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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她真的理解这件事；也无话可说，就像挨过吵的小孩子，坐在那里，低眼望着盘子，不吃饭，也不吱声。我希望她往嘴，别自作聪明，别摆出大人的镇定的样子，我的上帝啊，我们两个都不成熟，永远不会jing通世故的。
只听她道：“天下哪里更好些？全欧洲都是饥荒和瘟疫，法国人和英国人还恨犹太人——宝贝儿，他们将永远恨下去；人的头脑太简单，太简单了——一向如此。他们总想毁灭他们不懂的东西——他们懂的甚少，几乎见什么恨什么……”
我坐在小隔间的这一侧，渐渐出汗了。我希望她住嘴，希望她安安静静她吃饭，别打搅我。我扭头找跑堂的，想再要一杯酒。但跑堂的离得很远，正等着刚来的几个人点菜；继我们之后，店里又到了不少顾客。
“皮特，”艾达叫，“皮特，你怎么这样？”
我咧嘴笑了：那是职业小丑的假笑，说：“乖々，别担心，我很正常。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回到属于我的自己人那里，找个可爱的黑姑娘，接二连三地养娃娃去喽。”
艾达有个诀窍，说话常爱装妈々，我的笑又引出了她这一招。她举起叉子，敲着我的指头说：“好了，别说了。你已经够老的了，还能生那么多孩子？”
我大叫一声，随声站起，还撞翻了桌上的蜡烛：“别挨我！你这个婊子！永远别挨我！”
她抓住蜡烛，扶正，睁大眼睛盯着我。她脸上一点血sè也没有了，喊：“坐下！坐下！”
我跌进座位，肚子里好像灌满了水。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凉了单截。人们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看到，一个黑小子和一个白种女人单独在一起。但我知道，他们决不会上前来掐死我的。
我嘟嘟噜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跑堂的已经站到我身边，说：“小姐，没什么事吧？”
“没事，好々的，谢了。”她的话音宛如一个公主赶开一个奴隶。我没有抬头。跑堂的身影移开了。
艾达说：“宝贝儿，原谅我吧，求你原谅我。”
我两眼盯着台布。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一只白的耀眼，一只黑不溜秋。
“咱们走吧，”我说，“实在对不住你。”
她打个手势要结账。账单一来，看也没看，就递給跑堂的一张十元美钞。她拎起提包说：
“咱们去夜总会，还是去看电影，要不就干点儿别的？”
“不，亲爱的，今晚不去了。”我瞅着她说，“我很累，想再走几步，到朱尔斯那里去。我打算在他舍下寄住几天。不要为我担心。我没问题。”
她死々地望着我说：“明天我来看你好吗？”
“好吧，乖々，请便。”
跑堂的找回了钱，她付了小费。我们站起来；走过一个々餐桌时（我不敢瞧人），只觉得脚下的地面在下陷，大门似乎在千里之外。我的每一根肌肉都紧张起来，似乎准备着随时跳开，等着挨打。
我把手插进口袋，两人一同走向街口。信号灯一会儿绿，一会儿红，街对面剧院的霓虹灯时熄时亮，shè出蓝光和黄光。
“皮特？”
“怎么？”
“我明天看你好吗？”
“当然。来朱尔斯家好了，我等你。”
“晚安，亲爱的。”
“晚安。”
我迈步走开，直觉得她的眼睛在盯着我的脊梁。我朝人行道上的一只瓶盖踢去。
上帝保佑美国的平等共和制度。
我走下地铁车站，登上一辆向外开的火车，完全没有注意它到底开往何处。我四周稀稀拉拉站着几个神情难辨的人，有的以报遮面，有的肥头呆脑，有的浓妆艳抹，有的双目平直。我望了望一张々空虚的脸。（他们谁也不瞅我。）又去看广告上那些虚假的美女和红面男士，他们在推销香烟、糖果、剃须膏、睡袍、口香糖、电影和xing；xing，没有器官，比沙子还枯燥，比死亡还神秘。火车靠站，一个白人小伙子和一个白人姑娘走上来。姑娘挺漂亮，个儿不高，身材苗条，大腿很美。她紧々地搂着小伙子的胳膊。小伙子像个足球运动员，碧眼金发，容光焕发。他们穿着夏装。钻进车门的风吹起了姑娘的印花裙。她抓住裙子，捂在膝头，咯咯笑着看了看小伙子。不知小伙子说了句什么，她望了我一眼，笑容顿时消失。并扭身朝小伙子站定，把脊梁丢給了我。我又去看广告。不一会儿便恨起这两个人来。真想找个碴儿刺々他们，把小伙子容光焕发的假面具撕破。我们俩谁也没有再瞧谁一眼。下一站，他们下了车。
