稿）作了准备，这是后话。
凡事有三：
第一本书《湖南民歌选》，我只是收集，只是编（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创作的），被退稿；
第二本书《科学珍闻三百条》，我也只是收集，只是编写，被退稿；
吸取了前两本书失败的教训，在1959年，我写出了第三本书《碳的一家》。这本书不是编，也不是编写，而是我创作的作品，所写的又正是我自己的化学专业。这本书成功了，顺利得以出版，成为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实现了“0的突破”。
第一本书的故事（1）
1996年12月13日，《羊城晚报》发表了读者詹祥林先生的《真想叶永烈重操旧业》一文。他在文章中说：
与许多爱读书的人不一样，我很早的时候──从初中开始，就不大读小说而对科普书籍感兴趣了。
我读小学时，正是书荒年代，使我开始喜欢上科普读物，是一本脱了封面烂了边角发了黄的薄书。这本书说，金刚石是由软绵绵的石墨变来的，这真是太神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但书中讲的道理又由不得你不相信。它说，金刚石、石墨、煤炭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也就是说无论高贵至尊的金刚石，还是廉价低贱的石墨煤炭，它们的“血统”都一样，其基本成分是一样的。为什么性质不同，是因为它们的晶体结构不相同。比方，金刚石的碳原子是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构成了一种坚实的、彼此联结的空间网状晶体。而石墨的晶体是层状结构，在每一层内，碳原子排列成六边形，一个个六边形排列成平面的网状结构，因片层之间容易滑动，故石墨质软。经过一定的高温高压，普通的碳便能变成珍贵的金刚石。
这本书不仅诱发了我对科普读物的兴趣，而且还影响了我以后的爱好。读高中时化学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课，甚至还确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大学时学化学，工作时教化学，直至一生。
后来这本书被人借走并弄丢了，我感到很惋惜很心痛，因为我还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和它的作者。
1976年，我在一个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紫色封面的书，上面写着《碳的一家》，我顿感亲切和激动，拿出来一看，果然是那本朝思暮想的书！从此，我不但知道了书名，而且知道了它的作者叫叶永烈，并知道叶先生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居上海，是专门从事科普创作的名家，是继高士其之后中国有名的科普高手，六十年代就驰名中国。总之，叶先生成了我的偶像，我的崇拜者和指路人。
但进入八十年代后，叶先生鲜有科普作品发表，多见的是他写的人物传记和纪实作品。叶先生已改行了！我很遗憾，中国并不缺写家，然而极缺既具有深厚专业功底又会写作的科普作家。去年中国科协开大会时发出呼吁，要科学家们拿起笔来写科普作品，教育和影响青少年们爱科学、学科学。这是时代的呼唤呀！我真想叶先生重操旧业。
詹林祥先生在文章中提及的《碳的一家》，是我平生第一本书。这本书是我在1959年写的，当时我十九岁。
这本书的初版本，在1960年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只有四万字，是一本小册子。丁深、刘开申等绘图，张之凡装帧，责任编辑为曹燕芳。初版印了两万册。詹林祥先生最初读到的“一本脱了封面烂了边角发了黄的薄书”，“这本书说，金刚石是由软绵绵的石墨变来的，这真是太神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这本“薄书”就是《碳的一家》1960年的初版本。
第一本书的故事（2）
在“*”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第二版，字数增加到九万。第二版印了二十万册。詹林祥先生“1976年，在一个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紫色封面的书，上面写着《碳的一家》”，便是《碳的一家》的第二版本。
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碳的一家》蒙文版，译者为那木拉、巴达玛苏荣。
在1987年9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印行第三版，字数增加到十三万。
这本小书居然“诱发”了詹先生“对科普读物的兴趣”，而且“甚至还确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大学时学化学，工作时教化学，直至一生。”一本小书，能够产生这样大的作用，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这本书写于1959年暑假。当时，我是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刚念完二年级。由于在暑假中同学们都回家了，我不再在图书馆写作，而是在北京大学二十八斋二三四室宿舍写作。我花了一个暑假，写出了五十多篇科学小品。
记得，在开学那天──9月1日，我逛北京大学附近的海淀区新华书店，见到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小书——《塑料的一家》，也就买了下来。这本小书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因为我在暑假中所写的许多化学小品，大都是关于有机化学的，而有机化学的“主角”是碳元素。于是，我忽然有了“灵感”：何不把那十几篇化学小品，编成一本《碳的故事》？
就这样，我从暑假中所写的科学小品中选出十四篇与“碳”有关的，作修改和补充。
我从9月1日开始重写那些化学小品，花了半个来月时间完成，投寄给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本书的初稿，是写在活页横格纸上的。至今，我仍保存着。写好初稿后，誉在方格稿纸上，于1959年9月中旬寄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名《碳的故事》。
迄今，我仍保存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那是铅印的《收稿通知》。上面写着
收 稿 通 知
收稿编号：（59）30286
稿名：《碳的一家》
收稿日期：9，24
著编译者：叶永烈
附件：信二，图十七张，小品文一册
亲爱的作者同志：
一，稿已收到，上表如有错误，请即来信告知。
二，你的稿子我们即按收稿先后进行审读，约在10月下旬可把处理意见告诉你。
三，如果查询稿件或更改地址，请注明收稿编号（见上角），以便我们处理你的
来信。
此致
敬礼！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年9月25日
就这样，我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了联系。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幼稚的第一本书，落在编辑曹燕芳手中。她当时是一位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编辑，还梳着辫子。她热情地首肯了我的书稿，提出修改意见。这样，我在10月13日就收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审稿意见，在10月14日至20日，对全书作了修改、增补，书名也从《碳的故事》改为《碳的一家》。
