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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涅槃，Samgh？觬？觀ma译汉音作僧伽蓝。所以hajah一调译汉音正是沙阤。至于《隋·志》之作娑阤力，力字大约是传讹，原文全译应作娑阤阇。作婆阤力是因〃婆〃〃娑〃二字微近而误。（二）娑陀阇调义为具六，又第一声。具六者谓具鼻、喉、胸、腭、舌、齿所发之声也。第一音者谓为八音之首也。宫声之呼与具六同义，又为八音之首。这也可以证明娑阤力调之为北宗Shaja调。
二、般赡调即北宗之Pa？觡chama调 《隋·志》说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这就是北宗的Pa？觡chamah，梵文作Pa？觡chama。北宗的pa？觡chama调译云等五，又第五声，译汉音作般赡摩，准涅槃、僧伽蓝之例，摩音可省。至于般赡在《宋史》作般涉，〃涉〃〃赡〃可以对转，故般赡与般涉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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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节：三 佛曲考原（2）
三、旦即北宗的th？觀t 我说旦即北宗的th？觀t，其中有三个证据。（一）隋志说〃旦者则谓均也〃。均字有调度之意，均又是一种调六律五声之器，其长八尺。所以古乐中之均就是后来的宫调，〃宫调明而后乐器管色之高低定矣〃。北宗音乐的th？觀t，〃义为行列，当奏某调时，知此然后宫调弦乐管色之高低因之以定。而一宫可容数调，故旦又有类析之义〃，〃即以音律表旋律之基础也〃。所以th？觀t与〃旦〃的功能正是一样。（二）旦字即th？觀t字之译音。旦字与汉字同属十五翰。梵文arhat汉译为阿罗汉，汪荣宝说〃古音同部之字平入不甚区分，故hat亦译为汉（han），以t与n同为舌头音也〃。t与n收声的字，古音可以对转，所以th？觀t对音可以为〃旦〃。虽然译〃汉〃字音的a是短音，译〃旦〃字音的？觀是长音，但是古来翻译梵音，a ？觀本来不分，以旦字音译th？觀t，并无不合。（三）雅乐宫调的说法是黄钟宫、仙吕宫等等，苏祗婆之七调五旦，据《辽史·乐志》作婆阤力旦、鸡识旦、沙识旦等等。北宗音乐所用的术语与此大致相同，也称为某旦某旦。所以就音乐上的术语而言，两者也是相同。
由以上所举各种证据看来，苏祗婆琵琶七调之出于印度北宗音乐，为其一派之说，大概可以成立。不过我之所以说为北宗音乐之一派而不即为北宗者，因为苏祗婆琵琶七调中的般赡调属A调，而北宗的般赡调属G调，北宗音乐要低一调。苏祗婆七调，照日本所存雅乐旋法属于吕旋，而北宗音乐七调的音程大小约如下表。
其Ga Ni二调俱为半音，依日本雅乐旋法，应为律旋。今作一北宗音名西洋音符和日本雅乐旋法对照表如次：
吕旋同律旋在音阶方面有上行与下行之别，因此苏祗婆七调中的般赡调比北宗的般赡调高一调。所以我说苏祗婆琵琶七调只是北宗音乐中的一派。这是因为印度北宗音乐自来派别繁夥，人各异制。苏祗婆所传大约又别是一派，名称和律吕因此多少有点不同。
佛曲源于苏祗婆琵琶七调；要晓得佛曲真正的来源，不能不先研究苏祗婆琵琶七调的来源。苏祗婆所传的音乐系统既传自印度北宗，佛曲的来源问题自然也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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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节：四 论敦煌发见之俗文变文与唐代佛曲之关系（1）
四 论敦煌发见之俗文变文与唐代佛曲之关系
一九○七年供职于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M。A。Stein）探险中国新疆及甘肃西部一带，发见了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石室的秘藏，佛书写本印本等等被他席卷而去的约莫有七八千卷。第二年法国伯希和（P。Pelliot）到此，又取去了两千余卷。这两大宗古籍分藏于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两处。那时北京京师图书馆收拾残余，也在这里取得了八千余卷。谈中国文化史的，平空添了将近两万卷的材料，不仅许多古书可藉以校订，许多佚书可藉以考见一二，那时中国文化同西域文化在敦煌一带融合交流的情况因而著明；尤其重要的便是佛教美术同俗文学上的新发见。这都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叙述的，我如今只能就其中所发见的俗文变文之类同佛曲的关系大略说一说。
最先介绍敦煌发见的俗文学给我们的，大约要算罗叔言先生的《敦煌零拾》，其中俗文学有《云谣集杂曲》、《季布歌》、俚曲、小曲、佛曲之类。我如今要说的就是《零拾》中称为佛曲的一类东西。《零拾》的佛曲后面有罗先生的叙录说：
