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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正式教课并没有过实际的经验。但是因为他的要求非常迫切，我也还有时间凑凑，便答应他试试看，并说明是尝试性质，如果上了一两课，学生略有不服的表示，我就不来。他答应了这个条件，我才接受他的要求。
我这次试验的结论，觉得学校之所以有###，除有特殊的复杂情形之外，教师自己的不行实在是主要的原因，不能完全怪学生。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替自己瞎吹，表示自己是怎样“行”的好教师：我在上面已老实承认过，我此时对于学校的正式教课还是毫无经验的。可是我去代替那位被驱逐的教师，却也有我自己的方法。我很认真地把自己所教的功课准备好，上课的时候使学生们对于所提出的疑问得到满意的解释；等到大家没有问题可问的时候，就对学生加以考问，被问的人愈多愈好，使全课堂都有着紧张的空气；问的时候，要随手在一个小簿子上把各人答案的成绩，用符号记录下来，这样使学生们知道你是在深切注意各人的平日成绩，不是可以含糊过去的；尤其是对于著名做“吵客”的几位学生，要每课都要问到，这倒不是有意和他们为难，却是使他们的精神才力转到研究学问方面去，不过问的时候却要在考问各人的当中随意问到他们，不可使他们误会是有意和他们为难；同时在课堂里要睁开眼睛时刻注意望到全课堂的各角落，使各人都知道你的注意力是在顾到全课堂的秩序，“吵客”们便没有机会在课堂上瞎吵了。在这样注意力笼罩下的课堂，偶有一二“吵客”捣乱，如向同学掷纸丸之类的恶作剧，教师只需立刻对他注目，甚至把功课暂行搁置几秒钟对他注目，全课堂的同学都会移转视线对他望望，竟可使他面红耳赤，感到不安，没有人更愿效尤了。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教师自己对于功课能够力求胜任愉快，其余的问题都比较易于解决了。
以前那位英文教员每课一句句用中文讲给学生听，学生不必自己预备，不必用功夫找字典，对他还是不满意；我渐渐使学生自己预备功课，找字典，上课用英语考问，学生不但不讨厌，不反对，反而表示欢迎，在学期末了，反而向教务主任要求叫我连任下去。（虽到后来我因离开交易所，另就他业，时间上难于兼顾，没有回报他们的好意。）以我当时那样没有经验的英文教师，和驱逐教员的学生们周旋，还有这样意外的结果，可见制造###的责任不得不归功于教员自己的“饭桶”！
每星期三四小时的功课，这不能成为整个的“新饭碗”，所以我还不能不设法解决我的“新饭碗”问题。
新闻界方面一时既没有相当的机会给我尝试，我在中学校里教英文又有相当的好印象，于是觉得倘若教育界方面能有相当的机会做做看，也颇想再试试“走曲线”的就业策略。主意打定之后，便向这条路线进攻。我想起教育界前辈黄任之先生。我知道他是南洋公学的师范生，那时候还是蔡孑民先生当教员，后来的南洋公学在那时还只有一个雏形，我要和他认先后同学，当然是远得很。我和黄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在南洋附属小学做小学生。记得那时他刚由美国考察回来，有一晚南洋学会请他到上院大礼堂向全体同学演讲，小学的最高两级由沈叔逵先生领导着去参加听讲，我也夹在这人群中听他演讲游美的感想。当然，那时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此后一直到我想要掉饭碗的时候，和他未曾再见过面，交情当然更说不上，可是我仍旧大着胆写一封信去试试看。事有凑巧，那时黄先生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在物色一个中英文都有相当可取的编辑人才，我的“新饭碗”的机会居然到来了。
17编译的教训
我写给黄先生的信去了之后，他便约我去谈了一次，并向我取去了几本 《约翰声》。这是约翰出版的月刊，我在约翰就学时候的中英文的作品，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一部分。后来他曾经向穆先生和当时在申报馆营业部服务的一个约翰同学调查我的为人。他们的回答是对我有了好评。不久黄先生便根据他的考察研究，决定请我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去担任编辑股主任。黄先生请我去是煞费苦心的。以当时职教社的经济力量，只能请我担任半天的职务，因为只能出六十元的月薪，我的学费债务还未理清，这是不够我的需要的。他答应还有半天，另想办法。这时附属于江苏省教育会里面有个科学名词审查会，由沈信卿先生和俞凤宾医师主持其事，需要一个人编辑已审查过的各科名词。黄先生便介绍我替该会做半天的工作，由此略得补助。所以我上半天替职教社编译职业教育丛书，下半天替科学名词审查会编辑各科名词；幸而办公的地方都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会所里面，所以还算便利。
