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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碧尔的决定一直未变。她在等候克拉克森医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话。她把不久即将发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发动的一次强化冲击。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踌躇和拖延以后，终于采取了首次行动，的确使人慰安。在年纪还轻时无法显示的坚毅果断，现在终于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突然，一切都变了。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时又患了肺炎。其实，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手段。她感到剧烈的头痛和咽痛。她想起床给威尔伯医生挂电话，取消10月6日预约门诊，但头晕和衰弱得实在不行。西碧尔请她母亲打电话给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听见海蒂·多塞特把医生的号码告诉接线员，跟大夫的秘书说了几句，便同医生本人通了话。“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西碧尔的母亲，”海蒂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西碧尔病了。10月6日不能见你了。是啊，好象每个人都嗓子痛，但她还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电话找你的。谢谢。”
咔嗒一声，她母亲挂断了电话。
“大夫怎么说？”西碧尔问道：“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母亲回答。
“没有提到下一次预约时间？没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西碧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西碧尔邻座一般。火车向纽约行进。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西碧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西碧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她把医生得罪了吗？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西碧尔面对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她甚至说服自己：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玉成此事。在这同时，西碧尔继续在初中执教，而且绘画。她所画的“城街”和一幅铅笔画在奥马哈一家画廊中展出。但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事仍然纠缠着她。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纠缠，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委婉地写了一句“今天一切都好。”1947年1月，西碧尔回到学校。
在第一个星期，厄普代克小姐惊奇地知道了实情。当西碧尔告诉她整个课程可以听下来而没有内心的紊乱（要是在过去，她就非离开教室不可）时，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兴。西碧尔在1947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最近很好。”在1947年1月8日，西碧尔提到那不可名状之事时在日记中写道：“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样同厄普代克小姐谈到这件事，且维持在这水平上。一直没有“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恳求。”
