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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没有什么气象部门预报，他不了解，遇到暴风雪，道路不通，没办法被冻死的，还有被饿死的，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 【采访】燕治国 山西文学院 专业作家 有个关，在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光，也没有风沙。但从这个关口一开大门，我开过那个大门，外边一股风就吹进来了，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荒原了，到处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现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骨头，尸骨，白骨累累。 【采访】渠绍焱 山西省外经贸厅 研究员 结冰，零下四十度；夏天，热得能昏过去，就是这样的话，山西商人照样走过去。 【采访】柳陆 内蒙古作协 专业作家 所以山西人讲，就是我搭着命在走西口。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走 西 口（七）
【解说】 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跋涉过，但山西的许多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 【采访】孔祥毅 山西财经大学 副主席 比如榆次有个姓董的，他父亲和他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以后生下他。根本没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听说在新疆，在哪里不知道。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又给别人当长工，赚了钱以后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听到一个人从西北回来的一个人，像山西口音，就问，打听，说敦煌有个庙，庙里有个人的长相，像你说的这个人差不多。后来他就往敦煌去，去了以后，到庙里一听，口音是山西榆次人，马上就问他什么名字。这个老和尚还没有回答，来访的年轻人一下跪下了就叫父亲，最后一问就是他的父亲。
走 西 口（八）
【解说】 人生代代无穷已，父亲走了，儿子又跟上了。后来一些走出去的山西人终于有了钱，父亲回来盖起一个小院，立下了一个坐标，于是儿子又会沿着父亲走西口的路，再走出去。一代人一代人不断重复着同样主题的故事，走西口几乎像一种山西人共同的命运！ 这些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中建立起来的，当然它们不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乔家大院是经过六代人的手才最终完成；曹家大院修建的年代更久远，它的奠基时间是明末清初；常家庄园的主人，曾是山西商人中最大的外贸世家，他们的宅院是经过二百年风雨和整个家族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规模。 这些显赫的商人家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像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砂锅的；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而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 那么这些推车、摆摊、卖苦力的山西人，凭什么就在草原上把小买卖做成了大生意呢？ 【采访】邓九刚 内蒙古作协 副主席 他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他那种敬业精神，使他在语言的掌握方面，都达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过去采访山西商人，老的山西商人，跟他聊天，说着说着，说到激动的时候，语速快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就把汉语变成蒙古语，就是说蒙语变成他的母语了。他这个山西人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语言，几乎就是蒙古人。这是因为他从小，从14岁学徒，掌柜的就把他放在草原上，字号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习蒙俗，用蒙语，对顾客要尊重，要掌握顾客的心理，这你才能够战无不胜。他这个商业为什么别人击不倒它，无法排挤它，他和顾客的关系达到这种程度。 【采访】葛贤慧 山西财经大学 教授 他要学习蒙语，学习俄语，学习维吾尔语、藏语。为什么？他的学徒不学这些话，将来业务没有办法开展，打下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史籍里面记载的，人手一册，不管是掌柜的，不管是伙计，人手一册。早暮的话在那儿背诵，说乡间那些士子们，甚至还比不上他们这样的勤快。 当时是记载，后来在市场上就看到一本蒙古番语记载。这里面蒙古语和汉语对照，是学习蒙语的一种办法。而且主要的内容是涉及到怎么样做生意的，让你带甚货来，你卖甚了。这些在蒙语里面怎么说，货不对路了，很多内容都是这些。另外就是一些问候，平常处理一些关系，拉关系这种用语，可以说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深入到蒙地贸易活动。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针灸知识。一见了牧民有病了，给人家看看病，搞点中草药，给人家针灸一下，他病好了非常感谢你，互相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 想看书来
走 西 口（九）
【解说】 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和俄国叶卡特琳娜沙皇，签订《恰克图条约》，开放边境城市恰克图为两国的贸易口岸。 俄国人之所以如此急迫地需要和中国进行正式贸易，是因为他们想得到一种当时只有中国才出产的商品——茶叶。这种绿色的树叶，对俄国人来讲与其说是饮料，不如说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一个俄国历史学家说“不论贫富、年长、年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 有需求就一定要有供给，谁先掌握这种商机，谁就有可能发财。《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最早出现在恰克图的就是山西商人。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从恰克图贸易来讲，在这个问题上，最早研究的是渠绍淼先生。他在《山西外贸志》未刊稿里面收集到一条很珍贵的史料，也就是格兰顿将军周游世界以后，国人问他什么足以向大家称道？他说，足以向大家称道的是，犹太人在世界上经商颇为有名，但是胡服辫发之中国小商人，迫使犹太人让出了很大一部分市场。这里所指的胡服辫发之中国小商人，主要就是山西商人。因为恰克图贸易主要是山西商人垄断的。而山西商人垄断的恰克图贸易市场，当时占到了俄国对外贸易的49％，占到中国出口贸易的19％。 【采访】孔祥毅 山西财经大学 教授 实际上，马克思谈到中国有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恰克图贸易》。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做了很多的统计数字。据我所翻阅的资料考证，在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人有二十多家，其中两家是非山西籍的，好像是北京一家，新疆一家。剩下全部是山西人，就是恰克图贸易是由山西人垄断的。整个属于茶叶贸易的路线，有三个重要市场。恰克图是第一大市场，第二个就是海拉尔市场，就是东北方向，西北方向是塔尔巴哈台，塔城市场，就是现在阿拉山口往西去的那个市场。这三个重要市场，但交易量最大的还是恰克图市场。从康熙年间开始，这条路上已经比较活跃了，一直活跃到了中国与蒙古关系发生变化以后，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这个路线才基本上冷落下来。
