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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任命对王凤显然非常不利，但更不利的还在后头。
就在王商履新之后的当年夏天，成帝便召集数十名“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讨论去年冬天发生的两起天象——同一天发生的日食和地震。
此时，王凤在许嘉退位后“专揽朝政”才仅仅数月。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讨论中，许多人都把矛头直指王凤“专权”，把他说成是这次灾异的根源，唯独谷永和杜钦巧妙地把它归结为许皇后的失德。
按照正常的官场逻辑，王商应该是这次大讨论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幕后的积极推动者。他的目的在于借自己蒸蒸日上的势头一鼓作气地向王凤发动一场胜算在握的猛烈攻击。
王商在此之前便应该客观地评估了王凤的支持率，甚至有可能做了不少“地下工作”——“帝元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专权，行多骄僭。（王）商议论不能平（王）凤……”
退一万步说，即便王商对参与议论的儒生们估计失误，也不会引火烧身，因为这两起天象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当上丞相。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成帝对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归咎王凤）置之不理，偏偏以“（谷）永与杜钦为上第焉”。不仅如此，他还把二人的奏书交给后宫传阅。而此时，许皇后之宠正甚，以至于达到“后宫希得进见”的程度。
王凤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估计王商心里的迷茫与困惑倒是高高地悬了起来。
对于如此戏剧性的结局，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成帝原本并不是真的想把王凤怎么样。
这位舅舅从小就对他呵护有加，尤其难忘的是，在他艰难的太子生涯中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是舅舅陪伴在他左右，给他温暖和鼓励。这样的“患难亲情”并不是谁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成帝或许只是想敲打一下王凤，或者只想有限度打压一下他的气焰，为刚刚上任的新丞相增添更多的份量。
正是如此整齐划一的舆论导向，让成帝对王凤有了些许同情和内疚，他甚至会怀疑此前对舅舅的提防是不是有些庸人自扰。为了显示他并无为难王凤的本意，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戏做足，令后宫传阅谷、杜二人的奏书。
如果此事真的是王商策动的，那么他未免太心急了。他机关算尽却终有一漏：没有准确把握成帝的性格。数年以后，王凤阵营的叛逆者王章，也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才丢了性命。这是后话。
这个事件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成帝看到王凤如此“不得人心”，反而会放松对他的警惕。
这是所有不自信的庸才主子的共性。他们之所以能够“放心”地任用众所不耻的小人，任由他们上窜下跳，除了需要通过他们来满足自己某种不光明的诉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这些小人的群众基础很差，不用担心他们“喧宾夺主”。反之，对那些才德不负众望的能人，倒是需要处处设防。
这样的后果让王商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虽然输得并不算惨，但却很憋屈。
但王凤的反攻由此拉开了序幕。他豁出去了，就是拼死一搏也要把王商拉下马来。
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3）
但这个时机让王凤足足等了5年。在这5年间，王凤广举贤才能吏，逐渐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可观的势力，具备了向王商发动总攻的综合实力。
自古以来的官场文化，上至宫廷朝堂下至山野乡村，只要有政治和权力的地方，就会有“站队”的风气。一旦形成派系，便会有人自觉或自发，主动或被动地要表明自己的立场，选择投靠哪个阵营。
和下赌注一样，站队有站队的风险，也有站队的收益。站得越早，局势越迷离，站错队的风险就越高；如果有幸站对了，收益便会非常多。相反，站队越晚，局势越明朗，站错队的风险就越小，但收益也会很少。
西汉王朝也不例外。王凤一派的势力渐成气候之后，自然会有许多的趋利避害者主动加盟进来。其间既有君子，也有小人。
