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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间接增强侵略国加速沦亡中国的力量。为增强整个中国抗敌救亡的实力计，停止一切内战是有绝对的必要。第二个条件是要解放民众救国运动。军力必须和民力配合起来，才有动员全国力量一致对外的可能。所以关于民众救国的组织和救国言论的自由，必须有切实的开放和保障。
关于民族统一阵线的研究，我在所著的《坦白集》里已有较详的讨论，在这里只提出尤其重要的话，来说一下。这是我就大众的立场，根据大众的利益，断然认为是当前抗敌救亡的最重要的主张。只须能尽我的微薄的力量，推进或促成这个主张的实现，任何个人的艰险，是在所不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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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立场和主张（2）
当然，我们对于国事的主张是要根据当前的现实，我在这里所提出的，只是专就抗敌救亡的现阶段的中国说。
33深夜被捕
我对于国事的立场和主张，已很扼要地谈过了。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主张，有许多热心救国的朋友们也都有这同样的主张；这不仅是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们的主张，我深信这主张也是中国大众的公意的反映。于是我们便以国民的地位，积极推动政府和全国各方面实行这个救亡的国策。我们自问很坦白，很恳挚，除了救国的赤诚外，毫无其他作用，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和六位朋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诸先生——竟于去年十一月廿二日的深夜在上海被捕！
在被捕的前两三天，就有朋友传来消息，说将有捕我的事实发生，叫我要特别戒备。我以胸怀坦白，不以为意，照常做我的工作。我这时的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去年十一月廿二日下午六点钟我赶到功德林参加援绥的会议，到会的很多：银行界、教育界、报界、律师界等等，都有人出席。我于十一点钟才离会，到家睡觉的时候已在当夜十二点钟了。我上床后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所以到了一点钟模样才渐渐睡去。睡得很酣，不料睡到两点半的时候，忽被后门的凶猛的打门声和我妻的惊呼声所惊醒。我在床铺上从睡梦中惊得跳起来，急问什么事。她还来不及回答，后门打得更凶猛，嘈杂的声音大叫其赶快开门。我这时记起前两三天朋友的警告，已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我的妻还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把无稽的谣言——我事前认为无稽的谣言——告诉她，免她心里不安。她还跑到后窗口问什么人。下面不肯说，只是大打其门，狂喊开门。她怕是强盗，主张不开。我说这是巡捕房来的，只得开。我一面说，一面赶紧加上一件外衣，从楼上奔下去开门。门开后有五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好手枪，作准备开放的姿势。他一进来就向随来的翻译问我是什么人，我告以姓名后，翻译就告诉他。他表示惊异的样子，再问一句：“他是x x x吗？”翻译再问我一句，我说不错，翻译再告诉他。他听后才把手枪放下，语气和态度都较前和缓得多了。我想他想像中的我也许是个穷凶极恶的强盗相，所以那样紧张；后来觉得不像，便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叫翻译对我说，要我立刻随他们到巡捕房里去。当时天气很冷，我身上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睡衣，外面罩上一件宽大的外衣，寒气袭人，已觉微颤，这样随着他们就走，有些忍受不住，因为翻译辗转麻烦，便问那位法国人懂不懂英语，他说懂。我就用英语对他说：“我决不会逃，请你放心。我要穿好衣服才能走，请你上楼看我穿好一同去。”他答应了，几个人一同上了楼。他们里面有两个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来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位法国人和翻译；还有两个是市政府公安局的侦探。上楼后我问那个法国人有什么凭证没有，他拿出一张巡捕房的职员证给我看。