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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反常态地称颂石显，建议赐封石显为关内侯（侯爵中的第二等，第一等为列侯）。
首楔：两种人的舞台（4）
石显的马屁还没有拍出味道来，贾捐之竟然又迫不及待地再次上书举荐杨兴为京兆尹。京兆尹是京师“三辅”之一，级别与郡太守相同，但地位尤甚之。
贾捐之的这点儿猫腻哪里蒙得过石显的眼睛？
于是石显反过来在元帝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欲得大位”，欺君罔上，泄露宫禁机密。
贾捐之被斩首弃市。石显却在元帝面前博得了个“不阿私”的好名声。
“藤与树”是本书的主题。
全书的主要素材源自《汉书》，间接参考了《西京杂记》等“野史”的材料作为佐证。
全书的时间轴线则基本以《资治通鉴》为参照。但《资治通鉴》对个别时间的判断显然存在问题，比如刘邦灭项羽是在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年底，次年五月便有两件事情：一是刘邦解散了多余的部队，“兵皆罢归家”。二是在洛阳南宫置酒，与群臣宴饮。在这场宴会中，便有了刘邦那段著名的感慨：“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但《资治通鉴》和《汉书》均把这两件事算在了高帝五年。项羽未灭，刘邦是不可能解散部队的，更不可能和群臣一起总结项羽“失天下”的原因。因此，本书将这两个事件的时间放在了高帝六年五月。
以上仅为一例。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不再一一赘述。
全书正文部分共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共分4章，分别叙述西汉帝国的文帝、元帝、成帝、哀帝四朝。如此安排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其一，西汉王朝的治理理念，以及刘氏皇统的许多传统做法，都是文帝开创的先河。因此，需要把文帝朝的事情做一些简单的交待。
其二，本书的主旨在于呈现西汉王朝落日余晖之全景，而元帝朝是公认的“由盛及衰”的分水岭。因此，在文帝朝做背景式的介绍之后，随即转入元帝朝。
其三，哀帝驾崩后，年仅9岁的平帝刘衎不过是个摆设。帝国的权柄随后便落入王莽的手中，同时也意味着刘氏皇统失去了对帝国的最高控制权。因此，把平帝朝的叙述，索性纳入“下篇”。
“下篇”共分3章，叙述王莽从崛起到灭亡的全过程。
王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他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通过“上篇”的叙述，我们便不难发现，王莽身上许多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同样是他身处的时代使然。比如他著名的“托古改制”，实际上不是在“托古”，他是真诚地想要“复古”——企图通过表象的复制，来实现存在于当时儒生们心中共同的“圣朝愿景”。
王莽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在当时的儒生们中间，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们绝非王莽一个人空穴来风式的奇思妙想。
换言之，王莽可以算得上是儒家学说之最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他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儒家学说“是古非今”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失败。
因此，只有结合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我们才能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有更真切的理解和反思。
在完成对王莽的全部叙述之后，还安排了一个“尾议”。目的在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汉王朝的最后50年，那么多匪夷所思的“荒谬”人与“荒唐”事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的看法是：这里面都有儒家学说惹的祸。
一家之言而已。权当这样的妄议，是不惜抛出“陋砖”，引出读者朋友心中熠熠生辉的“美玉”。如果能够为读者朋友带来一些启发，哪怕是窃笑，我的所有努力，都可以算得上是有了丰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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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大任（1）
上篇：树根藤苗——刘氏皇统的家风与国运
《庸才当道》第1章 参天大树
天降大任
当太尉周勃等人派出的代表一路驱驰赶到偏远的中都城，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代王府时，代王刘恒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是来迎接自己去长安登基的。
