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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禧毒死
据《崇陵传信录》载：当年咸丰帝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一份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却将此事告诉慈禧并当着慈禧的面，将此遗诏烧掉。阴险毒辣的慈禧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点心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
这一类描述，多见于野史笔记，虽然十分生动，犹如作者亲眼所见，但可信性稍差。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定义野史笔记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明末清初的学风》）首先，野史笔记不是在占有大量的史料基础之上形成的记载，不具有权威性。其次，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随笔记录的主要内容也多半是当时见闻，或阅读古今图书、经手文物，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这就使得野史笔记具有一定的内容复杂性和记录方式的自由与随意性。因此，它的可信性要因事因人而分析。对野史笔记中的反复转载和传抄的慈安的死因，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著名学者金梁曾言：“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清后外传》）
正如金梁所言，既然是秘密的遗诏，在只有当事人慈禧和慈安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烧毁，那谁又能知道呢？慈禧用毒药害死慈安，谁又能确认那食物就一定是慈禧安排？
二
要解开这一疑团，关键与前提是我们必须确认慈禧与慈安是否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验之两人三十年相处的历程，似乎没有太大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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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 慈安之死（2）
慈禧与慈安的关系，以咸丰帝去世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在这一阶段里由于两人宫中位阶差异太大，似乎无法构成恩怨。
青玉“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
慈安，钮钴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自从咸丰二年，慈安与慈禧先后入宫，在确定皇后时，慈安很快就被册立为皇后。而慈禧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贵人，虽然她随后为咸丰帝生下了第一个，也是唯一存活下来的皇子，母以子贵，她的宫中排位也就一路攀升，由嫔至妃，再到贵妃，成为宫中仅次于皇后的人物。然而，在封建的等级社会中，宫中后妃的阶位不仅森严，且难以逾越，嫡庶（妻妾）的差别更是不可抹杀。皇后母仪天下，总管六宫。在宫中即使是咸丰帝也颇为敬重慈安，更何况聪颖如慈禧这样的人物，自是执礼恭谦，不敢稍有放肆。
“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宝文
第二个阶段，从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至光绪七年慈安去世。在这一阶段里虽然两宫垂帘，但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退一进，相得益彰，似乎也不构成对彼此的威胁。
两宫垂帘以后，虽然慈安名分高于慈禧，但并未给慈禧揽权造成任何障碍。《清宫遗闻·慈安皇太后》载：
“当时天下称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款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慈禧虽长慈安两岁，但是嫡庶之分，仍不得不称慈安一声“姐姐”。凡是涉及朝政举措的大事，慈禧明知道慈安没有异议，依然也先要请示，“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两人在长达二十年间的垂帘听政期间，一直保持比较和谐、稳定的关系，未曾见得两人有重大分歧和争执的记载。这是历朝历代后宫生活中所罕见的。
然而，两个判断是非标准存在差异的掌权者，要说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不愉快，甚至演化成扞格，那也是不可能的。有两件事情令慈禧耿耿于怀。
一件是慈安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杀掉慈禧宠侍安德海。
