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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不但有以上的分析，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他认为应当充分利用投降汉朝的数千义渠胡人，他们的饮食方式和骑射技巧和匈奴是一样的，只要汉朝赐给他们坚甲强弩，让他们去打匈奴，就一定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功效。
刘恒看了他的奏疏，很是欣赏，特意赐玺书嘉奖他。晁错得到主子鼓励，更加来劲，赶忙熬夜又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奏疏，向主子献策。这回他谈的是怎么激发百姓抗敌的积极性问题。
晁错虽然因为学了《尚书》得到重用，但究竟是法家出身，对人的劣根性可谓有深刻的理解，这些都体现在他这篇奏疏中。他说：“人为什么至死都不肯投降，主要在于早就计算好了利益得失。因为打仗胜了，守城不降，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攻城屠城，则可以得到财物而发家致富，所以才能视死如归赴汤蹈火。秦朝以前是何等强大，然而很快分崩离析，就因为只想着驱逐百姓去打仗，而不给他们丝毫好处。我们大汉一定要避免这一点。”
晁错后面的分析尤为精彩，因此我不厌其烦，把他的话转译如下：
匈奴人是游牧民族，因此是天生的侵略者。他们吃肉饮酪，穿毛皮衣服，没有固定的城郭居住，像飞鸟和野兽一样到处乱跑，碰见水草多的地方就停下来歇息，水草消耗尽了又转徙他方。他们往来游牧射猎于长城之下，有时候跑到燕国和代国的边境，有时候跑到上郡（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乌审旗等地）、北地（宁夏贺兰山以东及甘肃马莲河流域）、陇西（辖境在甘肃东南部），随时窥探我大汉守卫的士卒，一旦发现守卫士卒少就入塞侵略。如果陛下不救助，那些地方的百姓就会绝望投敌；如果陛下想救，少发兵则不够，多发兵也很麻烦，因为等救兵赶到，匈奴人已经逃了。如果在边境屯驻大量士卒，则军费不足；如果罢兵，匈奴人又呼啸而至。所以，我大汉就为此搞得焦头烂额，筋疲力尽。
因此，臣以为陛下与其像以前那样发兵守备边塞，让士卒隔年轮换，不如鼓励百姓移居边郡。政府给移民建筑房屋，高城深沟，城上准备大量滚石和铁蒺藜，以为守备。如果平民不肯移居边郡，则让罪犯移居，免去他们的罪罚，给他们安家费。罪犯不够，就鼓励那些蓄养奴婢的富人们，如果他们肯输送奴婢去边郡，有罪的，就可以免除罪行；想要爵位的，就赐给他们爵位。如果这些还不够，则高价悬赏平民，赐给他们高爵，免除他们全家的终身赋税，给他们发放衣服，公家供给粮食，一直到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为止。其他百姓如果购买他们的爵位，允许积累到卿一级（汉爵二十级，平民爵位最高不能过第八级公乘，如有盈余，必须转让或卖给低爵百姓。从第十爵左庶长到十八级大庶长为卿爵，官吏才可以拥有）。没有配偶的，政府给他们花钱配备一个，因为人没有配偶，是不肯安居乐业的。居住在边塞，如果没有特别的利益，任谁也不肯的，必须有利益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匈奴人入侵，抢了汉朝的财物和人口，如果有百姓能够从匈奴人手中抢回来，其中的一半财物归这百姓所有，至于人口，则官府花钱为赎。如果这样的话，老百姓们就会互相救助，视死如生，这倒不是说他们忠君爱国，他们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且贪婪财物罢了。如果陛下只是在战争来临之际，临时抢掉东方郡国农民们手中的锄头，塞给他们武器，让他们千里迢迢去边塞打仗，他们才不会卖命。因为一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个陌生地方来打仗，二则打仗对他们来说，只有性命之忧，而没有锱铢之利。如果陛下能够按照臣的方案去做，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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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嚣张我仁政（3）
通过上面的话，可以看出晁错这家伙确实对人这种东西了解得极其透彻。人这种趋利避害的动物，和大自然其他低等动物并没有本质不同。忠君爱国这种观念，对一般贵族可能有感染力，对普通百姓却无任何作用。用民族自豪感来号召百姓也不行，因为那也是愚弄百姓的手段。塞缪尔·约翰逊曾说：“民族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一切独裁恶棍，总想通过愚弄百姓，鼓吹民族自豪感来迷惑百姓为他充当炮灰的。打仗不管输赢，死亡的总是普通百姓，得利的总是恶棍独裁者。