我打算再喝几杯。在哈莱姆黑人区下了车，朝七号大街的一家年久失修的酒吧间走去。同种人，到处是同种人。骗子们站在街角，伺机以待。夏装女人踏着颤々悠々的高跟鞋，昂首而过。哒哒哒，哒哒哒，街上过着白人骑jing。每个街区还站着一名徒步jing察。我瞧见其中一个是黑人。
上帝保佑美国的平等共和制度。
自动唱机正放着汉姆普的低音爵士乐钢琴曲。整个酒吧间都在跳动。我走向掌柜的。
“黑麦威士忌。”我说。
我旁边站了一个可以应nǎi々的老妇，她说：“喂，孩儿他爹，你放下的是什么？”
“老姑娘，这可不是让你拣的。”我正告她。酒来了，我便饮起来。
“黑鬼，”她说道，“别以为你多了不起。”
我没有回嘴。她转身走开，又去喝她的啤酒了，脚步合着自动唱机的节奏，表情yin郁、沉重、闷々不乐。我用眼角瞅着她。这女人在没有养成酗酒和胡搞的习惯以前一定长得不错，甚至够得上漂亮。现在，皮已发松，浑身的肉将薄々的衣服撑得鼓鼓囊囊的。不知道和她睡一觉是什么滋味；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有点为她动情，就哈々一笑，放下了酒杯。
“再来一杯黑麦威士忌，”我说，“外加一杯冲嗓子的啤酒。”
此刻，自动唱机响起了别的乐曲，劈劈啦々的，像做广告，我不喜欢听。我一面埋头喝酒，一面倾听同种人的声音，观察同种人的面孔。（愿上帝可怜我们，这可怕的平等共和制度。）这会儿，我后悔刚才不该气那位老妇了。她还坐在我身边，不过已与另一个年轻一些的女人热烈交谈起来。我盼望得到一个开端，一个信号，使我溶化到周围的生活中去。但除了我的肤sè，却没有一点迹象。假如进来一个白人旁观者，他会看到一个黑人青年正在一个黑人酒吧间里喝酒，如人所说，此乃恰如其分，适得其所。但酒吧间里的人和我都不这样想。我尚无立足之地呀。
所以，我独自喝酒，每喝一口就对自己说一声：还是走吧。但我怕，不想去找朱尔斯，寄人篱下；也没有睡意。我继续喝着酒，听着自动唱机。唱机正奏着埃拉？菲茨杰拉的钢琴曲《牛啊，牛》。
“我为您买杯酒好吗？”我对老妇人说。
她瞅着我！又惊又疑，随时都想发火。
“不偏不向，”我又勉强笑着说，“两人都有。”
“我要一杯啤酒。”年轻一点的答。
我像孩子似的激动地打起颤来。赶紧喝完杯里的酒。
“好咧，”我说着，转向柜台。
老妇人道：“孩子，谈々你的身世吧。”
掌柜的将三杯啤酒放在柜台上。
我说：“妈々，我没有身世。”
正文 14假装是做游戏…手稿首发…
假装是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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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胡安？乔斯？赫南德兹著
韩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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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哥々的肩上搭着两条竹竿，竹竿中间的椅子上坐着艾格尼丝，她颤颤悠悠的，心里很怕。他们正抬着她向镇上的火车站走去。这是艾格尼丝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第一次见到哥々们捉红雀的槐树林——他们在这里捉了红雀卖给火车上的旅客。
艾格尼丝没有到过镇上，她喜欢一直坐在厨房泥地的帆布上，看姥姥捡起一张张掺茴香的烟叶，把烟叶卷成玉米壳似的雪茄。可姥姥经常不在家——不是外出给她的一个朋友看牙，就是到邮局问信，要不就去店里买吃的，男孩子们也进了树林。艾格尼丝一个人在家，玩鞋盒里的木轱辘和干果。玩腻了；就煽々铜盆下面的火，铜盆里滚着碎玉米粥；时间久了，便渐々睡去，嘴边还冒着涎水的小气泡哩。
