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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为，采用军事手段来对付慈禧太后，其实并不是9月18日才想出来的急智。事情还要向前追溯。这年６月间，太后提出秋天到天津去阅兵。康有为研判她是去搞“兵变”来废黜皇帝，从这时起，他就萌生出“武力废后”的基本思路。太后有没有兵变计划呢？迄今未见证据。从她后来发动政变的实际动作看，则证明完全无需跑到天津去干，也无需动用军队。所以有人认为她不过是想藉机会到外面玩玩罢了。做皇帝做太后其实都是缺乏行动自由的，清朝皇帝，只有乾隆最为潇洒，六下江南，留下许多传奇佳话。但这也是劳民伤财的苛举，乾隆之后就完全停止了。太后性格上爱玩爱热闹，活到六十多岁，除了早年去过热河避暑山庄和祭扫祖陵外，整天只能呆在皇宫、三海和颐和园，自然寂寞。到天津阅兵，算是桩支持富国强兵的新政，谁也不好反对，可是此行却被猜测去搞政变。所以，康有为在策动王照前往天津游说驻守芦台的淮军将领聂士成而为王照拒绝后，又积极建议皇帝重用正在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袁于9月14日应召到达北京，引起官场的震动和种种猜测，直接加剧了北京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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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世空有后死身（5）
宫廷政治总是充满着阴谋，政变是这种阴谋的最高形态。诸如运动军队、废除太后（或是皇帝）、捕杀大臣、改变年号，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绝如缕，对于阅读过《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饱学之士，更是耳熟能详。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比军人更爱议论军队与政权的关系。作为后人，我们无须对政变这种方式作出是非或道德评判。从当时整个局势的发展来看，康有为显然十分明白，到了斗争的最后关头，双方狭路相逢，总是要白刃相见的。既然如此，不如未雨绸缪，先发制人。 可惜在实际生活中，心想事成的机会实在太少。康有为不是日本的 “维新三杰”，更不是法国的拿破仑，他手中没有可供调遣使用的军队。他想借用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毕永年于9月12日到达北京，旋即住进南海会馆。在汗漫舫，康有为多次与他谈论了包围颐和园，逮捕乃至处死太后的打算。
但整个计划由于缺乏操作性，毕永年不以为然。康有为最后想借助袁世凯的军队作垂死一击。按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所述，9月18日白天，但见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午饭时，同住会馆的钱维骥告诉他康有为要杀太后。毕答，我早就知道了，康有为就想要我去干呢。晚上，康、谭前往法华寺走访袁世凯（在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回忆中，这天夜间的谈判仅谭嗣同一人前去）。次日，毕永年从谭嗣同处获知袁世凯没有允诺，知道事机已经败露，立即搬出了南海会馆。 18日夜间谭、袁会谈的真相究竟如何现在难以搞清楚了。回过头来总结，既然没有军事夺权的可能，康有为在最初算度双方力量、构架变法策略时，就不应该走极端化的路线。若干年以后，曾是维新激进人士的王照批评说：
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余为皇上计，仍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依赖矣；而张荫桓之为皇上谋，与此意相反。南海（按即康有为）袒张，谓撤帘已久之太后，不容再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它指责康有为和皇帝都操之过急，偏于极端，不仅没有与太后结成统一战线，相反先要封杀太后，将其归入顽固党中，扩大了打击对象，犯了盲动的错误；而后人又偏信了康有为对于维新失败原因的一面之词，而忽略了康的错误判断给历史发展带来的重大挫折。康有为是19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和奋不顾身地投入现实运动的实践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狭隘偏激的性格缺陷，这就是历史给予中国的不成熟的改良维新运动的领袖形象。接近９月下旬时，北京的政局变得越来越微妙了。