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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故，消息传来，陈果夫又是一阵感伤，不禁想起当年在上海办交易所时两人亲密相处，大革命时期两人过从甚密的情谊，便勉强支撑起床，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中央日报》发表。不久，他的好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筠等相继谢世，更添几分惆怅，不觉有一种“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的感觉，他感到死神也在慢慢向他逼近。
陈果夫虽然躺在病床上，但还是比较注意大陆及海外各方面的情况的。12月，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当晚便在日记中写道：“###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这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这年年底，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松了口气，自觉精神状态还好，准备到了第二年，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12月31日，陈果夫坐在床上静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每年的最后一天，他总有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不仅一年中所做的各种事浮现眼前，而且一生中的各种经历也涌上心头，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认为他自己在很多方面都做到了超凡脱俗，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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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魁陈果夫（3）
（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二）管钱终始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三）读书未尚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客观地说，陈果夫为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有些还是公允的，如第一条、第八条，陈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其他各条，却是自欺欺人，不爱钱吗？不植党吗？不作威、不作福吗？不作固位之想，没有幸进之图吗？陈果夫的一生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延医购药比以前方便多了，这对医病确实有利；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增多，这又不利于病人的休息。而且台北是整个台岛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样说话随便。一天，有位来客开玩笑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这一幽默的对答，曲折地反映了陈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谨慎处世态度。
6至7月间，台北天气酷热无比，处于病中的陈果夫觉得十分难受，每天只能起来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不能支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体温总在摄氏38度左右；浓痰越来越多；心脏逐渐减弱，医生吴迪、林茅生商定用PAS，一面服用，一面由注射器输入，每针药水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注射约3刻钟后，咳嗽时感觉味苦，可见已入空洞；两天后，注射4cc，但10分钟后，引起剧烈咳嗽，吐出大量苦水苦痰，陈果夫几乎喘不过气来。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其生命已处于垂危时期。陈果夫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虽然他已走到死亡的边缘，但他依然关心着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坐起来，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40．5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抢救，终不能使之好转，延至下午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享年60岁。
陈果夫年岁不高，便在愁思重重而又强作欢颜的复杂情感中离开了人世。在他60年的岁月中，在他从家乡吴兴出发到台湾海岛的人生轨迹中，他对于自己的国家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为时人所称道；在主持苏政期间，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风吏治，多少对人民是有益的。但陈果夫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顽固地###反人民，为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尽心竭力，到头来，不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为蒋介石所抛弃，这是陈果夫所未能预料的。蒋介石虽然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经死了，也得敷衍一下，以安抚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于是，蒋介石于26日、27日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几度鞠躬，似乎要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予以原谅。同时，蒋介石还送来了亲笔写的“痛失元良”的挽额，可谓是仁至义尽。
蒋介石还觉不尽满意，9月15日亲自颁布了所谓“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同时，对他生前加入同盟会，参与武昌起义、讨袁、北伐、抗战等一一历数，对他办黄埔军校、主持淮河水利、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等一一称道，认为“卓著勖勤”、“均彰懋绩”，特别刻意表彰他“对于###倡乱，尤能烛识机先，悉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以期借陈果夫之死，在台湾岛内掀起###声浪。
党魁陈果夫（4）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一块山地上，这里草木葱茏，四季常青，是十分理想的地方。但陈果夫生前却希望埋骨在他的桑梓之地——吴兴。他十分喜爱自己的家乡，他曾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诗云：
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
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
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尽，
从此无人敢侵略；
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
不让我飘泊他乡，
我爱我的故乡，
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放乡。
诗行中，跳跃着陈果夫爱故乡的乡心；诗韵里，寄托着他爱故乡的乡情。可现在，他却离开了他的故乡。秀丽的观音山和浩翰的太湖虽然都是中国的锦绣山河，但茫茫的海峡却将它们隔成两个天地。尽管吴兴已是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只能埋骨异乡。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灵柩在观音山墓地举行了安厝典礼，鼓乐声中，一代特务政治的始作甬者就长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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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代表章士钊（1）
1949年，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战已进入最后关头。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地进行了三大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150多万，解放了东北、华北、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丧失大半，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
在国内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台，由南京飞往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将政权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上台后，根据形势的变化，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并为此作了一些准备。1月24日，李宗仁正式公布了国民政府赴北平谈判的代表名单，准备中共一旦同意，代表团随即启程赴平。
对于李宗仁的和谈要求，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但对谈判代表，也提出了一些看法。1月25日，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对国民党谈判代表中的彭昭贤予以挡驾。中共发言人说：“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受这样的代表。”
中共发言人的谈话传到南京后，李宗仁坐立不安，十分紧张。中共既然不欢迎彭昭贤，那么必须另行改换，换谁呢？李宗仁又为难了，他将国民党中的高级官员一个个排列，一个个审视，觉得都不合适。他知道，所派代表，既要为共产党欢迎，又要能代表国民党的利益，偌大个南京城里，如此庞大的文臣武将队伍中，竟无一人能担当此任。
李宗仁前思后想，绞尽脑汁，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正着急时，他突然眼睛一亮，想起了一个人，认为这个人再合适不过的了，而此人不在南京，正居上海，于是李宗仁即乘上专机，直飞上海，亲自登门请将。
使李宗仁无比欣喜，并亲自登门约请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章
士钊，字行严，号孤桐。
