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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只有马列书可读，钱钟书只好看德文版的马列书信。他对夏志清说，自己对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发现。
巴金后来反思说：“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
1978年，程千帆平反，学术圈内外皆将其奉为上宾。程千帆却十分清醒。在给友人信中，他言道：“现今国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仅某一学校如此……我数十年来，总是希望免疫，但个人免疫又如何。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其时，学者争评职称之风盛行，程千帆讽之为“真吴道子画鬼趣图”——“其中百态，若旁观不介入，则有读《死魂灵》之乐。”
——莫砺锋《程千帆评传》
于省吾说：“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
世纪之交，寿者荣辱。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陈白尘曾说：“惜我未死，不及见写我之文也。”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弟子们编的《季羡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夏承焘字瞿禅，号月轮楼主。他的得意门生、著名作家琦君曾问他“瞿禅”有什么含义，他说：“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只因我瘦，双目瞿瞿，且对一切事物都怀惊喜之情。至于禅，却是不谈的，一谈就不是禅了。其实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就在圣贤书中，诗词中，也在日常生活中。慧海法师所说的‘饥来吃饭困来眠’，不就是日常生活吗？”
——琦君《春风化雨》
殷海光对陈鼓应说：“人与人之间相处，真不容易互相了解，五年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公子哥儿型的人，所以看到你就感到讨厌。许多人背后骂你，也有好些人欣赏你。你像是一匹野马，你是个很不被人了解的人。和你谈话，才体会到你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儿！你那种不羁的心态，从你身上可以嗅到一点‘五四’时代文人的气息。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拉拉队，就是变成蛀虫，特立独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幅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两片傲霜叶，在冷风中颤傈。有风范、有骨骼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像方东美先生那样，便是其中的一片傲霜叶。”
夏丏尊这样描绘弘一法师：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二十九、气度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咸丰皇帝崩后，英国人想拥立恭亲王奕訢为帝。中国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后，在礼部大宴洋人，英法陈兵席侧，想尊恭亲王为首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之。当时许多大臣战战兢兢、双股战栗，惟吏部尚书陈孚恩振衣而出道：“王公与大臣事同一体，今日为玉帛之会，观礼近万人，我朝典制俱在，决不可乱。”洋人为之气夺，此议遂息。不久陈孚恩因依附肃顺，被慈禧充军新疆。
邓世昌舰毁人亡之际，有僚属将救生木推给邓，邓推辞不要。邓在舰上养有二犬，此二犬衔邓臂不令其沉没，邓亦将它们推开，但二犬坚持衔邓不放，邓只好抱犬同沉。对此唐德刚叹曰：“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1900年，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复任北洋大臣，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让国家少受些损失，他答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李鸿章实为俄国人逼死。1901年11月7日，已经发烧呕血、卧床累月的李鸿章已是油尽灯枯。死前数小时，犹有俄使伫立床前，持异常苛刻的“中俄密约”，逼他签字画押，被他坚决拒绝。俄使去后，李疾令儿子经述草拟遗折，立意自强，并推荐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他弥留之际，仍在痛恨纵容义和团、引发大乱的毓贤。
戊戌年，康有为在北京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他慷慨激昂地演讲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载，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旁立者闻其言，莫不泣下。康又说：“不变法，必亡国！论及中国致衰之由，谓罪皆由于老子……”他突然拍案大呼道：“如老子生在今日，吾必以枪毙之！”闻者莫不动容。
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由章太炎作序。此书迅速风靡，清廷大为惊恐，乃派员拘捕邹、章二人。警察到时，章太炎抱定“志在流血”的决心，安坐待拘；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门逃走，听说章太炎被捕，马上到衙门自首。两人大闹租界法庭，引起全国舆论的支持声浪，清廷因而不敢将他们明正典刑，此即著名的“苏报案”。
“五四”时，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但是抗战期间，多少昔日名流失身投贼，曹、陆、章却并未接受正式伪职。倒是当年赵家楼那个著名的学生打手梅思平，居然成为汪伪政权的开路先锋，后来成了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人。
辜鸿铭的父亲是英资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他从小聪慧过人，英国老板布朗非常喜欢他，收他为义子。他十岁时，随布朗赴苏格兰接受教育，临去时父母叮嘱他：“慎勿忘汝为中国人！”
章太炎出俞樾门墙，后既反清革命，被俞樾詈为“不忠不孝”，章遂作《谢本师》一文，自兹断绝师生关系。周作人在日本从章太炎学古文，执弟子礼甚恭，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攻击太炎。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他在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也作了《谢本师》与他绝交。
民国初年，上海许多名妓北迁北京，其中一位叫花元春的，刚到京不久就病死了，却无人为她收葬。叶浩吾听说了，先声明自己跟她没有关系，然后表示，既然那些狎客不念旧情，由我来负责殓葬好了。不料过了几个月，叶浩吾也客死在北京，亦无人收殓，这时八大胡同的妓女们联合起来，凑份子为他办了丧事。