可是，这不可名状之事，这种“倾向性”，并没有停歇。她的日记是那“倾向性”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因为当西碧尔还能把持整个处境时，她总是记上一笔的。但即使在她自认为“最近很好”的时期，日记中仍然有些天是没有记载的。事实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乐观地夸耀后的次日，就没有记载。一般来说，是好几天，坏几天。
对西碧尔来说，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学院课程，胜利地进入了四年级第二学期。但在1948年，在上学期结束前不久，西碧尔接到父亲的电话，要她去她父母现在居住的堪萨斯市。她母亲患脾脏癌④，已离死亡不远。她坚持非要西碧尔前去护理不可。“如果这是你母亲所要求的，她就应该得到它。”威拉德·多塞特告诉女儿。
西碧尔来到堪萨斯市时，不知是什么命运等待着她。昔日的恐惧又来临了。但海蒂·多塞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静和通情达理。在此危机存亡之际，母女二人竟相处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真是荒谬绝顶了。
事情就出在这异常宁静的背景之下，令人啼笑皆非。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晚上。海蒂·多塞特当时不感到疼痛的折磨，正坐在那把红色的大安乐椅中，傍着小台灯，读一本《妇女家庭杂志》。西碧尔端着晚餐的托盘走进了这间起居室。这时，海蒂·多塞特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我根本没有打。”
“打什么？”西碧尔柔声问她，以为她又在追悔往日什么事。
“我根本没有打那电话。”海蒂·多塞特说。
“什么电话，母亲？”
“给威尔伯医生的电话，”母亲解释道。
“你打过了，”西碧尔坚持道：“你忘啦？我听见你说的话，字字句句都听见了。”
海蒂·多塞特在回答时镇静自若，“噢，我一直按着电话按钮。我根本没有打那个电话。”
西碧尔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她母亲如此坚决破坏她康复之路，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她母亲竟使她自1945年10月以来的近三年时间中陷于命运不定和对医生的疑惑之中，简直不可思议。
在那么短暂的治疗时，这里有一丝揭露，那里有一点醒悟，就足以维持内心的平衡，使她返校复学。威尔伯医生那天看见西碧尔朝窗户冲去的那个不可名状的事，在奥马哈，在学院和在堪萨斯市，都一直持续下来。正是她的母亲，培育着她那怪诞的秘密，并用中断治疗的手段，着意地塑造了她的命运。
多么恐怖，多么痛苦，多么悲伤！可是，没有控诉，没有人批评海蒂·多塞特。没有人对她发脾气。愤怒，就是魔鬼呀。
海蒂吃着晚餐。西碧尔把托盘拿回厨房。母女二人都没有再向对方提起那次电话，也没有再提起威尔伯医生。
可是，这一次揭露彻底改变了西碧尔对那医生的态度。事实显然是：那位医生根本不知道西碧尔生病，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她逃避治疗，连说一声今后不再来的话都难以启齿。所以医生离开奥马哈而不用电话告诉她一声。感到大失所望的不应是西碧尔·多塞特，而应是科妮莉亚·威尔伯医生。
未知真情以前，西碧尔故意不去想威尔伯医生。可是现在，医生的形象再次突出地显现出来，而西碧尔感到内心的希望象一阵波涛突然汹涌。回去找她，是恢复联系并彻底痊愈的美梦。但这次决不能让那条巨蛇插手干预。美梦的实现必须推迟，推迟到西碧尔自己有能力支付自己的治疗费用。
西碧尔从一本精神病大夫姓名地址录中得知：威尔伯医生是纽约的一位心理分析家。西碧尔决定去纽约。
1948年7月，海蒂·多塞特离开人间，葬于堪萨斯市一家公墓。以后两个月，西碧尔为她父亲管家。到9月，她回到学院。1949年6月，她大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这时，她父亲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与韦伯牧师在一起。还是西碧尔的一位老师，把她父亲说服来参加学位典礼。这一天下午一点西碧尔跟随父亲去了丹佛。
随后数年，她与父亲同住，在学校教书，并以职业治疗家⑤这项工作为生。威德拉·多塞特的建筑计划使他经常搬家，西碧尔随他一起迁居。但到了1954年夏天之前，她已存够了钱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学位，并去威尔伯医生那里恢复治疗。她父亲只知道女儿去纽约念书，便开车把她送到纽约。
