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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与毛泽东》、《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与毛泽东》，冯治军著，皇福图书出版，被中国多家出版社以“叶永烈著”之名大肆盗版翻印，害得叶氏不得不公开向传媒澄清自己的清白，为出版界之罕见。
作为当事人，读了以上的文字，深为感慨：一是我在中国大陆对传媒所作的澄清，已经被香港媒体所知，被原作者冯治军先生、原出版社皇福图书出版公司所知；二是香港杂志也为此又作了明确的澄清。
记得，在2000年6月，我的文友林勇先生从温州龙港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刚刚买到我写的《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书。他也很惊讶：“封面上明明印着‘叶永烈文集’呀！”我马上请他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一看，那是以远方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冒名本，封面上还标着“国内首次出版字样”。
看了《毛泽东与*》一书的内容之后，我马上断定，这是把香港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冒用我的名义出版。因为我在香港曾经买到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我当即拿出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与这本冒名本《毛泽东与*》相对比，内容完全一样，就连错别字也照错！比如，原书内容提要第一句话：“《*与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富有神密色彩的政治‘禁区’。”冒名本上也照印“神密色彩”这样的错别字。这清楚表明，不法书商确实是用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翻版、加上我的名义印行的。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4）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通知我的律师富敏荣先生，请他立即发表声明，《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系冒名本，并非“叶永烈文集”。另外，富敏荣律师还致函内蒙古远方出版社，询问该社是否出版过《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不久，内蒙古远方出版社回函，告知该社从未出版过《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这表明，不法书商不仅冒用我的名义，而且还冒用远方出版社的名义。
此后不久，我的另一位上海文友吴基民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是到医院看望他住院的姐姐，见到姐姐手中拿着“叶永烈新著”《毛泽东与周恩来》。我明白，这又是一本冒名本。只是我希望得到这本“叶永烈新著”时，他再次去医院，他姐姐手中的书被人借走了。
我细细找寻这本“叶永烈新著”，终于在上海文庙附近的小书摊买到。这本冒名本也是以“叶永烈文集”名义印行的，封面设计与《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相似，看得出是同一个书商做的。
我发现，做这种违法生意的中国大陆书商，其实颇有头脑。他们把冯治军先生的这套作品冠以我的名字，而不冠以别的作家的名字，因为我写过《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给读者一种错觉，仿佛《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毛泽东与蒋介石》是同一系列的书。至于用“叶永烈文集”的名义，则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在分批出版“叶永烈文集”，同样给读者错觉，以为这也是“叶永烈文集”中的一部分。
据香港皇福图书公司告知，《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周恩来》三书除了在中国大陆有大三十二开本的冒名盗版本之外，他们在广东、福建一带还发现十六开本盗版本，同样以我的名义印行。这样的冒名盗版本在中国大陆大量发行，给冯治军先生以及皇福图书公司带来极大的损害。不少读者致电皇福图书公司，质疑《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周恩来》到底是叶永烈写的还是冯治军写的？
2007年10月25日，香港作家冯治军一家来上海的时候，特地到我家探望。彼此都一致谴责不法书商的恶劣行径，而我们却因此建立了创作友谊。