章士钊1882年出生于湖南，早年与黄兴创建华兴会，参加反清斗争，后到日本、英国学习法律；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1912年任中央参议院议员。1913年参与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袁世凯死后，回国任众议院议员；护法时随孙中山南下，任广东政府秘书长，并作为南方代表之一，参与南北和谈。1924年，章士钊又北上，投靠段祺瑞，当上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因不支持学生运动，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旋而下台，改任北京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时，章士钊在重庆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由于章士钊是湖南人，平时又爱广交朋友，因此与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有很深的交往，与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刘少奇、陈毅等也很熟悉，让他作为谈判代表，共产党一
定会接受。
李宗仁来到上海，亲自登门拜访章士钊，告诉他目前的局势及自己的苦衷，希望章士钊能出马赴平，解决国是，以救当前。章士钊此时已是68岁高龄，尽管多年来已不担任国民党及政府的具体行政职务，只领参政员、立法委员之类的虚职，但为了国内和平，两党合作，他满口答应，愿意为国共和谈而尽心效力。
根据章士钊的建议，在正式代表团去北平谈判之前，先派一个“民间”团体去作试探性访问，为正式谈判作准备。于是，李宗仁当场决定由章士钊与国民党已退休的老外交家颜惠庆及上海著名律师江庸三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2月13日飞往北平，与中共作非正式的会谈。
章士钊等人到达北平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中共领导人叶剑英、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等分别会见他们，并与他们就国内形势、两党和谈等方面进行了坦率交谈，就有关和谈的条件交换了意见，双方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2月22日，章士钊等由李维汉陪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拜会中共其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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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代表章士钊（2）
人。
毛泽东首先接见了章士钊，一见面，毛泽东就双手紧握着章士钊的手，亲热地说：“行严老，重庆一别，三年多没有见面了，你身体还好吧？”章士钊十分激动，连声说：“好，好，还好！”便问毛泽东：“你担负这么大的责任，身体也好吧？”毛泽东笑着说：“还过得去，现在条件比过去好了，身体也没什么毛病了。”
坐下后，毛泽东深情地回忆起20多年前的往事，就1920年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之事向章士钊表示感谢。原来，1920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到达上海后，出国经费发生困难，毛泽东便找到了正在上海的湖南老乡章士钊，向他求援。章士钊十分同情他们，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款项，解决了这些年轻人赴法留学的经费。多年来，毛泽东一直铭记在心，重庆谈判时见到章士钊提过此事，现在再次提起，表示感谢。毛泽东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我一定会还给你。”
接着，毛泽东向章士钊通报了共产党关于和谈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希望他为国内和平作出贡献。章士钊表示一定尽力。随后，毛泽东留章士钊吃了饭。
第二天，章士钊离开西柏坡，毛泽东又亲自前来送行，并拿出一封给李宗仁的亲笔信，托他转交。从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的身上，章士钊感到了共产党人朴实无华和真诚待人的品格，这些，都使章士钊内心深受感动，暗暗下定决心，为国共两党和谈的成功作出最大的努力。
2月24日，章士钊离开北平返回南京，通过他们的北平之行，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和平诚意与原则立场，为两党的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4月1日，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抵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正式和谈。章士钊作为代表团的六位代表之一，第二次来到了北平。
为了推动谈判的进程，正式谈判之前，毛泽东分别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个别商谈。
4月8日，毛泽东会见张治中。4月9日，毛泽东会见章士钊与邵力子。在会见他们两人时，毛泽东再次阐述中共对和平的诚意与原则立场。对一些具体问题，章士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蒋介石现已下台，战犯的名字，是否可以不列入条文？”毛泽东当即表示：为了减少谈判代表的困难，可以不将战犯的名字列入条文。并提出，和谈方案应由中共方面先拟出，再正式谈判。章士钊表示赞同。
毛泽东在与代表团成员的单独会见中，通过开诚布公的晤谈，原有的一些差距慢慢缩小，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为正式开始的谈判扫清了障碍。
正式谈判从4月13日晚9时开始，通过两天的艰苦谈判，到4月15日晚，终于通过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谈判陷于破裂。章士钊对此十分痛心，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骗局。同时，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在报上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的战争罪行。
国共和谈破裂后，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代表回去。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考虑到，南京代表与中共谈判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违背了蒋介石的意志，回南京后，必为蒋所不容，因此，想让他们留下。为此，周恩来亲自到六国饭店代表团驻地挽留，周恩来恳切地说：“无论你们回南京、上海和广州，国民党特务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周恩来情真辞切，令代表们十分感动，章士钊与邵力子当即表示不回去，在他们带动下，其他代表也同意留下。当南京政府的飞机来接他们时，代表团成员无一人回去。
章士钊留在了北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和平解放的工作，从此，
他的人生历史，也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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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代表章士钊（3）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并担任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他闻鸡起舞，全心全意服务于新中国，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而忘我工作。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章士钊始终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从50年代起，他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的关系，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统一的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任务后，章士钊更是深受鼓舞，他主动向周恩来请缨去香港，找过去的一些旧关系，做蒋介石的工作，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
对于章士钊的要求，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研究与讨论，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去香港试试是可行的，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派章士钊到香港去做统战工作。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章士钊带到香港，想法通过各种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中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他先会见了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这个许孝炎是湖南沅陵人，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时期，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参政员，常在一起开会，平时交往密切，关系甚好。抗战胜利后，章士钊去了上海，许孝炎在南京，见面机会少了，后来，许孝炎逃往台湾，章士钊留在大陆，好几年没有见面了。这次香港会见，分外亲热，章士钊向许孝炎谈了中共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托许孝炎转交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
许孝炎听后，感到事关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经过一年认真考虑后，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说有要事相商。于是，许孝炎急忙飞回台北，在“总统府”，蒋介石与许孝炎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说完后让许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了一下，当即提出三个人选，请蒋介石从中决定一人。这三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现任台湾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通过反复权衡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