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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不敢懈怠，立即着手整顿淮军。李鸿章对自己招募的“叫花子兵”和“痞子将领”非常得意，对外宣称：“鄙人的淮军土是土气了一点，但最能打仗！”李鸿章整顿淮军主要集中于武器装备。他不惜血本，将淮军旧式兵器全部弃置，一律改装为新式洋枪和劈山炮，每哨配备6个洋枪小队和2个劈山炮小队。于是，淮军鸟枪换炮，在武器装备上大大超越曾国藩的湘军。淮军队伍也得到迅速扩充，由原先的13营增至79营。淮军的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最高统帅李鸿章因战功升任江苏巡抚，逐步裁撤驻守上海的绿营兵，代之以初具规模的淮军。这样，李鸿章在上海实行有效控制的最后障碍只剩下不肯安分的洋人。英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在李鸿章初至上海时确实出力不少。但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淮军更换新式武器后，洋枪队就越来越成为李鸿章的眼中钉、肉中刺。
此时，湘军开始加紧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的围攻，曾氏兄弟几次来信要求李鸿章施以援手，并指名令程学启部率军增援。李鸿章对曾国藩重新收编程学启部的念头心知肚明，便打发洋人的常胜军前往南京增援。这时常胜军首领已由白齐文代替华尔。李鸿章令白齐文率常胜军主力开赴南京，上海道台吴煦和杨坊负责“督带”。李鸿章此招可谓是一石三鸟，既向老师交差，又将常胜军支走，同时还把吴、杨两个非淮系官员排挤出沪。白齐文见李鸿章把自己派到危险的前线去作战，却难以保障充足军饷，哪里肯服从调动。他拒绝率领常胜军开赴南京。白齐文不敢和李鸿章直接作对，便拿在松江的道台杨坊出气。他跑到杨坊家里，将他毒打一顿，同时将杨府中搜到的四万块洋银抢劫一空。白齐文干了坏事自觉理亏，逃到英国军队中隐匿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援军未至一事倒不怎么在意，因为他要求增援只是想招回程学启部。至于常胜军，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常胜军不来南京没什么不好，来了倒没有什么好处！”李鸿章却对白齐文不听调遣、殴打朝廷命官且入室抢劫之事不能容忍。当然，这种棘手之事老奸巨猾的李鸿章不会亲自处理，他令吴煦限期将白氏捉拿归案，要求常胜军转由中国官员接管，外人不得干涉。英国军队见李鸿章真动了怒，觉得不便为一个白齐文破坏中英两国关系，决定交出白齐文。然英国驻华水师司令迪佛立与白齐文私交甚笃，强硬坚持不肯交出白齐文。李鸿章决心以此为突破口，改组常胜军。李鸿章改组常胜军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削减常胜军的经费，将钱省下来发展淮军；二是收回常胜军兵权。无理也硬三分的英国人当然不会同意李鸿章的改组方案。英国政府任命戈登为新任常胜军统领以取代白齐文。戈登的到来使李鸿章心中着实“咯噔”了一下。他意识到英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常胜军领导权的险恶用心，不能与其硬碰硬。李鸿章遂托人调查戈登的底细，得知戈登出身于军官世家，对军事地形学和步炮联合作战有精深的研究，性格弱点是爱慕虚荣、贪财。戈登一到中国，便受到李鸿章的热烈欢迎。李鸿章极力称赞戈登的军事才华举世无双，令人钦佩不已，配得上任何高级军官职位。随后李鸿章升任戈登为总兵衔，并赠之以各种锦旗奖章、宝星勋章，其中白花花的银子当然必不可少。李鸿章不断虚心向他请教各种新式兵器的用途和杀伤力等军事专业问题。戈登来中国之前听说李鸿章是一铁腕人物，将前任吓得躲在军舰里不敢出来，早已做好应对的心理准备。但见到李鸿章后，戈登改变了看法，他在给英国政府发去的公函中极力称赞李鸿章，称其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为人正直、思想先进，热心发展西方军工业，我们英国政府对他不但不应与之作对，而且应全力帮助支持。
遣散常胜军（2）
