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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还有一张存折，存折上有一千五百元，是他这一年来的积蓄。明天我要把这笔钱取出来，他想，如果出门，没钱是寸步难行的。他决定逃走。他把钱放进口袋，把存折放进另只口袋，躺下了。
第二天一早，他被一个炸雷惊醒了。一道闪电落到了窗户上，又一个炸雷响起。雨哗哩哗啦地下得很猖狂。他起床，拉开门，雨水在街上哗哗地流淌。街上没什么人，他决定等雨停了就去农业银行取钱，取了钱就去找那个吹黑管的男人，把那个男人砍死在家里，然后走人。他煮了一大碗面，放了很多辣椒到面上，呵呵地吃着。吃完面，他点上支烟抽着。雨还在下，但比开始小些了。他把烟抽完，拎着砍刀，打把伞出门了。农业银行在迎春路上，他大步走进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的保安紧张地盯着他手上的砍刀，不知应该做出什么反应才合适。他想到了，忙把砍刀和伞放下，走过去填单子取钱。他把一千五百元全部取了，再走出来时，就径直向吹黑管的男人家走去。他走到异南春饮食店前，看见卖包子的女人不是他前妻，便想刘月红今天是做下午班。他走到吹黑管的家门前，站住，一只手打着伞，另只手举起砍刀敲门。他敲了几下，紧张地等待门里的反应。门里没反应。他又敲了几下，敲得比开始重些了。门里有男人问道：哪个哕？
他想他这是自己找死，便回答：我。
门里的男人粗声说：你是哪个？
马建军想他一开门，我就一刀劈过去，回答：我是你朋友。
门里的男人说：我朋友？
马建军回答：你开门就晓得了。手里的砍刀攥得紧紧的。
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蓬头垢面地站在马建军面前。马建军愣住了，他不是吹黑管的男人。吹黑管的男人比较瘦，长一张尖型脸，眼前的这个男人脸很宽，年纪也大一些。吹黑管的呢？他问这个眼角还粘着眼屎的老男人。
他娘病了，住在县医院，老男人说，他去县医院招呼他娘去了。
你是他什么人？怎么住在他家里？马建军盯着他。
老男人说：我是他舅舅，你进来坐吗？
马建军没进去坐，拎着砍刀向汽车站走去。镇文化电影院前面是汽车站，到处都停着开往县城的汽车，有汽车站发出的车，还有个体户跑营运的中巴车。马建军上了一辆个体户的中巴，坐到靠窗的一旁，眼睛就打量着车窗外的行人。他心里有一种忧伤。他估计他这一次出门恐怕是永久性地出门了。他在这个镇上生活了三十多年，忽然就这么走了，而且再不能回来了，不免就有些伤感。汽车动了，缓缓向县城驶去。汽车沿途上客下客的，到达县城时已十二点钟了。他先上火车站买了张去长沙的火车票，那是下午两点钟路经此地北上的火车。随后他到火车站旁的饮食店里吃了碗面，一切都要从节约的角度出发，他对自己说，有钱用总比没钱用好。吃了面，肚子还没饱，他又要了两个包子，把包子吃完，就有一个嗝从他胃里蹿出来。饱了，他说，现在要去找那个婊子养的男人算账了。
他没法对吹黑管的男人进行报复。他在县人民医院的住院部转了一圈，每间病房查看，最后他在三楼的一间病房里看见了吹黑管的男人。吹黑管的男人坐在病床前，手里端着只花瓷碗，正喂着母亲吃面条。母亲坐在床上，一头纷乱的白发，脸色灰暗，一边脸明显肿了起来，看来是中风所致，老妇人的嘴唇哆嗦着。吹黑管的男人在喂母亲吃面条时，看了眼站在门外的他，一定是没认出他来，仍在不急不慢地喂着老母亲吃面。
马建军的手紧攥着砍刀，同时还握着伞，砍刀就藏在伞里。他只要把那枚钩着伞把的指头一松，伞就会掉到地上，那他的手上握着的就是砍刀了。然而他没动。病房里，除了吹黑管的男人在喂老母亲吃面外，还有五个病人及病人的家属，简直就是一屋子人，其中一个还是军人，穿着武警服，很年轻还很健壮。马建军想他如果动手的话，这名年轻的武警恐怕不会袖手旁观。武警望着他，又看着病床上的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八成是武警的母亲。马建军迟疑着退开了，退到了走廊的尽头。这里有一个窗户，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他想等吹黑管的男人出来再砍他。他还蛮孝顺的，母亲病了就赶来照料母亲。看来他还没有坏透。这种思想一旦闪现在他脑海里，就改变了他来的初衷，他就没那么大的决心了。