安德海，又名安得海。直隶南皮县人。年少时他就羡慕那些因在宫中当太监而发迹的乡人，于是自残入宫做太监。他为人“艺术精巧，知书能文”，可以读《论语》、《孟子》这类书籍。他很善于察言观色、阿谀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欢”，并赢得慈禧的器重，当上了总管太监，成为慈禧非常器重的内侍。为此，无论是慈禧诛杀肃顺，还是打压奕䜣、削夺其“议政王”的封号，都有安德海参与其中。因此，小人得志的安德海更以慈禧为靠山，不把慈安、同治帝和奕䜣放在眼里。他培植党羽，势焰熏天。
就这么一个干政擅权、不可一世、有慈禧这样坚硬后台的人，还是被杀了。杀他的人是山东巡抚丁宝桢。
同治八年七月，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安德海借皇上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按清朝祖制：太监不准出京。但安德海不仅出京，而且还私挟妇女、张挂龙凤旗帜、抓差纳贿，一路招摇，惊扰地方。所过顺天府衙门、直隶总督衙门，都隐忍不发。结果在山东被丁宝桢查拿，并以太监出京违背祖制请旨处置。对安德海在宫中拨弄是非、混乱朝政按捺已久的慈安，在接到了奕䜣率领军机大臣持折请示两宫太后的行动后，她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共同商议，时逢慈禧生病，慈安独处朝政。于是，大家一致认为：“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当就地正法。”（《清宫遗闻·安德海》）慈安明确表态，同意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这一举动，使慈禧丧失了心腹，却又大丢颜面、有苦难言，由此心生嫉恨确属正常。但从而对慈安萌生了杀心又似乎与事实不符。如果说慈禧嫉恨有人杀了她的心腹太监，那么最要害的人物应该是丁宝桢。他不仅没有顾及慈禧的颜面，毅然决然地缉拿了安德海，并就地正法，慈禧应该整治甚而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才对。然而，丁宝桢并未因此而丢官，这位以“严刚有威”、清正廉明著称的贵州人此后虽不是官运亨通，却也屡有升迁，颇受重视。光绪二年（1876），做了近十年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而且在这个令人眼热的肥缺上一干就是十年。光绪十一年（1885），丁宝桢逝于成都，当时慈安及同治帝都早已不在人世，实权掌握在慈禧的手里。由于丁宝桢一生清廉为公，性情刚猛，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很多，死后有很多实权人物追着告他的状，慈禧都不予理睬，将丁宝桢追赠为太子太保、上美谥“文诚”，准许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其建忠良祠。对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朝政的大局面前，慈禧具备令朝野上下信服的公正。待丁宝桢尚且如此，她又有何理由杀慈安呢？
第十五讲 慈安之死（3）
另一件是慈安与同治帝违背慈禧选后意旨，一致坚持选慈禧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为皇后。
慈安和同治帝在选后问题上与慈禧的意见有分歧，这对嗜权如命、颐指气使的慈禧来说无疑是空前的打击，她无法原谅自己的亲生儿子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与慈安联盟背叛自己的旨意；她也会十分嫉妒慈安在儿子的心目中拥有比她更为尊崇的地位。她将这一切痛苦转嫁到阿鲁特氏身上，用变相折磨皇后的手段来恣意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治帝死后，阿鲁特氏只得到了一个“嘉顺皇后”的封号，这将意味着她只能以新皇帝寡嫂的身份深居宫中。慈禧立嗣光绪帝，进一步将皇后阿鲁特氏置于难堪的境地，一旦光绪帝确立了皇后，自己将以何身份在这冷寂的宫中安身？本已处境十分艰难的皇后未来的宫中生活不堪设想，她的位置将变得异常尴尬。“刻薄寡恩”的慈禧更使这位皇后深感生活无望，这一切都让她感到不寒而栗，又不敢有所申言抗辩，死亡是她唯一的出路。据说，阿鲁特氏曾以一纸片请命于父亲，父亲批了一个“死”字，于是，殉节之志遂决。
因此，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皇后阿鲁特氏，也就是“嘉顺皇后”殉死于储秀宫。
伴随着嘉顺皇后的死，慈禧郁积心中多年的不悦也就渐渐舒解，二次垂帘后，慈禧风光无限，一切朝政得心应手，她没有任何理由依然为此怀恨慈安，动起杀心。
所以，传言慈禧逼死或毒死慈安的说法，缺少说服力。因为面对慈安凡事退让、不与人争的个性，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不可动摇，慈禧完全没有必要逼死或毒死慈安。
三
野史笔记可信性差，就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于慈安死亡过程的记载。此时翁同龢除了依然承担着光绪帝老师一职，同时他还是礼部尚书。礼部主管皇室的婚丧大典，慈安大丧自然归属他的职责范围。翁同龢负责办理慈安丧仪，对于慈安的死因就有了比较深入和翔实的了解与记载，可信性较强。
