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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为是去接生。
如果前述推测成立，许皇后让靳严带回来的孩子便是曹宫所生。这个孩子此时才一周岁，个头并不太大，完全可以装在芦苇筐中（大概是睡熟了，否则不会不声的）。
那么，成帝为什么又要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呢？
首先，他原本并不想杀死自己的儿子，才把他秘密转移到许皇后的冷宫中。但如今，这位为情色所困的窝囊皇帝被美女赵合德逼得没有了退路，必须在儿子和美人之间做出选择。赵合德的美色给他带来了持续10年的快感和解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人性的迷失。
其次，成帝早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的纵欲与荒淫实际上是“看破红尘”的一种表现。一个对人生都失去信心的人，自然也不会把帝国的兴衰和天下的安危太当回事儿。
再次，成帝对自己的寿命也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其时他已经快44岁左右了，在刘氏皇统中已经算是长寿的年龄。他的父皇和祖父的年龄都没有超过45岁，他应该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如果刻意把这个孩子保护下来，不但会失去美人的欢心，更会使日后的朝局更加混乱，因为此时已经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从成帝一贯的心理来看，他似乎并不是特别在乎皇位要不要传给自己的后人。
最后，成帝在骨子里对王氏集团的专权始终心存芥蒂，只是因为自己无能重揽乾坤，才会听之任之。如果这个孩子活下来，必然会在年幼时即位，到那个时候，估计王氏集团就不会是“专权”那么简单的了。与其让他小小年纪便过上傀儡皇帝的悲惨生活，还不如早些为他“超度”，让他重新转世投身一回，或许来生会幸运地不再生于帝王之家。
当然，这些都仅仅是推测，不过是见仁见智的一家之言。
解光出台这个调查报告的时间大概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六年）四月以后九月以前，其时哀帝即位仅仅1年时间。
每遇新旧朝更替，各股势力之间，往往暗流汹涌。解光此时究竟代表哪一方的利益不得而知，但他显然是要把已经成为太后的赵飞燕拉下马，才故意把一个皇子的死说成是两个，以加重赵氏的罪孽，从而达到牵出赵飞燕的目的。他在报告中还专门提到，说赵合德所犯之事，“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并且特别强调，春秋时“鲁严公夫人杀世子”和元帝朝“永光三年男子忠等长陵傅夫人冢”两个先例均不在大赦之列，特别建议要对赵合德一案“请事究竟，丞相以下议正法”。——这分明是想让自己立个大功，再把某些同僚置于死地，好给他腾出位置来。
但赵氏姐妹在哀帝继位的问题上是立了功的。因此，哀帝并没有过多为难赵飞燕；只是夺了其弟赵钦、其侄赵欣二人的侯爵，免为庶人，流放辽西郡。
立志做明君（1）
哀帝刘欣是成帝看好的接班人。
成帝的本意是想把皇位传给弟弟刘康，但他却不幸死在了自己的前面，于是便把他的儿子刘欣作为重点考察对象。除了刘康外，还有一位皇位候选人，是成帝最小的弟弟，元帝冯昭仪的儿子，冯野王的外甥，中山王刘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显然并不具备优势。
元延四年（公元前12年），刘欣入朝进见天子时，把定陶国的王太傅、国相、中尉等主要官员全都带上了；同时入朝的刘兴虽然要比刘欣年长许多，礼数却远不及之。他只带了王太傅一人随行。
成帝觉得有些奇怪，便问刘欣为什么带这些人来。刘欣对答说：按朝廷的规定，诸侯王入朝进见，应该把本国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高官都带上；而王太傅、国相和中尉三人的俸禄均在二千石，所以我便把他们全部带上了。
这样的回答让成帝来了兴致，便紧接着用《诗经》来考他的文化水平，发现这位年仅17岁的侄儿对《诗经》颇为精通，不仅能够倒背如流，还能讲解其精义。这样的表现不能不让成帝刮目相看。
成帝过几天又问刘兴，你只带一名王太傅入朝进见天子，遵的是哪条法令？刘兴一时语塞。成帝再考他背《尚书》，又支支吾吾背不上来。殿前赐御食，他倒是没把自己当外人，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吃饱为止；离席的时候，袜带还松了，两只袜子还掉了下来拖在地上。一副典型的酒囊饭袋形象。
成帝本来就对刘康的早逝深为感伤，对刘康的儿子自然会多一分怜爱。经过这么一对比，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在成帝的心目中，刘兴便彻底被排斥在候选人之外了。皇位继承人的确立便由“差额选举”转向“等额选举”。
