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变化看，则是以恭亲王奕为首，包括李鸿藻在内的全班军机集体下野，和清流健将们的铩羽而归。
李鸿章拒绝了张佩纶要他派军舰援闽的要求，张佩纶心中不满却也无处发泄。李鸿章认为张主动选择驻扎船政局而不是驻扎在福州本身就是意气冲动：“公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乃如此勇于任事，又任必不可任之事，为中外众射之的，能毋痛惜耶？”事后给予张佩纶真实关爱的，仅有李鸿章，所以张佩纶只能苦涩地接受这份关爱。作为清流，他没有 “清到底”的气度，依附李鸿章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就成了他后半生的选择。
一百多年来，关于张佩纶马江之战的故事，似有越描越黑的趋势。张爱玲说他在“大雨中头上顶着一只铜脸盆逃走”，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表示，他读了唐振常先生在《新民晚报》所写“张佩纶徒事空谈”，说张在马江战败逃难时还携猪蹄大嚼，感觉很是难堪。究竟有没有顶铜脸盆或嚼猪蹄，恐怕现在难以考证清楚了。当年左宗棠上奏为张辩诬，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中解释，是左的幕僚谢章铤与张的密友陈宝琛交谊甚笃。我不太相信这个推测，因为仅凭幕僚与陈宝琛友善，似乎还左右不了左宗棠，何况当时陈宝琛也受到攻击，自身难保。后来我读到李鸿章给张佩纶的一封信札，提到左氏出京时即面告李鸿章：“幼樵与彼交好，马江之挫可惜”，李对张分析说：“此老尚顾名义，当不至媒孽颠倒”，显然，左宗棠的面子是卖给李鸿章的（也不排除同时卖给李鸿藻的）。陈寅恪先生又说“马江战败，丰润（张佩纶）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李鸿章），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之”，其实李鸿章在处理中法战争时的态度，完全是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爱女嫁张，决计不是“惭疚”的原因。官场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比如李鸿章在1886年春安排亲信幕僚章洪钧出任宣化知府，说是能与流放张家口的张佩纶就近走动，“为戍客添谈助”，同时招翁同的舅子汤伯述入幕，李翁两家的关系，局外人又岂能说得清楚？
清流·淮戚（4）
四
从照片上看，中年的张佩纶略显肥胖，脖子很粗，眼泡浮肿，留着唇髭，毫无精明强干的样子。倒是他的夫人，风姿绰约，仪态端庄，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肯定比孙女张爱玲长得漂亮。张佩纶一生三次婚姻，继室边粹玉的令尊边宝泉从陕西按察使做到闽浙总督。第三位夫人就是李鸿章的女儿李经（小名鞠耦）。就丈人的地位而论，一个比一个高。边夫人 1886年故世后，李鸿章将女儿许配给他续弦，可见对他的看重。鞠耦是个才女，深得父亲的钟爱，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二十三岁方才定亲，在当时属于晚婚。1888年5月21日，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离开张家口戍所，李鸿章为他支付了2000两银子的流放费用。他返京后专程去天津见李，6月14日，李鸿章致电李鸿藻说，张佩纶在此小住十日， “秋后再来”。这次相见，他们估计谈论了张的亲事。同日，李鸿章在给驻德公使洪钧的信中说，俾斯麦若生在中国，“必为清流所攻”，而在日本，则将成为伊藤博文。一天里说这两番话，倒是很耐人寻味。
同年11月15日，张佩纶在天津举行了第三次婚礼，正式娶鞠耦为妻。李鸿章对朋友说：“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方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原信底稿上还有“回忆婚姻之约，原在十年之前，星纪已周，冰绳仍寄，固云夙契，亦是前缘”数语，定稿时被李鸿章圈去。张佩纶的原配朱夫人殁于1879年6月24日。9月，张佩纶赴苏州迁葬母亲灵柩，途中与李鸿章在天津见面，建立起直接联系。此处婚约云云，不知二人究竟是如何确定，但李对张个人才华的欣赏，却是贯彻始终的。野史记载，张佩纶自戍所回来后曾作鞠耦的家庭教师，由此擦出爱情火花，张爱玲说张佩纶是在李鸿章衙中做记室，某日“在签押房里惊鸿一瞥看见东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李鸿章就通过别人，暗示张佩纶前来提婚，这些记载，显然都不正确。倒是在1880年前后，张佩纶就做过李鸿章儿子李经述的私人老师。