只是这个星期五，就是有火车开来的ri子，姥々突然灵机一动，从房子的围篱上拆下几根竹竿，做了这把两个哥々可以抬起的轿椅。
“哎，别忘了，艾格尼丝——就假装是做游戏哪。”上路前，姥々这样嘱咐，还递给她一只空罐头盒子。
每周两回，是期二和星期五，姥々都要领着两个外孙到火车站去。他们带去几捆自制的雪茄，几对红雀和香瓜。夜里回来，姥々从围裙里摸出几张捏皱的比索，用大拇指的指甲将它们碾平，两个哥々同时掏出硬币，在厨桌上撂成几个小撂々。
艾格尼丝特想跟着他们去，可姥々总讲：“以后吧——等你长大了再说。”
艾格尼丝才五岁，胆子很小，傻乎々的。有时候，腿站得不稳，还摔屁股墩呢。两个哥々一笑，她就站起来再摔第二回，好让他们取乐玩。她喜欢两个哥々、尽管他们成天作弄她。“长开嘴，闭上眼，我们给你个聪明果。”他们叫着。艾格尼丝张开嘴等糖吃，但最后等来的往々是鸟毛或蚂蚁，却没有一回是指头——伸指头肯定会挨咬的！但没过多久，艾格尼丝学会了报复的办法——只要放声一哭，姥々不是抄起扫帚，就是拎起拖鞋，去砍一个哥哥的脑袋。“她哭是因为她喜欢哭。我们可没动她。”他们解释。姥々抱起妞々，喃々地说：“他们就会逗你。这两个小倒霉jing，一会儿也不让你安生。”
两个哥々是双生。直到去年，他们还骑着邻居借给他们的白马到几英里以外去上学呢。老师退休后，没人接替，学校关了门。他们这会儿也知道怎样念字了，便坚持着自学课本，晚上总要拼读完几课书的生词才睡觉。艾格尼丝听得多了，记在心里——也喜欢捧起书本，假装着唸。
喝完了粥，姥々安排他们睡下。三个孩子同睡在一个小床上。夜又静又凉。姥姥坐在煤油灯旁，一边卷雪茄，一边喝加了香料的药用甜马替茶。田野在月光下显得很荒凉，槐树的yin影紧簇在一起，蝉在歌唱。一只猫头鹰不时地在屋顶哀号。姥姥为了驱灾防祸，在胸前划着十字说：“我信上帝不信你。昨天这个时辰你就来了。有人要死的。”
“她要死的。”姥々接过罗莎裹在毯子里的婴孩时就这么想过。罗莎是姥々的女儿。四年前，死了丈夫不久，三月的一天下午，她到城里当保姆去了；打那以后，姥々再没有见过她。一对孪生兄弟倒用不着担心。他们像他们的爸々，长得挺壮实；他们的爸爸是个铁路保全工，和姥々的女儿原住在车站后面一间安着镀锌房顶的木屋里。这汉子走了厄运，一个星期天，他竟然喝醉了酒，躺在铁轨上睡着了。罗莎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娘家。为了赚几个钱，她开过茶摊，做过馅饼和糖糕，卖给火车上的乘客。
在站台上，罗莎遇到几个表示愿意让她去当保姆的女人，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她总喜欢以嫉妒的目光瞅头等车厢里的那些蒙花头巾，系珍珠链，戴墨镜的女人。这些女人从不喝茶，但对羽毛扇子倒挺感兴趣。偶尔也买上几只小海龟。有的很多心，根本不吃馅饼，还说：“谁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有的不理睬人，只是翻杂志，嚼糖；年迈的老妇则闷热得要死，用蘸湿了香水的手帕去冰额头。
二等车厢里，女人头上都捂着毛巾，男人将随身的手帕四角一系扣在头上当帽子戴。火车刚一停，他们就跑向站台的水管，在那里冲头，洗脸，再灌满几瓶水，为下次洗掉旅途中的灰尘做物资准备。接着，他们便在站台上溜达起来，立即，小贩们团团包围过来；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地为一个西瓜讨价还价，就是纯粹为了好玩，买几个雪茄，扇子或红雀。火车开动了，他们便一个个敏捷地跳上车厢的踏板，笑嘻々地挥手而去。
罗莎进城去干活，快五年了，没有回来看过妈々和儿子，只是每个月寄来一封信和一张十比索的汇单。那些信大概是她的女主人写的，没有一封提到过艾格尼丝的出生。
“人家赚我带着她在那里碍事，所以，我把她带来了。”姥々看了一眼裹着毯子熟睡的孩子，冷々地思量：“她要死的。”后来，艾格尼丝睁开了眼，姥々又说：“这孩子的脸像山羊。”
罗莎解释，由于麻疹复发，艾格尼丝一直很瘦。
“她不会给您增加负担的。这孩子顶好，从来不哭。”
于是，在娘家的厨房里，乘着喝巴拉圭茶吃炒玉米饼的当儿，罗莎谈起了她的计划。她准备在城里租上一间房，这样全家老小都能住到一起了。她出去干活，妈妈在家洗々熨々的，也能搭个帮手。
