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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晚，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报告了全部和谈的情况和代表团集体的意见。李宗仁显然不想到会有这样一种结果。白崇禧看完《国内和平协定》后，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随后，由张群带着《协定》去向蒋介石请示。蒋看后，拍着桌子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一方面拒绝其条件”。蒋纬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第286页。之后，南京政府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对协定进行了紧张的商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至此，由蒋介石和李宗仁策划的和谈阴谋，最终大白于天下。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和谈破裂后，南京方面派飞机接代表团返宁，但在中共方面的诚意挽留下，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全体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
北平和谈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经国共双方代表一致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以后发生的湖南起义、绥远起义、新疆起义、四川起义、云南起义，虽然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协定的精神原则办理的。这些起义大大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会见斯大林特使（1）
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
时至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胜利的曙光已初露世界的东方。在大局已定的情势下，斯大林一改往日的态度，亲自致电毛泽东，提出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西柏坡访问，并听取中共关于国际和中国国内形势的意见。1949年1月31日，这位特使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受到毛泽东的亲切会见。
迟到的客人
1949年1月底，即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后，斯大林派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等人乘飞机来到石家庄机场，然后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与米高扬一起来的随员有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及其警卫员等。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在中国东北帮助进行铁道恢复工作。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的翻译，当时大家都称他为小柯瓦廖夫。
1月31日，客人的车子直接开到毛泽东住所的院子大门口，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握着客人们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然后，毛泽东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早已等候在此的其他几位中央书记。
米高扬的突然到访，是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件大事。那么，斯大林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派特使来西柏坡呢？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这得从1947年说起。
从1947年起，随着中国革命胜利进程的不断加快，为争取苏联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多次向斯大林表达过访问苏联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后，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解放区领导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代表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总部留下来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此时，蒋介石为了炫耀胜利，便开动其宣传机器，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往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大肆虚构散布关于八路军在陕北大受挫折、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如贺龙，甚至毛夫人都被俘虏，已被解到西安……等等谣言＇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信以为真，出于对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等主要领导同志的安危担忧和考虑，特提议派飞机专门接毛泽东等同志去苏联，而当时毛泽东也希望同斯大林见面，并商讨中国革命中一些问题。
1949年初，毛泽东（左六）同中央机关人员在西柏坡的合影留念。
由于担心毛泽东前往苏联的消息走漏，使国民党和美国利用此事大做文章，1947年6月15日，斯大林致电联络员阿？雅？奥尔洛夫：“转告毛泽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那么我们就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然而，两个星期后，即1947年7月1日，斯大林又向阿？雅？奥尔洛夫发来一份内容迥异的电报，电文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大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的理由是，中国的国内战争需要毛泽东，毛泽东离开岗位对中国革命不利。毛泽东也觉得斯大林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推迟了访苏。后经苏中两党多次磋商，最终敲定于1948年7月中旬毛泽东赴苏。
1948年初，中国国内局势发生了迅速变化，形势愈来愈朝着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展。鉴于这一巨大变化，毛泽东希望能够提前访问苏联。于是，毛泽东于4月26日发出致斯大林的电报，提出：“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下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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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斯大林特使（2）
毛泽东打算带任弼时、陈云同行，另带两个秘书和几个译电员。为了表示访苏的决心，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往。”＇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接到毛泽东电文后，斯大林先后于4月29日、5月10日发来两份内容相左的电文。前一份电文说：“4月26日函已收到。偕行者和人数请视必要自定。……我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待面议。”＇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而后一份电文又称：“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迎接。盼复。”＇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显然，斯大林后一份电报是建议毛泽东推迟动身时间。关于毛泽东是否前往苏联，中央领导人对此交换了意见。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现在暂时不去苏联为宜。理由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的关头，作为统帅的毛泽东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建议斯大林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华。后来因为战局仍处于动荡状态，出于安全考虑，苏方不能来人，毛泽东访苏计划也只能搁浅。
又过了将近两个月，毛泽东于7月4日再次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在7月15日前后动身北上苏联。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认为此时毛泽东仍不宜来苏联，于是借由婉言拒绝。其回复电文内容如下：
“杰列宾转：请转告毛泽东下列内容：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11月底，俾能同所有同志见面。”＇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从电文的内容不难看出，斯大林是以中央领导人征粮为借口，有意拖延毛泽东访苏时间。对此毛泽东颇为不快，他说：难道苏联把征粮看得这么重要，乃至党中央的领导都要出去参加吗？不过，毛泽东还是在回电中说：同意斯大林7月14日电报中所陈述的意见。
