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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一个人扛着，唯有同艰苦共患难的知青能做到这一点，没说错吗？呵呵！”
听到他这极具亲和力的一通表白，三人心中的紧张一下子就松弛了下来。
团脸大汉朝他们一扬手说：“快，上车吧，我们送你们进城。”
三人喜出望外，赶忙往车上爬，车上的人也赶忙抓住他们的手往车上拉。
上了车，李宇轩忍不住朝一名杠着枪的年轻人问：“你们这是去哪？”
年轻人说：“进城呀，我们要赶去开一个批斗大会。呃，你们还没有吃饭吧？”
他这一问，李宇 轩就真觉着肚子又有些饿，便不由自主地点了一下头。年轻人便去一个箩筐里拿来几个馒头，塞给他们三人一人两个。
李宇轩一愣：“这——”
年轻人竟说道：“对不起，没什么好招待，就两个馒头。”
他心头一热，忙说：“谢谢！”便又问：“请问老兄贵姓？”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对吗？”年轻人笑了笑，接着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平阳。”
“我是江永知青，你叫我‘江永’就是了。”
他知道，江永是个山区县，是我省西南边一个最偏远的县，属零陵地区，与广西搭界，从1963年起市里就有少知青下到哪里。在这里居然能遇到知青，他只觉眼前一片模糊，用手一抹，掌心上满是酸涩苦咸晶莹剔透的泪水。
马路两边，无数只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地唱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语录歌中，大卡车沿着公路飞驶。风迎面刮来，显得很强劲，他用自己的身子挡在夏雨和王一男的前面，风把他身上的那件破旧的蓝布罩衣，吹得像翅膀似的噗噗地响。路上扬起的尘土，打在他坚韧的脸上，给他一种热辣辣的感觉。
四十二
他与夏雨、王一男分手后，便朝家里走去。
又见到那条熟悉的小巷子。小巷没变，还是那么狭*仄，七弯八拐，只是行人脸上多是紧张与匆匆的神色。两边墙上糊满了打倒谁谁谁的大字报和“油炸”“炮轰”之类的标语。不时还可以看到一些腰缠子弹袋、肩挎冲锋枪全副武装的造反战士威风凛凛地从巷子里匆匆穿过，不知又要到什么地方去进行伟大的战斗。他心里又立时紧张起来。
小屋还在，但是父母已不在了，一切都很熟悉，一切又都是那么陌生。熟悉的是门前的那棵水杆电杆和铺着石板的巷道，是每一扇被岁月侵蚀得斑斑驳驳而且全已墨黑的木板墙和家里面每一样物件；是父亲的旱烟袋和母亲忙碌的灶台；然而，小屋里却没有了父母那熟悉的皱纹和眼睛。他抚摸着那熟悉的门窗，心里是多么希望能再次听到父母的呼唤，再次看到父母蹒跚的步履。他一个人静默良久，也许是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或许更多的是充满苦涩和痛楚。
屋里有一股呛人的霉味，是久未住人的缘故。他赶紧把门窗全都打开。窗台上、桌子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就连挂在墙上父母的像框上，也被一层灰尘覆盖着。他忙把相框取下，用一块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然后再恭敬地把相框挂上。相框里父母的照片立时变得清晰了许多，像是在朝着他微笑，但那笑容里，又藏着许多担忧和焦虑。他忽然觉着这又像个家了，家里又有了好些温馨。
这时，一位大婶子走了进来，她是看见这里门开了才进来的。一见到他，便惊讶地叫道：“哟，小李伢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一抬眼，见是住隔壁的张家婶子，便笑着招呼道：“我刚回的。张婶，您还好吗？”
“好，好……哟！你没见这么兵荒马乱的，这时候回来干吗？在乡下不好吗？”张婶问，一边说，一边拿起一把扫帚帮他打扫。
“您别，别扫，让我自己来吧，”他说，“乡下也一样，闹得厉害。”
“是吗？毛主席老人家怎么也不管一管，也让我们老百姓过一个安定日子噻。”
“许是他老人家太忙管不过来吧。”
“这也是，”张婶说，“刘少奇、彭德怀他们都成了走资派，没人帮他……哎，你还没吃饭吧？走，上我家吃去。”
“我不饿，刚才已经吃过了。”
“我不信，在哪吃的？”
“车上嘛！”他朝她笑了笑。
