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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以为他仅仅是嫌平原郡离京师太远，便把他召回朝廷，暂时代理少府一职。就在萧望之重回朝廷后不久，西域地区便发生了一件大事。
冯奉世奉命持节护送大宛诸国使者回国，途中接到报告，西域莎车国（在今新疆莎车一带）发生政变，西汉朝廷扶植的原任国王和朝廷的使者双双被害。
冯奉世担心莎车国从此坐大，威胁西疆安全；但事情紧急，根本来不及向朝廷请旨。于是，他便自作主张，以所持之节，从西域诸国征兵1万5千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了莎车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振西域” 。
消息传回长安，丞相和将军们都认为“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赏。”
但萧望之独不然。他认为冯奉世“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宣帝竟然依从了他的意见，没有封赏冯奉世。
其实这是自命不凡的萧望之看到冯奉世立下了不世奇功，担心他取代自己在宣帝心中的地位，便故意打击人家，以“防”患于未然。
宣帝确实也认为萧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
西汉王朝把京畿地区分为3个行政区；即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合称“三辅”。“三辅”地区的行政区名称分别与其最高行政长官的官职名称相同。
萧望之并不理解宣帝的良苦用心，以为自己是被“贬”为地方官，对这个任命非常不满意，便矫情地提出要辞职。
宣帝爱才心切，派人给他做思想工作，明确告诉他，这次外派是为了考查他治理地方的才能，以便日后重用。萧望之这才接受任命，在左冯翊任上干了3年便升任大鸿胪，位列九卿。韩延寿接任左冯翊。
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2）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御史大夫丙吉升任丞相。萧望之便再获升迁，递补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负责监察百官。
但就在此时，另一颗悄然升起的政治明星发出来的光芒，显然触动了萧望之的神经。此人便是左冯翊韩延寿。
接替萧望之任左冯翊之前，韩延寿先后在淮阳、颍川、东郡三地做过太守。所任之处，他都用最长不超过3年的时间，便迅速使之“大治”。他在宣帝朝地方大员中的名声，仅次于“天下第一太守”黄霸。
韩延寿身边的一个小官吏向萧望之“告发”说，韩延寿在东郡在太守任上，曾经挪用千余万公款私放高利贷。
萧望之如获至宝，赶紧向丙吉报告。丙吉大概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便敷衍他道：朝廷这几年已经接连多次大赦天下（说明正在实行宽政），像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再追究。
但萧望之却不肯善罢甘休。他借口派人去东郡调查其他事情，“顺便”了解了一下韩延寿的情况。
韩延寿毕竟在朝廷做官的时间不长，远不及萧望之那么谙熟于宫廷政治的手腕。他显然被萧望之的举动弄得有点儿乱了方寸，也安排人调查萧望之任左冯翊期间挪用朝廷祭祀经费放高利贷的事情。
仅仅掌握了一份当事人的口供之后，在没有任何“铁证”的情况下，韩延寿便迫不及待地一边上书弹劾萧望之，一边向宫中警卫部门发出公文，禁止他入朝。
萧望之终于抓住这个致命的把柄，给宣帝上书说：我曾经接到对韩延寿犯罪的举报，因御史大夫职责所系，不可能不过问；但如今却被他挟持，不能入朝进见。
宣帝震怒，下令彻查他们双方的问题。
这么一来，韩延寿就被动了。他手头并没有多少对萧望之不利的证据；但萧望之却把韩延寿的“黑材料”准备得非常充分——毕竟人家是吃这碗饭的。
韩延寿在东郡期间的“乡射”、“都试”、“讲武”等等一系列原本非常经典的政事，都被萧望之说成是“上僭不道”，言下之意是说他妄行天子仪仗；还把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说成是用公款私置属吏，言下之意是说他私结同党，图谋不轨。
上述罪名如果成立，样样都是死罪。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避免宣帝生疑，萧望之表白道：我自己此前曾经被韩延寿弹劾过，如今又反过来弹劾他，百官一定会认为我是在报复他。因此，请求陛下将此案提交丞相、九卿和博士公议。