太后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感觉到了威胁的阴影——皇帝不听话的迹象当然很多，从“礼部六堂官事件”，到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的任职安排；以及开懋勤殿、召袁世凯入京觐见等种种迹象中，她看出皇帝的政治主张趋于激烈。加上那几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又来访华，皇帝预定20日在宫中接见他，一些大臣谣传皇帝欲聘他为懋勤殿的改革顾问，从而以外国人来压太后，这都触犯了她的大忌，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就凭这些，足以使得太后翻脸，暂时放下她对维新的支持，甚至借用维新派的人头，来恐吓皇帝和皇帝的同情者。于是老太太也准备发动一场政变，从皇帝手中收回最高权力。
19日白天，康有为试图争取英国公使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支持，没有成功。他手里所有的牌全都打光了。傍晚，太后从颐和园回到宫中。她宣布此后新章京所签拟的各项文件，都要交她先看。这样一条规定，就使皇帝扶植自己羽翼的努力轻而易举地失败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光绪命杨锐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其工作职责只是处理司员士民上书的时务条陈，拟写签语以便皇帝阅读，并不接触更不替代原先由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处理的日常朝臣奏折业务。刘光第、谭嗣同从入值起到被捕止，甚至没有机会见到光绪。康有为明明知道这些情况，却说四章京 “实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折，令四人阅看拟旨，于是军机大臣……实伴食而已”，故意夸张他们的权限，也使后人对于当时中枢的权力结构产生误解。当然，即便四章京的实际权力不大，慈禧太后此时仍作限制和防范；光绪天性懦弱，本来就没有采用政变方式来处置太后的打算；康有为虽然已到不惑之年，但在宫廷政变的想象力上，只有“扶皇帝登午门”，或皇帝在阅兵时“驰入”袁世凯营中、下诏命袁诛贼臣之类程式，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一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
20日这天在平静中度过。早晨，皇帝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乘火车回天津。与此同时，皇帝接见了伊藤博文。在这两场活动进行之际，太后的影子始终就在皇帝的身边。由此可知，所谓袁世凯当晚向直隶总督荣禄出卖维###人，荣禄又连夜赶赴颐和园报告之类说法，都是蛇足，可不必再论。 21日太后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限三日具奏。同日荣禄进京。27日，慈禧太后召见荣禄。 据当时担任兵部司官的陈夔龙回忆，28日清晨，御前大臣庆亲王奕特在家中密嘱他和工部司官铁良代表其参与审讯，同办案官员商量设法解脱杨锐、刘光第。这说明连庆王都未闻政变之说，而且已接到一些方面的营救请求，开始做疏通工作。假若此时听说谋害太后的“大逆案”，他是决不会插手营救的。
阅世空有后死身（6）
约９时，陈、铁出庆王府。旋闻早晨某京堂封奏，请勿庸审讯，即由军机大臣刚毅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六人一体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者，史称“戊戌六君子”。人们相信，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是告了密的。即便政变不因告密而起，但21日他在天津，还是把有关情况泄露给了荣禄。问题在于，他回到天津时，尚不知道太后会在次日重新训政。根据常识，训政之后的告密，在太后看来，虽然也属揭发，但更是大势所趋下的“坦白”。坦白固然欢迎，未必会被认同，反而会归入“脚踩两只船”、“首鼠两端”的另册。袁世凯日后的境遇是受到信任和提拔，则他的告密应当在训政之前。比如袁世凯戊戌日记里就没有交代他19日的动向，而这也正是他获悉了康有为政变计划后的第一个白天，他去见过什么人呢？有人判断袁在20日回津之后即向荣禄汇报，22日通过杨崇伊将消息从天津带回北京，23日告知慈禧太后，但这种推论没有史料支持，而在24日捕拿###人物时，也没有将谭嗣同特别列出，谭在抓人谕旨中的排名，位居四章京第三，不过是作为###人物同案被捕而已。难道这个告密直到27日才由荣禄当面报告太后吗？这似乎能解释迟至29日，上谕中出现了康有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但没有细节，也没有涉及到谭嗣同。近百年来，人们翻遍了故宫档案，迄今没有找到一件关于此案的人证物证，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回答袁世凯何以得到宠信的缘由。或说在政变后的某天，消息才传到北京，京津道上，往来之人固然很多，与太后取得联系的中转渠道，可能会是庆王，但我从常识推测，假如庆王听说了围园劫后的“大逆案”，又岂能分清谁是真正的参与者，28日他敢布置人开脱杨锐、刘光第？