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说：“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下阶层的民众（如劳工、仆役、农民等）通常不会对民族认同付出深刻的情感，无论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都很难打动他们的心意”，这个观察很有道理。所以，作为楚国上蔡平民的李斯可以去秦国求仕，而屈原却只肯抱着石头自沉。这是地位的差异。他是贵族，所以沿袭了他祖先向周天子号称的“我蛮夷，不与中国同”的传统。但是在当代世界，这种民族主义的鼓吹经常能发挥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贵族为什么会认同忠君爱国的观念呢？因为他们已经从君主那里得了采邑封地，当然要为君主卖命。现在搞暗杀的黑社会还讲究“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呢。贵族传统消失后，平民通过科举考试，也可以当大官，不过他们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学好文武艺，卖给帝王家”，不管说得怎么冠冕堂皇，其实还是利益的交换。得了多少利益，就承担多大责任。在中国，这是有传统的。《礼记》里记载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楚国人商阳是个工尹，和公子弃疾一块追击吴国军队，眼看堪堪追上了，神射手商阳却装聋作哑，弃疾提醒他：“喂，这可是为大王效忠的好机会啊，还不快射？”商阳这才慢条斯理地从背包里拿出弓，却仍迟迟不射。弃疾急了：“再不射就让他跑了。”商阳没办法，只好搭上箭，嗖的一箭将敌人射倒，又马上将弓放回包里。驾车的御者接着催马追其他敌兵，他是个一级棒的好车夫，不多时又被他追上一个，商阳这回仍想装憨。弃疾却搓着双手，兴奋地催他：“又一个，快，快射。”商阳无奈，只好把弓拿出来又射……就这样一连射死了三个，每射死一个，都要捂着眼睛表示哀悼。当第三个吴人死在他箭下后，他还弓入囊，对车夫说：“回去回去，我在楚国，不过是个低级贵族，朝会时没有座位坐，宴饮时也没资格上台阶参加。我凭什么这么卖力啊。”
就连当官的也这么仅仅计算利益，老百姓平时不但没薪水，还要纳税，凭什么帮皇帝去打仗？那时候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理想还没诞生，无法通过它激发中国老百姓的积极性。
刘恒看了奏疏，大为感叹，越发欣赏晁错。十五年，他下诏选举贤良文学士，晁错因为名声鼎盛，被平阳侯曹窋、汝阴侯夏侯灶、颍阴侯灌何、廷尉宜昌、陇西太守公孙昆邪联合保举为贤良文学士。晁错热血沸腾，感到了莫大的荣誉，正逢刘恒又下诏广求言路，晁错再次熬夜赶写了一篇奏疏，对皇帝畅谈自己对朝政的看法。刘恒仍旧十分激赏，同时对策的有上百人，晁错被评选为第一名。大家都认为，除了死去的贾谊能跟晁错比肩之外，天下确实再也找不到比晁错更牛的人了。因为这篇文章，晁错的职称问题也解决了，他被破格擢拔为中大夫，秩级上升到了千石。
壹
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带着十四万骑入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卬，甚至连汉朝的回中宫也烧了，边境的烽火一直烧到了甘泉宫。刘恒大惊，拜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等为将军，征发革车千乘、骑卒十万防守长安，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守北地、陇西、上郡三郡，并且想御驾亲征，群臣苦苦劝阻，刘恒不听，最后薄太后亲自出动，坚决阻止，刘恒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拜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和内史栾布为将军，征讨匈奴。老上单于在塞内烧杀抢掠了一个多月，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家了。汉朝的兵马出塞佯装追击，终因实力不足，很快鸣金收兵，对匈奴人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匈奴嚣张我仁政（4）
刘恒心里也很不痛快，匈奴人来汉地，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要是在现在的民主国家，说不定政府就会倒台。好在那时通信不发达，老百姓也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不懂得什么叫民族耻辱，所以也无所谓。
虽然老百姓不在意，可是皇帝不能不在意，因为他是统治者，这是他的江山。对老百姓来说，谁来统治，都是一样的纳税交田赋，你刘恒比人家老上单于也未必强到哪里去。当然，从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老上单于统治会比刘恒统治更野蛮一点，因为游牧文明究竟比农耕文明落后，不上档次。刘恒当然也没有这么先进的思想，认为自己来统治中国，就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先进文化。他所忧虑的是，一旦匈奴杀进来，把自己俘获了，自己这个皇帝就当不成了。所以他整天闷闷不乐，却计不知所出。