西碧尔来到纽约的日子是1954年劳动节⑥。但她一直拖到十月份才去找威尔伯医生，一方面生怕医生会拒绝她，一方面又担心医生接纳她。
拒绝，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西碧尔似乎是那样傲慢地中断了治疗。但可能性更大的是医生记不起她了。这更使人伤心。西碧尔本就为自己不公平地责备威尔伯医生不辞而别而感到内疚。如今在害怕自已被拒之门外的感情中又掺杂了内疚之情。
接纳，又是另一种可怕的事。如果她被医生接纳，她就得告诉医生她在来纽约前住在底特律三年快结束时所感到的那种山穷水尽的情绪。她在教书的时候，似乎一切良好，但有时人在教室而不复记得。然而在她离开教室的时刻——回想起来实在可怕——出现了奇怪的、莫名其妙的事。这些事并不新鲜，实际上在她三岁半的时候就出现了，而且在十四岁时被自己所察觉。但在底特律，这些事不仅出现得愈来愈频繁，而且愈来愈吓人。她不敢告人的秘密，已成为可怕的负担。她常常要拼凑理由来隐瞒自己的秘密并且装作正常，这更成为负担。对此，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
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会坚持说他们认识她。她去参加野餐，隐约地觉得自己以前来过这里。一种她没有购买的衣服，可能挂在她的壁橱里。她开始绘一幅油画，后来发现有人完成了这幅图画，风格与她的迥然不同。睡眠就是梦魇。她吃不准什么是睡眠。她往往觉得自己在白昼和夜间都睡觉。她还往往觉得在夜间上床和早晨起床之间没有一个分界线。在许多场合下，她没有去睡，却醒转过来，或者在睡后醒转时并不在翌日早晨，而在某个无法确定的时刻。
如果威尔伯医生接纳她，这些事情就要和盘托出。这一次，她立志要告诉医生。否则，就象自己得了癌，但告诉医生自己只是伤风感冒。
可是，西碧尔却不能肯定她能否使自己讲出真情。她知道，若不讲真情，治疗就脱离现实。因此，她怀疑恢复治疗到底是否明智之举。她犹豫了六个星期，才断然行动。
在火车上，往事渐隐。突然面临的，是现实，是她从费城仓猝迁移的现实。自从她三岁半以来，每次有这类事件发生，都好象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都好象是第一次。自从她十四岁起对这种情况开始察觉以来，每次有这类事件发生，她都告诉自己一切重新来过，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在底特律，有过许多许多次发作，但即使这样，她仍打起精神，把每次发作都当作是最后一次。
可是，这一次要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恐怖。她感到这次在费城的发作必将卷土重来。
火车嚓嘎一声，停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西碧尔拿起文件夹，离开火车，急匆匆钻进出租汽车。她终于感到自己摆脱了对费城之事的烦人的忧虑和懊恼。出租车将要拐进晨边车道，驶近那褐色沙石建造的住宅区了。她在1955年9月，同特迪·里夫斯一起在这里租了一个二层楼的公寓。她觉得自在了，安全了，但首先是控制自己不去回想，才能安宁。
公寓的门一打开，安宁便消失了。卡普里这头猫，瘦得眼睛大大地，用嘶哑的嗓门向她迎候。这哀婉动人的猫嗓子，不啻是控诉。西碧尔没有给它留下水和食物，便把它扔下了。卡普里是她唯一的伴侣，唯一的财富。西碧尔不会有意亏待任何小动物的，至少不会亏待她的宝贝卡普里。但她已经亏待它了。她扔下自己所爱的小猫，正如她自己在过去反复多次被自诩爱她的人们所扔下一样。
4。化身
西碧尔躺在床上，烦躁不眠。一到早晨，她就非得把她经历过的事告诉医生不可了。但要走这一步，将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回想自己当初来纽约后第一次见到威尔伯医生的情况。
由于热切的期待和焦躁，西碧尔在1954年10月18日那一天黎明之前就早早地醒了。这里是以惠蒂尔的名字命名的小小的宿舍。屋里光线昏暗。她朝四周一瞥。靠近书桌的椅背上是她那件海军蓝的华达呢上衣。梳妆台上，是她那海军蓝的皮质手提包、海军蓝的丝质手套和海军蓝的帽子。帽上还有一小块海军蓝面纱。椅子下面端端正正地摆着的，是她那双海军蓝的浅口无带中跟皮鞋。鞋里塞着灰色丝袜。这一套衣装是在昨天晚上煞费苦心地配合到一起的。
室内的东西在逐渐明亮的光线中变得清晰时，异地的生疏感便消失了。她思量着要对威尔伯医生说些什么。这次可得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
