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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何应钦发表《从抗战胜利展望###抗俄战争的前途》。文中大肆宣扬：“今天我们###抗俄的战争，就国家的立场言，是为独立自由而战，就人类言，是为正义和平而战。”1953年10月，何应钦发表《蒋总统的伟大人格》，肉麻地吹捧“蒋总统不仅是一位天才军事家，而且具有政治远见”，鼓吹“在蒋总统领导下，完成反攻复国任务”是不成问题的。正是这种顽固###的态度与拍马逢迎的献媚，使得何应钦与蒋氏父子的关系能比较和谐地维持下来，他在“冷衙门”中的这些荣誉性的职务也才得以保持三十多年。何应钦不光发表文章，为蒋介石献计献策，而且还身体力行，为蒋氏父子效力。朝鲜战争爆发后，何应钦以陪同夫人王文湘赴日治病为由，以私人身分访问日本朝野，各方游说，希望日本尽快同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对抗共产党中国，跨出了联日###的“国民外交”运动的第一步。由于何应钦的努力，促成了后来《日台和约》的签定，到50年代中后期，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使日台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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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元老何应钦（2）
1961年，何应钦召集一些无聊文人进行座谈。会上，他大讲自己一生“###”的“经验”及共产党的所谓“暴行”，并授意这些文人以此为素材编成话剧剧本。剧本完成后，何应钦仔细进行审阅，并亲自动笔修改，将剧本定名为《龙》，然后由政府出资，交由话剧团排演。排演后，何应钦不辞辛苦，亲自率领《龙》剧组出访国外，先后在瑞士、挪威、瑞典、丹麦、西德及美国演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1962年，何应钦作为台湾“特使”，赴南朝鲜参加该国第17届独立庆典。在南朝鲜。他与朴正熙大统领进行密谈，强调台湾、南朝鲜利益一致，应该联手合作，共同抵抗共产主义。
何应钦时时不忘吹捧蒋介石，每逢蒋介石生日，他总要发表文章，对蒋颂扬一番，时而称蒋是“国家永恒的重心”，时而称蒋是“###先知”，时而又称蒋是“民族文化中兴的导师”等等，不一而足。
正因为何应钦时时不忘向蒋介石讨好，蒋介石也有时表示一下亲热，以示回报。1959年，是何应钦的70大寿，蒋介石亲自书写了“同舟共济”的寿屏，派人送到何家，何应钦望着寿屏上的四个大字，十分感动，叫人悬挂于书房正中，一则是为了表示自己对蒋送屏的受宠若惊，经常看到这几个字，以作为忠于蒋介石的鞭策；二则是为了向人炫耀，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常人所难能比拟的。1975年，蒋介石因病逝世，何应钦如丧考妣，悲痛万分，他写了一副挽联，亲自送于灵前，联云：
“追随凡五十年，谊为部属，情若两家，语忆亲题，安危同杖，甘苦同尝，弥感
深知蒙重任；哀思合亿兆众，世事方艰，大元顿远，全民奋起，团结自强，中兴
复国，完成遗志慰公灵。”
何应钦还参加了蒋介石大殓奉厝典礼，并不顾年老体衰，亲自护送灵柩前往台北市南六十公里的慈湖。这里有蒋介石的行馆。何应钦走进院内，见房中一切依旧，而斯人已萎，不觉感物伤情，失声嗟叹。联想到自己已86岁高龄，老蒋死后，不知小蒋对自己如何，瞻望前路，恐怕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心中的愁苦，竟化作纵横的老泪，涌出了眼帘。
历史进入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81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指出“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这一来自祖国母亲的呼唤，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台湾当局却无视祖国统一大业，以相反的姿态出现。3月21日，台湾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代表大会，通过了《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以对抗来自大陆的呼唤。
为了使这一方案得以实行，何应钦不顾92岁高龄，亲自出马，邀请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在圆山国际大饭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会上，何应钦首先致词，他一方面大肆攻击大陆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是“奴役”等；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国是必然要统一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统一全中国可以保障世界和平。”那么如何统一中国呢？何应钦顽固地认为台湾是“统一中国的蓝图”，“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已是人同此心”，在何应钦的鼓噪与倡导下，大会提出了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提案，并很快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批准。
1982年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举行成立大会，何应钦被推举为大同盟常委会主任委员。他神气十足地在讲台上宣称“大同盟”的宗旨，是要“中共放弃共产主义，统一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何应钦雄心勃勃，似乎他大展宏图的时机已到了，他在讲台上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已“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事实上，何应钦的“宏图”是不可能实观的，他抗拒不了历史的规律，也抗拒不了自然规律。他虽然身体还康健，但风烛残年，垂垂老矣，看起来，他笑口常开，精神愉快，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动，许多愁”。白天，何应钦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当夜深人静，他一人躺在卧室的时候，便感到了沉重的孤独。他望着窗外，树影横斜，月光如水，渐渐，一切都模糊了，眼前便出观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夫人王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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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元老何应钦（3）