张佩纶比鞠耦大十七岁，是个死过两任太太且又“犯过严重错误”的刑满释放分子，因此在局外人眼里，这场婚姻大为奇怪，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做对联曰：“老女嫁幼樵无分老幼，西床变东席不是东西。”又有人做诗曰：“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惟张李伉俪，感情尤笃，吟咏之乐，甚于画眉。各种浮言，一概不予理会。在张佩纶日记里，常有“以家酿与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这样的记载。
婚后，张佩纶与太太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有时也给李鸿章出出主意。到了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企图出任前敌统帅，为张所阻，郎舅竟成水火，当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旋有御史端良上奏弹劾，光绪帝表示 “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乃于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李鸿章接旨后上密折，为张佩纶辩解：
张佩纶曾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以直言敢谏蒙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擢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并非捐纳杂流毫无行检者比。马江之役，以船旧兵单为法所乘，获咎遣戍军台，人犹谅之。是年臣适入觐京师，召见时蒙皇太后垂问，臣即以张佩纶经此挫折，阅历益深，人才难得，若竟废弃终身，殊属可惜等语奏对，瞻仰慈颜，似尚不以臣言为谬。其时臣未与缔姻，无所用其袒护也。及该已革学士释戍言旋，……臣察其意气已平，学养益粹，留署深谈，乃始妻以臣女。夫人无贵贱贤愚，孰不爱其子女，臣久忝兼圻，何难求一快婿？即张佩纶尚为学士，年齿相悬，申以婚姻，已不谐以俗见，况系军台释放回之废员，使非臣深悉其立身之本末，安肯以爱女而畀之品行有亏之人？ 此臣区区怜才之苦心，不待自明，而可上白于朝廷，下质于天下后世者也。若如端良所云，先以夤缘，继以姻戚，则臣虽衰朽之余，不应不近人情老悖至此。
又说张佩纶虽住在直隶总督衙门，却从不干预政事：
张佩纶在臣处杜门谢客，外人罕见其面。近日宦途拥挤，或因其与臣至戚，干求奔竞，踵门投书，张佩纶崖岸过峻，一概拒绝。…… 至其常在署中，亲戚往来本属无干例禁。臣忧深责重，以张佩纶持论虽多偏激，心地极为忠诚，遇有疑难之事，间亦与之商榷，而张佩纶犹拘执姻嫌，竟至畏首畏尾，不赞一辞。臣心颇怪之，尝告以胡林翼之于陶澍、沈葆桢之于林则徐，均以女婿在署襄办公事，未闻有所避忌。汝曾任大员，留心时事，岂宜一蹶之后，遂于军国要务漠不关怀，未免忧谗畏讥，太形偏隘。而张佩纶操心虑患，矢志不回。近年以来，臣亦听其匿迹销声，不复与谈世事矣。
李鸿章还说张佩纶现已病痊回里，无待驱逐。惟张是直隶人，凡在直隶境内，无不可以寄居，能否仍让他住在天津？然而此时已是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自己的处境也如同张佩纶当年经历了马江之败，完全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光绪帝断不同意。张佩纶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自谓 “从此浪迹江湖，与伯鸾赁舂、元节亡命无异”。此处“伯鸾”是著名成语 “举案齐眉”故事中的梁鸿，他是东汉初年的高士，隐居乡间，为人舂米谋生。“元节”是谭嗣同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一句中提到的张俭，《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他的仇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两个典故都是张佩纶述说自己的落魄。清流时代的密友张之洞此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张佩纶为当轴不喜，为避嫌疑，几乎不相往来。张佩纶自叹“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清流以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远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txt小说上传分享