“我一直在购置家具。已经买了一张青铜床，一张桌子和一个衣柜，全是我的，还有镜子杂什都齐了。不到年底，我的一个朋友就要离开那间房子，然后租给我；房子临街，街上有人行道，间量很大，还有凌空的凉台呢……”
姥々只管听她说，却全然不信。女儿好像变多了——话说得那么多，头发也烫了，屁股老宽老宽的。还掉了两颗牙。甚至穿着一件紧身的花裙，腰带勒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孪生兄弟回来了，都站在厨房的门槛上，莫名其妙地瞅这个带小孩的女人。
“进来，向你们的妈々问好。”姥々道，“快，别扭扭捏捏的。”
他们拥抱了罗莎，罗莎笑着惊叹：“谁能相信，他们都长这么大了！快要撵上我啦！”
当天下午，罗莎回了城。在火车窗口和妈々告别时，她又说了一遍：年底之前一定把买车票的钱寄来。
前几个月，姥々千方百计、全力以赴想让外孙女胖起来。为了让她增加些力气，用热灰给她擦腿，午饭让她吃蘸骨髓的面包。艾格尼丝起初挺想妈々，常呜呜咽咽地说：“我要回家找妈々去。”但过了一段，就不再想了。她坐在厨房的泥地上，不是玩自己的木轱辘，就是看两个孪生哥哥为从树林里逮来的红雀编制带栖木的鸟笼。有时乘着姥々睡午觉，两个男孩带她去偷邻居的无花果。偶尔，一只熟透的无花果砰地一声砸在她头上开了花。藏在叶子里的一对哥々笑得喘不过气，可爬下树来一看，就再也不笑了——因为，分果子的时候，他们发现，最丰满duo汁的果子己经全让艾格尼丝吃光了。下雨天，他们在厨房里玩。两个哥々装作傻瓜西蒙吓唬妹々，西蒙是姥々一个好友的痴呆儿。
姥々见了，大声吆喝道：“别装了！上帝会惩罚你们的，把你们都变成傻瓜西蒙。”
他们也玩捉瞎糊。艾格尼丝经常掀开手绢偷看，但总被两个哥々逮住。“你装孬！我们再不跟你玩了！”他们边喊边拽妹妹的头发，一直拽得她哭叫起来。姥々拎起扫帚，就朝两个哥々追去。
“你们哪像哥々！”她大声喊叫着——接着又叹道：“等到年底再说。你们到时候会在罗莎面前乖学的！她可不像我这样软心肠。”
十二月过后，狂欢节到了，罗莎还没有汇来车票钱。一连几个月的酷热，干旱威胁着这个省的每个角落。水井干枯了，姥々和两个哥々不得不艰难地走到车站去领水；分发工作由一名士兵监督进行。人们手提着大洋铁桶，耐心地站在队里等待自己的机会；排队的人是从丛林里来的，黑黝黝的，一声不响，还领着赤脚的小孩和瘦狗呢。邮局一开门，姥々就派一个哥々去询问城里的信来了没有。一接到罗莎许下的钱，她打算先买点吃的。已经没糖喝马替茶了，烟叶也光了；母鸡一个蛋也不下；油水已尽的炖骨头，在锅里煮了这么长时间，做汤已设有一丝的滋味。姥姥原来的想法是，就是饿死，也不能吃那四只鸡。可是，那个星期四，摸了摸那只巴拉圭母鸡的屁股，发现它断了蛋，姥々便决定牺牲它了。它是四只母鸡中最老的一只，七天前就有点郁郁不欢，开始耷拉翅膀了。
一早起来，她便出门走进母鸡栖息的干树丛。下烂蛋的巴拉圭母鸡已经死在灌木下。“可怜的东西，你是老死和渴死的，像基督徒似的。”她想着想着，拎起两条鸡腿，轻々地摸着又硬又瘦的鸡身和空嗉子。
姥々回到厨房，给铜锅灌上水，点着了火。她抱着这只母鸡一坐下，便哭了起来。“这样下去，我们非吃土不可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向门外瞧去：太阳正从山后升起，照亮了万顷碧空，仍不见一丝的云。
她开始拔鸡毛，拔着拔着，心中忽地升起一股对罗莎的恼恨。她深恶痛绝地想着：“她是个骗子！说什么人家不让她带孩子，哼！骗不了我！准是和什么男人胡搞起来了。把孩子交给我，她自己倒逍遥自在。好哇，看着我是个大傻瓜，她还会再送孩子来让我养的！”
她拔完了长鸡毛，点着一张纸熏掉翅膀下面和屁股上的绒毛；又用一把快刀砍去脑袋和两条黄脚，掏出内脏，而后将鸡丢进开水锅里。
吃完了鸡，姥々便躺下来午睡。虽然这天是星期五，他们也不去车站了，因为已经设有可卖的东西。她思忖着：“要是明天还接不到罗莎的信，我就得借我朋友的钱了。上回，我治好了她的牙疼病，她给过我一包糖。她自从得了西蒙，就再没有缺过钱花。她说：“那愚儿很沉，原先背着他在站台上来回乞讨，腰都酸了，可现在有了个带轱辘的木箱，推着他转悠，再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