佛曲三种，皆中唐以后写木。其第二种演《维摩诘经》，他二种不知何经。考《古杭梦游录》载说话有四家：一曰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恋态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谓参禅。说史谓说前代兴废战争之事。《武林旧事》载诸技艺亦有说经。今观此残卷，是此风肇于唐而盛于宋两京，元明以后始不复见矣。
徐嘉瑞先生在《敦煌发见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一文中说道：
所以我断定敦煌所遗俗文，即是天竺乐中的佛曲。原抄虽无佛曲之名，而罗振玉先生已在《敦煌零拾》上标目为佛曲，这是很妥当的。并断定天竺乐佛曲的体裁也是弹词体，因为印度经文的体裁，即是弹词体。
佛曲一辞，自唐以后，很少人说及，梁廷柟偶尔提到，也没有人注意。罗先生此文虽不知其何据，但因为近来研究俗文学之风大盛，于是敦煌发见的这些东西，大交其运，佛曲一辞也因罗先生的介绍，而时常有人谈到。徐先生更忙，还从古书堆里找出一些有宫调的佛曲，来凑热闹。其实都不对；《零拾》中所收敦煌发见的三篇佛曲自有其名目，徐先生所找出来的有宫调的佛曲，完全是另一种东西，同敦煌发见的俗文学风马牛不相及。前者是一种音乐，后者不过是民间流行的一种通俗文学。
佛曲之为一种乐曲，而不是罗先生在《零拾》中指鹿为马的假佛曲，已见上述。至于敦煌发见的俗文学，西谛先生别有一篇专文论此，我可不用饶舌。我现在只将我的几点意见写出来以供参考。我所要说的大约有两点：（一）敦煌发见的纯粹韵文和韵散相兼的俗文学之渊源及其发生的先后；（二）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所受外间的影响。
敦煌发见的有韵的俗文学大致可分成纯粹韵文和韵散相兼的两种。前者如《零拾》所收的《季布歌》以及不列颠博物院的《孝子董永》即是。后者如《零拾》所收的佛曲三篇，京师图书馆藏《佛本行集经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维摩诘所说经俗文》，以及不列颠博物院所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之类都是。至于俗文同变文的分别在哪里，我还不知道。虽然有人举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言净土变地狱变等等以解释变文的起源，可是于其意义，还是不甚明了。这两种俗文学大概都受有佛教文学的影响。佛教经典中如《佛所行赞》《佛本行经》一类的文学，洋洋数万言，纯为一种叙事诗。所以我疑心《孝子董永》、《季布歌》是从《佛所行赞》一类佛教文学蜕演而出。并且我以为《孝子董永》乃是摹仿竺法护所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而作，二十四孝人各一篇。《孝子董永》中有〃阿耨池边澡浴去，先于树下隐潜藏〃二句，阿耨达池是佛经中常见的名辞，两者的消息于此可见。至于俗文变文之类大约摹仿佛经的体裁，散文即是佛经中的长行，韵语即是佛经中的偈。
《佛所行赞》这一类文学在印度是很盛行的，义净《南海寄归传》卷四《赞咏之礼》一节中曾说及马鸣（Asvaghosha）道：
尊者马鸣亦造歌辞及《庄严论》（S？觠tr？觢ak？觬us？觭tra）。并作《佛本行诗》（Buddhakaritak？觱ya），大本若译有十余卷。意述如来始自王宫终乎双树一代佛法，并缉为诗。五天南海无不讽诵。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读者心悦忘倦。
而戒日王（S？觘l？觗itya）极好文笔，下令征集释迦本生诗赞，总集得五百夹。这也可见印度当时搬演佛经颂扬大德的赞咏体文学盛行之一斑了。六朝时此类文学流入中国，乃有《本行经》一类的翻译，后来竟有唐代俗文变文等有韵与韵散相兼的俗文学出现于世，其间脉络渊源甚属分明。
至于敦煌俗文学发达的程序，大约先有《维摩诘经唱文》等等带宗教性的东西，然后有《孝子董永》、《季布歌》之类的世俗文学。我可以举一个旁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就现存的文献同遗物看来都先起于寺院。佛教像印由印度传入中国，于是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①敦煌发见的有千体折佛，也是用像印印的。由像印进而为单片的发愿文以及最普通的经典如《金刚经》之类，然后民间为所影响，始有历日书小学字书出现。先有带宣传性质和祈求福利的印刷品，于是始由此一转而入于实用；俗文之类的俗文学其发达的程序，大约不外乎此。
