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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权术的坏皇帝，而不会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皇帝。特别是被吹捧为“彻底革命派”的李逵之类，一旦取高俅而代之，流氓无产者当权，结果无非是胡作非为，不会比高俅好到哪里去。
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5）
毛泽东的历史观，把人类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就很值得商榷（因为人类形成阶级之前，也应该有“历史”）；至于他说的“农民起义一次，生产力就大飞跃一次”，则绝对是错误的论断。正确的结论，似乎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一次，生产力就遭到一次极大的破坏”。张献忠、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以后，义军杀过去，官军杀过来，到了崇祯年间，全国杀得只剩下了不到五千万人口（注意：当时的江南基本上没有遭到太多的兵燹，可见陕西、河南、四川等地还剩下了多少人），整个四川都快没人了，不得不来一个“湖广填四川”。田是要人来种的，工也是要人来做的，人都杀光了，还谈什么“生产力的飞跃”？但是这就是真实的、惨痛的历史，是社会发展中所必须经过的历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不但把所有的人类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还特别欣赏 “流氓无产阶级”。他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但是马克思却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中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像李逵这样出身农村的流氓地痞杀人犯，也曾经被“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如姚文元之流吹捧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但是我却绝不相信他们的“革命性”。鲁迅笔下的阿Q，肯定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无疑；他对革命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向往，也不过是到“秀才娘子的床上去滚一滚”，然后再把吴妈或小尼姑据为己有。阿Q的“革命”，宋江、李逵等人的“革命”，从他们的人性和阶级本性出发，绝不会比张献忠好多少。
这些道理，六百多年前的施耐庵，当然是不懂得的。他出于本人、本阶级、本民族所受到的压迫和痛苦，迫切希望推翻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但是他也和封建社会所有的士大夫阶层一样，头脑中不可能突然间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他们的头脑中，最最理想的社会，是有一个英明的好皇帝，有一个贤明的好宰相，没有战争，没有盗匪，官员廉洁奉公，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反过来，如果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到处是贪官污吏、土匪恶霸，甚至还有不讲理的异族统治，那就应该起来造反。至于造反以后应该怎么样，可就不是他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所能够想到、所能够解决的了。
因此，施耐庵编撰《水浒传》，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鼓动人民起来反抗，宣扬民族励志，呼唤的是“民族强悍”，并指出一旦参与造反，就不能投降，一旦投降，结果等于自取灭亡。宋江故事，只是这个中心思想的外壳。
简短的结论：《水浒传》不是一部写农民起义的书，宋江等人只是盗匪，而不是农民起义军；也许可以称为“好汉”，但绝不是英雄。其中大多数是“铁杆儿歹徒”，一向作恶多端；只有少数几个人是被奸臣贪官所害，被逼上梁山；有的还是被梁山盗匪所害，无可奈何才成为盗匪的。他们只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没有施恩泽于人民百姓，更没有想到要去抗击全民族共同的敌人：辽兵和金兵。作者客观地暴露封建统治的残酷与黑暗，宣扬“霸意识”，暗示“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动百姓造反，呼唤全民强悍。但是囿于作者的认识水平，不能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该怎样，只能指出要造反就要彻底，投降是没有出路的。施耐庵当然知道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是坏人，但是在异族统治下，一方面敢于反抗就是积极，一方面也希望社会越乱越好，社会越乱，越不好治理，就越便于推翻。因此，他的“善杀人者即英雄”观点，违心地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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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1）