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慈安发病于光绪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这一天，“东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
翁同龢在慈安死后，记下了慈安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可以从中了解慈安发病过程：“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
依据这一病情进展记录，咨询资深中医专家，慈安死因多半为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所导致。根据是：
（1）病情特点：起病急骤，进展迅速。按照现代医学判断，如此快速的病情进展多见于心脑血管疾病。
（2）临床表现：“神识不清”应为有意识障碍；“牙紧”、“有遗尿情形”应为现代中医所称的牙关紧闭和尿失禁。
（3）辨证分析：依据以上症状，这一病症按照中医学辨证为脑中风病。而在《翁同龢日记》中，翁同龢记载的御医脉案为“类风痫甚重”，实际就应归属于当今中医学疾病中的中风范畴。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慈安所患之病应为脑中风，也就是现代医学中的脑血管疾病。
其实，慈安的脑血管疾病并非突发，而是宿疾。《翁同龢日记》中曾经记载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九日（1863年3月27日），时慈安二十六岁，“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恭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此次生病共计二十四天，由“有类肝厥，不能言语”来判断，应视为现代医学的脑供血不足，属于中风先兆，只不过病症较轻，恢复较快。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1870年1月5日），时慈安三十三岁，再次病倒，“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这次所谓的“厥逆”依然是脑供血不足的再次发作，只不过由于治疗及时，没有造成遗留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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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 慈安之死（4）
这些情况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而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独理朝政，不善于摆布朝政大事的她，在这一时期里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身心疲惫在所难免。慈安在发病的前一天，根据《述庵秘录》记载，她“两颊微赤”，虽然自己无感觉上的大碍，但从这一面色判断，慈安此时“肝阳上亢”，可能已经血压很高，直接诱发脑中风、甚至脑出血。
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对于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专家们来说都是一筹莫展的病症，缺少根治的良方，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医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慈安死于脑血管疾病，而并非野史中所描绘的为慈禧所害。
对于慈安的死，慈禧该如何应对呢？
四
慈安居住的钟粹宫慈安由生病到死亡不到二十四小时，对于和她接触最多、过往最密的慈禧而言，既要安排慈安的后事，还要想办法开脱嫌疑，慈禧的应对，在《翁同龢日记》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1即刻召集相关大臣入宫，安排后事。慈安死于十日晚八时，半夜（子时）翁同龢就接到了入宫的通知。“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闻云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促中悲与惊并”。
进宫后，发现各枢臣陆续到来。在慈安的后事时间的安排上，慈禧没有片刻拖延。
2令王大臣瞻仰慈安的遗容。天明以后，各位守候在宫中的大臣，接到旨意，进入钟粹宫（慈安的寝宫）。慈禧命太监去掉蒙在慈安脸上的“面幂”，令大臣们瞻仰。此时，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泰然地安排着一切。
3慈禧为慈安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金匮。翁同龢与各位王公大臣进入慈宁宫以后，看见慈安的金匮置于地中，金匮“甚大，时灵驭已移至宫，安奉于金匮之西”。如此安排，可以证明慈禧是把慈安放在皇太后的位置上处理其后事的，没有丝毫的怠慢。未正二刻（中午12时左右），大殓，也就是将慈安入棺。这完全符合清朝的礼制。
五