还有一个问题，敦煌发见的这些俗文学，到底是本地所有，还是受有外来的影响？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大概地说一句：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大约受有其他地方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一处便是四川。巴黎藏广政十年（公元九四七年）写本《维摩诘经唱文》第二十卷，原书于西川之静真禅院传到敦煌的应明寺。可见唱文之类西川即已有之，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有自外间，尤其是四川传来的。《敦煌零拾》中又收有《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王静安先生曾谓其中八调名均见崔令钦《教坊记》，又多见于《花间》《尊前》诸集。今按欧阳炯《花间集·序》有云，〃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敦煌的《云谣集杂曲子》大约就是欧阳炯所说的了。这都足以证明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是受有外来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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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四 论敦煌发见之俗文变文与唐代佛曲之关系（2）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受有外来的影响。敦煌发见的遗物还有印本书籍，其中最古的一本要算不列颠博物院藏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王玠刊《金刚经》。其余都是唐末以至五代的印本，为数也不过二十几本。将近两万卷的卷子中写本居多，而印本却寥寥可数，可见九世纪以降以至五代，敦煌刊书之风犹未甚盛。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其他各处刊书的事，却已司空见惯，长江、黄河两流域间都已有印本流行，大部头书如《玉篇》等至三十卷，《刘弘传》一印至数千本；而四川刊本，尤其出名。①唐末天下大乱，而瓜沙两州独能晏然不见兵革，所以各处的人来归于敦煌者不少，外间的文化也随之以至。敦煌在昔本来绾毂东西交通，至此又益以各处人士的流寓，文化益呈错综之态；俗文学之受别处影响，自可不言而喻了。
附记 我这篇文章作好之后，曾送给西谛先生一看，承他给我提了许多的意见。其中一条是论佛曲的，西谛先生大意以为：佛曲似为当时流传的胡曲之一种，或用为舞曲，或用为歌曲，与《霓裳羽衣曲》之类并无大别。其所以名为佛曲者，或系其原来为颂佛之曲，或系来自佛国，故有此名云云。《隋书·音乐志》说西凉部舞曲有《于寘佛曲》，西谛先生说佛曲或用为舞曲，说亦可通。不过我们除了《于寘佛曲》之为舞曲而外，其他诸调佛曲，都没有以之为舞曲的。所以我们可说佛曲中如《于寘佛曲》之类有为舞曲的，至于是否都为舞曲，却不得而知。佛曲之为歌曲，自然是对的，因为既有宫调，当然有谱有辞。又说佛曲或者因来自佛国，故名佛曲，这也是一种解释，不过唐以前乐曲来自佛国的很多，如天竺部歌曲之《沙石疆》，舞曲之《天曲》，不名为佛曲，似乎佛曲并不见得是因来自佛国而后有此名的。总之佛曲的材料太缺乏了，我们还待有别的新材料发见，才可以说较为确定的话。现在只能勉强说是这样这样，到底是否即是这样却不敢说了。所以西谛先生的意见同我上面所下的定义，都是可以并存不废的。承西谛先生的好意，供给许多意见，并以多种难得的材料相假，敬此致谢。一八、四、二十夜于上海。
（见《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号页一五七九……一五八八，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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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一 叙言
9唐代俗讲考
本文初稿曾刊《燕京学报》第十六期。其后获见英法所藏若干新材料，用将旧稿整理重写一过。一九四○年五月向达谨记于昆明。
一 叙言
光绪季叶，匈牙利人斯坦因（M。A。Stein）供职印度教育部，于吾国甘新一带，首先发见敦煌石室藏书，捆载而归。法国伯希和（P。Pelliot）闻风继往，亦劫去一部分。于是清学部始收拾残余，运归北平。斯坦因所掠古写本以及刊本约七千卷，今藏英京不列颠博物院（British Museum）①。伯希和所掠约二千余卷，今藏法京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①。我国所得残余约九千余卷，②今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称为唐人写经者是也。至于私家收藏，以目录绝鲜传布，确数不得而知，约计当亦近千卷。敦煌石室藏书总数，宜在二万卷左右，绘画之类，尚不在内也。
石室藏书率为写本，刊本约居百分之一二。写本之时代，自公元后第五世纪至十世纪，绵历凡六百年。形式多属卷子，间见蝶装小册。