其实杨锐是张之洞的人，而非康党人物。他在入值后的私信中说： “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万不可行之事。兄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久居”，就是一个证明。而张之洞在听说杨锐被捕后，致电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要他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营救，指出杨与康党无涉，是另一个证明。杨锐死后，盛昱作《杜鹃行哀杨生也》。诗中有“翻云覆雨骤雷霆，竟与逆人同日死”；“茂陵遗稿分明在，异论篇篇血泪痕”之句，说的都是当时熟悉内情的士大夫的看法。这些旁证，使我产生一个疑团：光绪的密诏为何在他手中从15日压到18日？这期间，杨锐是否对皇帝密诏提出的问题已有建言，比如赶走康有为换取太后的谅解，所以他要看一下皇帝的态度，直至见到17日的明发上谕，他才把诏书抄给林旭。同时，他似乎也应当对朝中大臣有所沟通和作出铺垫。让大老们确定他与康党的区别。他有没有向谁泄露过这封密诏？此类猜测还可以提出许多。经过百多年来历史学家的细致考证，戊戌政变的种种细节，有的开始澄清，有的依然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正是历史研究永远吸引后人的原因，所以我们还可以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探究事实真相。当然，有些真相恐怕是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了。北半截胡同的北口外，是著名的菜市口，清朝著名的行刑地。那天我出了浏阳会馆后，在菜市口流连了许久。菜市口地处宣南的交通要冲，当年就很热闹。史书记载菜市口刑场 “东至铁门（胡同）南口外起，西至丞相胡同北口外止，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亦由东向西顺序斩决”。这是一种严酷的治术。而那时的居民，并不因为挨近刑场而感到晦气，大家都愿意观赏杀头的红差。这又是什么样的心理？在中国近代史的浩瀚人物中，谭嗣同是我景仰的英雄。他是在这里死的。谭嗣同一直被认为是康有为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个亦儒亦侠的传奇人物。但从前些年发现的毕永年日记《诡谋直纪》中，我们获知谭嗣同其实并不支持康氏搞政变的那套想入非非、一厢情愿的思路。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局势恶化之后，康有为走避了，梁启超走避了，他却和林旭相约不走。站在过街天桥之下，我不由默念起谭嗣同的著名遗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多么高尚的气节和献身精神！ 在一同殉难者中，林旭是前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孙女婿（沈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个激进的青年才子，死时年仅23岁。林夫人闻其死讯，亦自杀殉夫。杨锐是张之洞的门生，在改革观念上更趋持重。但临危受命，正气浩然，目击者说他就刑之时，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遇难后，尸身不倒，观者惊叹，皆焚香罗拜。他的嗣子，伏尸痛哭一日一夜而亡。更有御史杨深秀，在慈禧重新训政，朝中形势突变，维新言论万马齐喑，大小官员正准备调整自己立场倾向的9月23日，上奏诘问光绪被废原因，要求慈禧撤帘归政。这份梗直和勇气，令我肃然起敬。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可以继续探讨，为变革流血牺牲的烈士却是不可轻慢，更不可以忘却的。“戊戌六君子”是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的仁人志士，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如今菜市口的丁字路口，飞架着一座过街天桥。宽敞的马路上，车流和人流匆匆来往。路东，当年监斩官歇脚并代为保管杀头砍刀的鹤年堂药店早已迁到路西，原址改为百货商场，喇叭里正播放着流传了半个世纪的时代曲《蔷薇蔷薇处处开》。关太太告诉过我：从前鹤年堂是有权用死囚的颈血作人血馒头入药的。此说使人想起鲁迅小说中的夏瑜和华老栓。中医是种古老的医术，但有许多奇怪的药引和偏方。为什么会想到人血呢？我不明白。谭嗣同也是想到血的。大约，在最古老最神秘的祭祀仪式中，血是巫师手中祈祷胜利与祥和的象征。