“回来了，就少出去，现在造反派多，什么‘工联’、‘高司’，还有‘井冈山’、‘东方红’……多了，这个兵团那个司令的，把人都搞糊涂了，我还以为你们在乡下清静，哪天我还想躲到乡下去。”
“那您就别去了。”他又笑了笑。
“作孽，这么点大的人就要一个人去讨生活！”张婶说着，便止不住又叹了一口气：“哎，你看见了你弟弟吗？”
“没有，他没有和我下在一块。”
“那年你走了后，你弟弟回来不见了你，哭得可伤心了，”张婶说，“作孽，一个十多岁的小伢伢，身旁没有一个亲人，能不伤心吗？”
听她这么一说，他眼睛也止不住一下红了。
“我把他叫到我家里，给他吃了饭，给他洗了澡，好不容易才哄着他睡下了，晚上他在梦里都在喊着爸、喊着妈、喊着哥哥，喊得人心里都直发酸发疼。”
“街道上的干部就没一个人来管吗？”
“谁会管呢？要能管，他们就不会那么急着赶着你下乡了。”
他立刻全身一震，轰的一下，仿佛全身的血液猛地膨胀起来：“张婶，谢您了！”他说，他深深地感到人心并没有泯灭，我们的老百姓是善良、忠厚的，这使他感到一种由衷的温暖，慰藉和一线希望的光。
张婶帮他把屋子打扫完后才离开，走时还再三交待他说：“记着，少出门，现在街上乱得很。”
“我会记住您的话的。”他说，微微苦笑了一下。
送走张婶后，他一个人站在父母的相框前，望着父母的相片久久地一动未动。
一会，又有人敲门。
他居然没有听见。
敲门声大了，还有人在喊：“宇轩，李宇轩！”
他这才惊觉，忙去开了门，不禁惊讶地叫了一声：“呀，怎么是你？”
夏雨进来嘴一撇说：“你这是怎么了？敲了这么久的门也不开。”
“是吗？我怎么没听见？”
“我还以为你这么早就睡了呢。”她瞪了她一眼说。一眼瞥见他父母的照片，便一下明白了他刚才为什么没有听见，忙问：“这是伯父伯母吧？”
“是啊，要是他们还活着该有多好。”
“宇轩，你别老是难过，还有这么长日子要过。”
“这我知道。”
“我给你拿来了些粮食和菜，回来了，总不能不吃饭吧。”还是女孩子心细，连这也替他想好了。
他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像被什么堵住。他能闻到她身上的气息，这气息带着某种令人陶醉的温馨，就眼睛定定地望她。
她被他看得脸上发红发热，忙转过身去，替他把煤火点燃，“噗哧”一笑道：“你呀，一身汗馊味，回来也不知道洗个澡，我替你烧锅热水吧。”
“我自己会烧的。”他忙说。
“会烧？我还不知道，你们男生没一个不是邋遢鬼。”她说着，又咬着嘴唇吃吃地笑。
烧好水，洗完澡，他立刻觉得人清爽了许多。他忽然又找到了家的感觉，便止不住说：“要这样过日子真好。”
她便轻轻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一个热烘烘的生命一下把握了自己。
四十三
夏雨回到家里时，已是晚上12点了，家里人居然都没有睡，全坐在灯下等她，而且还请来了好些亲朋戚友，一个个都显得神情严肃，屋子里有一种十分紧张沉闷的气氛。
父亲坐在桌子边，脸上铁青的，像要下雨的罩子天。父亲明显地老了许多，瘦削的脸庞没有光泽，皱纹的网像是只一夜织粗了许多。他慢慢地叭着烟，显然心里在考虑着什么重大的事情。
她一进屋，心便慌了，眼睛不知往哪里看才合适，头也在嗡嗡的响起来。她忐忑不安地选了处角落坐下。
父亲抬起眼，问：“回来了？”
“回来了。”
“上哪里去来？”
“去了一个同学家里。”
“又是那个叫李宇轩的同学吧？”父亲的脸色很难看，冷峻阴沉。
“嗯。”她不觉背脊骨上升起了一股冷气，凉飕飕地直往上窜。
父亲朝她招了一下手说：“你坐过来。”
她这才朝父亲挪近了几步。
父亲只是叭着烟，屋子里的空气就显得更加沉闷。
好一会，父亲说：“妹子，你爹并不封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千古之理，但你与小李的事，这可是件大事。”
她知道父亲说的“是件大事”的份量。她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他知道这不仅对自己，更是对全家人造成极大伤害，他在单位上拼命地工作，任劳任怨，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建树来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以及实现自我的价值。但是，在这不合理的社会体制下，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因此，他对家人都是心怀一份内疚，他希望家人都生活得好，尤其是自己的儿女，希望在社会上能不受歧视，能活得有人的尊严。她一声不吭的坐着，等待着父亲的教诲。
