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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中国主席受人尊重，行止别致。林森主席蓄着现已少见的长须，颇具中国老派文人的风度。他冷静，有主见，喜怒不形于色。他代表的是老派中国。1929年周游世界时，他婉转而固执地谢绝海外华人的盛情款待。他说：“1929年日子很艰难，当许多人正在挨饿时，不要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大摆宴席上。”
南京新修一座富丽堂皇的“白宫”，但林先生却低调地另租地方住。他大概觉得，这座白宫最好归南京政府的真正掌权人蒋介石委员长用。委员长却也作出姿态说自己不是主席。政府每隔数月就宣称一次共产党军队“几乎被消灭”，但在上周，就是他们又给委员长带来很大麻烦，一名澳大利亚籍传教士被杀，结果委员长不得不亲自挂帅前去讨伐。留守南京主政的是中国多才多艺、卓越超群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先生。如今，他担负起与日本秘密谈判的重任……（《时代》，1935年3月18日）
“多才多艺、卓越超群”，这样的溢美之词，多少反映出当时海内外舆论界对主政的汪精卫才能的厚望。
《时代》叙述汪精卫当年图谋刺杀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故事：
与大部分留学国外的中国人不同，汪院长的文化修养来自法国文学（他不懂英语），通常称自己是“亨利·汪”。1903年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开始追随孙博士。1909年，他赶到北京，大胆地试图暗杀当时中国的摄政王醇亲王载沣，醇亲王是小皇帝的父亲，而这位小皇帝正是目前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皇家卫队逮捕了汪，把他押到载沣面前。载沣问这个刺客：“你为什么要行刺我？”
他机敏地回答：“原因很多。你要是同意，我会写出来的。”
清朝法庭已经衰败，胆大妄为的汪并没有因为犯下谋杀载沣的大罪而处决，反而允许大胆的汪洋洋洒洒地予以陈述，摄政王也颇为欣赏，结果汪只被判终身监禁。不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被释放出狱。（《时代》， 1935年3月18日）
在《时代》的描述中，汪精卫与有古典遗风的林森明显不同，他是一个擅长鼓动的“街头演讲者”：
汪院长外表潇洒、敏感、表情丰富，完全是中国新派的风格，与老派的林主席迥然相异。以西方标准来看，他们两人之中汪院长所受教育要好得多，与林主席相比，他更像一个富有煽动性的年轻街头演讲者。
最近十年，是擅长即兴演讲和富有煽动性的街头演讲者耀眼夺目的十年，因此，汪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能胜任院长之位的人选。首先，人们不仅认为他遵循着中国已故的、被称为圣人的孙逸仙博士的遗愿，还认为可能就是他起草了这一政治遗嘱，在病榻前念给孙博士听，随后请其签名。
孙圣人的遗愿明显具有亲共倾向，要求中国与苏联、德国合作，希望继续社会主义道路，但他未预见到德国会出现希特勒。上周，德国著名将领汉斯·冯·西克特（Hans von Seeckt）离开中国，在他的指导下，蒋大元帅的军队变得强大而有力。冯·西克特走后，留了一名德国军官作为他的继任者，但日本却拚伞向汪院长兼外交部长施压，要他不用德国人，而任命日本人为中国军队的军事顾问。（《时代》1935年3月18日）
有意思的是，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他被比喻为鲸须（whalebone）——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于是，“鲸须汪”成了他的代称：
上周，急于了解南京政府意图的中国人，了解汪的经历即可得出结论，他至少如同鲸须。总是容易弯曲，但也总会予以反击。外交部次长许谟去年恰到好处地这样归纳汪的执政哲学：偌大的中国可以大胆地与小日本冒险赌一把，因为“最终中国不会输！”……
在孙圣人的信徒中，汪先生最倾向共产党，因此，当由孙创造的南京政府后来放弃共产主义并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汪先生反应曾相当激烈。（见《时代》杂志1927年4月25日）
隔上一年两年，蒋委员长就对能言善辩、具有影响力的汪先生感到恼火，于是，他会拿出一笔钱，让汪到欧洲去度豪华的“病假”。现在，这位院长对德国有好感，他的儿子正在海德堡留学。1932年，当委员长恼羞成怒时，“鲸须汪”赶紧躲进上海的法租界。在数周时间里，由汪夫人与中国政府就丈夫的未来讨价还价。人们估计，此时逃亡的汪可能认为，就纯粹的、本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而言，委员长是个反动的老顽固，就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言，他又是个胆小鬼。随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鲸须汪”突然回来，再任旧职——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时代》，1935年3月18日）
“暗杀的原因”——这是1935年3月《时代》讲述汪精卫1910年试图行刺摄政王载沣故事时所用的小标题。然而，刚被他们选为封面人物、被他们描述得尽善尽美的“鲸须汪”，八个月后，1935年11月，就将因为他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被人刺杀。
谁能想到，一个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主政者，转眼间就跌落于一片诅咒声中，并将继续朝黑暗的远处走去。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二十世纪中国，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2 南京的刺杀
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注意到了他的对日态度的前后变化：
正是同一个汪先生在1932年时说：“哪怕日本能派来百万大军，他们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而现在却是他本人来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他在1935年说的话则是：“我们将尽力与日本一起缓和远东的经济紧张局面。”（《时代》，1935年3月18日）