编辑各科名词，听起来似乎颇为堂皇，其实却只是一种非常机械的呆板的工作。各科的名词草案是已经用铅字印好，订成小册子，用横排的方式，依次列着英、德、法、日文以及中文的译名，不过先后的次序还未依照字母排好。所谓编译的工作，不过先把这册子里的名词裁成字条，分成顺序，一条一条地贴入一本空白的纸簿上，以备排印。这工作显然是很机械呆板的，只是要多费些时间罢了。我一时没有别的较有意义的事做，也只好接受下来，幸而还有半天的编辑丛书职务，比较还可以调剂调剂。就是这种机械呆板的工作，我既已接受下来，却也认真地干。例如字母的前后不要弄错，各条的名词裁下之后，贴时不要有所遗漏，半天的工作不要有间断。
我辞去交易所的职务，并不是为着编辑名词的事，却是为着另外半天的编辑丛书的事情较有意义。当时我在职教社所主持的事有两种：一种是职教社所出版的月刊，名叫《教育与职业》，还有一种便是编辑职业教育丛书。此外每半年编写一册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英文小册子，寄往各国教育机关作宣传之用。为着要编译职业教育丛书，我替职教社定购了关于这方面的英文参考书几十种。我记得第一本编译的书是《职业智能测验》，以贾伯门博士（）著的Trade Test做主要的根据。编译专书，这在我是破题儿第一遭，但是就得到一个很大教训。我这时只译过一本杜威著的《民治与教育》，对于编译书还没有过什么经验。我只依据着英文书的内容和顺序，依样画葫芦似的把它翻成中文，用足劲儿译成了三万多字，给黄先生看看。在我自问是很卖力的了，可是黄先生第二天却拿着我的译文，跑到我的桌旁，对我所编译的文字做诚恳而严格的批评。他所指出的要点是我们编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重要的对象——中国的读者。我们要处处顾到读者的理解力，顾到读者的心理，顾到读者的需要，而我所已写成的东西在编法和措辞方面都依照英文原著，合于英美人胃口的编法和措辞，未必即合于中国读者的胃口。我在那刹那间好像背上浇了一大盆的冷水；老实说一句，觉得一肚子的不高兴，尤其是因为很努力地编译了三万多字。但是黄先生的话却有很充分的理由，尤其是他指导青年时候那种心平气和轻声解释的诚恳态度，使我发不出脾气。我接受了他的批评，从头写过，写完了一万字就给他看，并把全书的纲要也写出来给他看。这一次的结果和上次同样地出乎意外，虽则是在两极端的相反。他看后大加称赞，不但他自己欣赏，立刻还交给沈信卿先生看看，沈先生看了也大加鼓励。
我应该老实承认，我对于职业教育并没有怎样浓厚的兴趣。（这当然不是说职业教育的不重要，也不是说我看不起职业教育，我只是就我自己的工作兴趣说罢了。）可是黄先生给我的这个教训，却很有益于我以后的著作方法，很有助于我以后办刊物时的技术。所以我特把这件事提出来谈谈。我认为这是有志著述的人们最要注意的一个原则：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
18英文教员
我在纱布交易所做英文秘书大概不到半年，这一段时期是我在职业界里最烦闷的时候。穆先生待我很好，优礼有加，但是这个英文秘书的职务是有名无实，所以我在那几个月简直如坐针毡。我找到了职教社的新饭碗，便抛弃了这个旧饭碗。我向穆先生提出辞职还不到几天，人还未离开，交易所忽因节省开支起见，裁了一大批人员，有名无实的英文秘书当然也在内。我说“当然”，因为如果我做理事会的当局，也觉得这一个职位可裁。但是有一点却使我自幸的，由于我一向不愿居于有名无实的这个职位，惶惶然找新饭碗，总算安然改业，否则也许还有一段青黄不接的失业时期，而在“由手到嘴”的我，失业却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做事，要做到使人感到少不了你。这并不是要包办或有所要挟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心力把职务上应做的事（这里指的当然是有益人群的事，不是残害人群的事），做得尽量的好，使人感到你确能称职，为着这个职务起见，不肯让你走开，或至少觉得你的走开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同时我又深信有名无实的事情终于不能长久的。诚然，像纱布交易所的英文秘书，并不是我不把英文秘书的职务做好，却是在事实上没有什么事——合于这个职位的事——可做。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被裁撤，是一件毫无足怪的事情。
