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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伍子胥故事的这一卷,自楚平王杀伍奢、伍尚,子胥逃亡起,至子胥为吴王所杀,越王伐吴,吴王梦见子胥为止,共存三七三行。大约前后各略有残缺。今本存一万字左右。
记秋胡故事的一种几乎全是叙事。记伍子胥故事的一种则叙事之外,夹以歌辞,今举子胥逃亡,遇打纱女子,女子邀食所唱为例:
儿家本住南阳县,二八容光如皎练;泊沙潭下照红妆,水上荷花不如面。客行由同海泛舟,博暮叛巢晨日晚;傥若不弃是卑微,愿君努力当餐饭。
至于叙事的文辞,则两种体裁大致相同。伍子胥一卷纸背有《列国传》的标目,以前我以为是原题。最近看到原本,才知道是斯坦因的书启师爷蒋孝琬加的,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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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简目自《王梵志诗集》起至《禅门十二时曲》止,大都是所谓白话诗一类的东西。《王梵志诗集》前三卷知道的人不少,附在《季布骂阵词文》后面的卷中,似乎还少有人谈及。《百岁篇》中分《缁门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和《女人百岁篇》三篇,每十年七言绝句一首。《叹百岁诗》则自一十一咏起,至一百岁为止。今只举《叹百岁诗》中咏一百岁的两首为例:
一百终,寂寂泉台掩夜空。骨不知寒暑更,月明长照陇头松!一百终,坟前几树凌霜松。千秋不见娥眉态,万岁空留狐兔踪!
《下女夫词》是新妇新郎相为问答之辞。如S。5515一卷,有女婿至大门咏、至中门咏、至基诗、逢诗、至堂门咏、开撒帐合诗、去行幛诗、去扇诗、咏同牢盘、去帽惑诗、去花诗、脱衣诗、合发诗、梳头诗、系指头诗之类。今举合发诗为例:
本是楚王宫,今夜得相逢。头上盘龙结,面上贴花红。
如今西南有些地方逢到结婚的时候,还往往有来宾拥至新房中,向新人用韵语致吉利的话头,新人大方的并立即用韵语回答。和《下女夫词》的情景,还仿佛相似。
这种类似白话诗的东西当中,以《书》为最有趣味。《书》即是巴黎藏的《新妇文》,写的是一种拗相公式的泼妇口吻,可惜伦敦所藏只余八行!
S。4329一卷,前后残缺不知书名,设为学士辩才问答之辞,大致不离乎劝人为善。今举《五字教章第十一》为例:
学士问辩才曰:〃五字言教,有何所能?〃辩才答言:劝君须觉悟,凡事审思量。口喰嗜百味,智惠实能强。出语能方便,胜烧百和香。少言胜多语,柔耎必胜强。肚里无惭愧,何劳远送香。出语如刀切,发意似剑;一朝灾厄至,悔不早思量!
S。1339纸背有《少年问老》八行,文字与《敦煌缀琐》一九所收大致不殊,只少年问在前,老翁答在后。刘半农先生的眉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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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朋赋》我一共看到四卷:S。2922一卷,首尾大致完整;S。3227只存卷首三六行;S。4901和S。3904原是一卷,残余两段;前一卷存开始二七行,后一卷存中间二五行。《敦煌缀琐》一所收《韩朋赋》只到宋王得韩朋夫妇死后化为双鸳鸯落下的一毛,身为所磨粉为止,而伦敦所藏较完整的一本后面尚多出梁伯父子配在边疆的一段。韩朋夫妇的故事后来大约甚为流行,到明人作《韩朋十义记》,洋洋洒洒,可谓集传说之大成。《燕子赋》写的是燕雀相争,诉于凤凰,卒归和好的故事。《伦敦所藏》两卷皆不全;S。214存后一段七五行,S。6267存中间一段五○行。两卷辞句,与《敦煌缀琐》三所收巴黎本间有异同。《燕子赋》末一段是鸿鹤讽谏燕雀,为其所讥,因赋诗一首见志,燕雀亦赋诗答之,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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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4)
大鹏信徒南,鹪鹩巢一枝;逍遥各自得,何在伦敦本作况依巴黎本改。二伦敦本误作重。知!
