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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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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坚持不同的抗战路线（2）
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八路军完成组建后，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
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平、津失守，华北危急。中国当时陆军兵力约170万人，但装备、训练、火力、机动力均远远落后于日军，空军仅有各种旧式飞机300多架，海军舰艇总吨位不足8万吨，且战斗力极弱。中国守军第29军各部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无法有效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在短短十几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守军各部伤亡极为惨重，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战场上壮烈殉国。
上海会战，部队都打得壮烈勇敢。但是，当统帅部一下令撤退，数十万大军就像决了堤的洪水，竟相掉头就跑。国民政府军委会曾于1934年至1936年约两年半的时间，动用了4个师的兵力，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了两道坚固的国防工事线，作为拱卫南京的外围防御线。1936年秋，蒋介石本人还亲自指挥部队进行防卫南京的实战演习。但是，这些多年苦心经营的防御阵地，却丝毫没起作用。
11月9日，当蒋介石下令从上海撤退时，各路部队争先恐后夺路而逃。混乱中退至第一道防线阵地，部队尚未找到阵地与工事的位置，日军就追了来。于是，大批部队像被赶鸭子似地又向后大溃退。那个兵败如山倒的混乱局面，真使蒋介石这个大元帅痛心疾首，丢尽了脸面。
紧接着，传来南京撤退时的更加令人痛心的大混乱、大溃退。守城总司令唐生智下令撤退，守城部队、政府官员、百姓在一片混乱中争相夺路，城门为之堵塞，拥挤踩死、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更使蒋介石气恼的是，当日军全力攻击南京时，南京外围的其他部队不但没有主动联络，策应南京会战，反而远远地退离，各自为政，保存实力。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2月8日国民党军第1战区从黄河以北撤退，5个月国民党军丢弃了绥远、察哈尔、河北三省全部，山西大部（平遥北），以及山东，河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客观地说，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３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日军长驱直入，南口战役失败，淞沪会战失败，日军在南京屠杀90天，30万苦难的同胞被杀戮、被活埋、被烧死。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相继失利，广州陷落，蒋介石不得不相继离开南京、武汉，在重庆经营他的独裁朝廷。
特别是由于太原失陷，使国民党军丧失了最后的战略支点。第2战区虽可在晋南继续支持，但已是华北一隅。华北基本沦入敌手，国民党军华北战场宣告解体。日本侵略军则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条铁路展开于黄河左岸包头、太原、新乡、德州4点之间的地区。在绥远方面：日军中央统帅部于l0月上旬确定在太原作战结束后，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迅速返回满洲。为确保蒙疆（察哈尔、绥远及山西内长城以北地区）的安全，决定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之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为基干组建第26师团。师团长后宫淳中将于10月12日到达大同。时当太原作战正在进行，日中央统帅部即命后宫淳先行指挥独立混成第1、第2、第11旅团各一部，以期完成占领绥远的任务。该敌于10月14日占领归绥（呼和浩特），17日占领包头。至此，日军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绥远全省，国民党军在绥远仅有万人左右的马占山挺进军和门炳岳骑兵军。包头陷落后，该部即退入安北以西的狼山地区。在平汉路方面，日军占领太原后，腾出兵力再度发动攻势，从11月中旬起，抽调了第14、第108师团各主力举行冀南作战。国民党军第1战区的近30个师，迄12月8日宋哲元部退走，全部退往黄河以南。在津浦路方面，日军仅有1个师团（第10师团），在德州地区黄河左岸与国民党军第5战区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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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分兵开辟敌后战场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入上海。
八路军完成整编北上出动之时，正值南口前线吃紧之际。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审慎分析了南口的战略地位及日军的战略企图，认为南口之役，对于日本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沟通中国驻屯军与关东军的联系，使关内、关外连成一片，以巩固其战略后方，其二，打开进攻华北、迂回西北的大门，为南下（太原）、西进（包头）夺取前进阵地。对于中国方面，南口是保卫华北的前哨阵地，是右翼战线的战略支点。控制南口，日军南下、西进均不能得逞。其欲从左翼（河北平原）进兵，必先夺取右翼（经南口入山西）；不夺取右翼，左翼便不能展开。反之，南口为日军所占，中国军队的华北战线便塌了一半。故华北的安危，系于南口的得失。鉴于南口一役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使用全部红军于恒山山脉，参加南口战役，并分兵一部进入燕山山脉，即以晋（山西）北为根据地，向察（哈尔）东、热（河）南、冀（河北）东发展。这一计划的要旨，是挺进敌人的后方，将战线推进至外长城线 （伪满洲国境），对北平、天津取包围姿态，从侧后出去，钳制日军的正面（南口——张家口）进攻。这一计划的立足点，是希望国民党军持久地坚持华北抗战。
但是，前卫师刚刚出动，国民党军队已从南口——张家口一线溃退下来。而后，国民党军在沧洲——涿州——大同部署了3个阵地，分别阻击沿津浦、平汉、同蒲路3个方面南进的日军。但国民党军统帅部没有正确处理好这3个防线之间的关系，没有防御重心，没有防御重点和纽带，整个战线“裂缝”百出。第1战区布防涿州，第2战区守备大同，而这两个防御区的结合部却无人顾及，敞开了一个200公里的大裂缝。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开赴察哈尔省蔚县地区，进至国民党军涿州、大同两个防御地区的中间地带，以填补国民党军战线的空隙。在八路军开进途中，9月11日蔚县失守。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命八路军统辖于第2战区，第2战区长官司令部遂命令八路军开进飞虎口地区，进击由蔚县向涞源进犯之敌。但命令刚刚发出，涞源又沦于敌手。国民党军溃退之神速，总是如此出人意料，致使八路军更改作战计划都来不及。南口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坚持华北抗战还寄有很大希望，不料国民党军溃败得如此迅速。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坚持必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部署。
9月17日，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肖克、刘伯承、徐向前，传达了军委的决定。这一决定，首先对敌情做了判断，指出，敌人“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作战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3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一路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沿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合兵团，至少2个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兵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说明。”决定中在对敌情做了深入分析之后接着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依原计划执行，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及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
