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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般的说法，黄帝以下诸帝，部落联盟逐渐扩大，战争也变得频繁起来。到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到了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族的战争获得了较大的胜利，使当时势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苗族和黎族被迫退到长江流域，黄、炎族开始占有了黄河中游两岸的中原地区。从流传下来的史料可以看到，神农时用石头做兵器，黄帝“以玉为兵”，到了禹的时候则用铜做兵器。如此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奠定了伟大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基础。
在流传下来的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尧、舜、禹的帝位传承是采取“禅让”的制度。当尧在帝位的时候，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承人。舜受到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后的舜像先帝尧一样，是位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依例咨询众人，听取各方意见，最后推选禹为自己的继承人。舜死，禹继位。继位后的禹仍照过去方针办，依原有的制度，将皋陶（偃姓，夷族）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想不到这位皋陶未来得及即位就一命呜呼，撒手人寰。众人与悲痛中又推举皋陶的儿子、曾发明凿井术的伯益为继承人。想不到历史总是和皋陶父子过不去，当禹死后，应该继为帝的伯益正在梳洗打扮，穿衣戴帽，未来得及登常入室蹲坐大位，蓄谋已久的禹子启，就率领一帮狐朋狗友和私人武装，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将伯益的衣服扒光，帽子打掉，于慌乱中踏着流淌的鲜血进得厅常，爬上大位，自称为帝。从这次政变开始，原来的“禅让”制度被废弃，“公天下”从此变为“家天下”。这一重大历史性转折，影响了以后几千年中国的政治制度，自此历代帝王都以“家天下”为己任，世间的一切再也没有小老百姓们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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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直面历史的遗产（8）
自启篡位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增多，启之后的政治集团和所属部落渐渐强盛于众小邦之上，各种制度日趋完善和巩固，原来的部落联盟渐渐向国家过渡，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形成了。
往事越千年
从历史记载看，夏代从禹开始至最后一个帝桀终结，共为17世，总年数为471年或431年，其世系表为：
就在夏王朝建立并走向鼎盛的时候，在东方一个称为商的小国也在崛起。据司马迁《史记》载，商的始祖名叫契，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这位简狄在沐浴时遇到一只玄鸟下了一个蛋，简狄拾起来吃了下去，从此怀孕，之后生下了契。
尧舜时，契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司徒之职，其封地在一个叫商的地方，因而称为商族。
契死后，他的儿子昭明继位，昭明死，其子相土继位，相土是一位武功烈烈的国王，曾发明了马车等运载工具，其势力曾一度达到“海外”。当商族迈入文明的门槛时，产生了一位著名的商王，名叫王亥。相传，王亥在马车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牛车，大大提高了车的功用，给人类的生产运输以及交通都带来了极大方便。据记载，王亥曾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后来到了一个叫做有易的部落进行贸易，受到当地人的盛情款待。像大多数后世暴发户一样，腰包鼓起，志得意满的王亥于得意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竟以帛和牛为诱饵，色胆包天地在有易部落做起了引诱、奸淫女人的勾当。有易部落的男人们见这个外来的小商人，自视手头有几匹帛和牛，就以为处己是世界霸主，丧心病狂地公开行淫乱之事，遂大怒。经请示部落首领同意，于月黑风高之夜，一大汉持刀欲室，将正在与有易女子行淫乱之事的王亥“咔嚓”一声砍头了事。
王亥的死讯很快传到商族部落，其弟王恒认为自己的兄弟为了几个女人命丧黄泉，很是窝囊，盛怒之下率领一干人马杀奔有易族，除夺回了王亥带去的牛车与帛，还占领了有易部落的土地，抢夺了大批女子和财物，算是为其兄报仇雪恨。——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商在灭夏之前已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小国。随着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国势渐渐强盛，最终形成了以商代夏的趋势。
自王亥之后又过了好几代，商国又出了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人物，名叫汤。这位汤王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广施仁政，国势再度加强。汤把自己的都城从叫商的地方迁到一个叫亳的地方，然后开始作灭夏的准备。这期间，汤王得到了两个极有才干的人物伊尹和仲虺的辅助，许多部落被征服，商的国力更加强大，灭夏的条件渐已成熟。
夏的最后一个帝，名叫桀，其人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所爱的世间之物除了美酒便是美女，号称“二美”。当时居住在今河南西部一个叫斟鄩的地方。汤在灭夏之前，首先灭掉了夏在东方的韦、顾、昆吾等三个附属国，然后倾全力发动了对夏桀的进攻。桀、汤之间经过11次激战，桀终于力不能敌，全线溃败。夏桀率领残兵败将逃到了一个叫南巢的地方，从此宣告了夏王朝的灭亡。
夏朝灭亡后，汤率部回到了亳都，自称武王，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商代夏的新时代开始了。
许多历史记载都说商族经常迁都，汤打败夏之前先后迁都8次，灭夏后又迁过5次，直到盘庚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才不再迁都。商后期又称殷，或殷商并称。从记载看，商王朝的领土大约与夏统治的区域相似，介于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之间，而权力所及的地区可能达到了今陕西、辽宁甚至朝鲜半岛，这些地方是当时的夏朝权力伸展不到的。
自盘庚迁殷之后，又传了8代12王，历经200余年而灭亡。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和铸冶工艺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到了最后一个叫纣的国王统治时期，商的国势已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牧野一战，终于使商王朝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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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直面历史的遗产（9）
纵观商的历史，自契到汤凡14代，从汤灭夏到纣凡17代30王（汤子太丁早死，不计在内）。总积年有496年、629年等不同的说法。其世系为：
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宣告了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周武王自此成为天下的共主。