美国“排华法案”出炉后，在议会讨论时竟毫无异议，旁听的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大怒，即起立演说，痛斥美国议员无人道、无法理，违背耶稣教义，违背华盛顿平等民主的遗训……如此演说了一小时之久。其间有议员认为他违反规定，要求他退席，他置若罔闻；另有议员则为其折服，要求他继续演说；还有议员叹息道：“真是第一流的外交人物，可惜生在清国。”会后有人问伍廷芳何以违反议会规定，他说：“我当时气极了，不以人类视之！”
美国出台“排华法案”，邻近的墨西哥也想依样画葫芦。伍廷芳赶往墨西哥城洽谈此事。墨方傲慢无礼，伍廷芳怒不可遏，一纵而起，以掌击案道：“下旗回国，电告政府调兵舰来，届时再见！”墨方为之惶恐不已，忙请美国出面调停。此事当时传遍北美，各报争相刊登伍廷芳发怒击案之事，且多有中国的巡洋舰向墨西哥湾直驶的漫画。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曾孤身往印度寻父，并赋诗云：“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她有一枚印章即刻“康一人”三字。
杨度作《湖南少年歌》，对身为湖南人自豪不已。诗中写道：“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二姊、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谭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
民初，蒋介石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其后几个月，日记中充满自责，也确无“不良记录”。但1920年初，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18日分别记有：“晚，外出游荡，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所，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记屡有：“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这年夏天，他遇到旧友，言谈中感到别人对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记中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9日则记道：“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日记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此时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息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一战时，不少人愿振兴民族工业。范旭东等人办碱厂，劝陈调甫担起制碱的技术责任，共同奋斗。陈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范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又说：“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干出来。”陈大为感动，即相约共同为碱业奋斗。他们到厂外散步，看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形如小山，数之不尽。范对陈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鲁迅与周扬就“国防文学”发生争执时，托派分子陈其昌认为有机可乘，就给鲁迅写了封信，想把鲁迅拉到自己的阵线里来，结果鲁迅写了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来回应。鲁迅在文中极尽刻薄之能事，如“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我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事实上，陈其昌与他的同志，都是节衣缩食凑份子办报纸，且是坚定的抗日分子……鲁迅显然有点不负责任。抗战中，就是这个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坚贞不屈，不曾吐露一个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胡适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评，毫不动气，雅量惊人。
王陆一系“三原才子”，于右任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奉安南京时，征哀词，应者数百，惟王的哀文膺选，受世人称赞。他后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秦晋监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为王立碑纪念，时值抗战国难，关中复又大旱，饥民载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悽惶，于右任对倡议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
林长民说：“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史沫特莱问杨虎城：“您认为中国有强大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说：“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强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瞿秋白与杨之华临别时，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日军占领青岛后，王统照困于上海，生活拮据，以至于靠典当度日。有人通知他：“你青岛的家已被日本人占了，但只要你回去做事，宅子自然可以还给你。”王统照拍案而起：“我决不做周作人第二！”
汪精卫离开重庆后，潘云超深为惋叹，但仍不相信他会投敌。汪从河内转途投敌后，潘怅恨不已，手书乐府古辞示人：“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惜才之意，仍是淋漓满纸。
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关系，很像《兴唐传》里的王伯当和李密。李密叛唐，伯当曾苦劝之，但李密不听，伯当便随他一起逃走，终于和他一起被杀。汪精卫最初要叛国时，陈公博苦苦谏争，汪不听。陈公博写信给朋友说：“并非不知其不可为，而是不忍汪先生之无助。”于是随汪投敌，汪死后，陈成为伪首，但坚持在衔前加一“代”字。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公博在日本写信给他一直坚决反对的敌人——蒋介石，表示愿意回来领罪。他在赴死前，还特地将一个小茶壶交给同在狱中的陈璧君，作为最后的馈赠。据说他临死时，神色不曾稍变。
陈璧君有俄国十二月党人之风，她与汪精卫并不认识，当汪精卫决定去刺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