咸、同间莫友芝获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叶，一时说者便诧为惊人秘笈。③今敦煌石室藏书近二万卷，多属晋唐旧写，莫氏所获，视此真微末不足道矣。石室书以佛经为多，其余四部诸籍亦复不少。四十年来以此二万卷新材料之发见，经史之考证，宗教史之研究，俱因而突焕异彩。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④至其大概，则东西诸老宿之书具在，学者可以覆按，非区区此篇所能尽也。
顾在石室藏书中，尚有一种通俗文学作品，论体裁则韵散间出，其名称则变文、词文、押座文、缘起，不一而足；其内容则敷衍佛经，搬演史传。慧皎所谓〃凡此变态，与事而兴〃似正为此种作品而言。唯以作者之志在于化俗，是以文辞鄙俚意旨浅显。敦煌学者之于此种作品，非意存鄙弃，即不免误解；研究通俗文学者又多逞臆之辞，两者俱未为得也。旧为《敦煌丛抄叙录》及《唐代俗讲考》，⑤于此一问题，曾稍参末议。年来所见略多，颇有足以证成前说，勘正旧失者。因重写一过，藉以就正有道；至于论定，仍以俟诸博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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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节：二 唐代寺院中之俗讲
二 唐代寺院中之俗讲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论曰：
昔草创高僧，本以八科成传。却寻经导二伎，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条，足成十数。
经者转读赞呗，符靡宫商，导者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盖俱以化俗为务也。转经唱导之制，逮于唐宋犹未尽衰，其间大师，具见道宣赞宁所续《高僧传》中，顾敦煌所出通俗文学作品，有《禅门十二时》、《太子十二时》、《太子五更转》、《太子入山修道赞》、《两宗赞》、《辞娘赞》等，类似今日之小曲者甚夥。而为张议潮使唐之沙门悟真且有《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共十七首。①《乐府诗集》卷三十三伏知道《从军五更转》序引《乐苑》云：
《五更转》商调曲。按伏知道已有《从军辞》，则《五更转》盖陈已前曲也。
按《五更转》隶于《相和歌》，为清商旧曲，自能被诸弦管。则唐世僧人于转经唱导之外，并能度曲矣。然其时寺院中且流行一种〃俗讲〃，社会上亦复乐闻其说，成为风尚，而《高僧传》既未著录，后来论究李唐一代史实者，亦多未措意及此。唐人书中时有纪及俗讲之文，兹因加以钩稽，著其梗概如次。
俗讲之兴，始于何时，不得而知，唐书中纪及俗讲二字，而时次较先者，似为段成式之《酉阳杂俎》，《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述及长安平康坊菩提寺有云：
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膝。元和末俗讲僧文淑装之，笔迹尽矣。
〃角而转膝〃一语，不得其解，疑有讹误，又文淑乃文溆之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菩提寺画壁有云：
殿西东西北壁并吴画。其东壁有菩萨转目视人。法师文溆亡何令工人布色损矣。
作文溆，不作文淑，与后引圆仁诸人书合可证。至于〃转膝〃，明刊本《杂俎》如此，《学津讨原》本及《说郛》（商务本）卷三十六引段柯古《寺塔记》，俱作〃角而转睐〃，则〃膝〃字乃是〃睐〃字之误。〃角〃字，吴君晓铃谓疑与〃日角龙颜〃之〃角〃同义，唯如此用法，却甚罕见，则仍不无可疑也。元和末有以俗讲著称之僧人，则其兴不始于元和可知。会昌初日本僧圆仁入唐，长安小住，亦曾数闻俗讲。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屡纪此事云：①
开成六年正月九日五更时拜南郡了，早朝归城，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及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赀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花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花》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从太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九月一日敕两街诸寺开俗讲。
会昌二年正月一日……诸寺开俗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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