吹黑管的男人出来了，一脸木讷地端着便盆步人了卫生间。马建军看到了机会，急忙跑进了卫生间。吹黑管的男人弓腰把粪便倒掉，端着脏兮兮的便盆转身走到水池前，拧开龙头冲洗便盆。马建军完全可以在这一刻下手。他就站在吹黑管的男人身后，然而他却站在那儿没动。他确实犹豫了，他要砍杀的不是一个流氓或恶徒，而是一个孝子，这手中的砍刀怎么也砍不下手啊。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又一满脸胡子的男人端着便盆走来，吹着口．哨。吹黑管的男人让开，端着洗净的便盆走了出去，什么也不知道地重新走进了那间病房。
马建军呆呆地站着，待满脸胡子的男人走开，他把砍刀搁在水池上，洗了下手，走了。
就在这天上午，刘民警和黄灿分别被县公安局刑侦队来的刑警逮捕了。刘民警是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被抓的，他当时正把腿架在办公桌上，手上拿本《家庭》杂志翻看，三个县局的刑警走进来，虎着脸问他：你是不是刘国安？
刘国安一看就明白了，说我是。
手铐就铐到了他手上。
跟我们走吧，一个刑警说。
外面停着一辆警车，警车是那种专门用来抓人的。刘国安被押上了警车。
黄灿是在黄灿粉店里被警车带走的。黄灿哪里都没去，早上起床，他打了个喷嚏，鼻涕也打了出来，接着他就坐在门口看下雨，有人打着伞，冒雨走进粉店吃粉，他就走进厨房煮粉。忙完这一阵后，刚刚松一口气，警车就开到了粉店门口。他一看见警车脸就白了，他一脸苍白地对老婆说：老婆，他们来抓我了。
老婆惊讶地觑着他，说他们为什么来抓你？
黄灿告诉老婆说：早两天，我们打死了那个姓吕的医生。
两个刑警走进来，问他：你是叫黄灿吗？
黄灿很老实地点了下头，一个刑警对他说：你老实点。另一个刑警掏出手铐把他的双手铐住了。铐他的刑警推了他一把，说走吧，上车吧。
黄灿上了警车，看见警车上坐着刘国安，就对刘国安一笑，说我们遇上倒霉事了。
刘国安却笑不出来，说你还能笑啊。
黄灿的老婆赶到警车前，眼睛里蓄满了泪水，黄灿看她一眼，说你莫哭啊哭的。
警车开动了，向小蚂蚁巷飙去。警车驶进了破破烂烂的小蚂蚁巷，在距马建军家还有十几米的地方停住了。三个刑警中的一个跳下车就向马建军家的后门包抄而去。两个迅速向马建军家的前门赶去，掏出了手枪。马建军家的门紧闭着，两人敲了一气门，门不开。一个刑警就抬起右腿，猛地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然而房子里没有人。厨房里冷火秋烟的，被子摸上去冰凉的。其中一个刑警判断说：这家伙跑了。
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刑警说：在附近找找看。
三个刑警在附近转了一个小时，问了附近的一些邻居，仍没看见马建军的踪影，这才回到警车上。一个年龄在三十来岁的刑警问刘国安说：马建军说他要跑吗？
刘国安说：他没对我说，我不知道。
三十来岁的刑警又问黄灿：他跟你说了吗？说他要跑？
黄灿说：没说，他说他哪里都不去。
刑警把警车开进了县公安局，把两个人关进了牢房。晚上，他们又来了一趟黄家镇，但仍没抓到马建军。他们开始审问刘国安和黄灿，刘国安说：我不知道，那天主要是马建军打那个姓吕的医生，是马建军用砖头砸死者。我还要他莫打，不信你们问黄灿。
我们现在是问你，刑警盯着刘国安，你只交’代你自己的罪行。
刘国安说：我有什么罪？我根本就没动手，马建军冲上去就打死者，我当时都觉得很奇怪，说马建军算了算了，不要打了。马建军不听，还用脚踢死者。
刑警说：这么说是马建军跟那个姓吕的有仇？
刘国安解释说：马建军有点变态，看不得别的男人勾引有夫之妇，因为他老婆就是被一个在赵美丽舞厅吹黑管的男人勾走的，所以他恨这样的男人。那天他很暴力，对死者拳脚相加，劝都劝不开，好像那个姓吕的男人是勾引了他的老婆样。最后还是我把他拉开的。
刑警说：晓得他躲到哪里去了吗你？
刘国安摇头，他什么都没对我说，他只说想不到他替李所长出气，结果惹了一身屎。
刑警说：李小兵并没要你们出气啊，他说是你们自己要替他出这口气。
刘国安说：他应该阻止的，他是派出所的领导，但他默认我们替他出气。