西碧尔脸朝着窗户和黎明的天空，伸了伸懒腰，便仔细地、慢吞吞地穿起衣服来。在戴她那小乳罩时，她发现双手哆嗦不停。为稳住身子，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她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用一种机械般的准确性戴上帽子。她自知不用照镜端详便已穿戴得堂堂正正。海军蓝正在风行一时，而那小小的面纱更是画龙点睛之笔。
西碧尔朝窗前走去。惠蒂尔宿舍庭院中的树木早被秋风刮得一叶不剩。她脸朝太阳，一时晃了眼，便从窗前走开。六点半，时间还早。跟大夫约定的时间是九点。
时间。唉，她永远拿不准时间。笨鸟先飞吧。她戴上手套。
她跨下宿舍台阶，越过阿姆斯特丹大街，朝东南角的哈特利药铺①走去。整个世界好象还沉睡未醒哩。
药铺里面，除了一位出纳员和一位店员以外，不见人影。为等待人类自己醒来，出纳员正用砂纸板修理指甲。身穿白色上衣的店员在大理石板后面摞盘子。
西碧尔在柜台前坐下，要了一块丹麦点心②和一大杯牛奶，然后脱下手套，神经质地把手套卷弄不休。在细嚼慢咽时，她明白自己在有意消磨时间。这消磨二字使她有些畏缩。
七点半，她离开药铺，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等了等公共汽车，然后决定不等了。公共汽车总是使她感到糊里糊涂的。今天早晨，她必须头脑清醒。
经过谢默霍恩图书馆和圆形的圣保罗教堂，她几乎认不出这些建筑了。一直到116号街，她才认出哥伦比亚大学的模样。通过116号街上的大门，她能看到远处的洛氏图书馆、它的混合性建筑、它的爱奥尼亚型③大柱以及前台阶上那座阿尔马·马特的骄傲而又带几分忧郁的塑像。她注意到洛氏图书馆与罗马的万神殿非常相像，只是后者略小一些。
113号街上的圣约翰天主教堂引起她的兴趣。她在教堂门前逗留了足足十分钟，研究它的歌德式建筑，想到它似乎是一个多次不断修建的作品。嘿，她可不能不断地走下去呀。于是她停步等候出租车，但一直等到八点一刻才等到一辆。
司机操着布鲁克林口音，递给西碧尔一份《纽约时报》。她感激地接了过来。在车辆拥挤的高峰时刻，出租车走得极慢，使她神经感到紧张。她警告自己：每当心里急于到达目的地，结果可能反而晚到，哪怕自己早就动身也仍然如此。她读着报纸，觉得好受一些。今天，1954年10月18日，没有头号标题。第一版上没有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或麦卡锡议员。标题简洁而有克制。她一条一条地读着，发现还有一条没有印出来的标题，无所不在：医生还记得我吗？
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西碧尔付钱时，司机说了声：“祝你今天走运。”今天走运？她觉得难说。威尔伯医生的住房和诊所都在公园大街和76号街拐角的米黄色建筑内，她沉思着走进大门。8点55分，她站在通往公寓4D的私人门厅中。
门一直开着，使患者不用打铃就能进门。西碧尔来到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候诊室。室内有一张小小的撑墙桌、一盏铜座台灯和几幅配着浅色木框的照片。该坐下吗？威尔伯医生进来了。“进来吧，多塞特小姐。”她招呼道。
她们走进一间阳光充足的诊室。两人都记起差不多十年前在奥马哈的最后一次见面。
西碧尔觉得医生变了。她头发比以前更加明亮。她显得更为女性。但她的眸子、她的微笑和她点头的样子丝毫未变。
同时，威尔伯医生也在想：她跟以前一样，还是那样苗条、虚弱。一点都没有见老。我哪儿都未见过这样的脸：形状象一颗心、翘鼻子、花蕾般的小嘴。这样的脸，你在纽约街上难以见到。这是一张英国人的脸。尽管有微微几个小凹痕，还是英国女人的一张气色良好而又朴素无华的脸。
医生没有请西碧尔坐下，但她有这样的意思。坐哪儿呢？那张绿色长沙发椅（一头还放着一个小小的三角枕，显然是供患者安放其痛苦的脑袋用的）并不招引人。一把“俯视着”三角枕的椅子，显然是这位精神病大夫的“第三只”耳朵④。唯其如此，那张绿色长沙发椅更没有吸引力了。
西碧尔不管那把长沙发椅，朝着诊室另一头的写字台和椅子走去。她踩着宽幅的地毯，动作缓慢而有些紧张。一边走，一边数着地毯上的玫瑰花环。她停住脚步。青灰色墙上的顶层书架，有一支黑色钢笔，系着金带，嵌在玛瑙底座上的一个金色笔架中，有一个绿色的小铅笔架和一个有绿叶花边的绿花瓶。里面插着各种绿色植物。医生不用假花，西碧尔对此很高兴。
西碧尔从写字台下小心地拉出一张红木椅来，僵硬地坐在椅子边儿上。给人的印象是简洁、真实、缺乏感情。似乎是在雇主的办公室呈递一份简历，而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后如今怀着强烈的意图回来找医生深谈的样子。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