走 西 口（十）
【解说】 沿山西商人开辟的商路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这种会馆的功能，不仅仅是联络乡谊，它们当初还被山西商人当作休息的客栈和堆货的货场。 在这些会馆中最显要的位置，山西商人都修建了供奉关羽的殿堂。 他们对关羽的崇拜，还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天在中国许多地方，商铺的显要位置都供奉着关羽的神像，此时这位山西籍的神圣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公平、信义，它还象征着财富和兴旺。 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是这样被奠定了，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景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这是一张山西商人开辟的商路示意图。 它南北纵贯中国，东端则从天津开始，一路向西，经过西北地区所有的重要城市，最终到达俄国首都莫斯科。那首曾经听起来凄婉的《走西口》民歌，此时已被山西商人唱得大气宏博。 几百年过去了，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那么又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就音信皆无、尸骨无收呢？ 【采访】柳陆 内蒙古作协 专业作家 这片墓地就是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它是山西人、晋商在包头经商以后，他们回不了家了，过去交通什么各方面都不发达，所以他们买了这块坟地叫祁太义地，也就是祁县人和太谷人买的这块坟地，所以属于他们这个籍贯的地方的人都埋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包头最古老的一个坟地。那么随着年代、历史的沿革，好多其他外地人进来，包括河北的、河南的、山东的、安徽的等等，因为包头现在三百年的移民城，所以进来许多人。但最早的，在这个地方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买卖人，所以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就葬在这个地方；触犯了法律的，判了刑的，最后因为丢了面子了，所以也埋在这个地方。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走 西 口（十一）
【解说】 山西北部，有一个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三百六十五盏麻纸扎成的河灯。这个风俗从清代开始，仪式由德高望众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开始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
日 升 昌（一）
【解说】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苏州城里延续半年多物价飞涨。 苏州城的官员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涨价，感到很奇怪。因为几年来，苏州一直风调雨顺，既无灾荒，也无战乱。这样的太平年景，物价为什么会凭白无故地涨起来呢？ 当他们正在对这次涨价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在一个叫平遥的县城里，一家商号的生意却越来越红火了。 这家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 日升昌做的是汇兑买卖，就是你把银子交到它的柜上，拿上一张由商号开出的汇票，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凭票再把银子取出来。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人们把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号叫票号。 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做这种生意的商号。在它开张之前，老百姓出门办事，不论是经商还是投亲访友，都得亲自背着沉甸甸的银子上路，既费事又不安全。有了日升昌这样的商号，人们再出远门就方便多了。 大家都觉得方便，自然登门做生意的人就多。日升昌的买卖也就越来越红火。 那么日升昌的生意兴隆和苏州城的市场波动，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828年春天，苏州城里的官员终于找到了物价飞涨的原因。当时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陶澍向皇帝解释说，“苏城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籍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 原来苏州的市场波动，是因为那一年苏州城里一下子少了数百万两白银的现金流通，市面上银根吃紧。而这种局面，又是由于到苏州办货的北方商人彼此之间已经习惯用金融票据往来代替现金交易。当时在这些北方商人手中转来转去的汇票，恰恰又几乎全都是由山西那家叫日升昌的商号开出来的。 大清国的官员，苏州城的老百姓，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金融流通方式的改变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 平遥是山西中部的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城。 直到今天，在这座县城中都处处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色彩。一圈高大的城墙把城市围在当中，城墙的背后是一条条狭窄但排列整齐的街巷，街巷的两旁大片大片分布着青砖灰瓦的四合院。 日升昌就坐落在这座县城的西大街上。 由于地处偏僻，今天的一些学者把日升昌形象地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1823年，清道光三年前后，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开办了日升昌票号。