我的新饭碗仍然只有一半是名副其实的事情：那就是半天替职教社编辑月刊和丛书。还有半天不是没有事做，可是不能称为什么编辑。在这个时候，有一段时期，因为平海澜先生创办海澜英文专门学校，离我的办公处不远，每星期被他拉去教两三小时的书，课程是英文文学和英文地理，教的时间都排在我的办公时间以外的时间，有的在清早，有的在午饭后。这是零星的“外快”工作，算是帮帮朋友的忙。
大概过了一年光景，当时在中华职业学校担任校长的顾荫亭先生正在物色一个英文教员，想到了我。刚巧我所“贴”的科学名词也可以告一段落，于是便接受了他的聘请。从那时起，每日上半天便在中华职业学校教英文，并兼该校的英文教务主任；下半天，仍在职教社主持编辑股的事务。夜里是用来预备教课、修改卷子和自己阅看书报等等。
我在加入时事新报馆以前，对于教书的这个职务却有着不少的缘分。其中陆陆续续的教书生活，在上面已谈过了一些。自从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教员，一兼就兼了七八年之久，直到加入时事新报馆为止。最初请我去的是顾先生，后来经过的校长还有黄伯樵和潘仰尧两先生。我始终要感谢这几位先生的，是他们肯优容我这样一个“硬汉”的英文教员干了许多年。我觉得随便换一个别的不是以教务为前提而只以营私植党为得计的校长，我老早就要滚蛋的。
中华职业学校在当时只有两科，商科和铁工科。商科对于英文的课程特别注重些，约等于高中的程度。英文教员大概有四五个。英文教务主任的职责是要排列课程，分配钟点，选定课本，协助教员解决问题等等。这种职责，大概都是在开学和学期终了的时候特别忙些，平日主要地还是执行我的教书职务。讲到教英文，我对于这件事的兴趣比“贴”名词好得多了。因为兴趣比较的好，所以虽在每天上午要教三四小时，忙而不甚觉其苦。而且在英文教授法方面，自信还不无一些可取之处。现在有些朋友或是职校毕业的同学，谈起我当时的英文教授法，还大加谬奖，我听了虽觉惭愧，但是在当时却费了一番功夫。现在虽脱离了教书的生涯，回念前尘，有如隔世，而且在这许多年来，从事教英文的先生们，对于教授法一定有了很大的进步，原用不着我再来献丑，但是仍想乘此机会贡献一些我的意见，也许可给有意研究英文的朋友们做参考。
我在这里要把英文当做“学问的工具”看，注重应用方面。我们学英文，原可有两种目的：一种是把英文做研究其他学问的工具；一种是把英文本身就作为文学的研究。我不是英文文学家，也不过把英文看做工具用，所以只能谈谈前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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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外国文和外国教师
教外国文的教师，最理想的当然是外国人。例如教法文请法国人，教英文请英国人或美国人。（英国人的英文和美国人的英文也有差异，尤其是口头语，虽则它们是彼此看得懂听得懂的。）这倒不是我要盲目地崇拜外国人，却有我的理由。
试以英文为例。学习英文者所学的技能不外三种：说、看、写。教英文的人所应该教好的也是说、看、写。先讲“说”。教“说”的人先要自己说得好；要说得好，最起码的条件是要：（一）发音正确，（二）成语适当。无论发音或成语，都要很自然。这就一般说，只有这语言的本国人才可以无憾，虽则在极少数的别国人也有例外。依我们寻常的观察，往往湖北人有湖北口音的英文，江西人有江西口音的英文。（这只是随便举例，并不是说湖北或江西人就学不好英文，下例同。）即就更小的区域说，也往往无锡有无锡口音的英文，宁波有宁波口音的英文。我曾在上海看见一个宁波籍的英文教员，虽教了多年的英文，对于教授法不无心得，但说的却是满口宁波音的英文，我就很替他的学生们担心！这并不是说只是中国有这样的情形；英国人说法语，或俄国人说英语，也常有相类的毛病。以他们彼此间的文字相类，还不免有这样的毛病，那么以特异于西洋各国文字的中国，中国人可告无愧了。可是无论如何，教英文的人如把“走样”的英文或语音辗转教给学生去学习，这却是一件很不妥当的事情。例如一个满口宁波音英文的那位朋友，他自己勉强可应用这样“走样”的英语，在需要英语的场所，勉强可以表达出他所说的意思。这于他当然比“走样”英语都不懂的好些，可是要把他的“走样”的英语教给学生，以误传误，那就是很难恕谅的另一回事了。