周武王之后，继位的分别是成王和康王，在这两个王执政的四十多年间，人民休养生息，社会安宁，天下太平。史载成康之世刑措四十年不用，其国势达到了整个周王朝的全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继短暂的成康盛世之后，周王朝日渐衰落。又经过几代，到周厉王时，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当政的周厉王又偏偏是一位极度专制的君主，除暴虐、骄横之外，还特别喜欢重用奸佞小人掌管朝政，搞得朝野内外乌烟瘴气，天下民众痛苦不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民众只好集合起来举行武装暴动，周厉王一看这阵势，知道颓局难挽，在性命堪忧的情形中，只好弃却豪华的宫殿和成群的美女，于混乱中偷渡黄河逃走，自是捡得了一条性命。此次暴动堪称是古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人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伟大壮举。由于厉王的出逃，使得周国无君，天下无主。当政治形势稍趋缓和后，在诸侯的推举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周厉王的职权，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共和”政治，而召、周二公行政的始年称为“共和元年”。——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若以公元纪年计算，这一年为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出逃后，一去不复返，这个以国人为基础，由公卿执政的无君之邦，无王之天下，在经历了14个春秋之后，随着厉王在彘的死亡和其太子静（宣王）的继位而宣告结束。
由于宣王自小就历经艰苦磨难，即位之后，认真听取召公和众公卿的建议，努力治理政事，一时颇有中兴气象。令人扼腕的是，当周王朝的历史到宣王一代，外患实在太多太大，西北有强劲的戎部族侵扰，东南有夷族劫掠，南面有楚部落的进逼，虽然在召公和宣王的努力下，最终把诸夷一一平定，但周王朝的国力也大大衰弱，一蹶不振了。
宣王之后，继位的是中国历史上颇为著名的幽王，这位幽王之所以著名，不是像他的祖辈如文王、武王那样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和业绩，而是他的暴虐、淫乱和荒唐之举，久传不衰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便是他的“杰作”。本来当幽王即位之时，周王室已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袭来，周王室大厦即将倾塌。但这位幽王似乎并不把这凶兆险境放在心上，一味地走鸡溜狗，寻欢作乐，尤其在得到了一个叫褒姒的女人之后，更是骄淫无耻，荒诞暴戾。当他一意孤行地废去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之时，激怒了申后的父亲申侯，这位申侯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实力，一气之下约集了鄫国与犬戎等部落，联合发兵攻周。气数已尽的周王室力不能敌，镐京城陷，幽王在败逃中被杀死，西周宣告灭亡。
幽王死后，鉴于镐京在战火中化为瓦砾灰烬，无法再作为都城，申侯便在自己的国土上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21年后，周平王在晋文侯的帮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以周公早年所建的东都洛邑为京畿之地号令天下，后人始称东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即鲁隐公元年，相传这一年孔子始作鲁国史《春秋》，从此历史进人了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周王室虽然还有天下共主的名分，但政治重心却渐渐转移到列国霸主的身上，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急剧动荡、频繁变革、战争连绵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世系表为：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和—宣王—幽王
第二章 在新世纪的光照里（1）
疑古、信古、释古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传把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述下来的，只是到了文字产生之后，远古的历史和现实发生的事迹，才用各种书写工具断断续续地记载下来。由于口耳相传的缘故，对于远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后人增益、编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汉代典籍中对于古史的记载就变得互有差异，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三皇”、“五帝”的记载，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说法。如商的始祖简狄吞吃玄鸟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等，显然是神话，若以今天的科学眼光分析，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关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圆其说的古史系统，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学者产生了疑古思想，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一种疑古思想的萌芽阶段，并未形成对伪书、伪说考辨的气候。真正形成气候则是秦汉之后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尽灭六国，定天下为一统后，围绕一场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在丞相李斯的鼓动和蛊惑下，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关于焚书之事，秦王朝明令规定，“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不难想见，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焚书，对先秦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国史书损失尤为惨重。正如司马迁所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但是，由于《诗》、《书》及诸子书“多藏人家”，则远没有被烧绝，故而到了西汉初年，“时有失而复见者”，重新被发现的古文经共有十种，如《周易》、《尚书》、《毛诗》、《礼记》等。古文经的不断发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这场学术之争，导致了后世大量伪书的出现，并直接影响着辨伪学的发展。