清流·淮戚（5）
远离政治中心的张佩纶依然关心着政治。及至翌年战败，李鸿章被迫东渡，在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遭到舆论的一致唾骂，张佩纶也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非设法自救，即疚惭不能解，而况不疚不惭？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耦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李鸿章出国之前，便知此行必是一生名节的毁灭，回国后果然朝野上下，弹章纷飞，国人皆曰可杀。这份激情，宛如当年清流之于崇厚。
五
张佩纶的晚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从前的朋友，来往得不多。昔日的恩师李鸿藻在北京向李鸿章抱怨：“蒉斋不来一信，与我绝交！”李鸿章向他笑笑，却不忘记把这个细节写信告诉女婿。
张佩纶买下大中桥襄府巷的一座侯府，园中古木扶疏，生活过得颇为闲适，夫妇俩写过一本食谱，还合著过武侠小说。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中说，张佩纶“先娶某京宦女，女有兄，曾在曾忠襄公（曾国荃）幕，保至江苏候补道，太平军平后，饱搜典籍，至百余箱，大半皆宋元旧本，未膺大任而殁，孤子七人，长者未成童，幼者尚在襁褓。其弟以抚孤计，亦由顺天府治中改官道员，指省江苏。张好读，即移眷金陵，得饱观其书。出李夫人奁金，数甚巨，畀其弟，尽得之。在京本有书癖，至此收藏弥丰富，收藏家所藏宋元版位于南京海运学校内的张佩纶住宅。后来，这座房子还成为民国政府立法院的办公地点本，张特甲于天下。”按此说法，张佩纶曾用李夫人的陪嫁，收购前任舅子的宋元古籍以帮困，倒是两全其美的双赢买卖。
张爱玲回忆说：“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座宅子，民国年间曾被改为立法院，即今天白下路273号南京海运学校院内。据说当时有三栋房子，南侧为主楼，东西两楼各连一个院子，东楼专为鞠耦居住。现在，这座二层砖木建筑的楼外竖着铜牌，叫作“小姐楼”。这真是奇怪的命名，李大小姐既然出阁，在此地便是主母，哪有将女主人居住的地方叫“小姐楼”的？抗战之中，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曾去看过张家老宅，他说那儿“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
对于祖母，张爱玲同样了解不多。老女仆告诉她：“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老太太总是给三爷（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子”，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这些大煞风景的片段。胡兰成还说：“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解脱了兴亡沧桑。”
其实有其父必有其女。鞠耦不仅是个聪慧的才女，而且关注投资，她在给父亲的家信中曾提到“商局新股票已交仲兄存沪源丰润、庆善两处，候市价稍涨再售。电股遵谕不售”。她还深谙政治运作的秘密。八国联军之役，李鸿章奉诏北上议和，他的亲信盛宣怀以电报局总办的身份在上海居间联络。鞠耦给父亲的信中就提到盛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间的勾结串通。她指出张之洞在内部讨论求和方案时常常空发高论，“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拨弄，以见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权（按，指全权大臣奕、李鸿章）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李鸿章对此当然十分讨厌，曾电告盛宣怀，电报每字收费四角，刘、张空论长电，转报时要删冗摘要，以免糜费。奕、李鸿章在给军机处的电报中曾评论说：“不料张督在外多年，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盛宣怀立即把这个密电泄露出去。鞠耦则劝告父亲：
闻大人电内有讥香（香涛，即张之洞）语，杏（杏荪，即盛宣怀）即电鄂，香甚愠，以后乞留意。香杏交甚密，小人最不宜结怨耳。
这个判断，同李鸿章在1897年告诉儿子李经迈，盛宣怀不过一个道员，家资已数百万，官未显而已反噬的看法完全是一脉相传的。李家人早已看出盛氏的不忠，却没有拉破脸面，利用盛又防范盛。只是远在南京的张太太，究竟如何在上海布下眼线的呢？
