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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遗传决定论做基础，西洋文明支配世界就有了“正当”的理由。人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人的能力影响着文明的形成，而人的能力又是一种普遍性尺度。西方人与其他人的差异就是能力差异，既然是能力的差异，自然可以分出高下优劣来。西方人有一种“西方文明就是普遍文明”的心态，白人人种又是形成、推广这种文明的主力军，因此，西方人更倾向于站在遗传决定论的角度探讨人种。
虽然在日本也曾出现过以日本人种为豪的观点，但诸如“日本人和别的国家人不同”等单纯强调人种差异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在战前，一些激进的日本思想家曾在日本人种的优越性上大做文章，但到了战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鼓吹人种优劣的危险，要求慎重对待有关人种优越性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绝少有人公开论及人种优越性。
人种就好比让战士们集合起来的号角，它唤醒了人们的“我们”意识，让人们突然感觉到，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而这个集体中的每个人又都被一种心照不宣的共通感凝聚到一起。英美国家的社会学家在研究人种时注意到这种让人们集合起来的共通感，但同时，被人种唤醒的人，还具有一种排外性。就像人们熟悉的“小圈子”现象，“小圈子”一方面让其中成员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一方面又总是和圈外之人保持距离。
在探讨日本的情况时就要注意到这一情况，日本人喜欢从人种的角度出发，思考“日本人式”的问题，强调对外集团的否定，即人种的排外性。英美学者则习惯通过捕捉各个集团的特质，考察集团中人的特性，来感觉它们人种化的过程。
已经人种化了的集团，往往存在着已经稳定下来，不会轻易更改的特质，为了方便研究，这种特质经常被一些象征性的词语指代。看到这种象征，集团内的人以及对这个集团了解较深的人马上就心知肚明，而集团外那些对该集团知之甚少的人就会一头雾水。日本人喜欢用“日本人的血”象征唯独日本人种才有的、与生俱来而又永恒不变的东西，一看到“日本人的血”，日本人就会反应到，这是在形容日本与其他民族的内在差异。在解释日本人和其他国家人有什么不同时，他们也多会搬出“日本人的血”作为论据，但外国人一眼看到这个名词时，却很有可能单纯地将其理解成“日本人的鲜血”。
除了少部分加入日本国籍的外裔人和混血儿，日本人一直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是日本人，就在于“血”。在日本，“纯血主义”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日本人主张的“纯血主义”有无菌繁殖的意味，认为构建起日本文化的只能是“日本人的血”，而绝不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在日本企业也能看到“纯血主义”的影响，日本人的跳槽率低得出名，很多日本公司都实行终身雇佣制，不大愿意聘用半路出家的外来员工，而外来员工也多会发现，要想融入新的公司，比想象中的困难许多。
“日本人的血”并不是指流淌在每个日本人体内的殷红的鲜血，它不是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只是象征一种复合了日本人感情及文化知识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复杂的，虽然每个日本人都能隐约察觉到什么是“日本人的血”，但他们既不能确切地指出“日本人的血”到底是什么，也不能全面地说出，它涵盖的所有内容。每个日本人都会对“日本人的血”有不同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都说得通，也都只是“日本人的血”的一部分。
提起“日本人的血”，日本人多不免萌生一种对自我认同意识的安定感，觉得自己的命运和所有拥有“日本人的血”的人牢牢拴在了一起，这种安定感反过来也会进一步促进对“日本人的血”的认同。
人种总是把焦点落到特定群体的某个特点上，这个特点通常是亲族和系谱，然后将其夸张，进行象征。“日本人的血”作为日本人种的象征出现，实际上是一种想象活动的成果，日本人想象自己世世代代都维系着祖先的系谱，是逐渐扩大起来的家族、亲族成员。
家族制度、对同族祖先的信仰，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意识就是在明治维新时期，随着家族国家意识的提出和传播形成并逐渐人种化了的，其起初也有几分人种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把“血”当作自己民族象征的，用“血”来表示民族自我认同意识的，并不只有日本一个国家。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比如中国人喜欢将自己称为“龙的传人”，并认为只要有流着中国人的血，不管走到哪里，永远都是中国人。文化的特征总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以相对稳定的“血”来划分自己的人种，重视血统系谱，在东亚地区相当普遍。