我一面穿衣，一面同那法国人和翻译谈话。谈话之后，他们的态度更和善了，表示这只是照公安局的嘱咐办理，在他们却是觉得很抱歉的。那法国人再三叫我多穿上几件衣服。公安局来的那两位仁兄在我小书房里东翻西看，做他们的搜查工作。我那书房虽小，堆满了不少的书报，他们手忙脚乱地拿了一些信件、印刷品和我由美国带回的几十本小册子。这两位仁兄里面有一位面团团的大块头，样子倒很和善，对我表示歉意，说这是公事，没有办法，并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在弄口亲眼看见你从外面回家，在弄口走下黄包车后，很快地走进来。我想你还不过睡了两小时吧！”原来那天夜里，他早就在我住宅弄口探察，看我回家之后，才通知巡捕房派人同来拘捕的。我问他是不是只拘捕我一个人，他说有好几个。我想一定有好几个参加救国运动的朋友们同时遭难了。我心里尤其悬念着沈钧儒先生，因为沈先生六十三岁了，我怕他经不住这种苦头。我除穿上平常的西装外，里面加穿了羊毛绒的里衣裤，外面罩上一件大衣，和四位不速之客走出后门。临走时我安慰了我的妻几句话，并轻声叫她于我走后赶紧用电话告知几位朋友。出了弄口之后，公安局的人另外去了，巡捕房的两个人用着备好的汽车，陪着我乘到卢家湾法巡捕房去。到时已在深夜的三点钟了。我刚下车，由他们押着走上巡捕房门口的石阶的时候，望见已有几个人押着史良女律师在前面走，离我有十几步路，我才知道史律师也被捕了。
34到捕房（1）
我于十一月廿二日的深夜被押解到卢家湾法巡捕房。在捕房门口下了汽车以后，那个法国人和翻译在我左右拥着走上石阶。这时那翻译不但在旁拥着我，而且用一只手挟着我的手臂。我向来没有做过犯人，这是破题儿第一遭，心里想这明明是怕我逃走的样子，突然发生着奇异的感觉。刚走上石阶两三层，瞥见有两三个人也挟持着史良女律师在前面走。她身上穿着西式的妇女旅行装，上身穿的好像男子西装的上身外衣，下面穿的是好像水手穿的广大裤脚管的裤子，外面罩一件女大衣，全身衣服都是黑色的。我看她的态度很从容，偶然回过脸来，脸上还现着微笑。我们相距约有十步左右。我本想走快几步凑上去问她沈钧儒先生是不是也已被捕，因为我心里时刻担忧着他老先生的安全。可是在我左右挟着我的人看见前面有史女士在走，反而停住我不许走，等了一下，史女士已走远了，才许我再举步继续向前走去。我心里又想，这大概是因为犯人需要彼此隔离的。
我被拥至二层楼上政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到后即由那个法国人问话，并由那个同来的翻译在旁担任译述。他先问我的姓名、年岁和职业，加入了什么政治团体。我承认我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但是从来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他问救国会的宗旨，我说是主张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并问他：“假使你们法国也被别国侵略，你立于国民的地位，要不要起来主张抵抗这侵略？”他点头微笑。谈到这里，他很客气地说，捕房捕我，不过是应中国公安局的要求。我说我要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他说中国公安局告我是共产党！我说我要他们拿出证据来。他一边问，一边就笔录下来。大概问了半点钟。他坐在办公桌的后面问，翻译坐在办公桌旁边译，我就坐在办公桌的前面，刚和他相对。问后那个法国人走了，那个翻译对我说：“对不住，今天夜里要请你住住监狱，明天上午八点钟才送法院。”我默然。他接着说：“不过你们是上等人，我们可以把你送到上等人的监狱里去，不致和那些龌龊的苦力混在一起。”我仍然没有什么话说，只有随他到楼下去。
他带我到楼下的另一间办公室，也许是巡长室吧，里面有个柜台，柜台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法国人（也许是巡长），还有个穿便服的法国人跑出跑进。离柜台略远处有个栏杆，这栏杆里面大概是预备犯人立的地方。他们就叫我立在这栏杆里面。房门口有安南巡捕守着。我在那里大概立了一小时左右，有个穿西装的中国职员押着史律师进来。他们叫她站在柜台和栏杆之间，我们仍不许谈话，只能远远地点头微笑而已。再等一会儿，有一个安南巡捕和一个好像“茶房”模样的中国人进来。这中国人问我犯什么罪，我说犯“救国罪”，他也莫名其妙，土头土脑地走了。这个安南巡捕就开始向我身上搜查，用两只手在我衣服上摸了一遍，又伸进各个衣袋里检查了一下，然后取出我的装钱的小皮夹子，取下我西装领上的扣子，取下我的领带，取去我的吊袜带，取下我的手表，取下我皮鞋上的带，取下我吊裤子用的吊带（吊西装裤子用的），取去我缚在里裤上的带，取去我不能一刻离的眼镜！他们对我说这是必须经过的手续，我当然没有话说，只得听任他大取而特取！不过最后取到我的近视眼上的眼镜，却使我感到太不方便了，我就提出抗议，要把眼镜留住，他们不肯。