这天，他坐着步辇经过郎署，也就是郎官们在未央宫内值班的地方，看见一个须发斑白的人在里面工作，刘恒非常奇怪，这是哪来的老头子，这么老了还不退休，于是就下了步辇，走进去，亲切地问道：“父老，您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当郎官啊？老家在哪里啊？”
冯唐看见皇帝问他，心里暖暖的，马上回答：“臣老家是赵国，从父亲那辈起徙居代国。汉朝建立后，又徙居安陵。”
刘恒更开心了，原来还是代国人，那可是自己当过王的地方，是革命老区啊，是自己的根据地啊。刘恒感慨地说：“当年我当代王的时候，我手下的尚食监（掌管君王膳食的官吏）高祛经常对我谈到赵将李齐的贤明，说他在巨鹿大战的时候是何等的英勇，我每次吃饭时，听他提到李齐，心都不在食案之上，而神驰于巨鹿之下。父老您知道李齐这个人吗？”
冯唐笑了笑，道：“李齐固然不错，可是比起廉颇、李牧，还差那么一些。”
刘恒好奇道：“此话怎讲？”
冯唐道：“臣的祖父当年就是赵国的官帅将，和李牧关系很好；臣的父亲曾经当过代国的相国，和李齐关系也很好，所以臣当然很清楚他们各自的情况呀！”
刘恒大喜：“快给我讲讲。”
冯唐于是绘声绘色地给刘恒大讲特讲廉颇、李牧的事迹，刘恒听得意痴神迷，不由得猛拍自己的大腿，大呼小叫道：“嗟乎！可惜我不能得到廉颇、李牧为将军，否则，我还怕什么鸟匈奴？”
冯唐脱口发出惊叹的声音：“天啊！陛下就算有廉颇、李牧，也不会任用的！”
文帝正沉浸在自己的神往之中，听冯唐一说，勃然大怒，当即拔腿就走。过了很久，才慢慢消气，把冯唐召来，责备他道：“公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让我很没面子。公真要发脾气，不能找一个私人场合吗？”冯唐马上谢罪道：“粗鄙之人，不知道规矩。”
刘恒又问他：“公为什么说我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也不会重用呢？”
冯唐道：“臣听说上古君王派遣将领出征，临上路时，跪在地下帮将领推兵车，说：‘门以内，寡人管理；门以外，将军管理。有关军功爵位财帛赏赐的事宜，都由将军自己决定，回来再向寡人报告就行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臣的祖父曾告诉臣，李牧为赵将防卫边塞，军中市场的租税全部用来犒赏士卒，也不用向赵王报告，所以李牧可以尽情展示他的才能，精选兵车三百乘，强弩射士一万三千骑，价值百金的士卒十万，最后才能北逐单于，东破东胡，西抗强秦，南斗韩、魏，那个时候，赵国威震天下，几乎建立霸业。后来赵迁被立为赵王，那个该死的妓女生的儿子，听信了奸臣郭开的谗言，冤杀了李牧，让颜聚代替李牧为将，所以屡战屡败，终于被秦国击灭。如今臣听说魏尚为云中（辖境相当今内蒙古中部）太守，也是军市租税都用来犒赏士卒，而且还拿出私人的钱财，五天杀一次牛，犒劳宾客军吏舍人，所以匈奴闻之丧胆，不敢靠近云中边塞。曾经有一次匈奴人不知死活，冒险入侵，魏尚率领车骑进击，将他们大部分翦灭。他所率领的那些士卒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农夫出身，哪里懂得什么尺籍伍符（指记载军令、军功的簿籍和军士中各伍互相作保的守则）之类的繁琐文书，一天到晚拼命打仗，斩首捕虏，把功劳报送到幕府（军中主帅办公地点），一句话写得不对，那些文法吏就会说违反了法律，将所有赏赐全部勾销。臣因此认为陛下的法律执行得过于苛刻，赏赐太轻，处罚太重。魏尚后来就是因为在功劳簿上多写了六个斩获的首级数，陛下就将他下狱，削夺了全部官爵，而且罚做苦役。从这点来看，现在即使有李牧这样的良将，陛下也不会重用。臣说话太直，不知道委婉忌讳，死罪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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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嚣张我仁政（5）
冯唐的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汉朝已经开始尊重儒生，但是刘恒本质上喜欢的还是道家和法家之术，而商鞅、韩非子的法家之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是“信赏必罚”，也就是说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但是里面还包含一个原则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能不赏的尽量不赏，能罚的一定要罚，或者说“轻赏重罚”，“赏一罚十”，商鞅曾经说过，最牛逼的国家，罚九赏一，第二牛逼的国家罚七赏三，弱国则罚五赏五。它的理论基础和人类豢养猎狗相似，把狗喂得太饱，就不好使唤了；如果狗不听话，不重重责打，狗也会不好使唤。换到人身上来，如果全国百姓都是穷鬼，钱财都在皇帝那里，那么控制起来显然容易得多，穷鬼是翻不了天的。在一个专制国家，典型的特点就是“国富民弱”，这个“国”实际上就等于独裁者和统治阶层，“朕即国家”嘛！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并非他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他们的财富以各种途径流进了权贵的腰包。汉武帝的时候，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之类，由国家垄断了日用品的销售权，商人纷纷破产，政府财富迅速增加。当时有些清醒的儒家知识分子就批评说，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则在官，不能通过剥夺百姓的财富来建构一个虚假的强国。这说明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太愚，他们不知道使百姓穷困正是统治者的目的。