刑警说：但你们把人打死了。
刘国安摇摇头，说我没打，是马建军打的，我没动手。不信你们问黄灿。
黄灿更加坚决地回答：我从不打人的。我是联防队员，学了法的，晓得打人是犯法的。马建军有施暴倾向，他一不看书二不看报，动不动就打人。他是个暴徒。
刑警绷着脸吼道：黄灿，你老实点。
黄灿说：我这人最老实了，懂得什么事情做得，什么事情做不得。我当过兵，在部队里受了正统教育，懂得的东西比马建军多。我因为没动手，所以你们抓我我很配合。
刑警说：我们会抓到马建军的，到时候看你怎么辩解！
黄灿嘿嘿一笑，说我真希望你们早点把马建军抓住，好早一点结案。
这个案子始终没结，因为直到今天马建军仍是个在逃犯，尽管县公安局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把案情报到了市局，市局又在网上贴了马建军的相片和相关资料，注明该人为重大杀人嫌疑犯。但张贴在网上有一年多了，仍然没有马建军的下落……
2005年11月
你的纽约做什么
唐 颖
哲子遇见劳伦斯已经一年有余，他们见过几次？好像不会超过三次，现在她离开纽约已大半年，可仍然和他保持着联络，虽然时断时续，似乎总有什么东西萦绕在他们之间，令哲子想起来会鼻子发酸、有想要流泪的感觉。也许称之为伤感也不过分，这种感觉与劳伦斯无关，与她遇见劳伦斯时的状态有关。现在她在自己的城市想起那段日子，那段因时光不间断地流逝而渐行渐远的日子，就像坐在行驶的列车里，窗外令人怀恋的景色正在远去，心里有摆脱不去的惘然。
那段日子，哲子常去东村或布鲁克林，星期五晚上那里有艺术家的聚会，去了几次便发现其实就是同一伙人，轮流在他们各自的寓所或工作室开派对，当然每次会来一些新人，比如哲子，或在不同派对穿梭的人，比如劳伦斯。那些艺术家更像是自称为艺术家的国籍不明的漂泊者，失业的移民，在纽约住了一年的哲子怀着深深的失败感，和他们在一起，这种感觉更强烈，却也同时获得了某种归属感。
哲子最初带着她的DV机到纽约是打算在那里制作一部纪录片，那是一部关于中国艺术家在纽约二十年浮沉的纪录，八十年代的出国潮中，艺术家获得签证容易因此也流失得最多，那些著名的或无名的艺术家，他们漂向各地又从那里漂向纽约，就像世界上其他的漂泊艺术家。
然而事情从来就有它的两面性，当年的幸运也可能是今天的不幸，正是通过拍片子，哲子发现，在纽约沉浮的中国艺术家，大半已放弃当年的理想，也许只是将理想暂时的搁置，但谁知道这“暂时”将延续多久？不管怎么样，作为第一代移民，几乎没有可能在异国他乡坚持在纯艺术的空间，他们从国内带来的唯一的财富便是自身的艺术才能，凭此找到一份维持生存的工作，他们在曼哈顿的八大道一带台湾人经营的纺织品公司受雇，成了花布设计师，或者为犹太人修补油画、设计首饰，在美国人的艺术公司为商业画打底稿。当然也有职业画家，其挣扎更为艰辛，如果有脱颖而出的，也是凤毛麟角。这些便是哲子的镜头要讲述的故事。
不可避免的，哲子在纽约有了外遇，或者说，最初的工作计划就是一种借口，哲子是为了这段婚外关系才一意孤行地从上海搬到纽约，哲子是那一类需要通过阶段性的不忠感受生命激情的女子，至少，工作计划给了哲子一些道德上的平衡。
其实，确立纪录片主题也是受了这个婚外男友的影响，八十年代出国前，曾在中学校园远远遥望哲子的他，如今在纽约成名，是华人建筑师中可数的几个成功者之一，与哲子睡在一张床是他年少时的性幻想，二十年后重逢，彼此已是陌生人，除了他要得到她的愿望更强烈。可是，仿佛精神总是和肉体背道而驰，随着身体的交融，哲子把镜头从他身上移开了，她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南辕北辙，或者说，作为成功者的世界观、情感方式和生命状态让她失望，至少不是她所期待的。随着她在纽约的漂泊，作为漂泊者的失望和孤寂也越发强烈，这使她把镜头越来越聚焦于被称为失败的那一群人。
但她的身体激情还没有消退，与男友之间的情欲关系因为精神的摩擦而变得曲折而愈益深切，这种关系往往越深切越痛苦，它更像是一场疾病的缠绕，让你饱受折磨，直至耗尽你的精力，令你的精神全线沦陷。需要从折磨中感受刻骨铭心感觉的哲子，终于被这段关系弄到筋疲力尽几乎崩溃，同时，她申请到的基金会的经费早已用完，自己带去的生活费也消耗得飞快，对于后面的去向她很彷徨，就是在那段日子她常去东村艺术家的聚会。