太中大夫张匡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显然没有谷永那么敏锐和勇敢，所以一直等到了河平四年（公元前28年），在王商都已经做了5年丞相之后，二王实力对比已经非常明显时，他才站出来，死活要蹭到王凤的阵营里去。领导身边的近臣，自古以来都是这副德性。
张匡虽然投靠得晚是晚了点儿，但时机却恰到好处。
这一年三月，又发生了该死的日食天象。往往在这个时候，便会有人兴奋无比，有人忧惧不安。作为丞相，王商“难辞其咎”。
张匡率先吹响了指向王商阵营的冲锋号。
他在上书中来势凶猛地列举了王商的三宗“失道”之罪，把他说成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其一，闺门内乱，父子相忤，不思悔改。
张匡说，此前频阳耿定便上书，告发王商与父亲的小老婆私通。他的妹妹与人淫乱，事发后又受他的教唆，指使下人杀了奸夫以灭其口。他和自己的儿子有矛盾，儿子便想借此机会告发他（儿子告父亲为封建伦理道德所不耻）。事情败露后，面对天子的追查，他非但不思悔改，还心生怨愤。
其二，企图借女儿的肚子来“篡权”。
用张匡的说法，王太后召王商的女儿入宫，王商先是借口说她有病没法入宫，后来又骗得李婕妤的信任，把她送到李婕妤宫中。张匡以吕不韦和春申君来比喻王商，说他怀有叵测之心：“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欲有秦国，意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见王无子，心利楚国，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
其三，蓄意发展宗族势力，囤积财富，蓄养私奴数千人——暗示他有谋反的企图。
以上三宗罪如果成立，便一定是灭顶之灾。
“闺门之乱”确实是王商的一个硬伤。当初耿定上书发难时，他便意识到幕后主使者必是老冤家王凤。他感觉大势不妙，这才意识到早应该都女儿送到宫中，争取赢得成帝的宠幸，以便策应自己在朝中的斗争。于是便私下去找圣眷正隆的李婕妤，恳求她出面把自己的女儿纳入宫内。
王商出此下策，显然已经被对手的攻击逼得方寸大乱，但他却万万没有料到反而被张匡演绎成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惊天大阴谋。
李婕妤原本是班昭仪宫里的一名侍女，叫李平。因姿色过人，大度的班昭仪便把她献给成帝享用，后得宠，赐姓卫，故亦称卫婕妤。
张匡一方面做出一副欲置王商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另一方面，还故意把自己上书的内容透露给了王凤的忠实盟友，左将军史丹。
史丹和王商若论私情是儿女亲家（王商的儿子王俊娶了史丹的女儿），但论要论“政治立场”，却是针锋相对的敌人。西汉王朝的大臣们也很“讲政治”，“立场问题高于一切”，儿女亲家这层亲戚关系不会影响史丹在大是大非上的“政治立场”。
况且史商把女儿嫁到王家，看起来像是派过去的一个“卧底”。按张匡的说法，王俊写好上书要告发他亲爹，却被他自己的老婆把它拿回了娘家给史丹看。“（史）丹恶其父子乖忤，为女求去”。这个说法显然是在为史丹开脱。张匡深深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自己在城门放火，切不可殃及史丹这条谁也不敢得罪的大“池鱼”。否则，史丹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史丹看到了张匡冲在最前面，并且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便再无后顾之忧，于是便联合其他重臣一起，要给王商致命的一击。
他们上书说，王商“位三公，爵列侯，亲受诏策为天下师，不遵法度以翼国家，而回僻下媚以进其私，执左道以乱政，为臣不忠，罔上不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成帝立即把他逮捕入诏狱。
但成帝素来敬重王商，对张匡、史丹等人的险恶居心洞若观火，于是便批复说：不予追究。
事态的发展已成骑虎之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凤便再不可能作壁上观。《汉书》中只用了短短4个字——“（王）凤固争之”，便传神地再现了王凤的努力与威力。经过几年的经营，他此时已今非昔比，即便是如何处置“丞相”这样的天子重臣，也是一言九鼎。
成帝拗不过王凤，只好下诏确认了王商的“犯罪事实”，对他进行了全盘否定，要求“使者收丞相印绶”。
这显然是成帝的缓兵之计，因为他在这个诏书中，专门强调要赦免王商之罪，或许是等这股风头过去之后再重新起用他，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做惯了人上人的王商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
被罢官才3天，王商便发病吐血而死。
王凤深谙“除恶务尽”之理，于是趁热打铁把在朝中担任“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等等要职的王商子弟亲属，悉数出补为地方官，以避免他的后人卷土重来。
不仅如此，王凤还指使同党上书，建议收回王商的爵位和封邑。
成帝迫于王凤、史丹等人的压力，违心地牺牲了自己的股肱之臣，心里自然也不痛快。他不但对这个上书置之不理，还反而迅速下诏，令王商长子王安嗣爵为乐昌侯。