城里的夜很静，街道两旁的店铺早就打烊歇市，连专卖夜宵的“张记馄饨”的摊位都已收起来，只剩下挂在摊位角上的一盏残旧的油纸灯笼，仍在夜风中摇晃。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星月，是闷郁得像要压到头顶上来的黑暗。不时会传来几声造反派的大声吆喝：“站住！什么人？”接着是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给这座城市更增添了几分恐怖。
父亲咳嗽着，憋得脸通红，显然是有许多话要说，但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他大概是在考虑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吧。
亲友们开始说了：
“妹子，我不是说他这人不好，而是他家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啊！你若跟了他，将来子子孙孙都要受牵连，永远不得翻身的。”
“你跟他几年感情至深，能有跟父母二十多年的感情深吗？父母养育你长这么大容易吗？”
“你看你父亲头发都急白了，你妈为你急得胃出血住院，你忍心吗？”……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
立时，她心里被种种复杂的感情交织着，缠绕着，不知道是甜是苦，抑或是酸是辣，反正样样都有。她感到自己竟是这样无能为力，脸色苍白得像一个病人，头耷拉着又像一个罪人了。他嗫嚅着说：“不是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么，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难道连毛泽东思想也教育不好吗？”
她居然会出人意料地说出这么一句话，屋里的嗡嗡声就全倏地停住了，一个个惊慌得手足无措。父亲脸色发白，吓得张大了嘴直喘粗气：“妹子，这……这话是……是不能说的，要惹大……大祸的呀！”他想告诉女儿，现在这个社会有许多事是没有是非，是无法说得清楚的；他想告诉女儿，自秦汉始，我们民族驯服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体两千余年，究其实质，这个封建专制政体，竟是从未脱离过奴隶制的封建专制政体，人们只能叩头、请安、葡匐、唱诺、恳恩，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强权者永远是正确的，在中国这块神州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毁了无数个家庭，难道不是已经惨不忍睹吗？……当然，这些都是不能说的，文字狱已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一种濒临绝境的恐惧，他不能让自己的家人陷入那万劫不复的痛苦的深渊。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身子佝偻如虾。
她心里已是刀割般的疼痛，忙走过去，替父亲轻轻地捶着背。
这时，不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惨叫，在这静夜里听来格外惊恐骇人。
显然，又是有人在这黑夜里被造反派抄家了。眼下，抄家已成了造反派的家常便饭，成了一种革命的手段，公民的一切权利都被遭到践踏。
只听见一个粗大的嗓门在吼：“你叫什么叫，对于你们这些反动的家伙，就得采用革命的手段！”
一个尖锐的女声也凶狠狠地跟着喝斥：“老实点！过去你们欺压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现在就得把你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屋里的人一时全都惶恐不安。父亲也白了脸，忙颤抖着双手去关了窗门。但仍有声音透过窗门传了进来，有拍打桌子的声音，有什么东西被摔在地上，发出“咣当”声响，有女人微弱而凄凉的啜泣声，充满了绝望和悲哀。
谁也没有说话。
好一会，一亲友说：“妹子，你刚才也听到了的，凡是家里有问题的人活着都不容易。”
另一个亲友说：“妹子，你若不听老人言，将来要吃大亏的。”
