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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终生未能获任大学士。他从1897年9月起，顶李鸿藻去世的空缺，担任过九个月的协办大学士。而李鸿章，在文华殿大学士的宝座上，稳稳地坐了二十七年。
六
1899年底，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离开了贤良寺。
那时，列强瓜分中国已成汹涌之势，国内的各种矛盾也已激化。次年，义和团开进北京，遍地设坛，围攻使馆，滥杀洋人。朝廷中的保守势力希望用团民对付列强压力，以达到更换皇帝的政治目的。八国联军藉口保卫使馆和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向北京进发。南方督抚谋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整个国家处于危急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李鸿章此时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开始暗通款曲。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的建议下，他的幕僚刘学询及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ck）穿针引线，企图讨论“两广独立”后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在卜力给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二次大战前主张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之父）的电报中，提到谣传李鸿章“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日本人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也记载孙中山当时曾告诉说，卜力想在“两广独立” 后，用孙来施行新政，卜力在暗中作保护人保证安全。“李为了晚年有所回忆缅怀，也有意独树一帜，因此表示赞成。”此事后来由于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北上议和而作罢，个中的情节也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但毕竟提醒我们对于政治、对于李鸿章的许多新理解。李鸿章的内心世界，远比我们的想象更为深邃和复杂。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孑身重返北京，住进贤良寺，开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离京仅十个月，所见已是一片惨状：朝廷西狩，生灵涂炭，整个北京被联军分段占领，连贤良寺门前也有俄国兵守护，李鸿章岂能不太息流涕？其实，早在从广州启程时，他已知此行艰难，自谓：“燕北之行，早已安排死所。……《语》云：‘死而后已’，兄竟未已也。蒙尘两圣，困苦庶民，每用抚怀，潸然泣下。”作为中方主要代表，李鸿章经过近一年唇焦舌敝的谈判，终于以空前屈辱的条件，签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
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这是他对自己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说。近代中外关系涉及到整个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不是“我不要你来，你就不该来”之类简单的结论便可概括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导致在19、20世纪交替之时民族排外情绪的总爆发，但从国际法上来说，庚子之役却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各国的一次宣战，一次以极为情绪化戏剧化的挑逗开始，而以极为悲惨结局告终的民族灾难。
签完和约后，李鸿章也精殚力竭了。两个月后，他的老部下周馥接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赶到贤良寺西跨院那间北屋时，李已身着殓衣，处于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状态。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周馥哭号着说：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半生名节（6）
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是日为1901年11月7日。
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说李去世的消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复杂心情，写出如下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海军的严复，更作挽联曰：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显然是同情李鸿章的。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之际，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士大夫又要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
做官实在是很难的。从日本议和回国后，有人曾劝李鸿章引退，他却说：“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便是表达了他的心迹。这种心迹，后人可能难以想象，但挽联所反映的观点，却是当时的实情。
著名戏曲作家、梅兰芳剧目的主要撰写者齐如山先生曾是同文馆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讲到了那会儿北京人的心绪：
当义和团正盛、西后最得意的时候，合肥（即李鸿章）正在广东，旗人们有的说他能勾结外国人，太监们说得更厉害，所以想着把他调进京来杀了他。……各国军队进京后，……（旗人）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他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在小饭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