这时史律师远望着我那副样子，她竟临时做起我的“辩护律师”了，对监视她的那个穿西装的中国职员说，某先生 （指我）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不必这样搜查，眼镜也应该让他留用，并叫他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柜台里的那个巡长听。结果没有达到目的，我的眼镜当然是照脱下来了，这时只有对着我的临时“辩护律师”苦笑。我的近视虽不算怎样厉害，但是没有了眼镜，看较远的东西便有些模糊，举起步来便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暂时做做“仙”罢了！其实我的这位临时“辩护律师”自己也吃了苦头，后来我们同到高三分院的待审室里，据她说，她那夜身上的裤带也被取去！她还说着笑话，说幸而她穿的是西装裤，否则不免有伤风化了！
34到捕房（2）
这种手续大概是预防犯人要暗寻短见吧。但是我们都要留着这有用之身为救国努力，谁愿寻短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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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铁格子后面
我的眼镜脱去了之后，史律师先被带出，我再等了好些时候，大概在当夜五点钟左右，我也被带了出来，往监狱方面走去。我举起脚来走的时候，皮鞋总在脚跟升降着，好像什么升降机似的，怪累赘，才又恍然觉到皮鞋上已没有了皮鞋带。这倒也是生平第一次的经验，因为自从知道穿皮鞋以来，从来没有不用皮鞋带的。这样一来，皮鞋倒像了拖鞋，所不同的是拖鞋轻便而皮鞋式的拖鞋却怪沉重。下面拖着一双皮鞋式的拖鞋，上面的两只眼睛又缺少了一副眼镜，拖步出了房门，好像走进了“迷园”，四周都成了蒙眬糊涂的世界。往监狱去是要走下楼梯的，更是在糊涂中瞎摸着。幸而挟持我手臂而行的那位中国巡捕倒还殷勤，转弯或下梯的时候，总是小心打着招呼帮我的忙。将到监狱门口的时候，不但重遇着史律师，并且看见章乃器先生也来了，看看他的身上，西装领上的扣子也没有了，皮鞋上的带子也没有了，他身上也罩着一件呢大衣，脚上也拖着一双皮鞋式的拖鞋！我们遇见时都不许谈话，只能点头微笑打个静默的招呼而已。我们会齐了再向前走。走到监狱里的时候，押解我们的人正和守监的人接洽，我乘隙偷问章先生：“沈先生怎样？”他回答说：“大概也被捕了！”我听了默然微叹，那样冷的深夜，我实在替他老先生担心。我一面心里这样想着，一面囚室的门已开了，便被关了进去，铁格子门下了锁。
我们三个人分住在三个囚室。我进了囚室之后，虽然已觉得疲乏，却睁开我的好像半瞎了的眼睛，四面仔细瞭望一下，看见这个囚室倒不算小，约有十来尺阔，###尺深，一大半的地位都被一个大床铺占去了，床是用木板搭成的，好像小戏台似的，显然是预备六七个人睡的，虽则这次只是我一个人在里面。囚室里有了这样大的一个床铺，余下来的只是一条狭长的走路的地位。在房的一角，地上有个圆钵头，那大概是预备小便用的。除有一个铁格子的门，墙的高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铁格窗。天花板的中央有着一盏电灯，射出暗淡的光线。床上有一条蓝布的被窝。我就把这被窝铺在床沿，把被窝的一头卷着一部分当枕头用，便和衣躺在那被窝上面。那段床沿离铁格子门很近，躺在床上看得见门外的暗淡灯光中有安南巡捕来往梭巡着。在孤寂冷静中刚刚睡着，不一会见有人来开铁格子门，把我叫醒，我一跳而起，莫名其妙，巡捕叫我跟着他走，我只得搓搓睡眼跟着走。走出了囚室的铁门，看见章先生和史律师也一同出去，经过了一个天井，转了两个弯儿，到了另一个监狱，形式和前一个差不多，不过在两排囚室中间的那个甬道里装有火炉。那个便装的法国人说着简单的英语，说这里可以比较温暖些。我猜想这也许是出于他们的好意，叫我们迁住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但是我经这样一迁移，躺在床上却一夜睡不着。自问心境坦白，并没有什么忧虑，但不知道为什么就睡不着。后来直到小窗上透进鱼肚白，才蒙眬地睡了几分钟，忽然又醒了，醒后虽仍躺在床上，从此就睡不着。等一会儿，有个安南巡捕送进两片面包，一个铅碗盛着的热茶。我看那铅碗的里边似乎积满了茶垢，没有喝的勇气；那两片面包倒是新鲜的，我便咬了两口，但因为并不想吃，所以就放在床边。