在那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陆续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这些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金融流通。正因为如此，山西票号被当时的学者梁启超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采访】胡光明 天津社科院 研究员 你看它这个，因为跟俄罗斯的贸易到跟南洋各岛的贸易，还有就是日本、朝鲜这块，往来贸易后来越来载密切，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银钱现金来支付。要是要现金支付那很困难，就订票号，这个拨兑是最方便的办法，省人、省力、快捷，它要求速度。所以咱们山西票号，它的经营范围很广。到欧洲这边一直到莫斯科这边；到日本到东京、横滨、神户这些地方都有；南洋，到新加坡那边。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清朝政府的财政，政府的金融流通，更多地仰仗于票号。 【采访】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汇兑网络。仅日升昌、蔚泰厚两家，就在北京、苏州、汉口、广州、长沙等地，开设35家分号。 【采访】滨下武志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教授 我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帐簿、信稿。我们整理发表资料集，然后我们发现，山西商人有些活动不止国内，还有些国外，或者是亚洲，东亚一带的金融网络。 【采访】郑仲惠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教授 还有一个韩国的仁川也有，分行设立的是1907年左右。
日 升 昌（二）
【解说】 今天在山西的这座县城中，虽然仍流传着许多关于票号创始人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传说故事。 【解说】 这个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名字叫细窑村，但村里人却把这里叫雷家堡。村里人之所以这么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履泰经商致富之后，曾在这里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采访】细窑村雷家堡村民 去哇，到那家院儿去看一看。出了大门，抬着椅子，雇的伺候的，我们都是听说的。（他出来）一般人就躲开了，他不和你们多说，雇的长工、短工，（用的）高骡大马。 【采访】细窑村雷家堡村民 他是我们邻居，据老年人说，原来他在我家对门开的染坊。 【采访】细窑村雷家堡村民 雷履泰不了解，不了解，不清楚。
日 升 昌（三）
【解说】 昔日雷履泰一砖一瓦盖起的院落，如今只剩下这个门楼还能依稀证明它们的存在。实地的调查很令人失望，翻遍了山西省的史籍方志，竟然也找不到叙述雷履泰生平的只言片语。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书里甚至连票号两个字都没有提到过。雷履泰确切的生卒年代无据可考，据推测，他的去世距离今天大约过去了130年。面对历史长河，这个时间算不上久远，但史料的缺乏使我们原本应该清晰的目光变得模糊。 这本书是研究山西票号最早的专著之一。它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书的作者是当时北平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陈其田。他在写这本书时，山西票号的许多伙计、掌柜还都健在，但即使是这些人除了能认定票号确实由雷履泰创办之外，对票号创办初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却知之甚少。 出于无奈，陈其田只好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票号起源的种种传说，全都收集到自己的书中。这些传说中最离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山西人挖到了闯王李自成埋下的宝藏，凭着一大笔飞来横财，开始了独步中国金融界的历史。 关于票号的各种说法，至今都很难完全取得一致。那么票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采访】孔祥毅 山西财经大学 教授 这个我想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至少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这个票号作为专业汇兑机构，如果光异地资金汇兑，至少得有这么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得有分支机构，在异地没有分支机构，你怎么汇兑；第二，得资本雄厚，你在这里接上钱，把人家钱收下，异地付款，异地你得有款可付，有白银子在那个地方给人付，所以资金实力一定要雄厚；第三，信誉卓著，如果你没有信用，你没有，或者去了以后，（银子）提不出来，人不相信你，就不敢把钱交给你，信用卓著；还有呢，就是组织人员的技术，如果说人员水平不高，技术力量不行，比如说，让人冒名顶替呀，欺诈呀，最后把钱给骗走了，这也不行，还要有一套业务技术。这几个条件，刚才我说四个条件吧，这几个条件是票号专业机构诞生的先决条件，那么，这个谁能做了呢？只有山西商人才能做。
日 升 昌（四）
【解说】 票号是一种金融组织。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也不论是什么人，若想在金融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拥有相当雄厚的商业资本。大约从清初康熙年间到清末光绪年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实力最强、财富最多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了。 清道光二年，日升昌开业前后，当时著名文化思想家龚自珍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西北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大量人口，向西北边疆地区迁移。 但龚自珍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江浙，因为那里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珍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 清咸丰年间，公元1853年，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对皇帝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 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给山西商人提供了开设票号的必备条件。但仅靠这一条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票号这种先进的金融组织最终会诞生在山西。 这是一张清朝时，山西商人的商路示意图。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