有趣的是，没过多久，戈登公函中的李鸿章就变成了阴险毒辣的小人。戈登发现，常胜军在作战时总被派往最艰苦的前线，且经常为淮军程学启部做马前卒。戈登终于忍无可忍，带领常胜军跑到昆山，扬言不再听从李鸿章调遣。中国总税务司赫德从中英长远利益出发，百般协调，劝说贪财好利的戈登重新回到李鸿章身边。此事引起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严重挑战，有损帝国尊严。英国政府提出，解散戈登的常胜军，上海防务由驻沪英军承担。李鸿章虽有思想准备，却万万没料到英国会同意解散常胜军。机不可失，李鸿章当即宣布解散常胜军。李鸿章一宣布此消息，英国人倒不满起来。驻华领事巴夏礼发出照会，称解散常胜军一事只有英国公使方可办理，李鸿章无权作出决定。李鸿章深知英国人的脾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想彻底摆脱常胜军就困难了。李鸿章多方打听，得知只要戈登同意解散并发给常胜军足够的遣散费，就能顺利解散常胜军。李鸿章知戈登一向好名，便以躲在军舰中的白齐文为例，晓以厉害，告诫戈登，人生在世名声最为重要，不要为别人的利益把自己给毁了。同时，李鸿章令丁日昌在最短时间内筹集白银十九万两作为遣散费。其中，上校级军官和负伤军官每人发四千块洋元，未受伤士兵除多发给一个月的津贴外，还按路途远近发给回家路费。报纸如此评价李鸿章的遣散费：“对于一个像清帝国那样负债累累的政府来说，这笔款项绝不能认为是气度狭小的。”三天后，常胜军全部解散。随后，李鸿章向曾国藩汇报：“常胜军已全部遣散，一切全靠戈登忽然变成了忠直的好人。这并不是学生促使他洗心革面的结果，而是大清兴旺发达的时运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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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的去留（1）
淮军在同太平天国、捻军的作战过程中，渐次拥有了完善的兵制、统一的号服、新式的武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然淮军的根本性质依然没有变化，即它始终是一支由个人领导的地方军队，其军费、粮饷、士兵津贴均由李鸿章个人筹集，它并不是国家正规军，不能享受国家财政的支持。国家的正规军是打仗时一无是处、衣服光鲜的绿营兵和只会吃喝玩乐的八旗兵。然捻军和太平天国总有被平灭的一天，那时专为镇压农民起事而创立的淮军和湘军该何去何从呢？从太平天国日趋衰微开始，这一问题就摆在了清政府和曾、李师徒二人面前。按照清朝军制惯例，一旦军事行动和战争任务结束，八旗兵返回防地，绿营兵调回原先驻守的村社集镇或城市，临时招募的勇营则就地解散回家。淮军和湘军按理应属最后一种类型。然湘、淮军又不是一般的勇营。敏感的曾国藩最先采取行动，裁撤湘军。他明白，不但是湘军，甚至自己兄弟二人都已成为清廷的心头大患。曾国藩向清廷上书，提及湘军兵员太多，自己难以统帅，请命解散三四万人。十天后，曾国藩又说弟弟曾国荃由于多年打仗，身心俱疲，希望朝廷允准其回家养病，顺便提出继续裁撤湘军两三万人。一年后，曾国藩又说湘军水师人数太多，应留下一小部分改编为长江水师，剩下的将士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清廷见曾国藩如此“懂事”，自然无可挑剔。曾国藩裁撤了自己的湘军，却一点没有要学生李鸿章效仿自己的意思。聪明的李鸿章也表示：淮军土是土了点，但很好用，淮军随时听候老师的调遣。于是，撤湘留淮计划出台了。此时的湘军已无法同淮军相比。首先，湘军内部将领之间矛盾很大，曾国藩自己都协调不了；其次，湘军日趋腐败，士兵抽大烟、逛窑子、抢掠民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淮军越来越正规时，湘军倒越来越像地痞流氓，战斗力与淮军已不可同日而语。李鸿章认为，平定内乱只是淮军的当前任务，长久威胁来自于西方。想要打败西方列强，必须首先学习西方先进之处。他总结自己多年从戎的经验说：“想要灭贼必先治兵，想要强兵必先足饷，想要筹饷必先得到人和地。”
李鸿章很快掌握了最为稳固的饷源——厘金。他决定把钱花在洋人身上。李鸿章第一次观看华尔洋枪队作战时，即对洋枪洋炮的强大威力惊诧不已：这样的军队一个顶仨！他乐观地给曾国藩写信，中国只要有开花大炮和轮船两种东西，从此便不受外人欺侮了。欲先工其事，必先利其器。李鸿章决定把钱花在武器上。华尔既熟悉西洋武器，李鸿章便委托他代购。笼络人是李鸿章的长项，不久华尔答应为李鸿章从国外购买炸弹和洋枪。李鸿章将新购的第一批西洋武器配给了战斗力最强的程学启部。令华尔始料不及的是，他的热心帮助使淮军很快替代了常胜军。单凭华尔远远满足不了淮军的需要，李鸿章的目标扩大到在华其他洋人身上。有军官因服役期满回国或是中途回国办事，李鸿章都托他们代购武器。但通过个人购买，数量毕竟有限；李鸿章转而通过上海洋行大批购置武器。买得多了，李鸿章逐渐了解到，购买一点都不划算，钱都让洋人赚去，不如自产自销。然而武器自造还得在洋人身上花钱。一是好多制造军械的原料中国没有，须从外国购买；二是即使有原料，中国也无懂技术的专门人才，还得从外国聘请。李鸿章认为花些学费是值得的。建工厂、请洋师傅，上海炸炮三局开张了。然这毕竟是第一次，李鸿章聘请的洋师傅虽出身军队，却既非军官，也不是技术兵，而是一名军医。这个军医叫马格里，凭着对洋务事业的一腔忠诚，得到了李鸿章的信任，进入淮军幕府。不知是出于对李鸿章的忠诚还是对银子的忠诚，马格里最先建议李鸿章与其从外国购买武器，不如自己设局制造。马格里向李鸿章毛遂自荐，认为自己定能胜任。李鸿章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将一个炸弹局交给他。可是炸弹不给马格里争气，生产初期就连续发生几起不慎走火爆炸的事故，工厂中血肉横飞，马格里医术再高明，也不能将他们拼凑到一块了。李鸿章得知后非常恼火，立即将马格里解职。
