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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劳伦斯也未做评价，这个展览观众很多，开幕酒会上的空啤酒瓶被整齐地堆积成一座小山坡，就像一件装置作品，劳伦斯似乎忘记他是来喝啤酒的，他仔细地看完每件作品，然后说道：“最近这些年这位大师的作品要让人们喜欢越来越不容易，他知道他要什么，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他指指大厅里挤满的观众，似乎这是一个话题的引言，有些大而化之，哲子等着他细说缘由，但是他带着哲子离开展厅，朝20街去，那里的画廊几乎占据整条街，街上是三五成群的从画廊里溢出来的年轻观众，手里拿着啤酒瓶，劳伦斯笑了，“哦，这里有的是啤酒。”好像他必须先喝上啤酒，才有兴致把刚才的话题继续下去。
这里的画廊前身是间规模较大的工厂，原来的车间变成不同的展厅，有一间在做音乐演出，挤满了年轻人，另一间是VIDEO展示，其中有几件作品需要观众互动，很像电脑游戏，这个展厅的观众更接近游乐园客人，许多中学生，甚至有不少儿童，不断碰到劳伦斯的熟人，劳伦斯把哲子介绍给他们，说她从中国来，到纽约拍纪录片，其中有几个是瑟基洛派对上的客人，他们看见哲子稍稍发了一会儿愣，这天的哲子穿卡其短裤全棉汗衫，长发披肩，背着摄像机，与派对出现的形象判若两人，也许他们连这种差异都未必发现，全世界漂泊者来来往往的纽约，谁关注谁呢？出于礼貌或好奇，他们对哲子的城市哲子的工作问长问短，然后，在另一间展厅再遇到，他们已经忘记她是谁了，哲子有一种刻骨的寂寞。
她只有牢牢地跟着劳伦斯，就像小时候在“大世界”这样的游乐场牢牢地跟着父亲，这个城市就像个游乐场，如果没有紧密相连的人与你共享生命中的一些片刻，进来或出去，都变得没有意义，那时候画廊的人流量进入高峰，越来越多的人进来，不要说谈话，想要谈话的念头都变得疲惫，哲子终于忍不住问劳伦斯，是不是该走了。
他们走到画廊外，顺着街道继续朝前走，过马路等绿灯时，哲子才突然想起来似地问道：“接下来去哪里呢？”那时已经十点，但是对于哲子，对于在纽约没有家的人，十点仍是个迷惘的钟点，劳伦斯说：“去酒吧喝酒！”“然后呢？”“继续喝，你不断付钱，不断喝酒，酒喝得越多钱付得越快，然后早晨就到了，当然还有音乐，我想，总会有些音乐吧！”劳伦斯笑了，笑得有几分醉意，但这个晚上，他似乎才喝了一瓶啤酒。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见哲子沉默，劳伦斯问道，那时他们正在过马路。
“酒吧远不远呢？”哲子沉吟着，她对于酒并没有生理上的需求。
“不远，再过两三条横马路就到了，想不想去呢？”他再一次问道。
哲子没有回答，直到过第二条横马路时，哲子突然停下来，她对他说：“我想我还是回家的好！”仿佛这个回答是在劳伦斯的意料之中，他朝她摆摆手，说了一句：“回家路上小心。”便在路口与她道别了。
朝回家去的路上，总是伴随着无法排遣的寂寞，她一路上在后悔自己的选择，似乎，和劳伦斯之间有什么没有完成，可是她同时知道她并没有勇气去那个开门到早晨，将一屋子醉人送走的酒吧，她不是害怕酒吧，而是害怕与劳伦斯会走向某一地的深处，或者，那更像进入先前去过的巨大的遗留着旧工厂面目的画廊，一个只有进口却找不到出口的地方，人挤人，但都是陌生人，携带着陌生语言陌生背景，之后离开，去向更陌生的去处，她只能紧紧跟随一个相对熟悉的人，其熟悉程度只限于知道他的名字，职业，在片刻的微笑以及伴随而来的深不可测的沉默。
归根结底，这将是一个无法预知后果的旅行，假如她在路口不是与他道别，而是继续跟随他。
之后，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因为两人的时间表不一致，劳伦斯有空的时候，她没有空，她有时间的时候，劳伦斯有了安排，他们以一星期通一次邮件维持着联系，他的信渐渐地长起来，但也是广种谨慎的增长，似乎劳伦斯在控制某种节奏，假如说交往也是有节奏的，哲子有时会向他描述她看到的好戏，但从来不描述她看过的画展，对劳伦斯描述画展不是班门弄斧吗？
在一次激烈的争执后她与男友互不理睬三天，第四天早晨哲子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突然觉得在纽约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她坐在床上给中国城的旅游公司打电话订回上海的机票，然后退房租，整行李，告别，忙乱了几天，回上海前一天，收到劳伦斯的信，他问：“最近又看了什么新戏？也许应该让你带着，去那些我陌生的剧场，就像我带你去画廊。”哲子轻轻叹了一口气，这也曾是她的期盼。
她给劳伦斯电话，告诉他她明天就要回上海的家了。劳伦斯问：“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事，只是，我突然很想家。”