在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之后，一大批冒用我的名义出版的关于*十六大的“新著”出版了，内中有《新任总理*》、《中南海新领袖》、《高层机要秘事》、《新政坛风云榜》等等。值得提到的是，《新任总理*》、《新人物春秋》、《新高层机要秘事》这三本书，封面上印着“新疆人民出版社”，而版权页上却印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另外，所谓“东方文艺出版社”、“新潮文艺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等，都是凭空虚拟的。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5）
2003年5月，著名漫画家缪印堂先生在北京发现我的新著的一种盗版本，内中收入不是我写的《*传奇》一书。一位大连的读者尚金州先生给我寄来以叶永烈名义出版的上下卷《毛泽东一生家世》，七十六万字，冒用海南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
2003年10月23日，一百零六岁的宋美龄女士在纽约去世。半个多月后，就在离我家一百米的公共汽车站，我买到了一本书名为《复活蒋介石》的书，封面上印着“蒋宋美龄盖棺未论定”，还赫然印着“叶永烈著”！
2004年8月，我的在台湾工作的儿子忽然在电话中问我：“听朋友说，你最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不宣而战》，是写解放军攻打台湾……”我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长篇小说。
不久，就在上海闹市中心，见到一个戴着塑料头盔的小伙子打开摩托车储物箱的盖子，箱子里装满盗版书，正在“热卖”。就在这摩托车上，我见到署名叶永烈的《不宣而战》。按照“惯例”，不论封底上标价多少，这样的盗版书总是十元钱一本。我刚买下《不宣而战》，又见到另一本署名叶永烈的《北京战争》，当即又买了一本。
这本《不宣而战》四十五万字，是以“中国国防出版社”名义在2004年4月出版的。这是一部政治幻想小说，共二十四章，描写台湾的“总统”于2007年在台湾佳山要塞阅兵时遭遇兵变，被刺身亡。继任的民进党“总统”变本加厉推行*，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宣而战”，一举攻下台湾……
那本《北京战争》，居然也是一部政治幻想小说，冒用解放军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也是四十多万字，分十四章。这部小说写的是2013年至2015年的中国政局，写*高层的尖锐斗争以及*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
冒名出版的势头，已经越来越厉害。就内容而言，已经从最初拼拼凑凑的《杨钰莹红楼醉高官》，发展到推出完整的长篇政治幻想小说“新作”。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包括策划、编辑、排版、印刷、运输、销售的秘密的黑书集团。他们的*络，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正因为这样，他们出版一种黑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地摊上。一支支“城市游击队”纷纷出动，把成千上万册黑书销售一空。
为了反击盗版与冒名伪书，富敏荣律师在2002年选择了“3·15”前夕，在上海举行了“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的法律责任研讨会”。研讨会在上海电视台举行。我带去了各种各样的盗版本、冒名书，进行现场展览，铺满两张乒乓球桌。这次理论研讨会，对冒名出版进行了一致的声讨，并指出“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应负的法律责任。由于此前从未就“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的法律责任”举行过研讨会，所以这次研讨会的反响颇为强烈，诸多新闻媒体加以报道。
除了发现诸多冒用我的名字出版的伪书之外，令我惊讶的是，还出现了冒用我的名字的“伪手稿”！2005年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为此发表了报道《“伪手稿”惊现网络》：
本报讯 （记者 王洪波）日前，著名作家叶永烈致书本报记者，声明日前在网上进行拍卖的叶永烈手稿实乃伪造，提醒人们不要上当受骗。
叶永烈告诉记者，8月30日，他接到作家陈村打来的电话，说是“孔夫子旧书网” 上在拍卖叶永烈手稿，还附有手稿照片。叶永烈感到很惊讶。从1992年起，他就改用电脑写作，从此没有手稿。网上拍卖其手稿，势必是早年的作品。叶永烈赶紧按照陈村提供的线索上网查找，果真发现网上在拍卖标明为叶永烈手稿的《毛岸英之死》。叶永烈说，他虽然曾经多次采访过毛岸英的妻子、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但是并未写过《毛岸英之死》。幸好网上附有手稿的照片。一看，那是3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而他从来不用这种稿纸。放大手稿之后，看清那些字根本不是自己的手迹。再一看，在标题《毛岸英之死》下面，写着另一位作者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叶永烈”三字——这三个字也不是叶永烈的手迹！网上还有对这一伪造的手稿的评论：“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叶永烈随即给陈村发了E…mail，告诉他那不是自己的手稿。陈村很快就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声明：“叶永烈先生称这手稿是伪造的！”叶永烈也在这一网页上留言：“我查看之后，发现这根本不是我的手稿，是冒名的！我从未写过《毛岸英之死》。手稿的笔迹也不是我的。”不过，在声明发出之前，那份伪造的叶永烈手稿经几位买家角逐，已经成交。
