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走向，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他顿时也成为世界媒体聚焦的对象。
1936年12月28日报道西安事变的这期《时代》，选用了端纳的一幅照片。他头戴礼帽，背着手，平静地站在那里，看上去颇为悠闲。经过图片处理，周边镂空，只有他的身影。图片有一简洁的说明：“张的端纳。亚洲和平也许掌握在他的手上。”夸大了的表述多少也反映出当时外界对端纳重要性的看法。
关于端纳，《时代》在报道中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写到他中国的经历，以及他与张、蒋二人的特殊关系：
……当时正值华盛顿会议期间，心怀感激的中国政府决定聘请端纳先生，每月支付一千五百金币请他撰写经济公告，其中大部分相当出色。他拥有可能是北平最豪华的住宅，还有用昔日辉煌的庙宇改成的美轮美奂的避暑别墅。他收藏中国工艺品，包括吸鸦片用的各种古老烟具。法国葡萄酒、苏格兰威士忌、古巴雪茄，他应有尽有，虽然自己从不抽烟喝酒。
一些年后，中国不再向他支付报酬，端纳靠出租他在北平的房子作为收入，其房客是今日张少帅的花花公子式的弟弟。此位年轻人在不同肤色的女人中间猎艳有术，为公众舆论所唾弃，直到张少帅从沈阳来将这个花花公予驱逐出门。端纳先生心疼地看到他的漂亮房子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不过，张少帅从他那里找到了友情，并延续下来。如今，他们的关系几乎如同父子——或曰如同儿子和严厉教导的大叔。事实的确如此，在张大帅遇难之后，张少帅在北平仍未根除毒瘾，因为他的妻妾们总是偷偷地往医院里送毒品。于是，严厉的大叔端纳转而求助于为人非常善良的中国人宋子文，端纳带张少帅到上海一位公谊会的传教士医生家中，宋先生派士兵守卫，禁止妻妾入内，强制病人戒毒。后来，少帅为了感谢，向公谊会捐款七十万元。接着，他前往意大利，学习驾驶飞机，并陶醉于崇拜墨索里尼。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上周端纳在东亚的重要性，这位有名的猎艳高手，现在脾气变得阴郁，坐着少帅的豪华专机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是否能寻求来一种智慧的、缓和的方式解决危机，决定着中国的全部未来。任何一种意想不到的分裂爆发，都会被日本利用，过去十年间在独裁者领导下实现的中国巨大的进步，也将毁于一旦。端纳大叔一直都采取“守口如瓶”的态度，但他审慎地透露出来的片言只语，暗示出西安扑朔迷离的局势。（《时代》，1936年12月28日）
从后来其他一些关于西安事变的叙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端纳在解决整个事件中的经历：
12月13日下午，尽管未能收到西安回电，端纳仍决定立即乘飞机前往洛阳，与他同行的是颇受宋美龄器重的黄仁霖上校，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官，也是特务组织励志社的总干事。当晚，宋美龄收到张学良发来的致端纳的电报，欢迎他前往西安。
转机由此来到。端纳先与张学良见面，再与杨虎城见面。然后，在两人的陪同下来见蒋介石。经历一番惊魂之后，见到端纳，蒋介石落下了眼泪。端纳递上宋美龄的亲笔信——“夫君爱鉴：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也是经端纳等人的劝说，蒋介石才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见。斯诺这样说：“在此之前，蒋一直拒绝见他。主要是蒋夫人，还有端纳和张学良说服了蒋。”
当晚，宋美龄接到端纳的电报，她在日记中写道：“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宋美龄从她个人的角度甚至这样说：“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宋子文砌上了墙，而苫上房顶的则是我。”
张学良12月12日的“出拳”石破天惊，同样，他释放蒋介石并执意“负荆请罪”，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又一次让世人感到不可思议。
史沫特莱在西安机场目睹了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这一天是1936年12月25日：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中国的战歌》，第158页）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部下。史沫特莱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中国的战歌》，第158—159页）
东北军年轻军官的预见，不幸很快被证明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直接的代价就是张学良反被蒋介石关押、判刑，叱咤风云十几年的少帅，从此在幽禁的处境中彻底与世隔绝，寂寞地走完一生。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他为何这样做？他的内心到底想的是什么？直到他去世，也永远是个谜。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最大的历史之谜了。
可以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中，来揣摩一下张学良从果断兵谏到执意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这一大起大落、瞬息万变过程的内心世界，或者说难言之隐。
本文前面写到过，1936年的苏联，对德、日两个军事强国签订军事同盟协定感到恐惧，它希望看到在东方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与日本对抗，以使自己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的这一战略考虑对于自身来说非常现实和英明。可以想象，如果在纳粹德国大举进攻的同时，日本也从东部压来，它将面对多么严峻的危机。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支配下，从西安事变一开始，苏联就主张和平解决，确保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促使与南京政府团结的前提下组成统一战线。后来事态的发展，基本上与苏联的思路相吻合。
