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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我常笑问他：这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我常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这一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这也许是因为他十五岁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这是大半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须去住一个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儿，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时还邀朋友去同住。他绝对服从医生的劝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茄烟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指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绝了。这种生活习惯都是科学化的习惯；别人偶一为之，不久就感觉不方便，或怕人讥笑，就抛弃了。在君终身奉行，从不顾社会的骇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学化的，代表欧化的最高层。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他所谓“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监发荐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他接受淞沪总办之职时，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饭店，我看见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荐书。他叫一个书记把这些荐信都分类归档，他就职后，需要用某项人时，写信通知有荐信的人定期来受考试，考试及格了，他都雇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们的原荐人。他写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积无数未覆的信。他说：“我平均写一封信费三分钟，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写信起码要半点钟，结果是没有工夫写信。”蔡孑民先生说在君“案无留牍”，这也是他的欧化的精神。
罗文干先生常笑在君看钱太重，有寒伧气。其实这正是他的小心谨慎之处。他用钱从来不敢超过他的收入，所以能终身不欠债，所以能终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终身保持一个独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时和朋友打牌，总把输赢看得很重，他手里有好牌时，手心常出汗，我们常取笑他，说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罗文干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伧。及今思之，在君自从留学回来，担负一个大家庭的求学经费，有时候每年担负到三千元之多，超过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从无怨言，也从不欠债；宁可抛弃他的学术生活去替人办煤矿，他不肯用一个不正当的钱：这正是他的严格的科学化的生活规律不可及之处；我们嘲笑他，其实是我们穷书生而有阔少爷的脾气，真不配批评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谨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预备。*十一年，他在《努力周报》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说，我们若想将来做政治生活，应做这几种预备：
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消极的讲，就是不要“作为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职业上的能力。
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
看前面的三条，就可以知道在君处处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养。*十一年他和我们几个人组织“努力”，我们的社员有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职业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饭的政客。他当时有一句名言：“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沪总办时，一面整顿税收，一面采用最新式的簿记会计制度。他是第一个中国大官卸职时半天办完交代的手续的。
在君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说他“真是一位理学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读了这句赞语定要大生气的！他幼年时代也曾读过宋明理学书，但他早年出洋以后，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他自己曾说：
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学与科学》）
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学训练的人生观。他最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张君励先生说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十二年四月中在君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的动机其实只是要打倒那时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学”之下的精神文明论。他曾套顾亭林的话来骂当日一班玄学崇拜者：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同上）
这一场的论战现在早已被人们忘记了，因为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学又早已被一批更时髦的新玄学“取而代之”了。然而我们在十三四年后回想那一场论战的发难者，他终身为科学修力，终身奉行他的科学的人生观，运用理智为人类求真理，充满着热心为多数谋福利，最后在寻求知识的工作途中，歌唱着“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东方的内心修养的理学所能产生的。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误会的是他在*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长文里，叙述他在淞沪总办任内的功绩，立论最公平。他那个时期的文电，现在都还保存在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将来作他传记的人（孟真和我都有这种野心）必定可以有详细公道的记载给世人看，我们此时可以不谈。我现在要指出的，只是在君的政治兴趣。十年前，他常说：“我家里没有活过五十岁的，我现在快四十岁了，应该趁早替国家做点事。”这是他的科学迷信，我们常常笑他。其实他对政治是素来有极深的兴趣的。他是一个有干才的人，绝不像我们书生放下了笔杆就无事可办，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他在*十二年有一篇《少数人的责任》的讲演（《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对于政治的自信力和负责任的态度。他开篇就说：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他很大胆的说：
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来替代他们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处的境遇，都是同从前不同的。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他又说：
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诉我们四条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条最可注意。他说：
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