淮军的去留（2）
不光“硬件”上升级换代，李鸿章对“软件”改革也精益求精。他看到华尔洋枪队在作战时，不光凭借精良锐利的武器，而且有着井井有条的作战秩序。淮军作战时厮杀呐喊，声闻百里，气势恢弘；洋人作战时排队进退，只闻枪声炮声，无人显示出不要命的架势，敌人却已在远处人仰马翻，这才是打仗的最高境界。李鸿章决心在淮军中推广洋枪洋炮。李鸿章首先在程学启、刘铭传的部队中聘请洋教练。从没摸过洋枪炮的淮军士兵，对这些铁玩意既好奇，又恐惧。洋教练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练准头。许多淮军都观摩过洋人军队作战，只见士兵手指一动，敌人应声倒地；大炮一拉，目标立刻屋倒墙塌，煞是威风。可同样的枪炮到自己手里便不听使唤，瞄得不准误伤战友、使用不当造成走火等事件屡屡发生，甚至一次演练中因弹药走火而炸死二十余人。李鸿章再三给部下打气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到练出百发百中的准头来，何坚不摧，何战不克！”除枪法外，李鸿章亦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语言不通是教习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训练中洋教练喊出口号，经过翻译传达，士兵才去执行。且翻译将许多重要的专业术语译得不伦不类，弄得士兵经常无所适从，军事训练简直走了样。李鸿章鼓励大家：“英国官兵不像我们随便在人群中挑选，他们都受过军校的特殊训练。我不惜重金聘来老师，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虚心学习。现在学的只是皮毛，等以后理解了精髓，自然会领悟其中的奥妙！”别说淮军将士不理解，连热衷洋务的曾国藩也不理解李鸿章的做法。他屡次写信给李鸿章，反复讲授取胜之道在人心不在兵器的道理。李鸿章向老师解释：太平军中虽有洋枪炮，可是他们没有用洋法操练队伍，因此武器发挥不出作用。李鸿章还邀请老师来参观淮军的训练。曾国藩观看淮军训练后，认为湘军已大不如淮军，历史任务确应落到淮军身上。这也成为曾国藩决定留淮撤湘的原因之一。
李鸿章凭他超人的本领纵横捭阖，保证淮军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武器，对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海”“塞”之争（1）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历经变动，西北接陆、东南邻海的空间格局却未有改变。明朝太监郑和虽下西洋游历，然清代以前中国的航海技术毕竟有限，海洋的阻隔远远大于联络。鸦片战争前，中国主要防御体系主要针对西北边疆。在统治者看来，茫茫大海本身即天然的防御线，最多只是倭寇和海盗兴师作乱。政府大规模组织造船，并非为海防计，多为去远海仙岛上给皇帝寻求长生不老仙药。前些年一部香港电影中有大明朝水师因长期闲置、只好自己玩海上捉贼游戏的场景，其实倒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入关初年，郑氏集团偏安台湾，清朝特意加强了海防建制。当时沿海省份水陆官兵比内地要多几倍，提督总兵统管全省，兵官副将统辖各营，营下又有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号称“兵制之善，海防之固，史无前例”。道光时海防又退化成装样子的摆设。东南沿海水师有五万之众，实际能调遣打仗的却不过几千人。这几千人几乎都不下水，常年呆在陆地上，除饷银更高外几乎同陆军无异。广东水师曾进行过一次技能测试，内容很简单，即用弓箭射五箭，鸟枪打十枪，然后统计成绩。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半数以上的人一枪不中、五箭全空；仅中一箭或一枪的又占绝大比例；打中三四枪或射中两三箭的乃极少数。当时全国最大的船仅长十一丈二尺，宽二丈，上面最多装十门旧式土炮。船只常年不用，船身木头已开始腐烂，桅杆布满虫蛀的窟窿，帆拉到一半绳子就断了。船上土炮也锈迹斑斑，两炮之间的蜘蛛网密得惊人。船舰如此，岸上的防御工事也令人瞠目。碉堡炮台大都是康熙时代的杰作，经历几百年的风吹雨打，挺拔在前线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光荣历史。