两个月后，成帝任命张禹接任丞相，企图重新形成对王凤的制衡。但张禹显然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
王商不仅是儒家经学的热情追随者，也热衷于把它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武器。当年的琅邪太守杨肜便因为本郡灾害频呈，才险些栽在他的手里；他后来还在长安城洪水之乱中挣足了面子和人气。这些都是儒家经学思想给他带来的好处，但如今，同样的思想却又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或许这就是人间宿命的讽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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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架空的皇帝（1）
把丞相王商这个最强大的对手消灭之后，王凤多少有些忘乎所以了。
成帝这时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的舅舅远远不像儿时的记忆中那么可亲可爱。他哪里是一个臣子，简直像一位专制的父亲。
在王凤眼里，成帝永远是一个没有独立能力的孩子，虽然这时候已经30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人”了，况且他即位已达9年之久，但没有王凤的允诺，这位皇帝除了斗鸡走马玩女人，什么正事儿也做不了主。
大儒刘向有一个小儿子叫刘歆，很小的时候便精通《诗经》、《尚书》等儒学经典，长大后，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诸学无所不通。刘向是今文经学的大家，刘歆则是古文经学的泰斗，父子二人均可称作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有人向成帝推荐这位稀世大才子。同样热衷于经学的成帝便把刘歆召来亲自考察，结果他的应对卓然超绝，令成帝喜出望外，马上就想任命他为中常侍。
中常侍一职其实只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职，主要授予皇帝的近臣，使之能够给事于天子左右，以备顾问应对之需。
但就在成帝命人取来中常侍衣冠，准备行拜官之礼时，左右近侍都来提醒他，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向大将军王凤汇报呢。
成帝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小事情，不用向他汇报了。
左右皆惶恐，叩头谏阻。
成帝无奈，便亲自找王凤去说要拜刘歆为中常侍；没有料到王凤死活不答应。
成帝竟然也没有办法，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
其时，王凤家族的子弟均分据朝中要职，担任卿、大夫、侍中、诸曹等等职务，实际上把成帝架空了。
政治是权力的游戏。权力的基础是影响力，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命令与执行的关系。成帝虽然贵为天子，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但是负责执行和传递皇帝意志的大多数重要的角色，均已被唯王凤马首是瞻的人占据，只有王凤才能真正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于是成帝这个皇帝也就成了“名誉职务”，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
当时，成帝、王太后及王氏外戚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成帝没有子嗣，并且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如果长此以往，他驾崩之后传位于其他兄弟子侄，便意味着王家的权势和帝国的命运都将面临令人难以想象的变数。
朝野上下左盼右盼也盼不来一个皇子降生，王氏外戚集团便归咎于许皇后的“失德”。
在强大的压力下，成帝便采取了“省减椒房掖庭用度”的策略，大概是想借此弥补许皇后所失之“德”，好让皇室能够尽快获得天赐之子。
所谓“椒房”，亦称“椒室”，在当时是皇后所居宫殿的代称，有时也用作“皇后”的代名词。当时在皇后居住的宫殿内，多以花椒和泥涂墙壁，不但能够散发出怡人的芳香，还能发挥冬暖夏凉的功效；并且，花椒多籽，有“多子”之义，于是便有了“椒房”或“椒室”名称。
所谓“掖庭”，泛指皇后以下各位嫔妃及宫女居住之所，“掖”字有“旁边、辅助”之义。
由此可见，成帝这一次对后宫用度的省减，应该并非仅针对许皇后一人，所有的嫔妃及宫女们都有份。
但唯独许皇后对此颇不平。她聪明地意识到这是王凤之流使的坏，以皇后之尊难以忍受这些臣子们的摆弄，同时，也可能是对成帝在王凤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早有不满（此前，其父许嘉便因为王凤而被策免），或许是多年的专宠给了她足够的胆量和脾气，使她竟然专门向成帝上书，表达了自己的幽怨和抗议。