叶永烈告诉记者：“冒用我的名义出版的伪书，仅限于我自己买到的，已经多达40多种，似乎‘司空见惯’了。然而，冒用我的名义的伪手稿，则是头一回发现。”叶永烈说：“往日只听说画家的画稿有赝品，如今作伪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作家手稿。”叶永烈希望借本报提醒喜欢在旧货市场上淘作家手稿的朋友：当心伪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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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频频光临（1）
作家和演员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职业，即便是我的作品被搬上屏幕，也用不着我在屏幕上抛头露脸，更用不着我去讲话。可是，眼下电视台流行对话节目、专访节目，不断把我也推上了屏幕。
说实在的，我的职业是往日伏案写作，每日面对电脑，总是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工作。我并非那种口齿伶俐的人。记得即便在上大学时，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也还有点儿紧张。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去湖南参加“大炼钢铁”，在小县城里给学员们上课。我原来准备讲一小时的，一上台，好紧张，只用了五分钟就讲光了，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
幸亏，在结束那十年苦难的日子之后，我被推上讲坛，作各式各样的报告，使我渐渐练出了面对公众讲话的能力。也正因为有那么一点演讲经验，这样，我被推上屏幕，也就不那么紧张，不至于像当年在小组会上发言那样。
电视台的“热门话题”也真多，导演们找我谈五花八门的话题：从谈谈我的创作、签名售书，到谈毛泽东、毛岸英、*、陈云直至“*”、“四人帮”、“样板戏”、《海瑞罢官》；从国际汽车展，展望新世纪，使用电脑的体会，到中国乒乓“让球”的历史，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史，彭加木失踪之谜……都是“谈谈”，都得“开口”。
我的访谈节目，大部分是在电视台的录像棚里拍摄的。我曾经多次专程飞往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在北京电视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北京摄影棚拍摄访谈节目。在北京我先后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董浩、鞠萍、周倜以及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鲁豫、胡一虎、黄健翔的专访。我也曾接受河北、辽宁、广西、甘肃、浙江、天津、哈尔滨、大连、山东、新疆、四川等等诸多省市电视台的专访，其中最多的是我所居住的城市上海和我故乡温州电视台的采访。河北卫视先后就我的作品《追寻历史真相》、《“红色三部曲”》和《*改变中国》制作了三期访谈节目。我还曾接受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台湾凌峰的专访。
但是，也有一些电视台以为书房更能体现作家的写作环境，所以也就把灯光和摄像机搬进了我的书房。
书房原本是我安安静静读书、写书的地方，然而不时有媒体记者光临，于是书房也就热闹起来。特别是电视台摄制组的光临，亮起耀眼的灯光，书房也就不再平静。
一次次在书房里的电视访谈，把我的书房搬上了银屏。其中特别是几个关于我的书房的专题节目，形象地记录了我的不同时代的书房
最早在我家进行拍摄是1978年，那时候我还住在简陋的斗室之中。1978年1月14日，《文汇报》在第四版以大半版篇幅推出关于我的报道，引起上海电视台女导演富敏的注意，率摄制组前来拍摄了半小时的专题片。
媒体频频光临（2）
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更没有录像机。我是在隔壁邻居家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看了上海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这是关于我的陋室的珍贵记录，可惜由于没有录像，已经无从寻觅。富敏后来由于导演了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上海人在东京》，成为全国十佳女导演之一。
1987年，上海高教录像出版社的摄制组在我家拍摄了《叶永烈与大学生谈创作与学习》。当时，已经迁进“新工房”的我，还只有“阳台书斋”。那里太小，他们在我的一个大一点的卧室里拍摄。好在这个一小时的节目是作为录像读物公开发行的，我保存了这个节目的录像带。