何应钦早年服务于黔军，护国战争时期，在昆明受伤，王文湘昼夜守护，精心照看，使他得以痊愈。何应钦伤好后，得知这个救命恩人是贵州省长王伯群与贵州陆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的妹妹，便深深爱上了这个善良娴淑的千金小姐。1920年，何应钦与王文湘结婚，从此，他们比翼双飞。黄埔军校时，王文湘内主家政，使何应钦无后顾之忧；抗战时期，王文湘随宋美龄参加妇女工作，深入战地后方，鼓舞士气；来台湾后，诸弟亲友，旧属戚谊，多由王文湘应酬接济，使何深得人缘。60年来，他们夫妻恩爱、伉俪情深。1952年，王文湘患了乳腺癌，何应钦尽其所能，积极为之医治，在家里亲侍汤药，尽心尽力。王文湘的病一直延续到1978年4月23日，终于离何而逝。虽然夫人也享年82岁，但何应钦内心的悲痛却是难以抑制的，几年来，总是“不思量，自难忘”，夫人的面容常常萦绕梦中，浮现眼前，令何应钦“剪不断，理还乱”，禁不注老泪潸然。
除了怀念夫人外，何应钦常常流露出对往日的留念和对家乡的向往之情。他很喜欢在台湾的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种时候，他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家乡，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乐得像小孩一样。自从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何应钦总是拜托一些回贵州的亲友及部属，让他们去打听家乡的近况。当这些人从大陆返台后，何应钦总是饶有兴致地向他们问这问那，问他的何氏老屋是否安然，问他在大陆的亲属是否无恙，问何氏祖宗墓地是否完好等等。这些人都如实向他转告。当他听说何家老屋经当地政府维护，依然保持旧貌，祖茔也由政府拨款维修，何家亲人都盼望他回老家兴义探亲等情况，内心十分高兴。但他口头上却顽固地坚持所谓“三不”政策，在他人生的最后年代，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充
满恐惧与敌意。虽然如此，他思乡与怀旧之情却是与日俱增。1984年，何应钦九五大寿，虽年近期颐，却精神矍铄，他自信可以跨入百岁大寿。这一天，他兴致很高，在九层半寿塔蛋糕前，他拉年轻的副官张法乾合影留念，照片出来后，他嘱咐将此照片寄回家乡，让亲人们看看。后来，这张照片终于辗转寄到了兴义市，家乡的亲人看到何应钦高寿之年，身体还如此健康，都在心里深深祝愿他能活到与亲人见面的那一天。
但何应钦毕竟是高龄之人了，从1986年开始，身体逐渐衰弱，明显感觉不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常一人呆在书房里，望着著名画家张大千送给他的一幅《泥荡风景图》长久出神。这幅画是张大千根据何应钦向他所描述的贵州老家兴义县泥荡镇的风景凭想象画成，并在他96岁寿日时送来的，何应钦十分喜爱这幅画，挂在书房中时时欣赏一番。此时，病中的何应钦望着画中泥荡小镇那参差错落的房舍、崎岖的羊肠小路，不觉心驰神往，似乎回到了他的家乡泥荡，那高耸的悬崖峭壁，那南方小镇的风土人情，那泥荡石林的绮丽风光，如一幅长卷在眼前飘过，老人内心深处流淌着一股浓浓的乡恋与亲情……
这一年的5月1日，何应钦突然发生脑中风，家人即将他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该院神经部主任朱复礼为他进行精心治疗，用了最有效的药物和一流的仪器，但终不能使病情好转，只能苟延其生命。这样，年高体衰且病重的何应钦又拖了一年的时间。
1987年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急骤下降，经医院全力抢救，并以呼吸器维持呼吸，延至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终因心肺衰竭而结束了他的生命，终年98岁，离百岁大寿还差2年。
何应钦逝世后，正在病中已不能行走的蒋经国发布了“总统令”，要求“饰终之典，务从隆厚，以似崇褒”，并颁赠“轸悼耆勋”的挽额。按照蒋经国的命令，台北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丧礼后，何应钦的灵柩在各要人的护送下，安葬在台北县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军界元老何应钦（4）
何应钦死了，可谓是寿终正寝。他活了九十八高龄，却不能实现他重回家乡、再见亲人的愿望。他顽固坚持“三不”政策，实际上，他也是海峡两岸骨肉分离悲剧的制作者之一，到头来，他作茧自缚，吞咽了由他自己参加酿造的这杯苦酒，这就是他的可悲之处。
理论家戴季陶（1）
1949年10月，正是“暮景萧萧雨霁，云淡天高风细”的深秋季节。在南京郊外一处小巧玲珑、安静舒适的“孝园”别墅里，国民党###戴季陶神经痛日益加剧，常使他不思饮食，夜不成寐。每当这种时候，他便陷入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回忆之中。他回忆昔日辉煌的岁月，也思索自己未来的归宿……
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号天仇，晚号孝园。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广汉县。1902年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1905年秋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上海《天铎报》主笔，还为《民呼报》、《民吁报》撰稿。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反清排满，鼓吹革命的文章，一时有“穷达利眼识天仇”的美誉。1911年5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首义后，任孙中山秘书达十四年之久。五四时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活动，但不久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大革命期间，以###的戴季陶主义而出名，受到共产党人的批判。南京政府成立后，任考试院长达二十年之久。1948年因病卸职，被任命为国史馆长，但一直没到职。
现在，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戴季陶似乎已听得见远方隆隆的炮声，他知道南京政府败局已定，自己将何去何从呢？一想到这些问题，他的心情也时而苦闷，时而感伤，时而烦躁，时而悲凉。
戴季陶离开南京市中心，到这偏远郊外的“孝园”来居住，一是为了养病，二是为了逃避政治。这里的环境如世外桃源一般，那山中的晨雾、落日的余晖，足足可以使人陶醉。但戴季陶却又安不下心来，他不能离开政治，他一辈子从事政治，一旦离开，又感觉到痛苦。他曾十分坦诚地表白：“但以世风日下，国事日艰，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因此，他身在“孝园”，却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党国事业”。他总是十分关心时局的发展，如有外人来访，他便关切地询问南京方面的情况，前线战事的进展，共声党方面的动态，社会上的舆论，人事的变更，应变的策略等，且问得十分仔细，并露出伤时之感。不久，戴季陶病痛剧烈，为了免除过度的痛苦，他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以致不省人事，所吸的香烟余烬落在床褥上，几乎酿成一场大火灾。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恰在此时，他夫人赵淑文又患中风，造成偏痹，不能起床。戴季陶本身疼痛难禁，需人照顾，现在反而还要他来照顾呻吟床褥的夫人，这无疑会加重他的病情。但戴季陶与赵夫人的感情是如此深笃，他不仅带病扶持赵夫人，而且事无巨细，照顾得十分周到。每当他以颤抖的手送来一杯水，喂进一汤匙药时，赵夫人心中好一阵难过。这时，他们会长久地凝视，让多少复杂的情感，在这无声中传递。