萧望之这一招，看似险棋，实则十拿九稳，因为他有如下3层“安全保障”：
第1层，丞相丙吉不可能发表对萧望之不利的意见。理由有三：
其一，丙吉在前些年与赵广汉的冲突中，时任丞相司直的萧望之率先站出来竭力反对后者，并致其死。丙吉等于欠了他一个人情。
其二，此时的丙吉已近垂暮之年。在他退休或去世后，如无意外，当由御史大夫萧望之继任，他不会贸然得罪自己的继任者；否则，无异于给自己的晚年和子孙后代制造麻烦。
其三，即使丙吉想支持韩延寿，手头也没有有力的证据。
第2层，除了丞相之外，萧望之更不必担心其他人敢站出来反对。理由同样有三：
其一，萧望之身为御史大夫，掌管百官监察，多数人不敢得罪他。
其二，即便有个别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他萧望之手头有准备充分的“黑材料”，完全可以“以证据说话”，轻松驳斥之。
其三，萧望之身在朝中为官，韩延寿却不在。按人之常情，如无特殊的原因，通常不会有人当着一个人的面去支持另一个不在场的人。
第3层，在前两层保障之下，朝廷必然会形成对韩延寿不利的舆论，而这样的舆论必然会进一步引发宣帝对韩延寿的愤怒，从而在短时间内下令处死他。退一万步说，即使宣帝事后冷静下来，有所悔悟，但对业已形成的公论，也不好随便推翻。
有了以上3层安全保障，事态的发展就不可能超出萧望之的预期。宣帝“果然”要求三公及九卿公议；公卿们的意见“果然”是众口一词地力挺萧望之。
这样的结果如同一滴黑漆掉在了洁白的锦帛之上，显得分外刺眼，令人反感。宣帝对此极其厌恶，判处韩延寿斩首弃市。
数千名男女老少和官员百姓，从四面八方赶到韩延寿的受刑地——渭城（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簇拥在他的囚车周围，争相给这位昔日的父母官献上好酒和烤肉。。 最好的txt下载网
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3）
韩延寿不忍拒绝，每个人敬的酒他都喝，总共喝了一石多。
他请前来送行的旧部分头感谢百姓们说：有劳大家远送，我韩延寿今天虽死无所恨了！
“百姓莫不流涕。”
临死之前，韩延寿一切都明白了，但一切都晚了。他告诫自己的三个儿子以自己为戒，韩氏子孙世代都不要再做官。
成功狙击冯奉世和韩延寿两位重量级宿敌之后，春风得意的萧望之，欲望空前膨胀，开始愈发急迫地死盯着丞相的位置。
他想把丙吉拉下马，好让自己顶上去，于是便向宣帝上书说，“百姓或乏困，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职。三公非其人，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这些话表面上是自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攻击丙吉。但他低估了丙吉在宣帝心中的份量。
宣帝出生才数月，便遭遇了“江充巫蛊事件”，虽然得以幸存，但仍收押在诏狱中。当时的典狱长丙吉冒死把他保护了下来，在狱中供养到5岁。虽然对宣帝有救命再生之恩，但丙吉却始终守口如瓶，只字未提。后来还是一个及其偶然的机会，宣帝才获知全部内情。
萧望之这一次显然失算。宣帝为此很不愉快，派人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
其后不久，又有丞相司直（协助丞相掌管监察）繁延寿上书举报萧望之所犯之罪四宗：
其一，慢侮老丞相丙吉。
其二，经常指使下属官员驾着自家车马，去杜陵老家为他办私事。
其三，让幕僚穿着官服为他老婆的马车开道。
其四，指使幕僚替他做买卖，还让人家自己掏腰包，拿出10万3千钱来作为经营利润。
宣帝将萧望之贬为太子太傅，与原任太子太傅黄霸对调。仅仅数月之后，丙吉去世，刚刚上任的御史大夫黄霸升任丞相。
元帝即位后，史高位居首辅，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分管皇帝秘书处），主持中央日常事务。萧望之虽然只是史高副手，但显然更得元帝的信任。
史、萧二人向来不和。早在宣帝朝，弘恭、石显便与史高暗中结成同盟，在朝议中常常与萧望之一派的意见相左。元帝即位之初，萧望之便向元帝建议防止宦官和外戚参与朝廷机要。元帝不听。两派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很快升格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曾任太子太傅的萧望之曾经成功地使元帝迷信儒学才是唯一正确的“王道”，彻底排斥法家刑名之学的“霸道”，放弃西汉王朝“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治国理念。以至于这位新皇帝竟然不知道“谒者召致廷尉”的术语，便是“派廷尉将某某人逮捕入狱”的意思。