《时代》说得不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即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主力。在互联网上我搜寻到林思云先生的长文《真实的汪精卫》，其中写道：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五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他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呜的困境。汪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
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3月6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呜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变宣告结束。（《真实的汪精卫》）
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汪精卫与张学良的矛盾逐步公开和激化。1932年8月6日，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8月8日，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由此可见，有的书称汪精卫“一贯主张对日妥协”（《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并不准确。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的鲸须完全弯曲了，似乎再也无法舒展开来，施以还击。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当时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但他先后态度的明显转变，他所处的在第一线负责外交的主政位置，毫无疑问，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国民党内主战派和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的抨击与讨伐。
当1935年来临时，主和的汪精卫似乎看到了实现与日本休战的希望。刚刚过去的1934年，虽然日本的挑衅依然不断，但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日本侵略的脚步也一下子停了下来。这大概让他感到稍许宽慰。七十年后，后人在编选这一年的图志时，用《1934：沉寂之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作为书名，或许可作为佐证。
显然，汪精卫有信心试图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协、和谈来创造新的历史。
已经侵吞东北三年的日本，此时，也向中国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汪精卫（当然也包括蒋介石）做出了积极反应：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1935年1月22。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2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2月22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真实的汪精卫》）
于是，在《时代》于3月18日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中、日关系是否缓和、如何进展，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背景。从刊物的报道看，东北沦陷随着“满洲国”的成立，似乎已不在考察问题的范围之内了，最直接、最紧迫的问题则是在世界大的经济环境下，中国如何解决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如何在西方列强和日本之间，寻找有力的支持。关于这一世界经济背景，《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一段明确而简略的论述
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憎恨美国的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剑桥中华民国史》，第586页）
史学家的这一观点，在《时代》关于汪精卫的报道中得到印证：
目前，日本对蒋委员长和汪院长所施加的压力，首先是东京在试探，看看罗斯福总统的白银政策是否能使中国财政崩溃，或者能维持多久。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这位长着猫头鹰眼睛的孔子后裔，能够做到的只是再贷款一亿美元。见中国已陷入困境，日本遂提出减轻债务的建议，但前提条件是中国应该同意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受保护国。
……
在上海的中国高层人士透露了日本提出的缓和条件：
1．中国完全停止煽动抗日，而发动促进中日谅解的民众运动。
2．日本提供贷款帮助中国应对财政困难。
3．聘请日本人担任金融、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顾问，取代其他国家的顾问，特别是多年来一直帮助训练中国军队的德国军事顾问。
此类条件蒋委员长正在考虑之中，而汪院长采取的措施几乎是让中国政府的鲸须完全弯曲了。（《时代》，1935年3月18日）
站在外交前台的汪精卫的“鲸须”彻底地弯曲了。
弯曲了的“鲸须汪”成了众矢之的。1935年7月，国民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政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汪精卫于8月8日提出辞职，但被蒋介石挽留。继续主政的汪精卫，却再也无法避免万民声讨的命运。他被刺杀的一天终于到了。