9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莫斯科，内称：“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按照新的约定，毛泽东应于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这就决定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说他有小恙，且忙于前线战事，请求将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后来因为战事紧张，毛泽东无法离开。故此，毛泽东又发电报致莫斯科，称正忙于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再次要求把时间改至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之后。
接到毛泽东电文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49年1月4日讨论了毛泽东赴苏联的问题。当天，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希望他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并表示如果他愿意，苏联方面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举行会谈。考虑到全国革命胜利在即，确实不便离开，毛泽东复电同意这一意见，并希望苏共代表在1月底2月初到西柏坡。于是，就有了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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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朴的欢迎仪式
米高扬来西柏坡，是中苏两党间的大事。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还在米高扬达到石家庄的前几天，担任翻译工作的师哲和汪东兴就拿着任弼时同志的亲笔信，奉命到石家庄附近找到聂荣臻，说明中央要使用石家庄机场，请他派部队打扫、清理，并做好守护和警戒工作。
米高扬后来在记述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凌晨，拂晓时分，我们就从旅顺起飞，旭日东升时飞抵石家庄附近的前日本军用机场。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前来迎接。我们乘坐一辆缴获来的车走了160—170公里才到了党中央和军事委员会的驻地西柏坡，这地方是在一个山沟里。”
从这则材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米高扬来访的重视程度。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中）到达西柏坡。
据时任毛泽东警卫阎长林回忆说：
1月31日午后，几辆小轿车，扬起缕缕尘土，直接开到毛主席住院的大门前，从车上走下周副主席和4个苏联人。他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及其翻译和警卫员。
毛主席握着米高扬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欢迎！”
毛主席的办公室里都是沙发和桌椅，没有地方放脸盆，我们把几盆水放在院里的地上。米高扬等人在院里洗了洗脸，然后才走进了毛主席的办公室。
客人一落座，毛主席说：“从石家庄到西柏坡的路虽说不算远，可是很难走。早就想修这条路，因为处于战争情况下，没有人力、物力，只能先打桩，再建设了。”
……
毛泽东、师哲、米高扬在西柏坡。
没多久，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也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等一一作了介绍，接着就亲切地交谈起来，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担任翻译，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任生活翻译。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说：“谢谢斯大林同志，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我们只是想说明我们的想法，如今当面谈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非常感谢。”
一阵寒暄之后，米高扬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
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米高扬的这番话，在一定意义上是解释斯大林为何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之原因。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斯大林婉拒毛泽东赴苏最重要的原因是，后者还没有成为一名正式的能够代表中国的首领。因而，斯大林担心如果在中国新的政府没有成立以前与毛泽东见面，很有可能使国民党当局和美国借此对苏进行攻击。
周恩来和米高扬合影
当时在场的警卫阎长林后来回忆这一情景时，描述了毛泽东对米高扬这番解释的反应，他说：“毛泽东听了米高扬这番解释，把烟蒂揿灭，说：‘很好！我们很想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使你们能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也听到你们宝贵的意见，这样一定会有好处。’”
简短的会见结束后，双方进入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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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谈（1）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周，住在西柏坡后沟。在这几天里，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共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其间，毛泽东及其他领导同志，还分别到米高扬住所探望过。
据师哲回忆说：第二天（米高扬来西柏坡的次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主要是毛主席一人讲话。恩来、弼时偶尔插几句话，做些解释。主席一连谈了三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会谈中，毛泽东着重谈了七个大问题：
关于解放战争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的实力了。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台湾和西藏。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最难的是台湾问题，因为“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因而，台湾问题远比西藏问题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任弼时与米高扬在一起
关于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政权问题。毛泽东指出，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在明确新政权性质的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谈到新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但联合政府不等于搞西方的多党制，国家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关于解放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强调：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毛泽东意识到“这不只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或发起某种运动的问题”，而是“组织、安排群众的生活、就业、教育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中国5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生疏的。解决这个课题，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为“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的，最可靠的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会发生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但是，困难在于“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尤其是青年组织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了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当毛泽东谈到青年组织问题时，坐在一旁的米高扬插了话，表达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他大概的意思是，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摩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听了米高扬的插话，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