恭弘、石显二人在史高的暗中支持下，诬告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后更名为刘向）三人在宣帝朝便结为朋党、诋毁大臣、离间皇亲，企图专擅朝政，建议对他们“谒者召致廷尉。”
元帝误以为不过是让廷尉去过问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他们不要太忘乎所以；于是便不假思索地批准了弘恭、石显二人的意见。
事隔多日，元帝因故要召见周堪生和刘更生，这才知道他们早已经被逮捕入狱（时称“系狱”）。
元帝大吃一惊，愤怒地责问弘恭、石显：你们不是说只让廷尉去过问一下吗？为什么要逮捕入狱呢？
二人赶紧免冠叩头谢罪。
元帝倒也没有深究，便让石显去通知将萧望之等人无罪释放，继续供职。
这时候，史高站了出来。
他向元帝进言道：陛下刚刚即位，还没有形成“德政”之名；如果让天下人知道陛下为了自己的师傅而朝令夕改，影响不好；不如顺水推舟赦免其罪。
元帝只好采纳了他的意见。
问题在于赦免其罪并不等于无罪。因此，萧望之的官是做不成了，便稀里糊涂地被免职回家，周、刘二人也被免为庶人。
元帝被弘、石二人这么一戏弄之后，竟然没有丝毫的警惕，反而对他们宠信有加。这样的表现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实质上，是元帝“平衡法”的必然结果。
萧望之稀里糊涂被罢官之后几个月，元帝越想越不对劲，便又下诏重新起用他，赐以关内侯、给事中，位次将军，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入朝进见。
这显然是在为萧望之的东山再起铺平道路。元帝的本意是要任命他当丞相。
但就在这个关节眼上，萧望之却操之过急，指使儿子王伋上书，要为自己平反。自己的处境刚刚有点儿启色，立足尚未稳，未经周密谋划和冷静评估，便冒冒失失地“反守为攻”，焉有不败之理？
元帝指示有关人员立案调查。
承办官员后来上书说，此前对萧望之的处罚，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没有人冤枉他；他不但不认真反省，反而指使儿子上书颠倒是非。这样做实在有失大臣之体，是对天子的大不敬，请求逮捕他。
不用说，这些官员早已经被史高或弘恭、石显二人“搞掂”了。
紧接着，弘恭、石显便趁热打铁地向元帝进谗言：萧望之在此前辅政期间，就企图排斥许嘉和史高，以达到专权擅朝的目的；如今幸蒙陛下圣恩，对他免于处罚，还重新给他赐爵封邑，允许他参与朝政。但他自以帝师自居，非但不感恩反省，反而心怀怨气，指使儿子上书，企图归错于陛下；如果不把他抓到监狱里杀杀其威风，恐怕陛下今后对他再好，他也不会领情。
元帝犹豫不决地说：萧太傅的脾气向来刚烈，他怎么可能让狱吏收监？
二人劝道：他这次犯的错，不过是说话有些过火，不是什么大罪，想必他不会有什么想不通的。
元帝便答应了。
弘恭、石显将皇帝的诏令密封好，交给谒者（宫中传令官），敕令其亲自交到萧望之手中；同时，令太常（九卿之首，主管祭祀）紧急调动执金吾（负责督察京师及附近地区治安）的部队迅速包围萧府，故意制造紧张氛围。
摆出这样的架势，分明是要给萧望之做出一个假象：他这次犯了很严重的大罪。萧望之果然上当，当真就要自杀。但萧夫人劝阻了他，认为这不像是皇上的本意。
萧望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正巧在场的门生朱云征求意见。这位朱云是出了名的“轻死重义”之士，年轻时便时常与各路豪侠相往来，40多岁了才拜萧望之为师，学习《论语》。他反过来劝老师自杀以保名节。
这下弄得萧望之没有了台阶下，不自杀都不行了。
萧望之的死讯传来，元帝闻之大惊，两手一拍，撕心裂肺地喊道：先前我就担心他不肯就捕，这回果然冤杀了我的恩师！
正好遇到太官进御膳。元帝痛悔不已，为之却食，“哀恸左右”。
悲恸之余，他便把石显等人召来，把他们狠狠斥责了一番。
——这位书生皇帝显然并没有察觉出此事背后的阴谋。
石显等人还是和上次一样免冠、叩头、谢罪。
过了好半天，元帝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他想了想，事已至此，再骂他们也于事无补，于是便不了了之。
“宦官弄权”其实是皇上精心布的局
元帝有一个习惯，在下达的每道重要诏书中，都会首先自责一番，让人误以为他成天都在为国事忧心忡忡。不仅如此，他还会故作开明地要求社会各界对自己的问题畅所欲言，勿有所讳。
石显这样的人在朝中挖空心思求人之短以制之，朝臣们人人自危，自顾尚且不及，哪里还能顾得上“匡谏主过”？
因此，石显的专权其实不过是他与元帝之间的默契。元帝纵容他在前台上窜下跳，自己便可以躲到后宫去畅享艺术与女色的盛宴。