呜呼！可怜的旗人。他们在认定“汉奸”和“救星”时，就和今天沪、深股市中擅长多空互翻的短线客一样，只有眼前利益，没有任何原则。
谁能理解真正的李鸿章呢？
露天茶座聚集的人群1990年２月底，我藉去京出差之便，重访贤良寺，想给王懋章老人拍一张照片。溶溶月色下，看到的是瓦砾遍地，整个金鱼胡同与冰盏胡同连成一片空地了。再往东看，昔日清朝海军衙门和神机营衙门的旧址上，耸立起富丽辉煌的王府饭店。人们说，这是北京最高级的饭店。
5月10日，我写的散文《踏访贤良寺》在《解放日报》上刊出。不久，报馆转来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工程系沈嘉猷先生的大函，告之他与王懋章老人是失去联系多年的老同事、老同乡，想知道老人的联系地址。我不知王老先生现迁何处，但在采访本中记有他侄子的工作单位，便复信请他去查询一下，也不知道找到没有。
如今，贤良寺的旧址上又盖起了校尉小学的新校舍，一幢白色釉面砖贴面的四层楼建筑物，由艺术家韩美林题写校名。学校东首，还留有贤良寺的几间旧屋，由北京市包装装潢工业联合公司及中国包装技术协会包装设计委员会占用。校舍西侧底层，从前西跨院的位置，学校破墙开店，承包给了一家叫做“蓉府酒楼”的餐厅，兼营川菜和粤菜。吧台上陈放着北京餐馆不多见的用酒浸泡着金、银环蛇和蛤蚧的大玻璃瓶。服务员都是年轻漂亮的川妹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从经营者到就餐者，肯定都不知道这段曲折的历史，甚至不知李鸿章为何许人了。
1990年初稿
1995年修订
2003年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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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宝剑孤臣泪（1）
秋风宝剑孤臣泪——访李鸿章墓地
踏 访驱车出合肥城区，向东行驶不久，就到了东乡大兴集。在合肥钢厂的围墙边，朋友叫开了关闭着的铁门，带我走进一个荒芜的院落。没有料到，在高大的烟囱和轧钢车间厂房旁，就是我想探访的李鸿章墓地。三开间的享堂正门，只有柱子和山墙，南北侧既无墙垣，更无门窗，一片凄凉的景象。享堂所在的四合院，正房和东西厢房，因为前些年做过钢厂幼儿园，侥幸地保留下建筑的基本轮廓。享堂院子里，栽有两株广玉兰。广玉兰是南方树种，在安徽本不多见。但在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慈禧太后向淮军参战有功大员赏赐了一批广玉兰，受赏者又把树木送回老家栽种，使得合肥一带保存了好些百余年树龄的广玉兰。眼前的广玉兰，一株略小，是后来补种的；另一株长得高大参天，正是当年御赐的原物。院子里，荒芜的杂草中，横卧着两块截断的李鸿章神道碑。 冬日的上午，阴霾的天空没有阳光，我的心也像灰色的天空，沉甸甸的。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鸿章临终的场景。
临 终李鸿章病逝于1901年11月7日，此时，距他代表清政府，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恰好三个月。 签约前两天，李鸿章得了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他是扶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馆签约的。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他呈现出风烛残年的衰颓景象。持续一年极为艰难和屈辱的议和谈判，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而签约之后，与俄国谈判从东三省撤退俄军的方案久拖不能定局，更使他焦虑万分。 10月30日，李鸿章去俄国使馆谈判，回来后病情加重。当夜，李鸿章
胃部血管破裂，咯血半盂，色紫黑，有大血块。急请德国、美国大夫治疗，安排药剂和鸡汤、牛奶、米汤、锅巴粥等流质食物。 根据身边幕僚记录，11月1日，病人胃部感觉渐舒，能靠床坐，睡眠也安静。 5日，病情似乎更有好转。早上起床后，幕僚感到病人精神清爽。白天所谈，皆是公事时事。话多了，吐字有点不太清楚，精神也有些恍惚。事后想来，这正是回光返照的表征。晚间，李鸿章吃了少量梨汁、藕汁。半夜中感到他喉中有痰，呼吸带喘。 6日早晨，病情忽然转重。当他的老部下，直隶布政使周馥闻讯赶到贤良寺的时候，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在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延至7日中午，两目炯炯，瞠视不瞑。周馥哭喊着：“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的嘴唇忽然喃喃翕动，欲语泪流。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
墓 地十六个月后，李鸿章被安葬于安徽合肥东乡夏小影。夏小影就是现在的大兴集。这一带安葬着宋代名臣包拯和朱元璋部下大将张得胜，待到李家墓地落成，当地就有了“一里三公”的说法，三座墓地处在一平方华里之内。这是李鸿章生前认可的墓地。1892年，李鸿章夫人赵小莲去世后，他在给儿子李经方的家信中，曾谈到对生后葬事的安排：
夏小影生圹，大伯与王少谷看定有年，汝应亦闻知。前年少谷赴金匮县任之先，带桐城善做坟工匠至彼处堪开圹穴，寄来土色甚佳，内有小灵龟四个，谓是真穴。此次伯父书怂恿趁今年山向大利卜葬，余惟恐赶不及……风水之说，吾不甚为然，只求无水无蚁，以安体魄。今世所云地师者，言人人殊，各挟小术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遗体悬搁不葬，于心忍乎？信中提到的大伯，为李鸿章大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而从信的内容看出，李鸿章不太迷信风水，这同他请西医看病一样，在当时的官场，是很罕见的脾气。在李鸿章给李瀚章的家信中，他还谈到“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从中可以看出，在选址时，比邻包公墓，是李鸿章感到满意的重要条件。李鸿章生前爱办洋务，却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墓地会变为钢厂的一部分。但李鸿章并没有长久地安眠在他曾经痴恋的工厂脚下。到了1958 年，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他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老人记得，当时被称为“汉奸卖国贼”的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陪绑游街、同时粉身碎骨的另一具遗骸，是他挚爱的赵夫人。同年，全民大炼钢铁，合肥钢厂兴建起来了。钢厂就把挖掘一空的李鸿章墓地划进厂区。