讲到成语，有些人的脑里不是没有若干成语，但是用起来，叠床架屋，拖泥带水，如由那种语言的本国人用来，就不是这样的。倘竟大胆把这类 “走样用法”教给学生，也很显然是不妥当的事情。我就亲见一个留美学生用这样“走样用法”教他的学生。学生的耳朵平日熟于这种“走样用法”的浸润熏陶，英文是永远学不好的，至少要用很大的功夫才能纠正过来，这是一件多么不经济的不幸的事情！
看的能力和写的能力的严格训练，尤其是后者，要获得“自然”的良果，那也只有请外国人做外国文教师，最为妥当。
教会学校诚然有不少的流弊，但是关于这一点，即用外国教师教外国文，却不无它的优点。就是在外国教师教外国文的情况之下，还不免有人在所学的英文中保留着他的乡音；如果尽由夹着中国乡音的英文教师以误传误，那不是要更糟吗？
有些人到外国去留学，却未先把那个外国的文字弄通，到了外国才开始补习那国的文字。这在经济上固然很不合算，但是有件事实却是无可疑的，那就是在外国环境中，由外国教师教外国文，在效率上确有“事半功倍”的优点。这是在国外求学，对外国文的研究特别注意的人所共同感觉得到的。在德国补习德文，或在法国补习法文，进步的速率，不是在别的地方所能比拟的。这虽不是人人办得到，但哪一国文字最好请哪一国人来做教师，却是比较适宜的办法。
不过就中国的情形说，要各校的外国文都请外国教师教，在经济上也许是不可能的。既是在事实上不可能，我竟说了一大堆的话，不是辞费吗？却也不然。我所以特别郑重先把这一点提出来，是要特别注重英文教学法的根本问题。倘若教英文的人，不得已而求诸中国人，即由本国人教外国文，对于这一门课程的知识技能，也须努力有充分的修养，也须努力求得和外国教师差不多，否则便不免要“误人子弟”！
20一个基本原则
我以为做英文教师的都须懂些语音学（Phonetics），不是要用来教学生，却是教师自己要用来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材料。有了这种参考，关于发音正确方面，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就是你的音本来正确，再懂些语音学，于教授的时候也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我做英文教员的时候，对于语音学是有过相当的注意，虽则我只是用来使我的英文教学增加效率，并没有意思要做什么语音学专家。
此外关于英文教学法方面，我有个很简单而却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在英文课堂里，要用全部分的时间使学生听的是英文，讲的是英文，看的当然也是英文；非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一个中文字都不讲。（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许有时遇着一个名词，用中文解释一下最容易明白，但也只可说一次，不宜多说。）这个原则也许有人觉得不必，甚至有人觉得中国人何以不许说中国话？固然，我们有时在电车里（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听见中国人和中国人谈话，抛弃本国话不用，却用起外国语来，好像要以此骄人似的，这是最可厌恶的卑鄙的心理。但是不要忘却的是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地方是在英文课堂里，更不要忘却我们在英文课堂里是要尽量用最好的法子达到我们学习英文的目的；为着这个特殊的目的，在这样特殊的地方（指英文课堂），必须应用这个原则：教师和学生都须用全部分的时间来讲英文、听英文。我在教英文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要使我的学生明白这个原则，相信这个原则。我很郑重地告诉他们：倘若他们不明白这个原则，不相信这个原则，他们不必来上我的英文课，因为他们的英文就很少进步的希望。尤其是从一九二六年，中国革命高潮发生以后，有些青年发生误解，把仇视帝国主义的心理也应用到仇视外国文方面来；一方面虽到课堂去学习外国文，一方面却满不高兴地在课堂里听外国语，讲外国语，所以我更要在开始教他们英文的时候，消除他们的这种误解。我对他们指出：如果他们不能消除这种误解，就索性不要学习外国文，否则便是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