刘欣自幼由他的祖母傅太后带大，和生母丁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刘康死后，傅太后便把“卷土重来”的希望寄托在了孙子刘欣身上。这次入朝，她跟着也来了，还带来许多的钱财重宝，准备打通各个关节。
其时赵合德（昭仪）正受成帝的专宠，朝政几乎由首辅王根一人独揽。这两人都是要钱不要命的货色。傅太后便不惜巨资把二人俘虏。
二人收了人家的钱财，同时也考虑到为自己多铺一条退路，便在成帝面前竞相称许刘欣，竭力主张立他为太子。
成帝本来就心仪于刘欣，于是便顺水推舟，在他返回封国之前为他举行了成年礼（时称“加元服”）。
第二年二月，成帝派执金吾任宏代理大鸿胪（掌管民族事务、外交及礼仪），持节迎接刘欣进京，立为皇太子。
刘欣也比较会做人，在接到册立诏书后，还上书谦虚了一番，说是恭敬不如从命，暂且先当着这个太子，等陛下有了儿子，我再把位子让给他。
成帝最终没有传位给刘兴，除了他才不如刘欣之外，可能还有另一层微妙的隐情：虽然德高望重的冯野王已经去世，但他的小弟弟冯参也绝非等闲之辈，在朝中颇得人心。如果刘兴即位，这位王舅必定是首辅。刘兴是个庸才，冯参届时恐怕又是另一个王凤。相比之下，刘欣一族，尚未发现有强势人物出现；傅太后虽然霸道，但毕竟只是一个女人，走不到前台来。
为了安抚备受委屈的冯氏兄妹，成帝专门封冯参为宜乡侯；还为刘兴的中山国增加了3万户的封邑。不过，也幸亏没有选中刘兴，就在这一年的八月，他便英年早逝了。如果当初立他为太弟，几个月后还得再重新选一回。
哀帝即位时只有19岁，满怀青春的冲动和踌躇满志的决心。
当时的上流社会都盛行演奏“郑乐”。
传统的治理理念向来讲究音乐对民风的教化作用，基本上有“正乐”与“淫乐”之分。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盛产倡优、侏儒等娱乐人才。这些人已经俨然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就像当今的淮安名厨一样抢手。但郑乐的风格显然不能像“高雅音乐”那样起到陶冶情操和教化民风的作用，因此，从孔子开始便为儒家所不耻，被称为“淫乐”，像洪水猛兽一样的可怕，颇有些类似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待流行音乐的态度。
成帝生前对声色的放纵，为郑乐的滋生与风靡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宦官丙强和景武等人都以演奏郑乐而享尽荣华富贵，宫中乐府的编制人数一度达到829人之多。王氏外戚集团、淳于长、张放等人的淫侈之风颇盛时，就曾经和成帝暗中争夺“女乐”（郑乐女歌手兼娼妓）。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立志做明君（2）
哀帝本来就不喜好音乐，即位数月便全面禁止在宫中及朝廷宴会中演奏郑乐，还撤销了乐府（皇家专职演奏机构）；下诏要求仅保留祭祀、阅兵仪式等正式典礼之乐所需的“正乐”演奏人员，但也不再设专门的机构，而是把这些人分散到各个相关部门兼管。
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受命给哀帝拉了一张详细的清单，对全部乐工的职责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清理，建议罢免其中的441人。
但郑乐之所以能够数百年不衰，毕竟有它深层次的原因。正乐的节奏或旋律抽象而古板，让人肃然起敬；但郑乐却能激发人性深处的本能欲望，让人飘飘欲仙。一位帝王的青睐便可以轻松使之以惊人的速度迅速繁衍；但另一位帝王的排斥却无法让它在短时期内销声匿迹。
《资治通鉴》里说是因为中央政府在禁止郑乐的同时，并没相应地组织音乐家们创作出更多的高雅音乐来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才使得民间对哀帝的号召置若罔闻（“汉纪二十五·孝成皇帝下”）。其实这只是一种片面的判断。关键在于郑乐具备了正乐所不能及的流行潜质。俄罗斯人喜欢喝酒，难道有哪个皇帝或总统可以仅凭自己手中的权力，便让劳动人民弃酒而喝苦丁茶？
哀帝不仅解散了乐府，还下令把30岁以下的掖庭宫女全部遣散回民间另嫁他人，50岁以上者则免为庶人；同时禁止制作和进献锦绣绸缎、珍禽名兽。
就在这一批被遣散的乐官和宫女中，王根、王况叔侄二人便挑了几位带回家去自己享用。
紧接着，哀帝又接受了大司马王莽的举荐，以刘向的儿子刘歆为光禄大夫，令他子承父业，负责总校群书。才华横溢的刘歆在其父所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这可能是西汉王朝开国以来第一次对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10大主要流派的思想进行的全面整理，也是自帝国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以来，第一次承认了诸家思想各有所长的正面价值。刘歆在上书中提出了各种鼓励各家各派的思想和谐共生的理念：“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但估计哀帝自己也没有料到，刘歆的言论会在朝廷重臣中引发轩然大波。