事前一点儿征兆也没有。将信将疑的刘恒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局弄得且喜且惧，一时真假莫辨，吉凶难测。
他迅速把代王国的核心臣僚们召集起来，共商应对之策。
中都城位于今天山西平遥古城的西部，是代王国的都城。中都与长安，两地相距遥远，即使在今天直来直去的铁路交通，也有500多公里的路程。
代国臣僚们虽然对长安刚刚发生的政变——吕氏外戚集团被悉数诛杀——略有所知，但对朝局最新的具体情况却并不十分了解，更不清楚周勃等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更重要的是，此时控制帝国权力中枢的大臣，如周勃、陈平等人，都是一些当年随刘邦出生入死的虎狼之辈。如今刘邦、吕雉已逝，权倾朝野的吕氏外戚集团悉数获诛，已经没有人能够镇得住他们了。
——万一他们生出难测的祸心，首先遭难的便是刘氏宗室的子弟。作为刘邦的亲儿子，刘恒更是首当其冲。
因此，以郎中令（负责王宫警卫）张武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臣僚一致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他们担心在所谓“迎立新君”的背后，是“请君入瓮”的阴谋，因此建议刘恒谨慎从事，假装生病，拖延时日，以静观其变；一切要等到时局明朗之后再做计议。
但中尉（负责都城治安）宋昌独以为“群臣之议皆非也”。他力陈如下六条理由，认为此事并无凶险：
其一，刘氏为天下之主，是大势所归、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潮流，绝非少数几个人就能扭转得了的。
其二，高祖当年所封诸位刘氏子弟的侯国，占据着帝国的各个关键区域，以“犬牙相制”之态，共同形成互为犄角而又互相制衡的局面。这样的布局坚如磐石，即使发生异姓叛乱，也不容易被破解。
其三，汉兴以来，“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刘氏政权已经深得人心。
其四，最说明问题的是，吕氏外戚虽然专弄朝政多年，但此次政变时，太尉周勃孤身持节驱入北军（京师两大卫戍部队之一），高呼一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全军将士悉数左袒，为刘氏而倒戈反对吕氏。这不仅再次印证了刘氏强大的“民心”基础，更为朝中的开国元勋们提了一个醒——反叛刘氏不得人心。
其五，此次政变，内有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两位宗室骨干坐镇中央，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等六王固守地方。此次政变对刘氏宗室来说，虽然表面上惊心动魄，实际上不可能节外生枝。
其六，刘氏皇统遭此大变，大臣们只有拥立高帝之子为新帝，才能控制得住天下的局面；而此时在世的高帝之子，只有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二人。代王年长，且“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因此，大臣们“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什么阴谋或危险。
宋昌的分析虽然入木三分，无懈可击，但事关生死存亡的安危大事，刘恒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去找母亲薄太后商量，薄太后也拿不定主意。
刘恒便又找来精通占卜的“高人”烧灼龟甲以卜吉凶，其结果为“横纹”。卜辞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意思是说，“横纹”代表占卜对象将像夏启继承大禹那样，继承“天王”之位。
刘恒故意问卜者：我现在已经是“王”了，按卜辞所说，我还能做什么“王”呢？
卜者答道：“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
刘恒心里终于有了底。为谨慎起见，他派自己的舅舅薄昭前往长安去会见太尉周勃，了解时局的最新动态，以做到万无一失。
周勃等人向薄昭详细通报了政变始末及迎立代王的原因。
薄昭回到中都向刘恒复命。刘恒心里的石头这才算完全落了地，便笑着对宋昌说：“果如公言。”于是便派张武等6人驾驶“六乘传”（六匹大马拉的驿车）先期前往长安通报，自己则在宋昌的陪同下稍后启程。
行至长安城附近的高陵县（今陕西高陵县）时，刘恒自己停了下来，派宋昌先行进入长安城，侦察时局是否有变。
宋昌到达咸阳以东的渭桥时，正好遇到丞相陈平率朝中群臣在此迎候。他便马上调头回去向刘恒报告。
刘恒驱车至渭桥与群臣见面。群臣向刘恒“拜谒称臣”，刘恒谦让不敢当，遂以侯王之礼回拜。
太尉周勃一看刘恒不肯接受群臣的“拜谒称臣”，便对他说：“请借一步说话。”
想必周勃此举，是企图私下告诉刘恒不必过于谦让。
但机敏过人的宋昌却拦着他说：如果太尉是谈公事，就请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讲；如果是谈私事，那么，王者无私事，还是请免开尊口。
宋昌如此说，其旨有三：
其一，树立刘恒正大光明的形象，不给在场的朝中大臣们留下任何猜疑或口舌。
其二，巧妙地敲打一下周勃，提醒他注意刘恒此时的身份。刘恒以“准天子”之尊，不应该和大臣窃窃私语，即使是位列三公的重臣也不行。