为建设团结而强大的日本，国家的统治者将政治意义注入到家族制度、同族信仰中去，以便更有效地操纵国民。那时的日本，天皇是国家的顶点，整个日本都成了被“血”整合起来的大家庭，其成员也因“血”的联系集合为人种。所有的日本人都被当成了拥有同一祖先的同族，天皇家的祖先就是日本人的祖先。
在血统、人种、宗教的几番作用下，日本人的凝聚力加强了，齐心协力展开了对外侵略，虽然自1945年战败起，在世界人民的###下，家族国家观黯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想象中的家族、亲族意识却沉淀下来，演变成“日本人的血”。一听到“日本人的血”，日本人的亲族式心理就会被迅速唤醒，有关日本社会、文化、宗教的记忆也会像潮水一样纷纷涌来。
而之所以是“日本人的血”，而不是其他什么名词成了日本人种的象征和古代日本族内联姻的传统有关。这种传统让人愈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所在的家族，是有别于其他家族的独立存在，它加深了族内中人的感情联系，并在心理上和外族人保持距离。“日本人的血”刚好让日本人感受到，日本人产生的背景与众不同，日本人拥有某种其他国家人所没有的特殊资质。因此，它不是一个表示日本人遗传特征的词汇，而是一个将外国人与日本人在心理上区别开来的象征，这种象征由日本人亲手创造，在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诞生，渗透着日本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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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3）
二、对中国的变态性克隆
日本天皇的地位，不是单靠武力得到的。虽然天皇是神圣的，可是他的权力却没有中国皇帝的权力大。很多时候天皇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实际的权力则被大臣掌握。这样的情况在日本是很正常的，天皇的神圣性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可是若放在中国就会变成大事，皇帝的地位会岌岌可危。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文章，提倡拿来主义。无论是送还是拿，都是同样重要的，鲁迅认为，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拿来的勇气，中国不能把其他国家的东西拿到自己手中使用。鲁迅先生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
假如没有拿来主义，那么政治就无法进步；如果没有拿来主义，经济就无法发展。中国从其他国家拿来的东西少之又少，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无法更新旧貌的一个重要原因。
印度的佛教曾经被中国拿到自己国家，唐僧也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去印度取经。最后，中国社会在佛教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实在太少。
传统的中国人是不会拿来的，而是送出。可是，日本人恰好和中国人相反，他们是典型的拿来主义。日本的文明、发展都和拿来主义的习惯有着密切关系。古代的日本是拿中国的东西，到了近代开始拿西方的东西。日本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拿来的同时，还维护自己拥有的东西，并且能够不断更新。
日本人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成功的拿来主义历史，他们都是在模仿和借鉴其他国家文明之后才创造出了日本历史。其实，说日本人缺少创造性是错误的，日本人在模仿其他国家先进文明的时候，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古代的日本是汉化的典范，不过日本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中国，而是把日本的特征更为明显地突出了。到了近代，日本成为西方的典范，但是日本人依然没有丢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日本没有成为另一个西方。
如果日本没有创造性，那么也不会有现在的日本；如果日本对其他国家的文明，不实行拿来主义，那么日本的历史也就不会如此丰富，甚至可能十分平淡。正是由于日本人够聪明，所以他们在模仿其他国家的同时，还能找到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而无论是古代日本还是现代日本，能够快速的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找到了这条道路。