1901年2月10日，清廷致电李鸿章：“革员张佩纶虽经获咎，其心术尚属端正，办理交涉事宜是否熟谙？”命李鸿章据实具奏。盛宣怀密告李鸿章：此事“闻出自慈意，因无人用，自可乘机切实奏保”。李鸿章立即致电军机处：
张佩纶前在闽省，以船政木船当法国铁甲快船，宜其败绩。嗣在天津，并未参谋戎幕，言者妄加诬陷，其获咎实有可原。谕旨称其心术尚属端正，仰见知人之明。臣以至戚不便保荐。今蒙垂询，该员曾在总署行走，交涉事宜，尚肯用心。现年逾五十，阅历深稳，意气已平，若及时起用，不致蹈书生迂腐之习，或于时局稍有裨助，请代奏。
清流·淮戚（6）
次日，清廷赏张佩纶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张佩纶回电，称翁婿例应回避，且身体不好，予以婉辞。李鸿章回电：“内意似怜我老病，派来襄助，义不可却。时艰交涉，有何回避可言？”4月13日，张佩纶到京。不久，在处理交涉事务中，二人观点不同，张佩纶遂乞假归去，从此不再复出。
张佩纶死于1903年2月4日。他去世后，张之洞做诗《过张绳庵宅四首》，内有“劫后何曾销水火，人间不信有平陂”之句。张之洞晚年写了不少怀念清流旧友的诗篇，大约半是作秀，半是真情，历史上的政治家大多如此，倒也无须深究。
如果说，像曾国藩、左宗棠可算是晚清知识分子入仕的成功者，张佩纶则遍尝成功与失败的酸甜苦辣。他的一生色彩斑斓，伴随着历史的波澜起伏跌宕，远较儿孙辈丰富得多。
所以我想，张爱玲声称对此一概不知，真是有点儿可惜。
1998年初稿
2005年改定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昔时金阶白玉堂（1）
昔时金阶白玉堂——漫游军机处
一
故宫保和殿迤北，是一片封闭的广场，也是外朝与内廷的分界。 广场正北面，屹立着内右门、乾清门和内左门，其后便是通常所说的 “大内”。广场东面为景运门，这里通向奉先殿（今钟表馆）和宁寿宫（今珍宝馆），是观光客的必由之路。加上内左门至景运门墙根那一溜平房，开设着食品店和快餐部，恰好给走完半个故宫的游人打尖，所以终日熙熙攘攘，宛如市廛。走乏了的游客席地而坐，把小香槟瓶、快餐盒、空罐头筒弄得狼藉一片，然后，毫不顾惜地拍拍屁股开路走人。这溜平房，本是前清的奏事处，从亲王至御史，凡单衔递奏封章，皆须至此亲呈；在京部院和各省督抚的奏件，也在此转交，以保证直达御前，任何人不得从中拦阻。时过境迁，当年的枢密重地，如今一文不值，便移其旧址经商，化腐朽为神奇，这是当前中国最为寻常的景象。景运门对面，从内右门到西侧隆宗门那端，历来萧瑟清静，或许是隆宗门终年紧闭的缘故。记得十几年前，隆宗门前立有说明牌，记载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教众在太监策应下，攻打皇宫至此处，并在门匾上留下一个箭镞云云。现在不时兴阶级斗争，牌子便消失，就像神武门内迎面的照壁上，当年赫然写着毛主席语录：“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人民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文革”结束后，便刷新为故宫导游图了。——其实，隆宗门的说明牌，倒很能激起金庸、梁羽生迷追思风尘侠客陈家洛、吕四娘们的无穷想象。我每次去故宫，必往隆宗门那一带走走。因为这边的墙根，也有对应的一排平房，正是当年的军机处值庐（办公室）。
从这里转入内右门，西长街以西，包括养心殿和西六宫在内的若干殿宇，是雍正以降清廷大部分决策的发源地。我之所以去军机处蹀躞，大约是有点思古之幽情，想体验一下当年奕、翁同、荣禄们在此处理国务的感受吧。清朝基本沿袭明朝统治体制，设立内阁，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事。内阁以大学士为首领，人们通常把大学士称为宰相。从历史上看，君权与相权从来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伴之太监弄权，在明代发展到极点。故清初又设议政处，由八旗王公贝勒组成，凌驾于内阁之上，但又造成议政王大臣专权跋扈。清军入关时，顺治帝福临是个小孩，由多尔衮摄政七年。直到多尔衮去世，福临才获掌权。康熙帝玄烨继位，也受四个辅政大臣控制。他靠内臣索额图杀鳌拜，又造成索额图擅权和以后的明珠擅权。玄烨为了削弱王权、增强皇权，在宫内另设“南书房”，票拟谕旨，以分议政处之机要权。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胤利用对准噶尔用兵，设立军机房，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人员组成，每天觐见皇帝，商议处理军国大事，并且以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官员发布“最高指示”，成为朝廷的“书记处”，从而架空议政处和内阁，使得封建王朝中央集权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