遗 言临终前，李鸿章曾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信。向他，并通过他，与沪上官、商圈内的朋友诀别。这封遗书，去年首次披露。遗书中写道：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
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
鸿章又拈句柬海上官商寅友，并谢拳拳，乞弟代为一一致意。愿诸君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李鸿章是从上海起家的，临终时想起海上旧友并不令人意外。年轻时，李鸿章曾是个科场得意的才子，24岁就考中进士，又拜在父亲李文安的同年曾国藩门下做弟子，讲求义理之学。假如没有太平军起义，没有西方列强入侵，在平庸的咸丰朝，他只能逐日到衙门画卯，在京寓的四合院里读书吟诗；或者外放出去做父母官，在漫漫的宦海生涯中积累履历。只要瞻前顾后，不犯过失，内外打点，建立奥援，到了晚年，攀爬到权力金字塔阶梯中最高几层也是有可能的。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人物何至成百上千？他们死后，朝廷照例“交国史馆立传”，然后就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列传中，再也无人理会了。然而，李鸿章生逢中国历史的最大变化时代，他注定要成为重要人物。他创建淮军，恢复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他创办中国最早的近代工厂、铁路、矿山、学校，建立西式装备的海陆军，以图自强；他主持对外各项交涉，签订了许多条约。在中国的大门逐渐向世界打开的时候，中国社会也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化的深渊。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使得他成为极具争议的人物，直至一百多年后，人们依然在反思李鸿章当年的种种往事。
秋风宝剑孤臣泪（2）
名 节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和庚子事变后的《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最为屈辱的城下之盟。但细细分析，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前者，多是夹杂着对李鸿章军事和外交失败的严厉批评；而对后者，却认为李鸿章替朝廷解决了一场巨大的国运危机。所以，维新思想家严复献给李鸿章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挽联的上联，是惋惜李鸿章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倡导的各项改革未能真正得到实施。下联则说，倘若李鸿章不从广东奉诏赴京，谈判议和，知识分子们又要批评他为了自己的名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这个区别，后世的人几乎很少体察。李鸿章和他当时的同事们，在签订两个条约的时候，其实都考虑过身后的名声。早在李鸿章马关议和期间，英国公使欧格讷就注意到，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时候，朝廷又命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前去办理。据议和使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John Watson Foster）披露，李“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他给儿子去电，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又给总理衙门去电，称经方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忡日剧，神志不清，断难胜此巨任。然而朝廷不允，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 翁同在日记中记载：“面奉谕旨，总署致李鸿章电信一件，为李经方事也。”淡淡的语气背后，隐含了多少诡谲的政海波澜？在离开广州，北上与各国使节开展议和谈判前，他对送行的朋友说： “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罢涕泪长流。此时，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为不可为之事。惟有北京人在期盼他欢迎他，等待他了结残局。著名戏曲作家齐如山先生回忆说：“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
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功 罪如今，世间已无李鸿章。今天的合肥人，不仅不再简单地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还策划打李鸿章牌，整合旅游资源，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与开放度。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李中堂是位给合肥人长脸的乡前辈啊！” 前些年，合肥城区改造，动工的街坊涉及到李鸿章故居。经过有关人士多方呼吁，早已残破不已的故居终于保存下来，并修建成陈列馆供人参观。脚下这块李鸿章墓地，也将由故居陈列馆主持修复。 故居陈列馆里，有一件带着长长血迹的黄马褂，这是复制品。上了年纪的人记得，在从前李鸿章的祠堂里，保存着李鸿章马关谈判遇刺时的原件血衣。陈列馆里，还有当年李鸿章为格致书院学生亲拟的考题：
问：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往来营生起见。今设有一国，议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证之欤？当人们读着这道意味深长的题目时，似乎感受到李鸿章思索的目光正端详着自己。无疑，李鸿章是清末官场最有世界意识的政治家，但在处理外患逼迫的复杂局面时，却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悲剧人物，甚至被视为民族罪人。这是他能力不济，还是中国的国运不济？经验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