其三，刘恒与周勃之间此时已经是事实上的“君臣”关系。宋昌要让这位政变的功臣从此时此刻起，便保持臣子对天子应有的敬畏之心，免得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否则，如果开坏了“头”，今后便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个微妙的插曲确实提醒了周勃，他马上跪下，向刘恒呈上“天子印玺”。但刘恒以足够礼貌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委婉谢绝道：等到了官邸再说。
大臣们簇拥着刘恒进入代王在长安的官邸，正式恳请他即天子位。 刘恒按照当时的礼仪，连续谦让四次后即天子位，是为文帝。
文帝当晚便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二军（京师卫戍部队）；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皇宫的巡逻警卫。这是他即位后任命的第一批官员。
这一切发生于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的前九月和后九月。
这一年闰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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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1）
文帝是西汉王朝官方承认的第3位皇帝。其实严格说来应该是第5位，因为在他之前，高祖吕后（吕雉）临朝称制期间还立过2位皇帝。
第1位皇帝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汉书》的记载，只说是他是惠帝刘盈的“后宫美人子”。
惠帝的皇后是张敖和鲁元公主生的女儿，而鲁元公主是惠帝自己的亲妹妹。吕后为了亲上加亲，让舅舅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这样的婚姻关系在2000年前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伦理文化中，并不是件荒谬的事情。
这位孝惠皇后始终没有生下儿子。她在吕后的操纵下假装怀孕，“临产”前把另一位“美人”的儿子抢过来，偷梁换柱到自己的名下，并立为太子。
惠帝驾崩后，太子即位，名称“少帝”。少帝4年后才发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被吕后杀了，便愤而放出话来说，要在长大后为生母报仇。
吕后听罢，大吃一惊。为了避免养虎为患，她便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幽禁在永巷中，“左右莫得见”，进而杀了他，一了百了。
少帝死后，吕后便又立惠帝的另一个儿子刘义为帝，更名为刘弘。
其实这已经是刘弘第2次更名了。他原来叫刘山，被封为襄城侯；他的哥哥常山王刘不疑死后，他继嗣其王爵时便更名为刘义。刘义比他的前任还要年幼，自然也是一个摆设。
周勃为了证明政变的合法性，硬是说惠帝一个儿子也没有。包括少帝和刘弘在内，都是吕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
其实这种说法极其荒谬，一点儿也站不住脚。
史书对刘弘的身世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吕后曾经把惠帝的几个儿子封了王或侯，其中便有刘山。少帝则被笼统地说成是某位后宫 “美人”之子。
西汉初立时因袭秦朝的嫔御制度，把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8个品级。后来经武、元二帝两次增加，演变成为14个品级。
“美人”的地位并不低（相当于元帝朝的婕妤），人数也不会太多，她们的行踪，尤其是性生活的轨迹，自然都会在后宫制度的严密监控之中，不太可能发生“红杏出墙”的风流韵事。即便有个别“美人”在吕后的支持下吃了豹子胆，非要“铤而走险”，也不至于胆大妄为到公然产子的地步。何况按周勃的说法，惠帝的几个儿子全部都是野种——果如此状，惠帝的后宫将会是一个多么混乱的局面？
即使吕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恐怕也不敢如此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此，既然承认了少帝及其兄弟们是“美人”之子，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是惠帝以外的血统。
周勃不肯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今已灭诸吕，少帝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
“吾属无类”，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要被灭族”。
惠帝是吕后的亲生儿子，惠帝之子，也就是吕后的亲外孙。周勃等人所诛之诸吕，都是惠帝一脉的娘家人。这些孩子长大后，很难说不会为他们的舅姨表亲们报仇雪恨。
周勃等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真出现那种局面，他们这些“诛吕氏”的功臣们自然也难逃一劫。