《水浒传》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最简单的答复：《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土匪强盗的书。
土匪强盗，几乎是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都有的。描写土匪强盗的书，世界各国都有。《水浒传》的特点，不但详细描写了土匪强盗怎么杀人放火，而且深入地揭露了这些土匪都是怎么来的。因此也可以说：《水浒传》是一部专门描写“土匪成因”的书。
梁山泊聚集了一百单八个土匪头目，还有两万个小头目和小喽啰。这些大小土匪是怎么形成的呢？《水浒传》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首先是贪官污吏地主恶霸的陷害。典型的例子是林冲和解珍、解宝。他们都是安善良民。如果不是有人要他们的命，哪怕生活再苦再不如意，他们都能“忍”。从本意上说，他们并不想当强盗。他们被逼上梁山，目的只有一个：求得自己的活命。为了自己活命，他们就不得不杀人，不让别人活命。这就是一条从良民变为土匪的发展道路；一条和“本意”、“本性”矛盾着的道路。
林冲这个个人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是在不断地变化的。被高衙内迫害，人们可怜他的遭遇；被解差折磨，人们并不同情他，猪狗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不抗争？山神庙前杀陆虞候，人们称赞他终于觉醒；到了梁山泊，王伦要他下山杀人作为“投名状”，他居然“遵命”，就开始不赞同了：你要活命，怎么不想想人家也要活命？按林冲的性格和为人，就应该“拂袖而去”，绝不为自己活命而残杀无辜。可以这样说：自从林冲答应王伦下山杀人，善良而安份守己的林冲就已经“死”了。从此以后的林冲，就是失去人性、不讲是非、只求自己活命的歹徒了。
其次是犯罪分子为了避难而做土匪。典型例子如宋江、晁盖。他们或因为抢劫，或因为杀人，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了，不得不逃到山上，以抢劫谋生。
有的人是交游不慎，误入歧途。典型例子是史进。他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一生吃穿不愁，而且当着里正，在乡村里也是个“一呼百诺”的人。但是他崇尚“江湖义气”，和少华山上的土匪勾结上了。从此一步步和土匪靠近，最终弄了个家破人亡，自己也当了土匪强盗。
梁山好汉中占比例最多的，其实是游民和铁杆歹徒。典型例子如张青和王英。他们从来不干好事，为任何一个社会制度所不容。
此外还有少量的人，是被宋江、吴用等人设计骗上山去的。典型例子如卢俊义、徐宁、金大坚。他们实际上都是受害者。
所有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造反”，更不用说“革命”了。他们或者安于现状，希望长期占领梁山泊，永久“快活”；或者等待朝廷招安，从而达到做官的目的。
施耐庵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如实地描写了这些土匪强盗的成因，恰如其分地歌颂了他们的英勇，并没有拔高他们；也没有掩盖他们的种种劣迹。惟一一个拔高了的、不太真实的人物是宋江。但也可能有不得不如此写的苦衷。
《水浒传》分明是一部鼓励百姓造反的书，明清两代也的确有一些“造反派”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水浒传》的影响而起来造反的。例如明末的张献忠，尽管他识字不多，却多次让人家读给他听过并十分推崇《水浒传》。当然，这和张献忠本人的“土匪性格”也有很大关系。在封建帝王统治时代，《水浒传》的确或多或少地曾经起了“造反教科书”的作用（但绝不是“农民起义教科书”，因为它不可能引导农民起义走上正确的道路）。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对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水浒传》对封建社会的罪恶，几乎都有涉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北宋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风俗画长卷。《水浒传》所描写的涉及面极广，万历十七年刻本《忠义水浒传》天都外臣（汪道昆）的《序言》中说：“载观此书，其地则泰、晋、燕、赵、齐、楚、吴、越，名都荒落，绝塞遐方，无所不通；其人则王侯将相，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驵（zǎnɡ）侩舆台，粉黛缁黄，赭衣左衽，无所不有；其事则天地时令，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刑名法律，韬略甲兵，支干风角，图书珍玩，市语方言，无所不解；其情则上下同异，欣戚合离，捭阖（bǎi…hé百合）纵横，揣摩挥霍，寒喧颦笑，谑浪排调，行役献酬，歌舞谲（jué决）怪，以至大乘之偈（jì记），真诰之文，少年之场，宵人之态，无所不该。