这场风波说来话长。
西汉王朝历来奉行“经义治国”的国策，尤其自元帝以后，许多朝廷重臣都以治经学入仕途。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绝大多数儒学经书都已经被付之一炬，经学的传承只能依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进行。到了西汉立国之初，一批老儒生凭着记忆把自己掌握的经文及其释义背诵出来，由他们的弟子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成为后世儒生们代代相传的经典。这就是所谓的“今文经学”。所谓“今文”是指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由小篆演化而成的隶书。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一些民间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家中的经书埋藏了起来。这些经书在西汉中期被相继发现，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有两次。一次是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以巨资收购的先秦旧书；另一次同样是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在胡作非为中，企图拆除孔子的故居来为自己兴建宫室，无意间在墙壁的夹缝中发现大批的古书。这些古书里便有儒家经书，但均以秦朝文字改革前的六国文字书写而成，便是所谓的“古文”。
刘歆在统校群书时，发现古、今两种版本的经书，无论在字句还是语义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于是倡导以古文版的经书为主，并且创立了“古文经学”。刘歆博览群书，对古文经书的解读，常常通过旁征博引来实现，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仅仅是学术之争，背后隐藏的是利益冲突。如果刘歆否定了今文经学，就无异于否定了当朝儒臣们的价值基础。
刘歆最令对手们恼火而又无可奈何的，正是他的博览群书和旁征博引。因此，当他以咄咄逼人的语气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当即便遭到了朝中大儒们不约而同的强烈仇恨和拼命抑制。这些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立志做明君（3）
当时深受哀帝敬重的名儒龚胜便提出要辞职，连哀帝自己的老师师丹老先生也为此大怒，上书弹劾刘歆，说他胆大包天，竟敢“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哀帝显然是站在刘歆一边的，他反问师丹：刘歆的本意是博采众长，你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在否定和诋毁先帝的既定方略呢？
但在利益面前，即使是贵为天子的哀帝对刘歆的声援，也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刘歆成了儒臣们的众矢之的。这些人像被激怒的杀人蜂一般，疯狂地采取各种手段，诽谤和中伤这位制造麻烦的异端分子。
最后还是刘歆选择了退却。他主动请求外派去做地方官，离开帝国的心脏这个是非之地。
从表面上看，这场风波在帝国高层引发的动荡，最终以刘歆的沉默而逐渐归于平静，但它却像一颗绣花针，狠狠地扎在那些自以为是的名儒们的屁股上，给了他们自西汉立国以来最痛楚的一次刺激，第一次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常常挂在嘴边并且引以为豪的所谓“经学”经典，其实只是先人们的曲解或妄议的结果，从而使他们的存在价值遭受到无可辩驳的质疑。
儒臣们的激烈反对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惊恐不安。这正是哀帝需要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局面能够从一个侧面有效地策应这位年仅19岁的新皇帝迅速树立自己的权威。
哀帝即位的这一年，正好是西汉王朝立国200周年。
200年间对功臣、权贵、宗室、外戚的赏赐恩封不计其数。这些人逐渐在各地成为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堪比皇室的豪奢生活，另一方面又大肆兼并破产小农的土地，不断制造新的贫困。大量失地的农民世代沦为这些财富新贵们的私奴，巨大的贫富悬殊已经成为随时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的重大安全隐患。