身上没有了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不过觉得天亮了好久，八点钟何以还不肯来！（因为听说八点钟送法院。）后来他们又把我这个“半瞎子”送到政治部的办公室里，再经一次和前一夜大同小异的问话。等待问的时候，章先生也在那里，我们想说一两句话，立刻被翻译阻止，只得默然相对。问话的时候，各人是被隔离开的。后来我被带着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到一个地方去打手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手印，最初一念是不胜愤怒，但转念亡国奴的惨状更甚于现在的遭遇，为着参加救国而打手印，算什么！手印打后，又被带着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押回监狱里去。等一会儿又被带出来，又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到一个地方去拍照，正面拍了一张，侧面又拍一张。又重新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仍被押回监狱里去。等一会儿又被带出来，又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到一个地方去量身体、面部、手臂等等。又重新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再被押回监狱里去。等一会儿又被带出来，又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再干一番打手印的把戏，据说是再须打一套送到英租界去的。我们是在这一天（廿三日）的下午三点钟左右被解往法院的。在这时以前，我这个“半瞎子”就拖着没有带子的皮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被押来押去。我觉得很有些像做猴戏，我自己被当做一只猴子玩！我继续不断地被押进押出的时候，章先生和史律师也在一起，我们的态度都很从容。
36高三分院（1）
廿三日那天从黎明到下午三点钟（这时间是当时向旁人探问才知道的，我身上没有表），为时不能算久，但是在我却好像过了好久的时候，因为带着一对“半瞎”的眼睛，拖着一双没有带子的皮鞋，下身穿着一条没有裤带常常下落的里裤，踯躅兜转了无数次的楼梯、天井、走廊；走廊、天井、楼梯！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又由囚室里被提了出来，和章先生、史女士同被几个巡捕和法院的法警押到高三分院去。将押出门的时候， 史女士先走，我和章先生随在后面，有个法国人用手铐把我的右手臂和章先生的左手臂套在一起，把锁锁上，所以我们两个人不得不并排走。套手铐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我突然被套上手铐的刹那间，在脑际所闪过的奇特的感觉，和第一次打手印时一样，觉得这是使我不胜愤怒的侮辱，但想我所以受到这样的侮辱是因为我努力参加救国运动，我应该把这愤怒转变为继续奋斗的力量。我一面这样想着，一面昂首挺起胸膛大踏步走——虽则脚上拖着没有带子的皮鞋，大踏步是格外费力的。捕房离法院很近，不过离开几家的路。我们出了捕房的大门，走过一段马路就到了法院。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前后拥着巡捕和法警，还有外国侦探，路人都停住脚，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到法院后，和史女士同到待审室里面去。往待审室上楼梯的时候，已有亲友数十人在旁拥聚着等候我们。我们进了待审室后，我和章先生的手铐被开了锁，脱了下来。待审室外面还有一个房间连着，那里有几个法警是被派来监视我们的，但是他们都已知道我们是为着主张团结救国而犯罪的，对于我们表示着很恳切的同情，说：“你们的意思，做中国人的谁不赞成！”法警室的外面便是走进法庭的走廊，门是常常关着，偶然开一下，便有亲友们在外面伸着头遥望着，可是我们还不能见面谈话。他们送进来一包水果和饼干，我们三个人这时都觉得饿了，便吃了一些。在这待审室里，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随便谈话，各人彼此告诉了前一夜被捕的经过。他们两位都是在深夜三点钟左右被捕的。我们三个人都住在法租界，所以都被捕到法捕房来。等一会儿，由外面传进的消息，说前一夜在公共租界被捕的沈、章、王、沙四先生于当日上午十点钟经高二分院开审后，于当天十二点钟即由各人的律师保了出来。我们听了，都觉得快慰。正谈论间，法警室的门又偶然开了一下，章先生瞥见沈先生在门外笑着举手向我们招呼，章先生即对我们笑着欢呼：“沈先生来了！沈先生来了！”我赶紧转眼看时，门又关了，我虽看不见沈先生，但是想到沈先生自己午后才被保出，就不顾劳瘁地跑来看我们，是很可感的。
我们三个人等到四点多钟才开庭。张志让和唐豪两律师代表章先生、史女士辩护，孙祖基律师代表我辩护。先由待审室里提史女士去问，其次提章先生，最后提到我。出席的除一个审判长、两个推事、一个检察官和一个书记官外，还有一个代表法捕房的律师（中国人）。公安局方面也有一个律师代表出席。我在庭上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