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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峰”二字。这是奕在光绪十年被慈禧太后罢黜后，借北宋司马光失意时所作《独乐园记》，在石上刻出“独乐峰”，但又怕引起麻烦，便把“独”字凿在石顶，以此来曲折迂回地排遣自己失意不平的心绪。
奕与慈禧太后在发动“北京政变”时，曾结成战略同盟。以后，奕以“议政王”身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直接领导内政外交事务，与“垂帘听政”的太后有着很好的默契。但慈禧对他则是极不放心的，以致有同治四年三月（1865年4月）和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年9月）的两次严谴。第一次以御史蔡寿祺弹劾为由，慈禧太后亲笔拟了一份别字连篇的懿旨，称“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命革去议政王、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差使，由于受到全体王公及军机大臣反对，最后只能收回成命（议政王头衔仍革去）。第二次是为了重修圆明园，同治与奕又爆发激烈冲突，奕还劝诫同治不要微行私出。同治恼羞成怒，撤去奕的职务，最后全体军机大臣再次站在奕一边抗命，迫使同治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退让。显示出奕班底强大的政治实力。
奕主持中枢，在推行现代化进程中，很有些值得一书的事迹，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顽固派在兴办同文馆问题上的争论。
同文馆原是总理衙门兴办的培养外语人才的语言学校，1866年12 月，奕上奏，建议在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也就是讲授自然科学，招收满汉举人及中下级官员入馆学习。这一主张遭到了以理学大师、同治师傅、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奕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
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为此，奕在1867年4月6日，向皇帝上呈了一个极为著名的奏折，其中回顾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逼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的历史，以及此后他在寻求中国自强之路的心迹：
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款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先皇帝不以奕等为不肖，留京办理抚务。臣等不敢徒效贾谊之痛哭流涕，胡铨欲蹈东海而死，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而京师内外尚以不早定约见责，甚至满汉臣工连衔封奏，文函载道，星夜迭催，令早换约。臣等俯查情形，不得不俯徇舆论，保全大局。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 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赴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在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臣等反复思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左宗棠创造轮船各厂，以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李鸿章置办机器各局，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该督抚等所论，语多激切，岂故好为辩争，良由躬亲阅历，艰苦备尝，是以切实不浮，言皆有物。在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亦所不辞。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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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与运相争（4）
从此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奕，确实是勇于任事，锋芒毕露的。
在此后的争论中，他进一步设计，任命倭仁这位保守的冬烘先生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谕令倭仁“酌保数员”讲授自然科学，倭仁被迫承认原说中国之大，不患无精通西学之人，不过是凭空想象，“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而奕仍然寻他开心，以皇帝的名义命他“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弄得倭仁蹶倒昏迷。在同文馆争论中，奕主持下的军机处，多次拟旨，精彩纷呈，至今读来，依然余音缭绕，令人回味。
从1862年到1884年的二十余年里， 奕一直处在中国政治前台的大漩涡里，不停地旋转。直到中法战争爆发，才被西太后强行将整个军机处一起开缺，并让奕回家整整闲赋了十年。以奕之才华和能量，却斗不过慈禧太后，主要的原因可归结为名分，由此可以猜想，奕在书写“独乐峰”时，心情是多么地沮丧。
从此，恭王只能寄情园林和唐诗。他在这个花园里消磨着才华和生命，集唐人诗句，写成八卷的《萃锦吟》，虽说是玩弄技巧的笔墨游戏，有的诗还刻意显示淡漠政治、韬光养晦，但其中仍有不少诗篇抒发了忧郁的心境，如在给同时下野的政治老友，前军机大臣宝的诗中说：
纸窗灯焰照残更 （齐己：《荆渚偶作》。） ，半砚冷云吟未成（殷文圭：《江南秋日》。）；
往事岂堪容易想（李：《定风波》。）， 光阴催老苦无情（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
风含远思晚（高蟾：《秋日北固晚望二首》。）， 月挂虚弓霭霭明（陆龟蒙：《江城夜泊》。）；
千古是非输蝶梦（崔涂：《金陵晚眺》。）， 到头难与运相争（徐夤：《龙蛰二首》。 ）。
岁月如温温的小火，煎噬着人寿。恭王在他的精巧的花园里，渐渐地进入老境，不仅身体衰弱，思想也趋于老化、圆滑和保守。待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前后清流的两位领袖李鸿藻、翁同的一起要求下，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王主持大政，而恭王却以主和敷衍的姿态使他们失望。这种衰朽的状况甚至连外国人也看不下去，英国公使欧格讷（Sir ’Conor）1895年10月底在离任回国前，当着恭王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面，直率地问道：