日本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比较晚，而文字则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早期的日本一直没有文字，日本早期的历史也是由中国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公元前108年的时候，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郡等4郡以后，中国的史籍就开始记述关于日本的事情。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日本共分成百余国，定期向乐浪郡朝贡。而在汉朝的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在《后汉书》的东夷传中记载着，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倭奴国的使者来到了东汉的首都洛阳朝贡，光武帝赐给了日本国王一个称号，授予了一颗刻有“汉委奴国王”5个大字的金印。这颗金印在1784年时于日本的九州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证明了《后汉书》记载的可靠性。
日本国王当时欣然接受了作为汉朝下属的“汉倭奴国王”称号，这说明日本对中国是充满敬仰的。在这之后，日本不断派使者到中国，而且还经常向中国的皇帝进贡奴隶。日本在此期间也从中国获得了很多好处，例如从中国引进了大量铁制农具、丝绸、剑、玉等等。
中国三国的时候，日本与曹魏有所往来，《三国志·魏志》的《东夷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本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当时日本的一些风俗人情。比如，在日本，如果哪家有人去世，这家人就要停丧10多天，在这段时间里不能吃肉，丧主要哭泣，而其他人要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饮酒。在丧事结束之后，全家人都要到水中洗浴。又比如，日本人渡海来中国时，其中必有一人不可以梳头，不可以捉虱子，任衣服邋遢脏污，不可清洗。这个人还不能吃肉，不能接近女色，过着一种和死者同样的生活，被人们称为“持丧”。如果有人生病或是遇到灾害，就把罪过归到这个人的身上，怪他持丧不谨并且还会杀了他。《东夷传》还说，日本人在做大事之前，会先焚骨而卜，以占吉凶。
另外，《东夷传》还特别介绍了邪马台国。邪马台国是一个吞并了大约30个小国的大国。这个国家的国王是女王，叫卑弥呼。卑弥呼的年龄虽然不大，但是却没有结婚，她还有一个弟弟帮助她处理国事。卑弥呼在当上了国王之后，就很少见人，服侍她的婢女大约有千余人，而送食物和传递她的口令的人却只是一个男人。这个女王还十分擅长咒术，她可以利用宗教的权威统治国家。
日本是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出现了邪马台这样的大国，同时也出现了严格的阶级制度和租税、地方官制度。当时人们的主要谋生手段就是农业和渔业，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无比重要。人们在做事之前都会占卜请神，问明吉凶，即便是丧葬和出使海外，也要按照一定的宗教仪式进行。
邪马台国女王的权力同样也是来自宗教，她是日本的宗教领袖—大祭司。“事鬼道，能惑众”，卑弥呼受到人民的尊敬，成为了女王并统治全国。在成为国王后，卑弥呼女王由于基本不见外人，所以保持了她作为宗教领袖的神秘性。后来的日本天皇，也像卑弥呼这般深居简出，维持着神秘性。
而她能够接受中国皇帝的封号和赐品，说明她对中国充满了尊重和仰慕，不过，她可能也是想借着中国皇帝的权威对本国进行统治。
在这个由女王统治的邪马台王国中，母系制度是支配王国的制度。王国在卑弥呼女王在死去之后，一度拥立男王，最后导致内乱爆发，后来卑弥呼的宗女当上了女王，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这说明母系制度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女人当王，众人服；男人当王，众人反。
日本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进入了大和时代。一个在本州中部的奈良平原在大和国建立，并且快速地发展了起来。不久之后，包括九州在内的很多地方都被征服，大和国到了公元5世纪左右，基本上统一了日本。可以说，如今的日本就是在大和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大和国的首领原本称为“大王”和“大君”，虽然大和国统一了日本，但是却和中国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完全不同，大和国首领的权力没有中国皇帝的权力大。“大王”对于其他各地的小国“国王”的权力依然承认，而他只是在这些人的权力之上行使间接的统治权，也就是说，“大王”是以诸小国的联盟的形式变成日本“天皇”的。
日本“大王”的权力和中国皇帝的权力是无法相比的，之后，由于“大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迅速增加，受其统治的朝廷势力也因此得到了强化，于是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古代官僚体制，而造成这个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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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4）