当我在“新工房”里增配了一套房子，有了一间十平方米的书房，1996年5月6日 上海电视台“文化长廊”播出的《叶永烈与他的“沉思斋”》，是那个书房的完整记录。
在我迁居之后，有了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书房。2003年4月16日上海卫视的“人在上海”节目，播出《畅销书作家叶永烈》专题片，节目主持人为劳春燕主持，这个专访是在我的新书房里进行，详细介绍了我的新书房。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播出的《作家自述·叶永烈》，也介绍了我的书房“沉思斋”。
我如今的书房以及用游泳池改建的藏书室，则多次见诸于屏幕。其中有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视觉”节目在2004年6月27日播出的叶永烈专访，编导为宋恺如。2005年12月30日天津卫视“中国人”节目《连接历史与未来的人——叶永烈》，也详尽介绍了我的书房“沉思斋”。
在书房里拍摄的访谈节目，印象最深的是三次。
一次是1995年，我还住在“新工房”里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组光临。
记得，首先打电话来的是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编导胡维捷。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开辟“东方之子”栏目不久。胡维捷带着摄制组，从北京来到上海，到我家采访。那天，还来了一个节目主持人，名叫胡健。她不是那种青春型的女主持人，已经年近中年。她本来在《工人日报》当记者，除了写各种报道之外，还写了许多文学作品，所以她还是一位女作家。
胡健的采访，就在我的书房里进行。她似乎事先已经看过很多关于我的报道，所以她事先只跟我随便聊天，并没有谈及采访的本题。当灯光亮起来了之后，她就接二连三向我发问，我随口而答。就这样一问一答，就完成了采访录像。此后，他们在我家拍了一些背景和资料镜头，就结束了。
1995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东方之子”中播出了关于我的专访。由于第一套节目（如今的一频道）的收视率很高，各地朋友从屏幕上看到了我的书房。此后，我在2000年2月28日我再度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的嘉宾，不过那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棚里拍摄的。
媒体频频光临（3）
1995年，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离开不久的10月，日本NHK的摄制组来到我的“新工房”里的书房。他们前来采访，是要我谈江青。
NHK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在中国。日本NHK电视台的摄制组，一行四人，即导播、翻译、摄影、摄影助理。翻译邱英哲先生是台湾人，在日本生活了20来年，已经加入日本籍，日本名字为“朝丘英哲”。他曾多次来中国大陆。摄影佐佐木真司先生也曾来过中国。不过，导播大龙裕史先生和摄影助理汤浅拓史先生，却是头一回来中国。
到了我的书房之后，导播讲明意图，摄影助理迅速架好摄像机，摄影师进行拍摄，配合非常默契。然而，邱先生却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分别来自三个公司，这一回还是头一次合作。
在中国，电视采访往往是由节目主持人与被采访者交谈，而日本电视台这一回不用节目主持人，只是让翻译坐在摄像机前，向被采访者提问。这样，在画面上，只出现被采访者，我觉得太呆板。拍摄时，由导播提出问题，翻译译成汉语，而在被采访者作了答复之后，又由翻译译成日语，导播听后，再提出问题……这样来回翻译，所以拍摄工作时间就不能不很长。他们录下全部谈话。在翻译译出被采访者的话时，不仅导播作边听边作记录，而且那位摄影助理也在作详细记录。看得出，摄影助理也兼做导播助理的工作。这样一个顶俩，可以节省人员，节省费用。
导播大龙先生长着络腮胡子，不苟言笑。他是属于那种喜欢“现场发挥”的导演。到了现场，按照剧本原本只拍两个镜头的，他往往要加这个，加那个，起码要拍五六个以至七八个镜头。这样“加码”，也就使工作量陡增，工作时间拉长，而摄制组成员对此毫无怨言。大龙很认真，他一说“要星星”，我就知道他要向我提问了。在日语中，叶先生的发音是“要星星”。我不断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喜欢盘根究底。直到我的回答使他满意，他这才向“要星星”表示谢意。他在我家采访时，我本来以为拍摄几分钟就完事，谁知他连珠炮似的问“要星星”，竟拍摄了四小时之久。拍完了，已是下午一时，大家正准备吃午饭，大龙却领着摄影师到我家附近的菜场去了，在那里拍摄——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菜场跟日本完全不同，于是，要求摄影师拍些镜头作为资料。他们忙着拍塑料盆里游着的基围虾，拍鹌鹑蛋，拍关在铁丝笼里的鸽子，拍甲鱼……
日本电视台又一次光临“沉思斋”，又是要我谈江青。那是在2008年9月4日。日本电视台在日本是仅次于NHK的电视台。
日本人很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