恭王爷为中国第一执政，又国家之尊行也。此今日之事，舍王谁能重振哉？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德欲占舟山，今一电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振也，欲振作亦非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聚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 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善病，精力不济，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图新政，期于未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成乎？
欧格讷显然书生气了。君主挑选宰相是为了办事，但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必然要虚化相权。恭王复出后的政治生态环境早已不同以往，加之十年赋闲的修炼，自然把一切看淡了，他又岂会再亟亟从事呢？
他的观念也在变化。到了戊戌年间，他更是多次谏言，反对变法。据说直至临终时，他还嘱咐前去探视的光绪，对主张变法的人，要慎重，“不 可轻信小人言也”。以致新派人物，将这位曾经倡导变革的老前辈，看成阻碍维新的死对头；而将他的去世，看成是立即推进变法的历史机遇。恭王的这种变化和结局，似乎也是政治舞台上许多老人的通例，对比青年时代的万丈豪情，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了。
但恭王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于他自己亲手写下的历史，有权力反思和发问。《萃锦吟》中，有一首“元夕独酌有怀宝佩蘅相国”的诗：
将茶代云觥， 竹坞无尘水槛清。
金紫满身皆外物， 文章千古亦虚名。
因逢淑景开佳宴， 自趁新年贺太平。
吟寄短篇追往事， 一场春梦不分明。
据文廷式在他的著名笔记《闻尘偶记》中说，最后一联原来是“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诗意就大大值得玩味了。恭王何必要“猛拍栏杆”？“一场春梦”又指什么？他是否在含蓄地抱怨同慈禧太后的合作与结盟？假如没有这种合作与结盟，便没有北京政变和后来的洋务运动，那么，肃顺主持下的中国政坛又是怎样一番风光？
光绪的变法诏书，颁布于恭王死后第十三天，戊戌变法失败于恭王死后第一百十六天。光绪的一生，也是毁于慈禧太后之手，他和他的六叔，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人物。
恭王府花园虽是奕的旧居，但现在的陈列中，对奕只是简单提过，大多数参观者恐怕既不知晓、也无意弄清历史上的种种往事了。导游们更愿意津津乐道地谈论着电视剧里的和，不断强调这儿就是和故居，这对奕真是一种悲凉，对历史学家更是一种悲凉。离开花园的时候，我向独乐峰鞠了一躬，算是自我纪念了这位故去的老人。忽然想到，园子里为什么不为奕塑一座造像呢？
见过恭王的外国人说，他“虽是麻子，但是仪表堂堂”。见过他的京官陆龟蒙：《袭美留振文宴龟蒙抱病不赴猥示倡和因次韵酬谢》。
难与运相争（5）
徐铉：《送萧尚书致仕归庐陵》。
刘兼：《江岸独步》。
宋齐丘：《陪华林园试小妓羯鼓》。
韩愈：《同李二十八员外从裴相公野宿西界》。
翁承赞：《文明殿受册封闽王》。
张泌：《寄人》。
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何刚德说，他“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都对他的相貌表示恭维。但从传世的照片上看，奕长得一点也不漂亮，面目中还带有点苦相。 辽宁大学董守义先生撰《恭亲王奕大传》是本很好的传记，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但在讲到奕的容貌时，似乎也为尊者讳，说“奕前额宽阔，眉目清秀，鼻梁挺拔”，这就更无必要了。书中还引证何刚德回忆，“与奕共事多年的宝也说恭王‘甚漂亮’”。其实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宝文靖尝对余言，恭王虽甚漂亮，然究系王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遇有疑难之事，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 此处的“漂亮”，显然是指行事的手腕和气度。不知董先生以为然否？反正奕以亲王之尊，不需要靠相貌去找对象，长得漂亮不漂亮并不打紧。他一生共娶了八位嫡、侧福晋，个人生活还算是和满幸福的。
1995年初稿
2003年12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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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名节（1）
半生名节——贤良寺·李鸿章
一东华门大街往东走到头，穿过繁华嚣杂的王府井，对面是金鱼胡同。
金鱼胡同比一般胡同宽，长五百四十米，可算是条马路。著名的吉祥戏院和东来顺饭庄都设在这里。东安市场在胡同里也开有北大门。再往东，是和平宾馆，这儿本是清末大学士那桐的府第。金鱼胡同中段与校尉胡同相交，沿校尉胡同向南到冰盏胡同（又称冰渣胡同）再往东转，那片毫不起眼的围墙里，便是从前的贤良寺。
贤良寺原在校尉胡同西侧，雍正十二年由怡亲王故邸舍地为寺，山门开在帅府胡同，约在今天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的东面。后身也到金鱼胡同。乾隆二十二年迁到现址，规模缩小了三分之二。
旧时，佛教和道教的庙宇宫观并不是天天对外开放的，更不收门票。一般多在初一、十五开庙，接受信徒膜拜和香火布施。也有一年仅开放几天的，如白云观是每年正月初一至二十日，黄寺是正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等等。平常的费用花销，除了靠香客布施和做水陆道场赚取些收入外，大多依赖出租“庙寓”维持。唐代元稹在《莺莺传》中写到张生寓普救寺，遇借宿的崔莺莺母女，就可看出这种房产生意的悠久历史。如今在北京卧佛寺两旁，有六七个精致的四合院落，提供开会租用，名曰“卧佛寺饭店”，很有从前“庙寓”的遗风。我对贤良寺感兴趣，是因为这里在清朝时，曾是高级地方官员进京时常借宿的馆舍，更是直隶总督李鸿章进京时的行辕。那时李鸿章虽开府保定、天津，却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而据相国之位，是晚清政坛上炙手可热的大员。史载，李鸿章当时外出，必有一百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扛洋枪的淮军卫队作前导，贤良寺门前冠盖如云，风光一时。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和《###》，为国人垢病，又被罢去直隶总督的职务，挂着大学士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头衔，在京闲赋；1901年庚子之乱时，李鸿章奉诏从两广总督任上北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也都住在这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东城名刹最少，只有校尉营冰渣胡同内贤良寺。……自李文忠侨居之后，已成什官行台矣。”