此后，我与曹燕芳有了诸多联系，得到她的许多帮助。直到今日，尽管曹燕芳年已八旬，我有空总去看望她。
1960年2月，我平生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茅盾在《1960年的儿童文学》一文中，曾提及这本《碳的一家》，称之为“一本科学小品集”。
如今，当我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觉得有几点十分可贵的地方：
一是编辑热心扶植新作者——写《碳的一家》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既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很深的“资历”。现在我重读原稿，发现有不少不合标准的简体字，如“气”写作“気”， “数”写作“由”旁“攵”，“兴”写作“丑”下加“八”……还有许多错别字，如“年轻”写作“年青”等等。像这样幼稚的作品，受到少年儿童出版社领导以及该书责任编辑曹燕芳的热情肯定，居然决定采用。
曹燕芳写来很长的信，提出中肯的意见，指点我如何修改。我于1959年10月中旬重写了一稿。如果没有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这本书很难得以出版。
二是审稿迅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收稿通知”是1959年9月25日寄出。也就是收到稿件的第二天，就发信给作者了。信中说，“约在10月下旬可把处理意见告诉你”。实际上，他们审稿意见提前告诉了我。这使我不由得想起现在不少杂志这样公开声明：“因人手少，本刊概不退稿，三个月内未收到刊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也有的出版社，作者把书稿寄去，一年半载不见回音。这与当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作风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
三是出版周期短——这本书是在10月中旬才完成修改稿，然而，翌年2月就出版了。也就是说，从审稿、画插图、封面、排字、校对（包括寄作者校对）、付印到出书，只四个多月！那时候是用铅字排印，不像现在用电脑写作，有电子文本，作者等于给出版社排好字，所以在用铅字排印的条件下能够四个月出书，确实不易。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1）
我的幸运还不只是在于第一本书《碳的一家》顺利、迅速出版，而且还因此成了《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
真是机缘凑巧，由于《碳的一家》文笔活泼，我竟然因此被少年儿童出版社看中了！
当时，曹燕芳正在编《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也就是说，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十万个为什么》的责任编辑。她看中了我，邀请我参加写作《十万个为什么》——这就是远在北京的我参加上海《十万个为什么》写作的缘由。
我记得，曹燕芳给我寄来一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要我试着写几个。
我写了五个“为什么”寄去，曹燕芳一面热情地给予肯定，一面指出不足之处，然后要我继续写下去。我当时就像学生答题似的，按照那张清单所列的“为什么”一个个写下去。每写好十几个，就给他们寄去。他们看毕，又随时告知意见。就这样，我竟一口气为化学分册写了一百多个“为什么”。也有的“为什么”是清单上所没有的，我也就自己提出“为什么”，自己回答“为什么”。
当时，我并不知道编辑部的“内幕”。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少年儿童出版社给我寄那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时，其实每一个“为什么”都已经有稿子了。他们组织好多位上海的中学化学教师写好了化学分册。由于化学老师们写的“为什么”像教科书，曹燕芳不满意，找我重写。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内幕”，也就一个个写下去。编辑部后来大批采用了我的稿子，为此得罪了一批上海的中学化学教师……
《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初版本共收175个为什么，我写了163个——只有12个“为什么”是别人写的。
接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又约我为《十万个为什么》其他分册撰稿，即天文气象分册、农业分册、生理卫生分册。编辑潘勋照、洪祖年、张伯文向我约稿，我又为这些分册撰稿。我为天文气象分册写了27篇；为农业分册写了89篇；为生理卫生分册写了43篇。
我是初版本写得最多的一个作者──初版本最初出五卷，共947个“为什么”，我写了326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也是这套书最年轻的一个作者──写这套书时我只二十岁，出书时我只二十一岁。
《十万个为什么》涉及各种各样的知识。为了写好这些“为什么”，“逼”着我看了大量的参考书。好在北京大学有着极为丰富的藏书，使我如鱼得水，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另外，在写作时，我注意每一篇的写作手法有所不同，这样使我的写作技巧得到了迅速提高。
我常说：“要喝一杯水，就得挑一缸水。”为了写好一篇“为什么”，往往要查看好几本以至十多本参考书。写了那三百多篇“为什么”，使我的知识范围迅速扩大，织出了一张张横跨于各门科学之间的知识之网。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2）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不是像现在版本那样在每篇末署作者名字，而是按写作多少为序，在书前署名。由于我是化学分册和农业分册写得最多的作者，所以在这两册初版本上，我的名字都是排在第一个。
我小小年纪，被少年儿童出版社委以重任，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开国元勋”……那时的我，跟读者的年龄相差并不大。正因为这样，如今很多四、五十岁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老读者见到我，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该是个“老爷爷”了——连《十万个为什么》都已四十多“岁”了嘛！
关于《十万个为什么》的另一“内幕”，是我在前些年跟已经退休了的曹燕芳闲聊时，这才知道的：
当时，《十万个为什么》的稿费是按篇算的，每篇十元，而给我却是每篇五元！为什么我的稿费比别人低了一半？
这个“为什么”的答案是十分荒唐的。据说，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