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难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又同书卷首怀林写的《又论〈水浒传〉文字》中说：“《水浒传》虽小说家也，实泛滥百家，贯穿三教。……至于战法阵图、人情土俗、百工技艺，无所不有，真搜罗殆尽，一无遗漏者也。” 这些评价，应该不是“溢美之词”。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历史、地理方面的漏洞或曰“硬伤”，但是在那个参考资料不像今天这样充足、这样便于寻找的时代和写作环境下，能够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团体该说是一件十分不简单的事情。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2）
《水浒传》的人物描写，对于早期白话小说来说，已经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全书重要人物中，至少有一二十个人各有各的面目，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一批啸聚江湖的“绿林好汉”们各自的独特性格。特别像宋江这样的“伪善者”的性格和面目，的确非常难写。这一百单八个“好汉”，每人有每人的语言，通过这些语言，各人迥异的性格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李逵的粗心大胆、率直浑厚；鲁达的粗中有细、仗义刚正；武松的勇武利落、胆大心细；林冲的安份守己、忍辱谦让；宋江的假仁假义、心狠手辣；通过他们的语言，无不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全书大故事套小故事，长篇中包含短篇，至今仍然生发并影响着众多文艺作品。小说语言生动活泼，高潮迭起，可读性极强，是中国长篇侠义小说的鼻祖：明清的侠义小说，以及现当代的武侠小说，尽管主导思想并没有继承其“霸意识”，但至少在人物描写上都受到过《水浒传》的影响。
当然，也有人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男人小说”。因为它粗犷野性，大刀阔斧，多数好汉不近女色，没有卿卿我我的细腻爱情，所描写的六个女性，三个是淫妇，三个是强盗婆……
《水浒》故事和人物还涉及了许多艺术领域，五百年来，曲艺、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雕塑等各门类艺术家接连不断地对《水浒传》进行着一次次的再创造。
《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它真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以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老百姓之所以要起来造反，根本原因就在于日子过不下去，是“官逼民反”。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使这群人不再仅仅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而成为“造反有理”的“叛民”。——尽管他行的是“强盗”的“道”，说的是“强盗逻辑”。
其实，整部《水浒传》中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人并不多；真正讲义气的人也不是很多（鲁达可以算一个）。像林冲那样的“安善良民”，上山当强盗的确是出于无奈，既然无缘无故被剥夺了活路，最后只有被“逼”着上了梁山。但是，晁盖、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之类，却没人逼过他。尤其是晃盖，家中颇为富足，却仍然一听说有“不义之财”，就坐不住了，就要去“劫富济己”了。“官逼民反”，作为一种社会规律是绝对不错的，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却不是这样：真正的“顺民”往往是逼也不反，而所谓的“好汉”们，却往往是不逼也要反。
这些不逼也反的，是“民”中被称作“好汉”的一部分人。他们自称或被称为“好汉”，其实就是盗贼，更是官员的候补（当时的民谚：“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先当土匪后受招安，也是当时武官们的“仕途出路”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军阀时期，土匪出身的武官数量仍然很多）。这些人不习惯老老实实、辛辛苦苦地过日子，不愿意以自己的劳动谋生，但是却特别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活”生活。因为“聪明人”都知道，以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是最笨的办法，远不如依靠收税、收租或者抢劫来得容易。既然他们手中没有收租收税的权力，惟一的出路就只有抢劫。这是 “好汉们” 与顺民不同的活法。——这些“好汉们”一旦取得了政权，他们能对老百姓好吗？
听说有人押了大批财宝路过某地，“好汉”们就奔走相告：“来了一笔富贵。”就必须劫为己有。所谓“七星聚义”，聚的是什么“义”？只因为所抢的钱财是贪官的，是不义之财；如果抢来救济贫困，当然可以称之为“义举”；但是抢来之后据为己有，还被称作“义”，这就非常勉强了；就是强盗逻辑了。施耐庵一定要这样说这样写，说明他的“立场”，是牢牢地站在“盗匪”这一边的。即便在今天，如果有人抢了某个贪污腐败分子的钱财据为己有，案发以后，依旧要作为盗匪判刑而不是作为“英雄豪杰”歌颂的。