刘恒对法家之术可谓深得精髓，那个身为文法吏吴公弟子的贾谊，尽管才华超群，就因为有一点儒家情结，而被刘恒贬往外地；而表面上精通儒家经典《尚书》，骨子里却刻薄寡恩的晁错却得到刘恒的无比青睐，这些表面上不好理解，实际上都跟刘恒喜爱的法家思想有莫大关系。不任用文法吏，怎么能把原来朝中的那些开国功臣们治得服服帖帖呢？怎么能牢固保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呢？
刘恒可以说是古代皇帝中少有的精明皇帝，其他擅长驭下的皇帝大多还获得了严苛冷酷的评价，而刘恒却能做到斜风细雨，春风度人，最后以仁厚之名垂于青史，这显然有着天才的统治艺术。如果我们不对一些历史细节做认真的分析，简直会被这家伙蒙在鼓里。
当然，虽说刘恒信奉法家的刻薄寡恩，可他究竟有些明君的特质，非常懂得从善如流。听了冯唐这么一番话，他又猛地拍拍大腿，大声赞叹道：“好啊！我听你的。”当即派使者持着节信，驰到狱中赦免了魏尚，复其官职为云中太守，同时拜冯唐为车骑都尉，主管中尉和郡国所属的车骑士卒。
贰
在应付匈奴入侵的同时，刘恒在刑律上做了不少好事，这可能为他在历史上获取仁厚的声名捞分不少。
即位不久，也就是元年十二月，刘恒就下了一道废除“连坐”的诏书，理由是：“法律是惩治恶人，引导善人的。现在罪犯已经得到惩治，而让他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也连坐受罚，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大家议论一下，怎么修正。”
有关部门的官员全都不同意，说老百姓不懂得自治，我们只有通过严刑来帮助他们，当他们明白，他们的亲人也将因为他们的过错而得到严厉处罚时，才可以使他们不敢轻易犯法。况且这种做法属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丰富的历史背景，符合国情，有汉朝特色，不应当陡然废除。
刘恒很不高兴，又颁下诏书，说：“只要法律公平，百姓就不会随便触犯。况且官吏们本来就有教育百姓弃恶向善的职责，如果百姓犯法，则说明官吏们不合格，这种官吏就是残害百姓的暴吏。我该拿他们怎么办，你们再详细讨论一下。”
有关部门的官吏们这才慌了，看样子再辩驳下去会惹祸上身，这才齐齐表态说：“陛下给百姓加以大惠，德行盛大，非臣等所及。臣等皆请求奉行诏书，废除收帑等连坐的法律。”
这是一件事。在第二年的三月，刘恒又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废除“诽谤”之罪。他说：“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朝廷中设有鼓励进善言的旌旗和诽谤的木柱，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毫无顾忌地劝谏，让君主察纳雅言，才能使国家蒸蒸日上。现在我们大汉的法律却设有‘诽谤妖言’之罪，不许人议论朝政，这将导致群臣都不敢对我提出意见，我就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样一来，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来辅佐我呢？还是把这条法律废除了好罢。有的老百姓一同相约诅咒君上，后来又放弃了这个行为，官吏们仍旧判他们大逆之罪；不小心说错了话，官吏们又认为他们是诽谤，这只是那些百姓无知罢了，何必跟他们计较，乃至于非要把他们致于死地呢？我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从今天开始，再犯这些过错的人都要作无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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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嚣张我仁政（6）
这点尤其了不得，在一个专制社会，刘恒能广开言路，不再钳制百姓之口，充分显示了他的明君素质。虽然他对百姓的言论获罪只是表示可怜，认为他们是无知，但相比后世明清时代大批文字冤狱，相比我们生活在文革中那些因为言论而被处死的大批知识分子来说，不知好了多少倍。当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刘恒下的这个诏书，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