（一）我二方面军（指八路军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阎西山）之同意后，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
（二）我四方面军（指八路军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三）我一方面军（指八路军115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部署，120师师部率第358旅于9月28日到达神池地区集结，随即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南、以西展开；第359旅调归总部指挥，该旅组成了300余人的地方工作团开赴平山、井陉地区，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的抗日斗争。第 115师于9月18日从忻县地区出发，以临战姿态北上迎敌，9月9日进至灵丘县上寨、下关地区。师指挥机关一面派出侦察分队收集敌情，准备打仗，一面组织地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总部随115师进驻五台山。这样，八路军2个师便在两路日军（同蒲路的日察哈尔兵团、蔚代公路的日第5师团）前进方向的翼侧展开部署，第129师进至正太路南侧待机。
实践证明，这一战略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期间，不仅有力的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而且增强了和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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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抗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在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也是日本的战略进攻阶段。日军于1937年7月底占领了北平、天津后，即沿平绥（北平至归绥）、平汉（北平至汉口）、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向华北各地进攻。
8月下旬，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陕西开赴山西，加入华北作战。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举行作战，以小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八路军第115师于1937年9月中旬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5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9月25日，第115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接着，八路军3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忻口会战历时20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指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的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消耗其力量，切断其交通，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河南等省，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使游击战由山区发展到平原及河湖水网地区，箝制大量日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设4个支队，1万多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为支队司令员。
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和发展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江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军数十万人难以入关南下，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华南，广州沦陷后，中共地方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广九铁路两侧、东江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这样，从东北、华北、华中到华南，凡在日军占领区内，到处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顽强战斗，形成了辽阔的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500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30万人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战略防御阶段15个月的战争表明，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出现了2个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进行内线防御，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举行广泛的外线进攻：被国民党丢弃了的地方，随后又被共产党夺回，并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
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终于停止了战略进攻。武汉战役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打广州，个师团打武汉，进攻兵力为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45％（强）。另以15个师团担任二线守备，占其总兵力的 55％（弱）。这就是说其二线守备兵力大于一线进攻兵力。这种情形意味着日军进攻能力的枯竭，如若发动新的进攻，除非补充生力军，然而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故而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
日军为什么要以这样大的兵力担任二线守备呢？这就是敌后游击战争的效用。日军二线守备兵力的15个师团中，华北占了12个师团，其中八路军抗击11个师团，华中3个师团，新四军抗击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12．5个师团，占其15个师团的80％。在日军以个师团打武汉、广州时，不得不以同样的兵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在华北敌占区 375个县中的85％的地区发动了游击战争，从而迫使日军将20余万大军分兵把守占领地。而当日军从进攻兵力中大量转用于把守占领地时，其在国民党战场上的正面进攻便不得不停止了。
由此可见，没有敌后游击战争迫敌大量分兵，就不能瓦解日军进攻能力，也就不能制止日军的战略进攻，从而就没有敌我战略相持形势的出现。而敌我战略相持，则主要是敌后游击战争与日军的相持。因此可以说，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游击战争是开台锣鼓。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发展，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是抗日战争能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战略相持阶段的敌后抗战（1）
隐蔽在地道口的民兵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
1938年10月以后，为中日双方战略相持时期（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
日军经一年多作战，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其国小兵少；人力、财力、物力不足以支持大规模长期战争的根本弱点已显露出来。于是，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暂时不再企求扩大其占领区，而力争确保其已占领区，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施展政治谋略，通过中国内部的投降派、亲日派，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进行诱降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瓦解中国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屈服。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扫荡”的重点是华北。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