自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学术界升起了一股疑古风潮，在这股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一个“古史辨派”也随之滋生发展起来，这一派别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历史进行一次总清算的大旗，一时间甚嚣尘上，几站占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按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清算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号称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历史骤然被缩短了一半，流风所及，遍及海内外。极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响，使许多国内外华人丧失了对古籍和传统古史的信心，对中国文明从兴起到繁荣的夏商周三代产生了怀疑。此后的部分学者虽没有完全否认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却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武断地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历代相传的古籍文献如《尚书》、《左传》、《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到底全是传说还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在学术界思想陷入迷茫与混乱的时刻，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文明的探索仍怀有满腔热情和足够的信心。他们以“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为学术思想指导，从狂热的论争和迷茫混乱的思想态势中悄然走出，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以求得对中国古史的认知。1925年9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
正是凭借这一学术指导思想，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1899年开始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译，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极端疑古派的结论，在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同时，也轰然撞开了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遥远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门，从而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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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新世纪的光照里（2）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文字，它们的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们“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之前，它只是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药店。而一旦这些古文字被确认之后，天下震惊，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由此开始。
据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皇家大学校长）的王懿荣得了疟疾病，用了许多药仍不见好，京城里有一位深谙医理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懿荣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药买回来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验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金石学家对古物鉴定的敏锐，他立刻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所研究的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这个意外发现使他兴趣大增，于是又派人将达仁堂中带有文字的“龙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收购。不久，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范维卿又携带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另一位古董商赵执斋也携甲骨数百片来京，被王懿荣认购。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懿荣久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
甲骨文被确认之后，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王懿荣不仅是确认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并定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揭开了商代历史研究、确认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王懿荣搜求千余片甲骨，准备着手深入研究之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为国子监祭酒兼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面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自感无力回天，愤而投井自尽。
王懿荣与他刚刚开始的新事业诀别了，甲骨文研究的命运也面临着是生还是灭的又一轮抉择。所幸的是，这一事业被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继承了下来。
随着甲骨出土地点被确认，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对甲骨文所在时代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罗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认为甲骨是“夏殷之龟”的观点，而确认为是商代之物。也就在这一年，罗振玉应日本学者答林泰辅的约请，写出了著名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此时的他已释读出一定数量的甲骨文单字，并“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在这部著作的“序”中，罗振玉进一步考证小屯村为“武乙之墟”。
1911年2月，罗振玉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了50天，不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1．2万多片，分两次通过火车运往北京。1914年，罗振玉通过对大量甲骨的进一步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此地为“武乙之都”，并在新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又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宣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1916年3月30日，从日本归国的罗振玉由上海赶赴安阳作实地考察，除了考证其地为殷代晚期都城外，还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名作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发表、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