《韩朋赋》与《燕子赋》是敦煌俗文学中一种特殊的体裁,全篇大体用四言,两句一韵。至于命名为赋,是否即取敷陈其辞,质直叙事的意义,却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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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家教》是唐末五代流行民间的一部通俗书,开端有〃太公曰〃的话头,因取为书名。书末自谓〃本不程于君子,意欲教于童儿〃。大约是因为过于俚俗,不登大雅之堂,宋以后书遂久佚;仅明(?)人所作的《明心宝鉴》中,尚引有不少的《家教》原文。敦煌佚书发见,《家教》原本的形式,始为世人所知。伦敦所藏四卷俱不全,希望有好事的人,将伦敦巴黎所藏会合校勘,成一完本。这不仅是九世纪至十世纪间中国的一部格言谚语汇海,当时民间的人生观……或者说实用的道德观念的轮廓,也可以从这部《家教》里反映出来。
《新集严父教》的性质,与《家教》大同小异,用五言韵语,说明教子的道理。今举第一篇为例:
家中所生男,常依严父教。养子切须教,逢人先作笑,礼大则须学,寻思也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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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伦敦所见到的敦煌俗文学,内容大概,略如上述。所惜者自己非〃敦煌学〃专家,只能草率地记录一点。关于敦煌俗文学的真价,现在还不能下何种断论。说到思想方面,自然受佛教的影响最大,表现得最浓厚,如上举的《叹百岁诗》,就是一个好例。更进一步地去考察,这种俗文学的策源地,原来就是寺院。唐代的佛寺,实在是一个大市场。钱易《南部新书》曾说到长安戏场集于青龙、慈恩两寺;至于寺僧兼营高利贷的营生,不仅有现存许多文件可作证明,唐人小说杂记中也屡见不一见。唐代寺院中有一种名为〃俗讲〃的,甚为风行。〃俗讲〃约略相当于宋代的说平话,此中高手以文溆法师为最有名,日本僧圆仁大师游学长安,即曾亲炙风采。据时贤考证,这种〃俗讲〃的〃话本〃,大约就是《目连变》一类的东西。敦煌所有俗文学的来源既然如此,其所表现的思想之近于佛教,那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不过从中国俗文学史的立场来看,鄙意以为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对于中国俗文学的演进,至少有两点贡献。第一是题材方面。南宋说话人分四科,有所谓讲经说史之类。而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内容甚为繁复:以佛经为主题者,有《目连变》、《八相变》、《降魔变》,以及记维摩诘故事的长篇伟著;以历史为主题者,有《汉将王陵变》、《季布骂阵词义》,以及记伍子胥故事的小说;此外取材于相沿的传说,民间的小曲者,不一而足。不仅南宋说话人的分科,在这里已具有规模,所取的材料也上自佛经史传,下至乡里琐闻,无不信手拈来,收入笔底。为宋以后写小说杂剧传奇的人,预先展开一片广漠的新土;这真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史实!