鸦片战争后形势突变，大海失去了以往宁静和平的面貌，西方列强从东南沿海竞相涌来。东南边疆门户洞开，海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早在鸦片战争前，以“遇事敢言”著称于世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即向朝廷提出：清朝水师成员都为老弱病残，兵器残缺不全，甚至战船都用旧钉子和薄模板钉成，这样的水师怎能拱卫大清国门？鸦片战争后，李鸿章为首的一些大臣更是呼吁大力加强海防建设。李鸿章在奏折中言辞恳切地说：东南海疆长达万里，现在外人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甚至内地各省和京师都集中不少洋人，他们表面是友谊的和平使者，实则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且西洋轮船电报一瞬千里，军火器械工力百倍，均为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再拿传统制夷谋略应付，显然行不通。
曾国藩是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第一人。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水师的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水营，加之有外国兵轮“助剿”，曾国藩深感水军强大之重要。曾国藩非常清楚，旧式水师对国内叛乱尚可应付，但对境外强敌则无异以卵击石。曾国藩向朝廷建议，如今中国已开设几家造船厂，等船造好后不妨仿照西方兵法建设一支新式海军。1862年，曾国藩趁海关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回国休假，托他代为购置军舰。李泰国满口答应，回国后为中国挑选了七艘船舰。但不知李泰国哪根神经忽然出了毛病，竟擅自做主，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中国舰队司令，并私签合同，宣称这支舰队只接受英国皇帝指挥，有选择地接受中国皇帝指挥。李泰国天真而愚蠢的想法随即遭到清政府的严词拒绝。李鸿章对总理衙门说道：“要使这批船成为中国自己的船只，不能变成李泰国霸占的船，中国才不至于在危急的时刻无所依靠而惊慌失措。”最后，清政府除买船花费外，又白白损失九十万两白银，将所购船只全部转手卖与他国。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阿思本事件”。此后十余年间，无人再敢提及筹建海军。
1870年，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决心加强海防。李鸿章好友丁日昌向他建议：当今最具威胁的国家乃是一直为国人不齿的日本。日本目前虽也被美国敲开大门，但大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势，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敌！门外有虎有狼，我们不能只是不时扔一块肉出去，以求它们暂时不饿，而应习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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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塞”之争（2）
学办法和造武器的前提是说服清廷舍得出钱。其实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变”字，改变旧思想以看清新形势，改变旧办法以引进新技术，改变旧内容以注入新活力，改变旧的落后挨打局面以自强于世界。丁日昌提出根据中国海疆自然条件，应建北、东、南三洋海军。北洋驻天津，东洋驻吴淞，南洋驻南澳，一旦危急，三洋即可联成一气。丁日昌的方案令李鸿章拍案叫绝，然清政府认为此方案还“存在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并未重视。1870年代后，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灭，域外强敌就来骚扰，日本在东南海疆屡屡作乱，沙俄则对西北内陆虎视眈眈。19世纪70年代，沙俄趁新疆内乱之机出兵侵占伊犁，日本则派兵侵入台湾。清政府左右为难：海、塞防兼顾，两面出兵应敌，保住西北、安定东南，自然是上策，可清廷根本不具备应敌的兵力和财力；若二者不能兼顾，则最好舍车保帅以保一方，但哪个是刻不容缓，哪个又能暂时放弃？
李鸿章这时挺身而出，主张以海防作为经营重点：伊犁已被俄国所占，短时期内收复绝非易事，且以目前军力要收复西北实在力不从心，不如令西征诸军严守边境，同时在前线屯兵耕种，积蓄力量。节省军饷应全部用于东南海防。此论遭到湖南巡抚王文韶坚决反对。他认为，天下事分两种，一种是重要之事，即“本”，另一种是次要之事，即“末”。重要之事又分两种：一是重中之重，刻不容缓；另一种是虽重要却非目前必须。关于海、塞防问题，西北塞防是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