12月14日，《真理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西安事变的消息，标题是：“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该报还发表社论《中国发生事变》，对事变本身公开进行指责，特别是对张学良个人进行猛烈抨击。社论指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该社论甚至认为，是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策动了事变：“（汪精卫）这个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走狗在流亡国外期间依然不忘为其主子效力，他……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参见《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第238239页）
同一天，苏联的《消息报》也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其中写道：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社会的所有力量相当可观地团结在南京政府的周围……很清楚，无论它（指“西安事变”——引者注）打出什么旗号，提出什么主张来伪装自己，它代表着一种危险，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且也是全中国的危俭。人民统一战线……不应被看作反对南京的阵线，而应当是与南京团结的阵线。（转引自《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第240页）
12月19日，苏联驻中国代办代表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苏联政府“自满洲事变以来无论直接间接，未曾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系。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立即在西安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在西安负责电台广播的史沫特莱写道：
这时，苏俄的官方报纸《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控“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实质上是通知中国共产党人释放蒋委员长，也许苏联政府认为蒋介石比曾经公开勾搭希特勒和日本人的汪精卫可取。但是当时怨恨苏联的冷嘲热讽曾像巨浪般席卷了整个西安城。（《中国的战歌》，第158页），
在我看来，对于张学良来说，把西安事变说成是汪精卫的策动，把他与汪精卫相提并论，恐怕是他感情上最难接受的。“不抵抗主义”、东北沦陷，五年前的一幕已经使他背上了“卖国”的罪名；无休止地“剿匪”，也使原本实力强大的东北军日趋衰微……他要自救，也要救民族与国家，他绝对不愿意再朝历史的幽暗处往前走一步、半步，更害怕与汪精卫有半点相同之处。他的性格、智慧、经验、能力等，都使他远不能从容地应对兵谏突然发生之后的复杂局面。在只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向世人证明自己一身清白，与汪精卫毫无关联，要想证明他不反对蒋介石和南京中央政府，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恐怕就是释放蒋介石，并以“负荆请罪”的方式走进南京。
依张学良对蒋介石性格的了解，对兵谏性质的了解，他对自己将受到蒋的惩罚怎么可能会没有预见呢？但是，对于他，一个三十几岁的少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道还有别的更好选择吗？我想不出。因此，当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起离开西安时，我想他一定有“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冲动。
西安事变的历史帷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不同的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经变换。
蒋介石的被释放，只意味着兵谏行动告一段落，而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一般被认为应该延续到1937年的2月。三个月时间里，中央军进陕，东北军在发生分裂后东调，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改编，红军改编……
斯诺对蒋介石被释放之后的局势描述颇为形象、有趣：
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个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下，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斯诺文集》（2），第397页）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政治格局了。对抗多年的国、共两党，终于公开和解，就达成抗日统一战线开始了谈判。史沫特莱的概括则更有历史感：
“西安事变”可能已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中国的战歌》，第160页）
1937年的中国走来了。
完稿于2005年11月7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苦笑录》，陈公博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田保国著，济南出版社，1999年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一个时代的侧影》，陈小卿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