第二是活的辞汇的收集。宋以后的俗文学,无论是就诸宫调、杂剧、传奇,或者是小说而言,其所以能别焕异彩,为中国俗文学史上创一新纪元者,自然原因甚多。据我的浅见,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应当是由于采用一种活的语言作描写的工具。但是用活语言作描写工具,绝不是变戏法一样,可以一下从无中生出有来的,其间一定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的时期:一方面作收集网罗的工夫,一方面作提炼抉择的工夫。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正是这一种情形的表现。即就《太公家教》来说,这本算不得文学作品,但是其中所有的谚语格言,大约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里边,总可以找出不少的影子来。王梵志的诗也是如此。至于《目连变》之类,有一大部分都是当时日常的语言。因为有了这种的预备工夫,搜集抉择了日常通用的辞汇,后来的小说戏曲才能取用不竭,左右逢源。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敦煌俗文学的本身不仅自有其价值,即就中国俗文学史的演进而言,这一个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草于英京
(见《新中华杂志》第五卷第十三号页一二三……一二八,一九三七年七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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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5)
7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
中国古乐之亡,说者以为始于魏晋,自是而后,所有雅乐,皆杂胡声。然外国音乐之入中国,亦已久矣。远在成周即已有师、旄人及鞮氏之官,以掌四夷之乐舞。《周礼·春官·宗伯》曰:
师掌教乐。祭祀则率其属而舞之,大飨亦如之。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鞮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而歌之,燕亦如之。
《孝经·钩命决》曰:①
东夷之乐曰,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林离,北夷之乐曰僸。
毛苌《诗传》曰:
东夷之乐曰,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朱离,北夷之乐曰禁。
是皆先秦以及汉兴,外国音乐传入中国之可考见者也。至汉武帝时,张骞凿空,中西交通,始有可寻。是时汉之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而由张骞传入中国者,尚有《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之以更造新声二十八解。虽二曲之原辞失传,而二十八解,亦仅存《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扬》、《望行人》十曲,然其声韵悲壮,固犹可见。又就摩诃、兜勒之名考之,则摩诃显然为天竺语Maha之对音,天竺古歌诗有《摩诃婆罗多》(Mah?觀bh?觀rata)及《罗摩衍那》(Ramayana)二篇,则《摩诃》《兜勒》二曲,或即其一鳞片爪,而为出于天竺者欤?顾无显证,今不具论。魏晋以降,古乐沦胥,外国音乐传入益盛。隋总前代,勒成九部,别为雅俗。其中天竺龟兹之乐,俱各成部,唐益高昌,增为十部,复分立坐,是即燕乐,盖承隋俗乐之遗也。而当时雅乐且承坐立二部之弃余,①其衰可知矣。唐之燕乐,即辽之大乐,为雅俗所共用。故古乐沦亡而后,上承坠绪,而导后来南北曲之先路者,皆燕乐也。②据《辽史·乐志》,则燕乐与九部乐中之龟兹部有渊承之雅,即为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自隋以来,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为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姜夔《大乐议》谓郑译之八十四调出于苏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语云云。③凌廷堪据此以著《燕乐考原》,谓燕乐之原出于龟兹苏祗婆之琵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调,后有作者,莫之能非。④顾于苏祗婆琵琶七调之原,则未之考。《隋书·音乐志》纪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始末云:
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阤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南吕声也。(依凌氏考证,南吕声,当为商声之讹。)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征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征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中略)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其声亦应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无调声。
愚尝反复《隋书·音乐志》之文,则见所谓苏祗婆之琵琶七调,实与印度音乐中之北宗,即印度斯坦尼派(Hindostani School)有相似者,或竟出于北宗,为其一派。用敢忘其僿陋,谨就所知,予以申说。今先将《隋书·音乐志》所言,列表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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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节:附表(1)