正值早春，纽约的早春是忧郁到恐怖的季节，阴沉沉的天空，密集排列的摩天楼冷冽无情，街上到处是黑色的残雪，下午四点刚过，天就像要暗下来似的，从地铁里涌上来的行人个个半垂着头佝偻着被狂风席卷走所有热能的身体，脚步匆匆，，匆匆逃走将要到来的夜晚。
常常，这也是她和纽约男友各奔东西的时候，当他回到曼哈顿昂贵的上东区公寓楼，与出生在纽约上州富裕家庭的白肤色的妻子商量去哪个餐馆用晚餐时，哲子就要回到她在皇后区租来的房子，在地下室的厨房煮饭，在地下室的餐厅独自用晚餐，或者把晚餐拿到二楼自己的房间，比较起来，她更愿意留在地下室，那里是公共空间，可以遇到中国房东和另一位泰国房客。如果她有勇气在黄昏时回到自己的住处。
事实上，她只是在意念上回了一趟皇后区，用这个现实告诉自己生活虚幻的一面，哲子没有意识到，她所过的分裂生活给予她的心理压抑。白天她跟着建筑师去的都是曼哈顿的名餐馆和精品店，下午以后，或者说他们分手后，她坐地铁去找那些在生存和理想之间挣扎的艺术家们，进行她的拍片采访。他们住在布鲁克林破败的仓库房，没有沐浴设备，洗澡要去附近的健身房，那个世界令她觉得亲切和真实，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从仓库出来。她尽量把工作安排在黄昏和夜晚，如果东村有聚会，便把工作朝后挪，好像她来纽约除了谈恋爱便是尽可能多地参加那些千篇一律的聚会，事实上，聚会是下午仓库房的艺术家的夜晚生活，虽然他们不是同一群人，但本质上的状态是一致的。
可奇怪的是，东村的派对几乎见不到中国艺术家，也许派对太多，哲子去的那些派对，恰好没有中国人？那些晚上，哲子来到东村，置身在百分之百的“他者”的社会中，骤然间失去了背景和历史，哲子进入了某种想象的生活，或者说，哲子有一种双脚离地的腾空感，好像地球的引力消失了，她漂浮在半空中，许多的可能性却常常被不相干的枝蔓阻挡，身体和心情都很放松却也分外无力。
遇见劳伦斯的那次聚会是在巴西画家瑟基洛在布鲁克林的寓所，聚会十点开始，哲子做完采访还来得及去在东村外外百老汇的小剧场看戏，那些小剧场也是放在废弃的仓库，如同布鲁克林的小画廊，有着一股艰辛动荡和悲壮的气息，哲子越来越迷恋这样的地方，这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平衡从约会处带回的气馁和受挫感，哲子是在纽约的漂泊中才明白，任何力所不能及——力所不能及的生活，力所不能及的关系，力所不能及的场所——都是对于自尊的打击，和成名建筑师在豪华中城的约会，令哲子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
哲子在东村看完戏从那里坐地铁，夜晚有些路段快车变成慢车，中间再转一次车，到布鲁克林瑟基洛家时已过十一点。瑟基洛家一室一厅的公寓房已挤满客人，她不认识主人，那位先到一步的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朋友，早年学过艺术的牙医为哲子作了介绍，这类聚会常会混入几个诸如牙医之类的专业人士。
瑟基洛以一种令人注目的方式从人堆里走出来，他皮肤棕色个子高大长发束在脑后，留着山羊胡子，帅气英俊，但那只是年轻时的影子，修剪得格外用心十分有型的胡子赋予瑟基洛几分怪诞色彩，巴西画家四十有余，无论如何他那剽悍的身架残存的俊朗气质与他简陋的寓所几乎不相称，似乎他只是在扮演一个穷途末路的艺术家的形象。
哲子走进门就发现与客人同时拥挤在这套公寓房的是几百张画，她几乎以为这次聚会是巴西画家的一次个展，因为他寓所里的家具很少，没有床，墙上挂满了画，挂不下的都堆在角落，或放在衣橱顶上。那是些色彩黯淡甚至是邋遢的不同尺寸的油画，画面的主要形象是骷髅，大大小小的骷髅几乎被黑灰的底色淹没，她一点儿不奇怪这些画在市场不受欢迎，事实上，你也很难从这一类晦涩的画面上感受蕴含其中的尖锐的锋芒或称为冲击力的那种光芒，瑟基洛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告诉哲子，他搬来纽约十七年，画了一千多张画，但一张都没有卖出去。
他就是纽约成千上万个正在挣扎的画家之一，恰恰是他失败的现状令哲子产生兴趣并有深深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