于是哀帝采纳了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的意见，下诏重申列侯、公主、关内侯、各级官员及有功百姓占有的耕地均不得超过30顷，私奴数量不得超过30人；限期3年整改，3年期满，超额部分必须上交官府。
按西汉制度，俸禄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各郡太守、各州刺史、朝廷列卿以上）任职满3年便可保荐自己的一名同父同母兄弟或亲生儿子为郎官。这项制度被称作“任子令”。
西汉王朝选拔官吏，均以“德”为第一，“能”为第二，但这个“任子令”却偏偏以“血缘”为标准，其实是皇室“血缘政治”的扩大化，无形中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悬殊，有百害而无一利。哀帝下令废除此法。
虽然这些举措的影响力最终也没有能够越出皇城的围墙，远远谈不上成功，但它却向世人发出了这位新君决心励精图治的信号，从而为这个令人悲观和颓废的国度注入了希望与想像的气息。朝野上下都太需要这样的气息了。
因此，哀帝即位伊始便轻而易举地在举朝上下营造出“众望所归”的大好形势。对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新领导人来说，无论是帝王也好，还是臣子也好，这样的形势都是弥足珍贵的。
有了这样的人心向背，哀帝就可以腾出手来剪除王氏外戚的势力了。
他首先废除了诽谤诋欺法，使官员们得以放开了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批评谁就批评谁，一点儿不用担心被秋后算账。
于是很快便有建平侯杜业指控已经卸任的前任首辅王根，说他明明知道赵合德谋杀皇子，不但不向成帝上书举报，反面与她相互勾结，诋毁迫害许皇后，致使许氏家破人亡。
这个杜业本是王凤的“超级智囊”杜钦的侄儿，曾任驻守函谷关的都尉，素与翟方进及淳于长不和。
淳于长案发后先是被遣回长陵封国，要途经函谷关。王立亲自给杜业修书一封，请他务必看在淳于长老母（王太后的大姐王君侠）风烛残年的份儿上，不计前嫌，痛快放他们母子出关。
淳于长深得王太后及成帝宠信的时候，首辅王商病逝，排行老六的王立反倒让老七王根越过自己继任大司马辅政。他耿耿于怀，认为是外甥淳于长从中作梗的结果，因此便常常在成帝面前诋毁他。
等到淳于长案发后被遣回封国，出发时，王立的长子王融去送行，淳于长便拿出大量珍宝，让王融转送给王立。
收了好处的王立便一反常态地为淳于长说好话。他这么一说，反倒引起了成帝的警觉，于是便责成有关部门立案调查。王立做贼心虚，便让王融自杀封口。这样一来则更让成帝怀疑其中还有更重大的隐情，便把淳于长重新逮捕起来拷问究竟。淳于长终于把自己调戏许皇后的罪行交待出来。
淳于长再度被捕后，丞相翟方进便派人到函谷关，从杜业处搜出了王立的书信。杜业便以“听请”之罪被罢官免职。
在当时看来，淳于长有罪，身为函谷关都尉的杜业理应为难他一番，至少不能让他轻轻松松就这么过去。杜业没有这么做，便是“挟私枉法，听受请谒”。
哀帝甫一即位，聪明的杜业便觉察到了王氏家族的末日，他自己曾因王立而受牵连。“诽谤诋欺法”一废，他便抓住这个时机与王氏家族划清界限。
杜业的上书正好迎合了哀帝的心思。哀帝很小便由祖母傅太后抱养教导，傅太后是王政君的老对手，自然少不了在他耳朵边灌输关于王氏弄权骄横、为害社稷的坏话，因此，哀帝对王氏家族始终没有什么好感。但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立足未稳，便暂时没有拿他们下手。
1个月后，司隶（校尉）解光又上书攻击王根、王况，说王根还没有等到大行皇帝的灵柩下葬便公然迎娶掖庭乐工殷严、王飞君等人回家寻欢作乐，王况也娶皇宫贵人为妾，犯了“大不敬”之罪。
鉴于王根当初收受了傅太后的贿赂之后，曾经在哀帝即位的问题上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遣就其封国；王况则被免为庶人，流放故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同时把王根、王商（王况之父）举荐的官员悉数罢免。
而此前，刚刚就任大司马1年多的王莽已经自动辞职。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清除殆尽，只象征性地留下王谭的两个儿子王去疾和王闳分别担任侍中和中常侍的虚职。
“恶霸”般的皇祖母（1）
这样的局面让傅太后兴奋无比。她在哀帝即位前长达19年的漫长岁月中处心积虑地在他的内心深处成功培养出对王氏专权根深蒂固的反感，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必然的“副产品”，也使他同样反感西汉王朝外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