时间：1935年11月1日；地点：南京总统府大礼堂。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真实的汪精卫》）
行刺的孙凤鸣的公开身份是晨光通讯社记者，他在受伤后第二天去世。汪精卫却没有被刺死，只是受伤，除背部那颗子弹留在体内外，另外两颗取了出来。
遇刺受伤后，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张群接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离开了南京，又一次前往欧洲，在远离漩涡中心的地方疗养。曾听人这样说过：“汪精卫还不如在这次遇刺中死去，他就不会走到成为大汉奸的那一步。那么，对他的评说也就大大不同了。”然而，历史无法如此假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又回到了国内，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虽重返政坛，他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而他的对日态度与蒋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了。冯玉祥这样回忆他最后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情景：
1938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
就是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顿，走了几步又坐在那里去了。我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9495页）
同一年，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妻从重庆潜往越南河内，随后发表轰动世界的“艳电”，继续着1935年的对日主和政策；再过一年多，1940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出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他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走到了被民众唾骂的幽暗处。
孙凤鸣1935年的行刺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留在体内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的死亡。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就医的汪精卫死于名古屋。这一天，距他南京遇刺整整九年；离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
“鲸须汪”六十一年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3 东亚前线炮声响起
遇刺后辞职的汪清卫，1936年2月离开上海前往欧洲。他的离去为蒋介石走到前台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提供了机会。
汪精卫离去也正当其时。在他遇刺一个月后，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大游行，抗议正在酝酿的“华北自治”，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抗日运动高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情绪，终于第一次公开地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出来，即“一二九运动”。这一运动，史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和进行的，为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形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把目光转向国际视野，就不难看到，此时改变中国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的直接因素，更为重要的则是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发生了突变。也就是说，如同过去十多年的情形一样，苏联总是借助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和遥控，影响着中国局势的变化。1936年同样如此。而这一点，过去的史书中论述得颇不充分，甚至没有提及。
就在汪精卫即将离开上海时，1936年1月24日，蒋介石又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上的人物，不过，这一次他是一组人物中的一个，报道的背景是新年伊始在远东中、蒙边界上爆发的苏、日间的军事冲突，而参与军队还有支持苏联的蒙古、支持日本的“满洲国”。于是，这一期的《时代》封面，用了这样一个简洁的概括：“东亚：苏维埃与帝国”，同时出现的人物分别是：苏联的斯大林、日本的裕仁天皇、“满洲国”的溥仪、中国的蒋介石。
《时代》一开始描述了在远东爆发的苏、日冲突：
落后的、表情死板的蒙古人上个星期突然全副武装，装备上了最新乡；战斗机。在东亚腹地的漫长战线上，他们被认为可将苏联势力与日本帝国的军队隔开，战斗中有上千蒙古步兵和日本装甲车参加……
苏联一直不愿意还击。日本对此也早有观察。然而，最终具有历史性的是，上周，苏联的坦克突然投入反击。这一未曾宣布的战争，是在世界正处在东西方每天都可能发生冲突的矛盾紧张之时爆发的。本周，蒙古人，他们的资助者，他们的仇敌日本人，都在这一突然爆发的重大事件中出现。卷入的有四个国家：日本、苏联、中国、满洲国。还可说有第五个：德国。
在莫斯科，苏联官方目前的愤怒分别针对日本和德国。苏联害怕她会渐渐遭到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日德签订的军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