“大概你有个热闹的大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可我记得你的国家都是独生子女。”
她一愣，他把她的“家”误以为她父母的家，这就是说，他一直认为她未婚，她应该告诉他她已有自己的家，但在纽约最后一天，她怎么都没有勇气告诉他她已婚的现实，或者说，她从来就没有打算告诉劳伦斯她的真实人生。
事实上，她对他的人生又有多少了解？
“没有时间去剧场了，但是，至少应该一起喝杯咖啡。”她说，似乎，她和劳伦斯之间有些什么没有完成，她想了想，想不起是什么。
他们讨论了一会儿关于见面时间，但是很不凑巧，他们的时间表仍然不一致。放下电话时她想起来了，是关于那个著名摄影师的话题没有继续，不仅仅是一个话题，他们之间好些话题都只是开了个头。
她回上海后，劳伦斯写信提起他们的时间表，开玩笑道，我们应该是很理想的室友（roommate，即同租一套公寓），总是在时伺上错开，见不上面。他还告诉她，他的画室租约已到；他租于个集装箱放画和绘画工具，正在寻找新的画室，此刻，他在纽约图书馆消磨应该在画室的时间。
她的眼睛在湿润，她身在上海，却再一次从肌肤上感触纽约漂泊的寒冷，她写信告诉劳伦斯，有时候觉得，我对纽约的爱远远超过我对自己的城市，但，SOWHAT？（又怎么样呢？她用了大写）假如你没有勇气为你的爱付出代价。
这封信没有发出，而是被她delete（删除）了，这些议论就像她的人生给予劳伦斯的印象有些面目不清，她不想再平白地给他增添一些误会，毕竟，萍水相逢。
孔雀
马 枋
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五岁之前没有见过孔雀；事实上，我直到九岁那年仍然没有见过孔雀，但那时我已经知道有孔雀这回事了。
之所以要提到五岁这个时间概念，是因为一个叫花儿的小女孩儿。花儿跟我一般大，也就是说，我五岁那年，她也五岁。我们两家是邻居，住在一排房子的东西两端，她家在东头，我家在西边。
花儿的母亲跟我母亲很要好，当然，这是指在发生那件事之前。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而花儿没有；她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没有，所以她就经常跑到我家里，跟我的姐妹们玩儿，有时，赶上吃饭，就跟我们一起吃。花儿的母亲来找她时，看见她捧着我家的粗瓷碗喝面汤，呼噜呼噜喝得正香，就笑着说，这孩子，在家里不肯好好吃饭，到了这里却变成了小猪。我母亲听了也笑起来，母亲说，干脆就把花儿送给我来养吧，长大了给我当儿媳妇。
我那时虽然还很小，但我已经明白母亲的话大概的意思，那就是要花儿给我当媳妇。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孩儿，而女孩儿们是不需要媳妇的。
我五岁的时候，并不知道媳妇是怎么一回事，花儿大概也不知道，但花儿似乎比我想的事情多一些。有一天，在我家，姐姐和妹妹不在跟前的时候，花儿忽然问我，你知道我是你媳妇吗？我说知道啊，我妈说过的。花儿说，女的只能给男的当媳妇。我说，这谁不懂啊。花儿一下子变得神秘起来，伏在我耳边小声地说，那你知道男的跟女的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
我被问住了。说真的，五岁之前，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了又想，只能对花儿说，男的头发短，而女的梳小辫儿。花儿说才不是呢，你妈妈头发也挺短啊，可她是女的呀。我想一下，也对，就无话可说了。花儿得意了，她很骄傲地对我说，我知道。她说，我知道男的跟女的哪里不一样。
后来，花儿就脱下了裤子。她让我看看她。然后又让我也如此照办。我们互相观看着。我觉得很有趣，是不一样。但我当时并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觉得很好玩儿，有一点点满足感。因为我有的，她没有。
花儿似乎并不介意她比我少点儿什么。她穿好裤子后，又总结道，男的和女的只有前面不一样，后面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花儿说得很对。花儿经常是对的。我对花儿佩服得五体投地。·
后来就到了九岁那一年。那时我和花儿都上小学了。
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但互相很少说话。那时男生和女生之间除了吵架，一般是不讲话的。花儿也很少到我家里来玩儿，偶尔来一次，也是来找我的姐妹，对我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我也不想跟她说话。我们装成谁也不认识谁的样子，紧绷着脸，目不斜视。母亲看见我们这般模样，觉得可笑，就说我们是“小大人儿”。
这种局面在那个夏天被打破。
那年暑假，花儿跟随她的父母去了一次省城。