后来，戴季陶的学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见他生活实在不便，便将他们夫妇接到杭州苋桥小住，并派人多方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后，赵夫人病情好转，戴季陶身体也渐康复，睡眠与饮食俱已恢复正常。他不便再打扰学生，而且也留恋牧歌生活的孝园，于是，向胡伟克辞别，又回到南京孝园别墅。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也快结束，人民解放军正陈兵千里长江，南京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无法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于是便授意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这样，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逐渐公开化了。在形势与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然后争取时间以利再战。对于和谈，应该说，戴季陶从内心是不感兴趣的。还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准备内战，戴季陶就坚决反对。可现在，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而相反的是，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都陷入空前的危机，整个蒋家王朝面临最后灭亡。戴季陶，这位蒋介石的大谋士，国民党的忠实文臣，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想不出什么绝妙的好计，以挽救当前的危局。因此，面对“和谈”的声浪，他只好以病为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理论家戴季陶（2）
这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党的另一忠实文臣陈布雷自杀而死，戴季陶听到消息后
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发一言”。他想起在上海办报时与陈布雷的友谊，想起这多年两人的交往，也想到陈布雷为国民党政权鞍前马后，劳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顾影自怜，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如此，他还故作镇静，当有人问他对陈布雷自戕的看法时，他装腔作势地说：“照佛家道理，是不许可的。”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自杀之举。
年底，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中央计议，在适当时候，将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决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澜，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如惊弓之鸟，匆匆打点行装，准备随时逃往广州。
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打电报给戴季陶，邀他到广州小住。同时，宋子文还命粤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何树祥亲自面谒戴季陶，反复劝说他，请他速作决定，在近期成行。
除广州外，戴季陶当时可去的地方还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四川。对于台湾，他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虽然当时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往那儿跑，但他却不愿意去那个孤岛。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劝他到台湾去时，戴季陶不假思索地说：“不必！”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时，他又不愿作为乱世败将逃回家乡。几个地方相比，他较愿意去广州，那里有他曾惨淡经营的中山大学，他曾与孙中山一起，在那儿奋斗了很长时间。因而，广东能像故乡一样唤起他浓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赵淑文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广州。当飞机徐
徐起飞时，他不无伤感地眺望金陵古城，但见苍山如黛，冬日似血，长江无语东流；从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那数以千计的小洋楼，绝大部分是国民党达官要们的住宅，现在已是十室九空；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方，“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行人稀少，街道冷落。这六朝形胜之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到处笼罩着一种寂寞清冷的气氛。戴季陶看到这幅破败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心想，现在该是七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心里一沉，整个身体就像一下子坠入一片万劫难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机，望不见彼岸。
戴季陶到广州后，开始住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招待所迎宾馆，到后来又转往更为幽静舒适的东园宾馆，备受礼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严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经痛病不时而发，发作时疼痛难忍，没有办法，只得服安眠药片，使其昏沉入睡，即使不发作时，行动也须人扶持。
虽然如此，他始终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广州后的第一次中常会。他在记录本上签名时，手抖得十分厉害，额上不时冒出阵阵冷汗，但他还是坚持开会；在与人谈话时，竟有些语无伦次。他明显感到失去了控制力。他的身体、精神衰弱到了极点，就像一匹拉着破车的老马，走到了穷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绝。
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