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实业教育都办不好。所以他要我们少数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担子来。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坏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说：
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实他的意思是要说，
我们是来救火的，不是来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训练看来，用暴力的革命总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起来担负改良政治的责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十五六年之间，放火式的革命到底来了，并且风靡了全国。在那个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在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子将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这句自嘲的话，也正是在君自赞的话。他毕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办的事，无一事不能办的顶好。他办一个地质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许多奠定地质学的台柱子；他办一个地质调查所，就能在极困难的环境之下造成一个全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总办，就能建立起一个大上海市的政治，财政，公共卫生的现代式基础；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就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的基础之上。他这二十多年的建设成绩是不愧负他的科学训练的。
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孩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他认得我不久之后，有一次他看见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劝我戒酒，还从《尝试集》里挑了我的几句戒酒诗，请梁任公先生写在扇子上送给我。（可惜这把扇子丢了！）十多年前，我病了两年，他说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适，硬逼我们搬家；他自己替我们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贵，那时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说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垫付十元！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他对于青年学生，也是这样的热心；有过必规劝，有成绩则赞不绝口。*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个宴会上遇见在君，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来，你来，我给你介绍赵亚会！这是我们地质学古生物学新出的一个天才，今年得地质奖学金的！”他那时脸上的高兴快乐是使我很感动的。后来赵亚会先生在云南被土匪打死了，在君哭了许多次，到处为他出力征募抚恤金。他自己担任亚会的儿子的教育责任，暑假带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责他补功课；他南迁后，把他也带到南京转学，使他可以时常督教他。
在君是个科学家，但他很有文学天才；他写古文白话文都是很好的。他写的英文可算是中国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许多学英国文学的人高明的多多。他也爱读英法文学书；凡是罗素，威尔士，J。M。Keynes的新著作，他都全购读。他早年喜欢写中国律诗，近年听了我的劝告，他不仅作律诗人，有时还作绝句小诗，也都清丽可喜。朱经农先生的纪念文里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纪游诗》四首，其中至少有两首是很好的。他去年在莫干山做了一首骂竹子的五言诗，被林语堂先生登在《宇宙风》上，是大家知道的。*二十年，他在秦皇岛避暑，有一天去游北戴河，做了两首怀我的诗，其中一首云：
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问君何日践新盟。
后来我去秦皇岛住了十天，临别时在君用元微之送白乐天的诗韵做了两首诗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留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生，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这三首诗都可以表现他待朋友的情谊之厚。今年他死后，我重翻我的旧日记，重读这几首诗，真有不堪回忆之感，我也用无微之的原韵，写了这两首诗纪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响，他的流风遗韵，是永远留在许多后死的朋友的心里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
………【第五十七章 一九四〇级】………
徐訏
一
香港九龙间隔着一个海峡，往返必须轮渡，那里很容易碰到许多你想不到的熟人，掀起你古旧的记忆，我碰到过过去还是抱在手里的孩子，现在已经长成很漂亮的少女；我碰到过过去喧赫一时的官僚，现在变成零落憔悴的旅客；我碰到过过去爱摆架子的商人，现在谦恭地对谁都在打躬作揖；我碰到过过去红极一时的小姐，现在流落为枯萎自卑的老姬；我还碰到过过去贫困无依的朋友，如今变成了骄气凌人的豪客；我还碰到过过去低首下心钻谋名位的女伶，现在安详地做富绅的外妾；我还碰到过过去豪语惊人的政客，现在缄默低叹像一条刚从水里捉上了的鱼；我还碰到过过去我招呼他而不理我的人，现在很亲切地对我称兄道弟，问我借一点钱，说是为付饭钱或房金；当然，我还常见过过去平淡，现在也还是平淡的人……这一切，虽都曾使我惊讶，但见多了也就觉得这原是人生的变幻，而我所见的也许正是你所见的。
然而昨天我在渡轮上竟碰见了江上云。
我正低着头在看报，突然有人在我身边叫我：
“你是不是×先生。”我抬头一看，不认识，我只得“啊……唔……”地用客气的声音同他招呼了一下。心里在想他到底是谁。他穿一套很讲究的西装，头发很整洁，上唇蓄着很漂亮的胡髭，眼睛发着自尊与自信的光芒。他在我的旁边坐下，于是露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江上云。”
“啊，江先生，你在这里？”我心里想：“他怎么变了这许多？”
二
江上云是一个我生平最不了解的人。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在重庆一个大学里担任小说研究与习作的课程时，在讲堂上碰到一个衣裳不讲究，头发很乱，胡髭常常不刮，年纪看来比我还大的学生，下课以后，他到我的地方来，他告诉我他叫江上云。这是一个我在哲学季刊里常见到的名字，他在那里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文章，很有成绩，不用说，我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修养是远不如他的，我当时就致我对他的敬意；他告诉我他是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他觉得中国没有研究哲学的环境，他要写小说。他要在文艺里表现他所获得的哲理与所信仰的人生，所以来选我的课。他又告诉我他已经写了好些小说，写的时候很得意，但过后拿上看看越看越不喜欢，所以他希望我替他看看，究竟毛病在什么地方。他既是选了我的课，这当然是我的职责，我当时就叫他拿来，答应他一定仔细拜读。他于第二天就交我一包稿子，我费了几天工夫，才把它读完。我发觉他实在不是一个该写小说的人。他的文字也许很好，但不是写小说的文字；他的故事也许很好，但不是小说的故事；他的布局组织也是有条有理，但不是小说的结构，我感到这一切，但竟说不出一个理由。我对他还不熟，不愿太扫他的兴，我当时想也许关于小说技术与作法一类的书对他是有用的，我就指几本给他去阅读，我劝他看了以后再写别的。
湖光塔影两星期以后，他把他的新作交我，说是他读了我所介绍的书以后的作品；奇怪，还是不像小说；我发现他缺少一点我所不能说明白的基本条件；他所取的故事也有好的，但是他写得不好，似乎不必描写的地方，他写得很多，而应当描写的地方他又忽略。他布置得很好的场面，竟没有气氛；他设想得很好的人物，偏是毫无生气；他的笔墨清楚有理，但没有情感；他的素材，很合逻辑，但似乎他只能对它们了解，没有对它们同情。
他在小说主题中寄托他的哲理，但读者很难把握到他的主题；他在对白中安顿他的怀疑与信仰，但与说话的人物缺少个性的统一，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他为完成他的主题，不借创造古怪的人物；他的故事只是他发挥他的哲理的间架，架起架子，发表了他的哲理，就此结束，所以没有一个故事是发展得完美的。小说不能脱离人生，因此小说可容纳的哲理也应当有关于人生，但是他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