省城的概念对于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小城的孩子们来说，既遥远又神奇，让我们充满了想象，然而许多事情却又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比如说冰棍儿。花儿从省城回来后，告诉我们，那里的冰棍儿很奇特，吃之前需要剥皮。这就让我无法理解。那时，我们小城的冰棍儿就是冻在细木棍上的甜冰，乳白色，里面有一点奶香，一根一根直直地竖在卖冰棍儿老太太的保温壶里，根本就没有皮。冰棍儿难道还能像苹果和橘子那样，外面长着一层皮吗？我想象不出来，就说花儿吹牛。花儿怎样跟我解释我也不信，急得她直跺脚，连连骂我没见过世面。
那个夏天，花儿成了整条街上的明星，因为她去了省城，见了世面。每天都有很多小伙伴围着她，听她讲省城的新鲜事。花儿的自我感觉也非常良好，她喜欢被众人围着转，还穿着从省城买回来的花裙子，这让我那没出息的姐姐和妹妹心甘情愿地成了花儿的随从。
我看不过去，偏偏离她远远的。虽然我也很想了解一些关于省城的事情，比如带皮的冰棍儿什么的，可我不想成为她的跟屁虫。我的冷落反而刺激了花儿的表现欲，那个夏天，她经常跑到我家里，一样一样地展示着她从省城带回来的稀罕物，在大家的惊叹声中，花儿漂亮的小脸蛋儿兴奋得通红。
开始的时候，我还故意装着不感兴趣。我，一个九岁男孩儿，对那些花花绿绿的糖纸、手帕和连衣裙，也确实不可能有什么兴趣。直到那件东西出现，我才终于绷不住了。
那是一支椭圆形的五彩孔雀翎。说五彩，是因为我确实分不清它到底是什么颜色，是幽幽的绿、闪光的蓝还是温暖的黄？总之，在我眼中，它是那么神秘而绚烂。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在学校图画课上，老师教我们画过孔雀，但那时我对孔雀并没有什么具体印象，在我的图画本上，我把它画成了一只大公鸡的样子，而老师却给我打了九十分，可见，连我们的图画老师也没有见到过真正的孔雀。然而，花儿却见到了。不仅见到了，而且，还带回来一支孔雀翎子，那可是孔雀身上最为美丽的部分。
孔雀翎那变幻不定的光彩彻底击垮了我的自尊。我不耻下问地拉住花儿，缠着她一遍一遍地讲述她在动物园里见到的情景，于是我知道了孔雀开屏这种奇观。花儿说，她在孔雀笼子前等了大半天才见到孔雀开屏。她说，孔雀并不是经常开屏的，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到这样的美妙场面。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孔雀开屏这种事特别感兴趣。出于想象力的贫乏，我央求花儿给我用图画演示出来。花儿得意于我的苦苦相求，真的画了一幅孔雀开屏的画。虽然她画的孔雀跟我画的大公鸡差别不大，但“开屏”这一壮举却是公鸡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
我对着那幅画惊叹着，我惊叹于那一面扇形羽毛如彩云般美丽，也惊叹于孔雀这种动物高贵的骄傲——它并不轻易就开屏，不像我家的大公鸡每天早晨都直着脖子叫唤。
花儿看到我终于被她的画和她的孔雀翎所征服，显然非常激动，她的小脸红扑扑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她忽然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呼出的热气吹在我耳边，让人发痒。花儿压低嗓音，并换上一副神秘的表情，悄悄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对谁也没说。孔雀开屏的时候，我绕到了笼子的后面，我看到了它的屁股——一点也不好看。真的，它后面丑死了，根本没有前面那么好看。前面和后面是不一样的。”
我突然呆住了。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神情。甚至连语气也一模一样——这样的一幕好像发生过……我猛然间忆起了五岁那年的事情，还有关于“前面”和“后面”的那些话……我呆呆地盯住花儿，一直看着，一直看得她涨红了脸扭头跑掉。
我的脸肯定也红了，我能感觉到它正烧得厉害。我微微有些眩晕地站在原地。一时间，孔雀开屏的彩翼，它的不好看的屁股，以及，我五岁时同花儿一起见识过的隐秘的一幕，那些神奇而又青涩的记忆，正如同一把张开的巨大彩扇，在我眼前轻轻颤动，顾刻间，一种奇妙的热流在我体内生成并且上下流窜，有种麻酥酥的异样感觉，很舒服，令人陶醉不已。
于是，那个暑假，我九岁那一年的夏天，就发生了那件事。
那是一件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做了的事。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但就是忍不住要去做，就像我说不清为什么肚子饿了就想到吃东西那样，忍不住。
那天黄昏我发现花儿去上厕所，我就跟踪了她。
那时人们的家里并没有自己的厕所，都要上公厕，就是用木板隔起来的那种。那木板并不严实，中间有一些细细的接缝，偶尔，还会有一条缝隙像手指那样宽阔。于是，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动机，我跟踪了花儿，并且偷看了她。
