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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说：他们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几乎大都在讨论他们那一套制度的弊端，中国学者相反，天天解释优越性。
杨振宁一叹：中国人有时太天真，太理想化，想到永远未来社会需要什么，今天就大干起来，这是不合算的。
曾昭抡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李敖：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形式上必须是反对型、批评型、异议型的。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着眼，太重要了。……当知识分子却为马屁之先，当政护航，就是最可耻的不务正业。知识分子玩政治，跟流氓打天下一样是一个古老的公式，也是一个腐败的公式。
1957年的多事之秋，冒鹤亭赴北京拜谒毛泽东。临别，毛问：“先生可有言相赠？”冒答：“我身历数朝，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这好比雄狮一头，也不免有若干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慎须提防！”。电子书下载
萨孟武曾感慨道：“中国之博士，大多为鸭博士。夫鸭者，能游于水中，而不能捷游；能行于陆上，而不能捷行；能飞于空中，而不能高飞。以鸭之名加于中国之一般博士，不亦宜乎？”他还曾对学生太息道：“中国人之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均占少数，而占多数者则为‘看革命者’也。”
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对极左思想给中共带来的破坏有深切陈述，他说：“根据我的体会，人一左，就六亲不认，不再是人。”
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十四、棒喝
据季羡林先生回忆：叶公超讲英文，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
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
这一声狮子喉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康有为见了一次廖平，一听他说“六经有一部分是伪的”，就气得和他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哪知才过了几个月，康就说“六经全是伪的”。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邹容少时即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他问父亲：“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梁启超中举甚早，春风得意，他于当时流行的训诂词章之学亦颇有涉猎，并因此沾沾自喜。他18岁那年，与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康有为进行了长达9个半时辰的抵掌之谈，自感“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乃至夜不能寐。他于是尽弃所学，拜在康的门下，成为康的大弟子。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痛骂吴稚晖：“足下本一洋奴资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一则曰‘吾年长’，再则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辈自居。而乃以是议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长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尔口，勿令舐痈；善补尔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当自省者也！”
吴稚晖赴日本留学，临行前，有人劝他剪去辫子，他勃然大怒道：“留学就是要保住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到了日本，有人劝他去见孙中山，他又勃然大怒道：“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强盗，他们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盗，你们为什么要我去看他？”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辨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范古农居士讲佛学，说：“很多人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的，我现在可以给他们一个证明。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有名各有其实的。譬如有桌子的名词，就有桌子这样实物；有椅子的名词，就有椅子这样实物。谁能说出一个没有实物的名词来给大家听听？”众皆默然。他便接着说：“西方极乐世界是有这名词的，可见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的了。”
贝勒毓朗为军机时，看到国会请愿团代表多为留学生，连连怒骂“妖党”。人问何故，他说：“他们口口声声事实法理，实则无法无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学生和蔡钧大起冲突。我以国家体面攸关，婉劝学生忍耐，静待解决。我向他们长揖盈千累百，竟无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犹有余痛。试问他们如何够得上做立宪国民？”
鲁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写道：“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运动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些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鲁迅《夜颂》：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其间，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就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团，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团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壮为参议。一次，白将乔的文稿改了几个字，乔勃然大怒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如何？”白崇禧只好认错。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要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杨杏佛答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
民初，逐僧毁寺渐成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为之折服。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不过陈独秀却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们白天要在外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并想让俩孩子回家居住。陈独秀不答应：“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论及：中国文化是早熟文化，特征在于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义上的生存智慧极早地便很发达。这种文化特性，给中国学术带来某种严重的缺陷。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样不会发达，恰落于不学无术那句老话。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中写道：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的哪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译到日本来，而中国人又将这部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与原作不同了一半吗？
蒋介石年轻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请孙中山为他题写“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八个字。孙中山很不以为然，拖延半个月后，却送给蒋另外八个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多以中国人民素质不足为借口，拒绝或暂缓实行民主宪政。即便伟大如孙中山，也要在实行宪政之前，先来一个“训政时期”。对此，胡适反驳道：“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两回便熟了；头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
1957年，《北京日报》刊出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当拆除的意见，梁思成反驳道：“他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盖多少楼云云。那么你看这些汉镜不也可以熔了铸几十个铜板么？这些陶俑也可以砸碎了拿去铺马路。过去扒掉三座门，理由是酿成很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的灰制服有个性呢。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去学老样。照有些人的意见，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没有一点个性。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现在城墙还没扒，城外不是一样在建设吗？我不知道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北京市终于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唅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不久，在郑振铎邀请的一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论，陈从周目睹其情其境说：“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1962年，杨振宁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李慎之说：“季（羡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
巴金反思“文革”：“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老舍《二马》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十五、苦痛
陈寅恪聊及政治决定了他“聊作无益之事”时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此不同之标准及风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自陈：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至于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自以为“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泣鬼神”，或者“态虫鱼、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愤世嫉俗之余，不觉也是一个大愚人罢了。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