慈安的中年早逝似乎没有给朝局的稳定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皇帝依然要专心读书，皇太后垂帘听政因为有慈禧的存在依然可以持续。似乎这位仁厚与豁达的皇太后只是两宫垂帘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罢了。
事实并非如此！慈安的死对于朝局的影响非常之大。
慈安死后，对于慈禧而言，为其专权扫清了道路。尽管慈安生前清心寡欲，极少参与政治，不像慈禧那样有谋略和魄力，然而慈安的存在本身，对慈禧的专权就是一股巨大的威慑。有慈安在，慈禧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恣意妄为。慈安一死，权力尽归西宫，慈禧可以惟我独尊、专执国政而无所忌惮。从此两宫垂帘格局变为西宫独尊，光绪帝还未成人，慈禧大权独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奕䜣的势力也就更加削弱了。
慈安、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慈安的死，无疑也使奕䜣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同盟。多年来，慈安和奕䜣与慈禧之间均有矛盾，奕䜣多以“嫡庶之分”为由，通过支持慈安压制慈禧的嚣张气焰，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䜣，无形之中，奕䜣和慈安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来共同对付慈禧。诛杀安德海就是如此。慈禧感到势单力薄，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内务府、军机处相继安排自己的人或者是牵制奕䜣势力的人。慈安在时，尽管奕䜣屡受打击，但因慈安的倚重，他依然能保住军机处的位子，执掌军机处大权；慈安一死，形势大变，慈禧不再受约束，同时由于自己的党羽势力大增，消长之间，她对奕䜣也就不再顾忌了。
第十六讲 置换军机（1）
慈安死后，慈禧听政已无任何障碍，无冕女皇名副其实。然而，光绪帝却在一天天长大，且“学识德业”俱佳。恋栈权力的慈禧，岂能甘心让皇权回归？！
一
按照中国古代宫廷的惯例，皇帝十四岁就应该亲裁大政了。清朝也延续了这一惯例，无论是六岁登基的顺治帝，还是八岁登基的康熙帝，都在十四岁亲掌朝政。然而，到了同治帝，就像清朝本无“母后垂帘”而慈禧仍然能将“垂帘听政”实施下去一样，什么“惯例”、什么“祖制”，慈禧都能找到打破的借口。同治帝直到十八岁才得以亲政，除了因为同治帝“学识俱劣”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客观实情之外，慈禧恋栈皇权、不愿撤帘归政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光绪十年（1884），光绪帝十四岁了，无论是按照历史的惯例，还是按照清朝的祖制，光绪帝都应该临朝亲政。可有慈禧所创造的同治帝十八岁亲政的先例，亲政的问题朝野上下无人敢于提及。慈禧独揽皇权的欲望早已被大小朝臣洞悉，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无形之中，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帝十六岁、十八岁甚至二十岁上，因为大家知道，慈禧这位“老佛爷”善于创造历史奇迹。
光绪十二年，光绪帝十六岁。如果说同治帝十六岁的时候，由于顽劣、不成器，慈禧可以用皇帝“典学未成”、“读折不成句”为由，推迟归政的时间。可是，现在十六岁的光绪帝，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以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光绪帝性情宽厚、沉毅静穆。在老师翁同龢的指点下，读了清朝开国以来的历史和列祖列宗的圣谕圣训以后，他变得更加懂事，责任感和使命感陡然而增，“自欲振励，勿用人扶”（《翁同龢日记》）。为此，他汲汲渴求新知，读书尤为刻苦。他每天黎明前即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光绪皇帝御笔
每日如一，即使下了书房后，他也是行立站卧皆诵读诗书，连慈禧也不得不承认：“皇上实在好学。”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一病数月，“日服药五剂，尤诵书不止”（《翁同龢日记》），身体刚刚恢复，又进书房学习。翁同龢每每忆起同治帝典学时期的顽劣与师傅们每每挥泪劝学的情形，他就为光绪帝的好学所感动，他似乎在光绪帝的身上看到了王朝未来的希望，“上（光绪帝）体犹未平，仍日日来书房，勤学如此，非人间所及”（《翁同龢日记》）。此时，诸王亲贵、枢机群臣，乃至于慈禧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礼法、祖制，还是光绪帝的“学识德业”，似乎再也没有推迟归政光绪帝的理由了。
时间在分分秒秒地与慈禧的权力欲进行挑战！
二
早在十二年前，慈禧强立不足四岁的载湉为帝。为了笼络人心，慈禧曾经公开做出两项保证：
（1）待光绪帝生子即为同治帝立嗣；
（2）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然而，对于慈禧来说，二次垂帘的十余年如白驹过隙，兑现诺言的时刻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