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在音乐与女色的双重激情之下，元帝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便索性委政于石显，借口说石显这样的阉宦，没有了男人的欲望和俗世纷扰，便会集中心思勤恳秉公地干好主子交办的工作。
元帝深知给人“用人不当”的错觉总比说他“失德”要强得多；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给人留下了“柔仁好儒”的印象——原本是好人，可惜心太软。
出于帝王“驭下”的本能，元帝当然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底细直接了当地交代给石显。他需要做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适当给石显一点儿潜在的危机感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取尔首级，如囊中探物，你小子只能乖乖给老子办差；你可以适当胡作非为，但量你也不敢有更大的非分之想。
这种危机感像悬在石显头顶的一柄利剑，使他无论多么得意都不敢在主子面前过于放肆。
这一招儿确实管用。石显一边弄权，一边还得用心献媚，向主子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忠心。他做贼心虚，“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有以间己。”
但这类问题根本难不倒石显，他很快便想出一招妙计，可以让元帝明白，如果有人在说自己的坏话，都是居心叵测的迫害。
某日，元帝派他出宫去办事。他事先便向元帝请示说：今天出去要跑好几个地方，担心回来太晚，宫门关闭了，可不可以陛下特许，届时可以麻烦门卫给行个方便？
元帝当然满口答应。
于是，石显故意等到宫门关闭后再回来，然后以皇帝的诏命要求门卫把宫门打开放他进去。
第二天，果然有人上书告他的状，说他“矫诏开宫门”。元帝接到这个报告后，便笑着把它给石显看。
石显假装被吓得半死，可怜巴巴地哭着说：陛下亲信小臣，时常让小臣办差，其他人都很嫉妒，一心想陷害小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裁幸，以此全活小臣。”
元帝听后，“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资一万万。”
从此，再没人敢随意举报石显，都以为他的言行代表着皇帝的旨意。
萧望之是当世名儒，石显一直担心把他弄死之后会受到天下儒生的攻击，便暗中结交谏大夫贡禹，对他“礼事之甚备”，还向元帝竭力举荐他做御史大夫。
于是朝野上下的清流言官都对他的为人刮目相看，不再以为他当初杀萧望之是出于什么私心。
或许元帝早把石显的这点儿伎俩和心思看得通体透明。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石显对此心知肚明，也必须得揣着明白装糊涂，继续做出更加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样子，否则就会离死不远了。
这是基本的“为臣之道”：一个臣子，如果让主子知道你看透了他的心思，不杀你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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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贤臣”是为防患于未然（1）
为了避免把那些“不识时务”的儒生引狼入室，元帝还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策略。只要是有点儿“直言”苗头的人，无论呼声多高，能力多强，元帝都不会给他入朝为高官的机会。
元帝的这点儿感悟，大概是从御史大夫薛广德身上获得的启发。
据说这位以教授《鲁诗》闻名的儒生，原本为人温文尔雅、宽容含蓄，但升任御史大夫之后就脾气渐长，喜欢“直言谏争”。
元帝依照旧例，于即位次年正月幸临甘泉宫，行郊泰畤之礼。礼毕后，他原本想留下来打打猎，借此机会好好玩几天。
没有料到，他亲手提拔的这位御史大夫薛广德上任不到10天，竟然上书规劝他道：“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返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
话说得很难听，弄得元帝没有办法，只好于礼毕当天便悻悻而返。
但是，薛广德给元帝制造的烦恼还没有完。
当年秋天，元帝准备西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