与五岁那一次相比，我九岁这一年的窥看并没有留下多少清晰的印象，但我非常快乐。就是说，我的快乐来源于这种观看行为本身，甚至与观看的内容关系不大。虽然没有看清多少东西，但我已经享受到巨大的快乐和满足。
然而我那时年龄还小，又是第一次（五岁那一次不算数，因为那不是偷窥），心慌得厉害，所以被人发现了。
花儿发现了我和我的行为。她大哭着跑回家。当晚，她母亲就找上门来。
那天晚上我挨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一顿毒打。我的屁股火烧火燎地灼痛，我还被父亲骂成“小流氓”。
在我最为疼痛的时候，我差点儿昏死过去之际，我的眼前依然不屈不挠跳动着孔雀开屏的美丽画面，光彩夺目，五色缤纷。
人生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路，而是一座曲折的迷宫。这迷宫中有许许多多分岔的路口，决定你的选择的，有时可能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路标指示牌，有时，却是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石子；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支美丽的孔雀翎羽。我就是这样被它指引着，走进了一条充满惊险却又被世人视为不齿的弯曲小径。
被父亲毒打之后的第二年，我旧病复发。这一次纯属无意之举，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故意跟踪那个女人，我甚至根本就不认识她。那是个成年女性。同样是通过男女厕所的隔板裂缝，我看见了她丰满的大腿，以及不为小女孩儿所拥有的风景。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紧张和激动；这一回，我是真正的、男人式的激动了，我为这激动而激动，并且伴随着某种轻微的痛楚感。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词语来描述我当时的感觉，那就是，青春的冲动。
我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多年以后，在我长大了的今天，回首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并没有过多地责怪自己。我也没有去责怪与此相关的一些人或事，比如花儿，再比如孔雀，我都不会责怪，我只是搞不懂那时的厕所为什么总是有一些缝隙。如果是在今天，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入厕之处，或者虽然需要公厕，却已经是被石灰水泥严格封闭了起来，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至少，也许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然而在当年，在我正处于青春萌动的成长岁月，我们小城的公厕多是用木板隔成，而且，多数都有着可以为目光所穿透的裂缝。
我屡屡得逞，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父亲因为经常打我而累得过早驼背；母亲经常泪水涟涟，两只眼睛的眼皮总是肿胀的；最为不幸的还是我的姐妹，尤其是姐姐，她一直是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不仅学业成绩突出，而且伶牙俐齿。然而，就在我的事情屡次暴露之后，升人初中并有机会成为共青团员的她，就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弟弟而被挡在了团组织的大门之外。
姐姐回到家里狠哭了一场。与此同时，父亲又弯着身子把我暴打一顿。
我并不认可自己的行为。我也为此痛苦过。我为自己感到羞耻。面对各种责罚，我悔恨，痛哭，并发誓再也不干了。然而，我真的管不住自己。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窥视的欲望愈加强烈，就更不容易管住自己。我在老师和同学们蔑视的目光下度过了艰涩的中学时光。
十八岁那年夏天，在我居住的三好街上，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可谓轰动一时。
首先是花儿，她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名牌大学。
邮递员一手举着花儿的录取通知书，一手按着叮哨作响的自行车铃，无比招摇地从小街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