附表一
〔注一〕鸡识、般赡二调,《宋史·乐志》作稽识般涉;娑阤力,《辽史·乐志》作婆阤力。
〔注二〕中乐宫声之当于西乐C音,说者未能尽同,然多以宫为C音,今从之。
又按印度音乐有南(Southern or Carnatic School)北(Northern or Hindostani School)二宗,南宗不在本文之内,故不之论。今为证苏祗婆琵琶七调之与北宗相似,或竟出于北宗起见,先附一北宗音名表如次:
附表二
而为叙述明便之故,用作四分陈说,络绎别见。
一 秦汉以来龟兹文化与印度之关系
《辽史·乐志》谓四旦二十八调,盖出九部乐之龟兹部云。按之《大唐西域记》,屈支国旧曰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是龟兹音乐固著称西域。则苏祗婆之琵琶七调既出于龟兹部,或即为龟兹文化上之产物也。顾一考史实,龟兹文化实乃得诸印度。今试钩稽汉唐以来龟兹文化史迹之大略如次。
秦汉以前,龟兹古史,可考实少。今按《大藏·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中述法益(Dharmavardhana)治乾陀越城,土丰民盛,所行真实,不杀不盗,顺从正法,人民之类,欢庆无量。有云:
阿育王闻喜庆欢怡,和颜悦色,告耶奢曰,〃吾获大利,其德实显。法益王子,以理治化。率以礼禁,导以恩和,人民之类,莫不戴奉。今当分此阎浮利地,吾取一分,一分赐子。使我法益长生寿考,治化人民,如今无异。新头河表,至娑伽国,乾陀越城,乌特(亦作持)村聚,剑浮、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至于秦土,此阎浮半赐与法益。纲理人民,垂益后世。〃
阿育王即位在公元前二七三至二七二年,即周赧王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之间也。①是在秦、汉以前,印度之势力,即已及于龟兹,且以之为太子法益之封地矣。而《大唐西域记》亦述无忧王时,放逐其太子,辅佐豪族,至于于阗,用有西主与东土帝子之争。②《三藏法师传》则直谓于阗王先祖即无忧王之太子。③征之西藏《李域尔史》(Annals of Li…yul),亦谓阿育王一逐子建国于阗,④是皆足以明《坏目因缘经》中所纪非为孤证。虽《西域记》与《三藏法师传》所述矛盾。又阿育王时,曾遣大德,东西南北,宣传佛法。今日发见之阿育王摩崖第十三面及《善见律毗尼沙》卷二,历载宣扬正法所及地名,唯龟兹于阗俱未之道,则上举诸说,似胥无稽矣。然阿育王刻石未发见者尚多,①不能以此致驳。而推籀传说之所指示,往古北印度居民,似曾有迁转至于于阗一带者。②换言之,即谓依古代相传,往古龟兹于阗之文化,盖与印度有渊承之雅云。③
秦汉以前,龟兹之可考者止此。自张骞凿空而后,西域诸国与中国交通渐繁,龟兹亦于是时始见于中国史籍。《汉书·西域传》述龟兹国胜兵二万余人,次于大国乌孙、康居、大月氏、大宛、罽宾、乌弋山离诸国而外,龟兹为最盛矣。后汉时,莎车强大,数攻龟兹。龟兹遂属于匈奴以自保。④三国时国势复振,姑墨、温宿、尉头,并属龟兹。⑤汉魏之间,龟兹政治上之形势约略如是。顾诸史于此期龟兹之文化,率不之及。然按之《出三藏记集》魏时译经沙门有龟兹国人。是则两汉龟兹与印度文化有无关系,固无佐证,而汉魏之际,佛教之曾及于龟兹,盖无疑也。⑥
晋以降,龟兹文化显然可寻。《晋书·四夷传》谓:
龟兹国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
而晋时译经,或传梵本,或任参校,亦有龟兹居士达官贵人。其国王子帛尸梨密多罗(Srimitra吉友),暗轨太伯,敝屣王位,悟心天启,遂为沙门。⑦是晋时佛教之在龟兹,势力且及于王族。证以《晋书》佛塔庙千所之辞,⑧稽之慧皎《鸠摩罗什传》,龟兹佛教之隆,可以概见。而《出三藏记集》谓其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①是《晋书》之言为有征矣。自是而后,以至于唐,史籍纪述龟兹,止于分合系属,绝未及其文化。然如沙门法秀、法朗、法密诸人,或则卓锡东来,或则振袂西去,途经龟兹,莫不受其优遇,传戒受论。②是知五马南渡,中原云扰,而龟兹文化,则仍承印度之衣钵,未之或替焉。
关于西域诸国史料,法显、惠生而外,大率一鳞片爪。至唐玄奘法师,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请益之隙,存记风土,于是坠绪复张,考古有征。而其记龟兹之文化也,有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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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节:附表(2)
屈支国(旧曰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银钱小铜钱。……
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
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辇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像功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硕,四事供养,久而弥敬。
是唐时龟兹佛教之盛,虽未知比之晋代佛塔庙千所者为何如,然已足以左右全国之视听矣。而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之语,尤足以见印度文化对于龟兹之影响。故自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绪余,龟兹本国固无文化。则谓苏祗婆琵琶七调乃龟兹文化之产物,实未为探本之论也。
二 隋唐龟兹乐与天竺乐之比较
玄奘法师经行龟兹,谓其〃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故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