《西行漫记》＇载《斯诺文集》（2）］，董乐山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
《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张功臣著，新华出版社，1999
碎片
谢文秀
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少年时总以为当皱纹爬上眼角，双鬓飞霜的时候，一个秋日的黄昏，自己会翻看书里夹着的枯萎的花朵，感叹如梦如烟的人生，思念往昔的时光，玩味淡淡的哀愁。
青年、中年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仿佛使我清醒一些，代替玫瑰色梦幻的是实实在在右派妻子的处境。比起那些随丈夫发配到边疆的妻子，我的不幸自然也只是“淡淡的”，甚至还算是“幸运”的。从没离开原先工作的新闻单位，下放过几次，也是名正言顺的下放干部，不算劳改。
幸耶？不幸？只有自己心里明白。从没有挨饿受冻，更没受过批斗，只是那些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像强烈地震时甩出的糅着惊悸、辛酸、无奈也还带着一丝温馨的碎片，深深地嵌在脑海里，化不开，忘不了。
冬 日
三十多年前的冬天——1966年的冬天格外冷。
我住一间朝北的小屋，暖气似有若无，隔夜烤在暖气上的袜子没干。我又给孩子们找出两双袜子，一双有个小洞，赶紧找针线缝上。
每星期一早上都是这么紧张。不到五点半就起床，自己收拾停当，给两个孩子准备好干净衣服，轻轻地叫醒儿子、女儿。
闹闹、甜甜，乖，起床，该上幼儿园了。
儿子多少知道钟点，老大不情愿地、问，妈妈，几点？
六点都过了，起来吧！
不，幼儿园班车七点半才来呢，我再睡一会会儿。
儿子说得不错，班车离宿舍很近，七点起床也不晚，可是……
闹闹，乖，妈妈还要送妹妹上报国寺托儿所呢，晚了来不及。听妈妈话。
甜甜似醒未醒，使劲揉眼睛。
“妹妹都醒了，闹闹懂事，自个儿穿衣服。我帮妹妹穿。”
全利索了，又给孩子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到宿舍院儿里，天还没全亮。
六点四十五分，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地点——小马路的南边，那里挨着北京电台的大门，门前有一片空地，比较宽敞，即使有来往车辆也不至于碰着孩子。他照例是第一个，也是半小时内唯一的一个。天还没全亮，马路上静悄悄的，我替他把大衣领上的扣子扣紧，围巾围紧，一再叮咛：“千万别走远，实在冷得不；行，就跺跺脚。闹闹勇敢、能干，不用妈妈送上班车，自个儿能行，是吧！”儿子痛快地答应了，分手时还说了声：“妈妈，再见！”
甜甜走得慢，我只好抱着她往汽车站赶。本来19路车直达报国寺，可那年修广安门桥，当中要下来走一截。广安门下车，我实在抱不动了，拉着她的手过临时搭的便桥。桥周围一片空旷，扑面的大风刮得我衣服仿佛都吹透了。低头看女儿，穿的是哥哥的小大衣，有点短，更挡不住凛冽的寒风。我眼睛一酸，责怪自己真不是好妈妈，怎么就没想到给孩子准备件厚大衣呢，虽说幼儿园、托儿所都备早饭，大冷天，我怎么就不让孩子吃一口再出门呢！“甜甜，这儿冷，咱们快走，过桥上车就好了。”她紧紧拉着我手，依偎着我的身子，尽可能赶上我的脚步。一边走一边又怯怯地重复了多次的要求，“妈妈，星期六早点儿接我，每次你来，小朋友都走光了。”女儿的要求不高，可是我没法答应，又不忍心拒绝，只好拐了一个弯，“你看，每星期六，妈妈总是顾着接你；哥哥坐班车回宿舍，都是邻居阿姨、叔叔帮着接，妈妈对你好吗？”“好！”“对，甜甜也好。好孩子，妈妈晚接也不闹，是吗？”她点点头。
从托儿所回来的路上，才又想起儿子。我安慰自己，班车会按时来的，他不会老在冷风里独自站着，也许还能遇上熟悉的叔叔阿姨，跟他说说话，把他送上车。再说他也习惯了，将近半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个经常送孩子上班车的好心人告诉我，每次车一启动，人家小孩儿总是挤在靠窗口的地方吱吱喳喳向爸爸、妈妈招手再见，而他，一个孱弱白皙的小男孩儿，安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是的，小时候有名的闹闹，现在仿佛变得特别乖。我不也是么，都说我个性强，如今不也得比谁都知趣。
八点差五分，我准时到办公室。
离 婚
没人硬性规定我每天必须按时上班，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倒也不仅仅因为“文革”的风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守时，守信用。工作以后也习惯了按时上下班。又何况如今！
别人家里有事能晚会儿来，早点走，我不能，谁让我丈夫邵燕祥是摘帽右派、专政对象，进了政训队呢。据说已内定开除公职，到湖南洞庭湖边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无法改变命运，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绝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许这样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我一再表明，准备跟丈夫离婚，给儿子邵小哨改姓名，叫谢立新。女儿1963年生下来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过下意识里也想过，万一再有风浪，非离婚不可，一双儿女一人一个也好。没想到，不幸而言中。
几天前，我已把母亲留给我作纪念的几样首饰交到部门的“文革”领导小组；前不久父亲在上海病故，我为表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只发了一个电报给顶门立户的哥哥：请酌情办丧事，我不返沪。
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唯一可表白我心迹的只有拚命工作。记得1958年下放结束时，不少右派妻子调到宁夏，我却如期回到电台。一位公认为原则性极强的女上级沅华善意地透露了缘由：“像你这样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