成帝专门赐书，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其实在这种时候，许皇后要是足够聪明的话，她应该忍辱负重，多给自己的丈夫一些理解，或许情况便不至于太糟糕，但她没有这么做。
帝、后二人为了这个问题一来二去的争执，使本来就心烦意乱的成帝开始对她失去了耐心，逐渐移情别恋于更加通情达理的班婕妤，以及李婕妤，应该还有王美人。
不久，王美人便怀上了成帝的龙种。
许皇后的姐妹们则更加失落和愤慨，于是她的姐姐，平安刚侯夫人许谒便想出了一个恶毒而愚蠢的办法，用一种名为“媚道”的巫术来诅咒王美人和王凤等人。
事发之后，王太后震怒不已，下令把许谒一干人等抓了起来，先拷问后诛杀；同时废了许皇后，把她幽禁在上林苑的昭台宫。
从此以后，成帝后宫新欢渐多，但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也没有能够如愿产下龙种。
大概是因为在这方面“劳累过度”，成帝的变得体弱多病起来。
转眼就到了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
这一年，定陶王刘康来进京朝见天子。适逢成帝又在病中，刘康的到来给郁闷和无助中的成帝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希望，心情便有了明显的好转。
王太后毕竟心疼自己的儿子，于是便爱屋及乌地对这位曾经的对手分外的热情，不再计较多年前的恩恩怨怨了，对刘康的赏赐也格外的丰厚，竟十倍于其他王侯。
成帝希望弟弟刘康的到来能够加强自己的力量，改变目前这种受制于王凤一党的憋屈处境。他对刘康说：我至今还没有儿子，人命无常，一旦哪天有不测，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不妨就留在我身边吧。
明眼人都能够品得出这些话里隐含的未尽之意。
成帝的病情渐渐好转起来，刘康便也留在了长安，住在自己的国邸中。每天入宫侍奉成帝，成帝对他也越来越亲近倚重。
刘康留京不返，与成帝朝夕相处，使王凤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日食的天象。王凤便借题发挥，向成帝提出是因为刘康留京不返封国，才导致了不祥的天变；让他把刘康遣返回定陶国。
成帝迫于王凤的压力，不得已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刘康辞行之时，兄弟二人竟然“相对涕泣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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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一刀（1）
成帝被迫遣返刘康，使他与王凤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这一切早已经被京兆尹（京师“三辅”之一）王章看在眼里。这个王章与许皇后的姐夫平安刚侯“王章”不是一个人。他开始蠢蠢欲动，决心要“该出手时就出手”，企图抓住这个机会大有一番作为。
王章一生为官，政绩平平，素以敢直言挑战权贵著称。他在元帝朝便被擢升为左曹中郎将，曾因弹劾如日中天的石显而被罢官。
成帝即位后，经王凤的大力举荐，他才得以重新被起用为谏大夫，不久便迁司隶校尉。因此，王凤对他有再造之恩。
王凤在日食天象上做文章，逼着成帝遣刘康回封国。王章随后便同样利用日食天象，上密奏请求皇帝给他机会，当面陈述大臣之过。
王章在面见成帝时，列陈王凤三大罪：
其一，遣定陶王刘康回封国，实为想孤立天子，使社稷无可传承之人。
其二，迫害丞相王商，实为独揽大权。
其三，以适宜生子为名，把原本已经许配他人的小妾之妹张美人纳入后宫，居心叵测。
王章直言不讳地建议成帝策免王凤，重选忠贤者代之。
王商之死和刘康之遣，本来就让成帝对王凤心怀盛怒；如今听王章这么一说，便如遇知音，深以为然，于是请他尝试着推荐可以取代王凤的人选。
王章便再上一道密奏，推荐时任琅邪太守的冯野王。冯野王是冯奉世将军的次子，元帝昭仪冯媛的弟弟。成帝为太子时便素闻冯野王为当世名臣，知其声望远在王凤之上，便欲倚之以代王凤。
从此以后，成帝每次召见王章，都会屏退左右，密谋如何策免王凤，起用冯野王。
王章的“反戈一击”，对王凤的杀伤力至少有三重：
其一，王章本人素有不畏权贵和刚正不阿的正面形象。谁要是被这么一个人攻击，谁就会成为他这种正面形象的对立面。
其二，王章是因为王凤的举荐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在官场中自然被人当作是王凤阵营的骨干成员。他的反戈一击定然让人理解为不堪忍受王凤“失道”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作为王凤阵营的骨干成员，他的揭露或批判便有了不容置疑的可信度。
其三，王凤被自己力挺的人公然反叛，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
但成帝和王章万万没有想到隔墙有耳：王凤的堂弟王音时任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