母亲一旁叹口气道：“妹子，你要再不听话，爸妈都会死在你手里。”
她身子微不可察地一震，从眼里涌出两泡泪水，便又连忙低下头去。她感到孤独无助，亲人们怎么都变得这样陌生了呢？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才能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可这需要挣脱太多的羁绊。她实在是不忍心面对父亲的那斑白纷乱的鬓发，也没有勇气回绝母亲那老泪纵横的面容，便双手捂住脸一头跑进自己房里去，再也忍不住大颗的泪珠不停地吧嗒着往下掉，一股刻骨铭心的落寞顿时从心底升起。
四十四
匆匆吃过早饭，李宇轩便急着出门，他要出去找点事做，去挣一份吃饭钱，一个男子汉住在城里，总不能老要靠一个女孩子接济。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解决好衣食住行，解决好自己的生存，也就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
城市又变得喧嚣嘈杂起来，无数只高音喇叭震天撼地的吼叫，头戴绿军帽或藤条帽的造反派们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各条街上走过。不时有人散发出各种传单，像雪片一样满街飘扬着、飞舞着。
他匆匆地穿过一条街，刚拐进另一条街，忽见前面有人吵嚷，而且围了好些人。听声音好熟悉，他心下犯疑，便忙挤了过去，竟而是何建国在和两个戴袖章的造反派争执。
一个戴红袖章的高大汉子冲他吼道：“好啊，大白天在这里搞投机倒把！”
何建国胀红着脸争辩道：“我一个知青，自己在乡下做的桌子，怎么就不能拿出来卖？”
原来何建国在乡下学会了木匠活，见云雾山里木材多，就做了几张圆桌，带回长沙来卖。
“怎么，知青就能搞投机倒把？”高大汉子凶得脸上都要崩开口子了，“居然还摆到街上来，你还有没有王法？”说着就要动手搬圆桌。
“我这是犯的哪门子王法？”何建国理直气壮地反问，“一年到头，口袋里布贴布，好不容易做了张桌子卖，这也算投机倒把？”
“你这是搞资本主义！”
“呸！一张桌子就是资本主义，那资本主义就多了，满街都是！”
周围就有人笑了起来。
两个红袖章一下红了脸块，恼羞成怒，忿忿地骂：“你小子怕是活腻了！”说着扑过来要抢桌子。
何建国便死命护住不让他们抢走。
这时，一旁有人插话道：“你们两个也是，你家里或你的亲戚朋友难道就没有下乡当知青的，你们做事何必这么较真？”
两个红袖章一愣，慢慢将搬着桌子的手松开，一挥手说：“你莫摆在这里，让我们过不得身。”
何建国只得将桌子背上往回来。
李宇轩忙追上他，说：“何建国，没想到会是你啊！”
何建国仍一脸忿怒地说：“李宇轩，你来说说，我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知青，怎么就是资本主义呢？那无产阶级就是连桌子也没有了？”
“嘘！小声点，当心人家抓你个现反。”李宇轩说。
何建国这才声音小了些，仍然十分忿懑：“我是想搞点生活费，一个男子汉回家了，还能好意思要父母养活吗？……哎，你这是上哪里去？”
他笑了笑道：“和你一样，想出来找点生活费。”
“走，上我家里去！”何建国热情邀他。
“下次我一定去，”他说，“我得赶去河边码头看看，去晚了，只怕找不到活干了。”
“那好，明天我也跟你一块去。”说罢，何建国便背着桌子走了。
他看着何建国的身影在人群里消失，这才转身要走，眼前却忽地一亮，不知什么时候，夏雨却站在了他面前。
“你——什么时候来的？”他惊喜地问。
“我刚来的呀，正要上你家里去找你。”夏雨说。
“走，我们这就回去。”他高兴地说。
进了屋，夏雨忙从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递给他说：“这是我刚弄到手的北京《中学*报》，上面有一篇《出身论》写得真好。”
“是吗？让我看看。”他接过报纸，忙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看得出，他很激动。
“你看这段话，”她指报纸对他说：“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你看，这是不是说得很好？”
“对，的确是这么回事。”他点了点头说。
“你再看这段，”她又指着另一段文字说，“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