由此可见，说这些人不是惠帝的儿子，显然是周勃自我保全的阴谋之说，其他大臣对此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永绝后患，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文帝即位的当晚便把惠帝的几个儿子悉数诛杀。
文帝对周勃的说法心若明镜。但他自己是最大的受益人，自然也不会去揭穿，更不会去追究，否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文帝因此却对周勃心存极大的警惕，即位后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他为右丞相，罢了他的太尉之职。
在西汉初年，“太尉”一职只是帝国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首脑，原先并不直接统兵，无实际的兵权；但经过这一次政变，执掌实际兵权的吕家人及其党羽被拿下后，周勃这个“太尉”，无论实权和声望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勃其实对自己的作为非常的心虚。文帝给他的可观封赏：1万户封邑和5千斤金。除了不能转让的封邑之外，他把5千斤“金”全部送给了文帝的舅舅薄昭（薄太后的弟弟）。
“金”在西汉不仅仅是指黄金，还包括白银和铜。因此，这5千斤金实际上是5千斤黄金、白银、铜3种贵重金属的总称。
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2）
周勃当的这个右丞相，地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但他当得却一点儿也不舒坦。
文帝即位不久后，曾经当着众臣的面问了周勃两个问题：全国每年决狱（判决的案件）有多少起？二是全国每年的钱粮收支是多少？
周勃被这两个问题给问住了，一个也答不上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
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的回答却非常精彩。
他对文帝说：陛下如果想了解决狱之事，应问廷尉；如果想了解钱谷的收支，应问治粟内史；这些事情均各有主事者。
文帝不客气地说：既然每件事情都各有主事者，那么先生所主何事？
陈平回答道：我主管这些主事者！丞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文帝对陈平的回答非常赞赏。
这样的对比让周勃非常难堪。散朝后，他抱怨陈平说：咱们俩关系这么好，你平时为什么不教我对答之策？
陈平笑道：你居右丞相之位，怎能不知丞相之职？况且，陛下的这些问题，怎么可能直接回答得上？
于是周勃便意识到，要论当宰相，自己和陈平的能力差距可能不是一星半点儿。再加上有人善意提醒他，当心功高震主而身危，他便称病请辞相位，同时也想借机试探文帝是否在有意提防他。
不料文帝竟然就坡下驴，同意了他的辞呈。这显然让他更加胆战心惊。
一年多后，丞相陈平病故，文帝重新起用周勃为丞相。
但周勃刚刚上任10余月，那种可以想象的喜滋滋的劲头儿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文帝便再次客气地免了他的职，打发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去。
这一次让周勃彻底看不懂了。
这位叱咤风云的猛将从此便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文帝老辣高超而又不动声色的驭下之能，由此可见一斑。
在追随刘邦起事之前，周勃是个篾匠，以用芦苇或竹片编养蚕器物的手艺见长，间或也给别人吹箫送丧挣几个零花钱。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大懂得文人们的礼数。在西汉王朝做了大官，每当接见那些咬文嚼字的文人，他也不客气一下，竟然直接东向而坐，强令对方有话直说有屁快放。西汉时的座次以东向为尊。
但刘邦惠眼独具，以为周勃此人可托大事。他在临死之前不久，向吕后交代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周勃退休归国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成天“自畏恐诛”。河东守尉每次来绛县巡视时，他都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神经兮兮地身披铠甲，令家丁手持兵器与守尉相见，生怕一不小心被人家逮个措手不及，拿下法办。
他这种草木皆兵的惶恐，再次印证了惠帝诸子之冤，同时也使他看上去更像是要谋反。
于是麻烦真的便来了。有人以周勃退休后的表现向朝廷报告，说他有谋反的嫌疑。
原本对他就不放心的文帝将信将疑，责令廷尉（朝廷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逮捕查办。
当狱吏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他家门口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竟然惊恐万分，一时瞠目结舌，不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