在公元4—6世纪的300年里，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都建筑了众多巨大的墓—古坟，考古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古坟时期。古坟的主要用途是埋葬天皇和贵族，古坟的形状是前方后圆，高度一般是7到8米，在古坟的四周还会埋有土制的明器，包括男女侍从、牲畜等等，在坟内也有大量的殉葬品，包括金、银、铜制的武器，玉器和铜镜等等，另外还有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奢侈品。
大阪府是最大的一座古坟，它修建于公元4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据说是仁德天皇的陵墓。古坟的规模十分宏大，主轴长为480米，高为33米，总面积是46万平方米。修建这种大规模的古墓至少需要1000人花4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古墓面积的大小和统治者的权力是有一定关系的，同时，现代人也能从古墓的规模中看出当时的生产力。中国和朝鲜的铁制器具和新技术在传入日本后，很快就被当时的统治者垄断，他们不但凭借着这些先进器具提高了自己领地的生产力，还扩充了自己的权力。
朝鲜半岛是日本学习、借鉴汉文化的桥梁，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通过朝鲜才曲曲折折地传入日本的。朝鲜半岛是离日本列岛最近的大陆。早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完成统一，大和政权当时就已经侵入了朝鲜半岛，并且占领了南部的任那（今釜山、海州一带），随后，以任那为据点，向北方不断扩张。
大和政权之所以要侵略朝鲜半岛，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大陆的先进文明，以及趁机掠夺朝鲜的铁资源。对于日本来说，发展文化和补充缺乏的资源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不过，正是因为这次侵略，日本统治者对外扩张的侵略性被暴露出来，引起了邻国的警惕。日本通过朝鲜半岛不仅学习到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精神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思想。
在古坟的陪葬品中就发现了大量大陆之物，其中包括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铜镜或是仿制的铜镜、金冠、金银耳饰、银寻钏、刀环、环头大刀等工艺品，以及使用新传入的先进技术烧制而出的陶器。
当时的日本人还不知道文字为何物，但在学习大陆文化之后，日本开始使用汉字记录，同时他们还接受了中国的阴阳术、天文学等知识。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日本又通过朝鲜学习了中国的儒学经典和中国佛教等等。大和朝廷权力的强化，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利于大陆文化的影响。
当时的大和朝廷虽然拥有了汉化的背景，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日本式的。在日本，被称为“氏”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豪族组织，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这些豪族组织拥有被称为“田庄”和“部曲”的土地和人民，以及被称作“奴”的奴隶。而各氏的首领氏上一般在朝廷做官。朝廷对各氏也会给予“臣”、“连”、“君”、“直”、“首”等表示身份的称号，其中实力最大的氏上，则会担任“大臣”、“大连”等职务，负责掌管朝廷政务，而地方上的豪族组织则会被授予“国造”、“县主”的称号，他们主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
在朝廷中还有被称为“伴造”的直属氏，直属氏主要负责朝廷的警备和祭祀等工作。“伴造”还负责管理被称为“伴”或“品部”的人民。
公元5世纪左右，当时的大和朝廷为了加强“大王”的权力，在各地增加设立了被称为“名代”、“子代”的直属民和被称为“屯仓”的直辖领地。另外，大和朝廷还把从大陆移居到日本的“归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被称为“服部”、“陶部”的专业集团，让这些“归化人”使用大陆的先进技术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工作。
公元6世纪后期，日本周边的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分裂的局面已经结束，中国在公元589年建立了统一的隋朝。朝鲜出现了新罗国，占领任那的日本人也被赶出了朝鲜。
日本国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发生了反朝廷的豪族叛乱。公元593年，日本历史上有“圣人”之称的圣德太子被姑母推古天皇任命为“摄政”，并掌管朝政。圣德太子对大陆的先进文明和佛教都十分崇拜，当时他的政权统治面临空前的危机，于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和朝廷比以往更热切地吸收起大陆的先进文化。
对朝政进行的改革是圣德太子最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