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3）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的历史实际上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好官能够让人做稳奴隶，贪官污吏使人做不稳奴隶。《水浒》中的好汉，可是连奴隶也不让人做稳的。试想：如果宋江真的“打上东京，夺了鸟位”，能比赵佶好么？李逵做了太尉，流氓无产者专权，能比高俅好到哪里去吗？
小说固然说的是宋朝的故事，但是任何一个小说作家在写书的时候，都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揉和进去，读者和听众也会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就是《水浒传》的积极因素所在，也是封建统治者要把它列为禁书的主要原因。
由于受历史认识水平的限制，《水浒传》中所宣扬的“忠义”和“替天行道”，都是有其局限性的。“忠”，首先是对皇家的忠。当时人的观念，皇家就是国家，“尽忠报国”就是忠于皇上。因此宋江等人在受招安之前，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这个“天”，实际上就是代表“天道”的皇上。因为皇帝都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是“天命所归”，他所奉行的就是“天”的意志。只是如今皇帝宠信奸佞，是奸臣蒙蔽了皇上，是这些贪官污吏们不行“天道”，于是我们这些做强盗的就来“替天行道”。——其实，这是一种给自己脸上擦粉的“强盗逻辑”。一百单八将聚义以后，宋江建议请和尚道士设坛超度被他们害死的平民百姓，就是这种“强盗念经——假慈悲”的集中体现。而受招安之后，不单要去“征辽”，打击异族入侵者，还要去“征方腊”，打击不忠于皇帝、要取代皇帝的造反者。于是宋江等人的旗帜就从“替天行道”改为“顺天”和“保国”了。尽管宋江等人自称具有耿耿忠心，招安之后奋不顾身地为皇家拒外敌、平内乱，但是终究逃脱不了被打击、被毁灭的最终下场，——也是客观规律所“注定”的覆灭下场。因此可以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宋江等人的真实思想和当时社会的客观存在。批评宋江不该征方腊，就好像批评岳飞不该镇压杨幺起义、曾国藩不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吴德不该镇压四五天安门悼念活动一样，不是真正的无知，不懂得“历史首先是在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就是有意装傻充愣，用阶级偏见来解读当年的历史。——看历史，只能“纯客观”，不能带有任何“阶级感情”，不然，就会掉进“阶级偏见”的泥淖（nào闹）中无法解脱。——有人认为只有“阶级的历史”，而没有“纯客观的历史”，只承认“无产阶级”一家，其结果，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中学生没有俄国史可读，不得不从法兰西“进口”纯客观的历史，或曰“资产阶级的历史”。像这样的“历史事件”，我们应该引以为教训！
至于《水浒传》中再三宣扬的“义”，则主要是指江湖好汉的“义气”，其中与国家的标准即“国法”、和人民的标准即“天理人情”无关。所以朱仝放了抢劫犯晁盖，不说他“渎职”，却说他是“义释”；武松替黑社会头目施恩打击另一个黑社会头目蒋门神，不说是“黑吃黑”，却说是“义夺”，——这，不是施耐庵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做“义”，就是他在故意偷换大前提，有意进行误导。
封建社会的下层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免受暴力的欺压，产生了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江湖义气”。特别是在流落他乡的游民身上，这种“义”的要求和表现特别强烈。先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始，继而发展到“救困扶危，杀富济贫”。这种“义气”，在尔虞我诈的官绅阶层中是绝不存在的；在封建士大夫中也不可能存在。但是宋江所宣扬的“义”，第一只限于以小恩小惠结交江湖好汉，第二又必须服从“忠”这个前提。于是相对说来具有一定革命性和先进性的“义”，就不免黯然失色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宣扬的是“团结”、“友爱”和“互助”，是以“群众利益”为前提，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大同世界”的雏形。《水浒传》所宣扬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意识”，是以自我为中心，眼睛里根本看不见“群众”。最多也只看见梁山上那几个“好汉”的小集团。不然，宋江就不会为了逼降一个“草包将军”秦明，居然忍心杀害青州城外上千无辜的平民百姓了。——难道这些百姓，不在“四海之内”，不属于“兄弟”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