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大体说来，他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以一介文人投身戎马，匡扶行将倒塌的帝国大厦。他目睹时艰，看到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于是大声疾呼必须改变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鼓吹“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亲手创建了工厂、铁路和装备近代兵器的军队，努力地想把中国引导上现代化的道路。他是朝廷内部贤良寺内仅存的旧建筑。其背景上的大楼，是在海军衙门旧址上建造的 对于世界大势较有了解的少数领导人之一，从承认中国国力及技术装备不如外国出发，力主在外交战略上实行“以夷制夷”。奉“自强”为宗旨，奉 “守疆土、保和局”为圭臬，力主“忍小忿而图远略”，努力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争取喘息和发展的时间，甚至不惜以重大妥协来避免与列强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他是当时公认的外交家，有的外国人居然将他称做“东方俾斯麦”。可惜从来弱国无外交，他的外交实践，往往是代表中国政府在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签字。
今天的国人对李鸿章的印象已是很淡漠了。有之，也不过是个奸臣卖国贼的形象。我却不能忘记这个长躯疏髯，性情诙谐、饱经沧桑的老人。所以，我一直想到他曾经生活过的贤良寺一游。
二
1988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下午，北京天空的云层呈现出一片奇诡的红色，有人猜测是地震的前兆。没有明媚的阳光，城市显得灰蒙蒙的，无精煤渣胡同是冰盏胡同南面的一条胡同，西面与校尉胡同相交，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就在煤渣胡同，借神机营衙署办公打采。才到四点，已是薄暮暝暝。我和作家钱钢在踏访清末“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旧址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贤良寺。
清代北京寺庙之多，令人惊讶。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统计，仅东城区，有名称有地址的祠寺宫观，就有二百五十个。如今，绝大多数都已湮没、拆除，或是改作他用。贤良寺也不例外，残破的山门上挂着“校尉小学”的牌子。进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全被改作教室了，厢房则是教师办公室。雍正、乾隆题写的御碑、钟鼓楼不见踪影。打听下来，原来毁于“破四旧”的浪潮。寺庙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纸盒工厂和区教育局机关。
天很冷。黄昏的乌鸦在“哇、哇”地啼号着，给人肃杀的感觉。在用山门改建的传达室里，一位老校工边给火炉添煤，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当年赛金花就是在这里，劝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不要杀戮无辜平民。在我的记忆中，瓦德西的总部设在中南海仪銮殿（今居仁堂），赛二爷咋会跑到贤良寺与他会面呢？看来，北京的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向他打听李鸿章的故居，得知就在旁边的西跨院，只是早已与小学校园堵死了通道。
从前，西跨院在冰盏胡同也开有大门，现今关着。住户们都从校尉胡同院墙上凿出的小门进出，门牌是4号。进得院来，发现这是座四合院的最后一进，已与前院分开。院子气派很大，与我曾见过的某些王公贝勒府差不多规模。由于长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只留下朽木的枯黄颜色。北京人对住房挨庙是有讲究的，民谚曰：“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是外来户，大概不在乎这类规矩。不过他住在庙右，可真是倒了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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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名节（2）
我在院子里询问谁是老住户，人们便把我们指向东屋。东屋果然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叫王懋章，是唐山铁道学院的退休教师，曾在比利时列日大学留学。他的父亲王稼成（号寿琪），据说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班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比国留学，授过工科进士，当过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老人听说我们来访古，很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屋里。
据老人说，西跨院是李鸿章出钱盖的。李鸿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来也殁于这里。又说《辛丑条约》在这里草签。李鸿章和贤良寺方丈甚为投契，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李死后，院子送给庙里，算作庙产。李鸿章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民国初年，烟酒公卖局局长张小松娶了曾经是赵秉钧内阁国务秘书洪述祖（即谋杀宋教仁案主凶）的下堂姨太太做老婆，搬到这里住过。老人的父亲是从1916年搬进这里的，当初，院子美轮美奂，如今则彻底败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