阅世空有后死身（7）
1988年12月初稿
1996年修订
2003年12月再次修订
％％％附 记 一
在完成本文之后，我于1996年3月8日，利用去京开会之便，重访宣南，为本书补拍一些历史照片。在原南海会馆，我得知关胜勋先生已在几年前作古，关太太被送入敬老院。汗漫舫的门紧锁着，大杂院显得更为破落。一位邻居妇女正色地告诉我：这里属于私人住家，是不能拍照的。而更多的人，以为我是房产商，纷纷向我打听动迁的消息。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找到有钱的开发商，快把这旧房子拆了吧。
1996年记
％％％附 记 二
2003年12月，我再次踏访宣南。今非昔比，从前破旧的城区，造起了高楼大厦。本来，宣外大街到骡马市大街就打住了，形成一个T字形的路口。现在，南北向的宣外大街穿过骡马市继续向南，铲除了菜市口胡同到南、北半截胡同之间的大片旧宅，新辟出车水马龙的菜市口南大街，也有人把它称作“传媒大道”。从前的一些会馆房舍，消失在柏油马路之下。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借谭嗣同的光，得以保留西面的院墙，原来胡同深处的四合院，现在成了突兀的临街房子。从1995年摄下的照片对照今天的景观，我发现会馆外墙被贴上暗红色的墙砖，显得不伦不类。而院子里，莽苍苍斋更加陈旧不堪。浏阳会馆北面，耸立起一栋栋据说为21世纪“传媒人”准备的高档住宅。一个居民问，这房子什么时候拆啊？我说，这是文物，大概不会拆吧。居民说，那老百姓在这儿怎么过？我说，前面不是盖了许多高楼吗？居民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拆迁，也住不到那房子去。而北京的朋友告诉我，这里由于靠近菜市口，新楼房很难出售。
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还在，门前堆满了垃圾和蜂窝煤，旁边还有等待转让的小发廊。南海会馆对面的54号，是栋民国时期的西式两层建筑，一位在这里住了七十余年的老人说，这儿曾经是婚丧嫁娶轿子租赁铺，相当于如今为年轻人结婚提供豪华轿车的服务。这是目前米市胡同最气派的房子了，不知将来能否被有“文化眼光”的传媒大道开发商们相中，创办一个充满怀旧风情的婚庆公司？
2003年12月记
落尽夭桃又侬李（1）
落尽夭桃又侬李——从八大胡同想到赛金花
一
1990年2月的一个下午，阴霾满天，似乎将要下雪。我在瑟瑟寒风中逛了一圈琉璃厂书肆，也没有找到可意的书。这时，我忽发奇想，决定到从前的八大胡同去漫游一回。 “八大胡同”是北京前门西南隅八条胡同的统称。清末民国年间，为娼优聚居的芳菲之地，名声极大，类似南京的“秦淮河”、上海的“四马路”，用一个笼统的地名作红灯区的简称。究竟哪八条胡同，就说法不一了。《清稗类钞》载：
京师八大胡同，……即石头胡同、胭脂胡同、大李纱帽胡同、小李纱帽胡同、百顺胡同、皮条营、陕西巷、韩家潭是也。……或谓有十条胡同，则益以王广福斜街、樱桃竹斜街是也。《都门识小录》则引用一首竹枝词作介绍：
八大胡同自古名，
陕西百顺石头城。
韩家潭畔弦歌杂，
韩家潭。
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
王广斜街灯火明。
万佛寺前车辐辏；
二条营外路纵横。
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我从琉璃厂东街迤逦东去不远，穿过桐梓胡同，来到樱桃斜街和铁树斜街，就到了八大胡同的地面了。寻找一番，得悉不少巷名在1965年已经更改。比如铁树胡同，便是当年的李铁拐斜街；大李纱帽胡同，改称大力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改称小力胡同；韩家潭，改称韩家胡同。我不由想起王广福斜街，在更早的时候，是叫过王寡妇斜街的。当年清人评论说：改动数字，“地名稍雅，而失其真矣”。但在今人看来，保留这类地名之 “真”，似乎并无意义，且看洋洋洒洒百余万字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就是不设“八大胡同”辞条，读者不难体察个中端倪。
这里是非常普通的旧城区。道路狭窄，街道两侧都是灰暗斑驳的围墙。透过漆皮剥落的院门看去，院里没有什么花草点缀，也没有影壁游廊的痕迹，见缝插针般挤满了低矮的红砖或灰砖平房，显得密不透风。那平房，多半也是简易式的，似乎没见到卷棚顶或硬山顶的大房子。与走在鼓楼、西四一带的小巷，没有特别的差异。间或有几幢二层楼的半中半西砖式建筑，由于年代久远，也已残破不堪。对比刚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