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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韬略将信息的触角伸向敌方内部，使其任何变化，均能及时反馈回来，从而迅速设计应付的策略。其中具体事例遍于史书，此不赘述。
三国内外韬略十分重视内部的建设。各大集团的决策者及其智囊，在其开初的发展阶段，均极其注意加强内部的凝聚力。扩大智囊规模。增强人才的素质，荀彧脱离袁绍阵营，归依曹操。曹操大悦曰：“吾之子房（即张良）也。”曹操得荀攸，接谈之后，大悦，对荀彧、钟繇说：“公达（荀攸之字），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曹操召见郭嘉，谈论天下大事后，曹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曹操集团的智囊是三国各大集团中阵容最强大的。曹操刻意追求内部建设，是其精通内外韬略的突出反映。刘备三顾草庐，得诸葛亮出山相助。当关羽、张飞对诸葛亮表现出一些不服心态时，刘备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东吴孙权同样精于内外韬略，延览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一时间人才鼎盛，蒸蒸日上。三国早期的最高决策者还致力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外交的建设，努力发展、壮大自身。而后期的最高决策者则与开国者相差悬远，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或昏庸无能，或柔弱寡识，或目光短浅。或刚愎自用，以致山河日败、形势日危，最终被强敌消灭。而强敌之敌，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日趋腐败的他们自己。
三国时代，内外韬略在对待内与外的关系上，是侧重于内的。诸葛亮的大策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改理。”陈寿评其为“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四大原则中，有三点是针对内部问题而提出的。曹操与袁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就前途问题，曾作过对话，袁绍以为：“吾南据河（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侧重外在因素。而曹操则认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侧重内在因素。曹胜袁败，不由战定，二人对内外韬略的识力即可判明。孙策临终之时，对其弟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氏对内外韬略的认识深度，由此可见。而孙策重外，孙权重内。因孙策早死，东吴政权的重外一线，进展缓慢。而因孙权执政，重内之举，则较孙策时大有突破。
内外韬略十分讲究内与外的配合一致，无所偏废。蜀国由于关羽之败，包围魏国的战略形势非但不能形成，国内也受到来自东吴的压力。加上刘备失策，猇亭之战遭到惨败，元气大伤，内部再怎么发展，也难展鸿图。曹操由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过份追求内的一面，将相当一部份精力用于争权夺利的斗争，发动赤壁之战，以求—战而胜，企图在统一全国之时实现篡汉愿望，结果促使孙、刘结盟。形势向三国鼎立的格局发展。三国时期，各国相对重内的政策导向，也强化了三国鼎立的形势。
三国内外韬略属于规划型韬略，实践证明，这—韬略的成功运用，即能成为无敌者之敌。
成败祸福的原点：动静论
三国时代是个动乱的年代，这种动乱，忽如暴风骤雨，使人难以行动；忽如万马奔腾，使人不可抵挡；忽如洪水猛兽，使人落荒而逃；忽如惊雷闪电。使人猝不及防。个人、集团、乃至一个政权，如何在这种难以逆料的动乱中保持正确态势，就成为—个十分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成了三国韬略家和统帅们的最高使命。作为选择的基本型式，动静理论便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
三国时期的动静理论，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传统的成果。从态势的营造上，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从价值观念上，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从目标的确立上，动而不迷，动而胜人。从运用的灵活上，悬权而动，动于九天之上。此为善动的标志和原则。从动与静的内在原理上，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反过来 将这一原理运用在实践中，便产生形形色色的从静、动、止、行出发而去达到安、危、方、圆的目的。
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新的发展，重点表现在互补性、隐秘性和制约性上。
无论三国时期的军事、政治或外交、一动一静均意味着决策的效益趋向，发展过程中往往也同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约。因此，动静韬略的使用，一般都以决策者的眼光见识来作为选择的前提。察而后动，谋而后动，见机而动，视利而动等原则，几乎成为这一时代韬略家们的规箴。
动静韬略中的互补性原则，被三国时期的韬略家们所充分认识。互补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整体动而局部静、整体静而局部动；外动内静，外静内动；先动后静，先静后动等等。官渡之战期间，曹军正面动而侧面静，对西部割据势力采用稳定、妥协的办法，以免背腹受敌。前方静而后方动，根据袁绍个性，敢于出兵，击败刘备。正面牵制袁军，出奇兵捣毁袁军后方基地。一动一静、—静一动的动静韬略使曹军化不利为有利，有力地发挥了原有的实力。孙权在对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为联蜀抗魏，但也有时联魏抗蜀，其韬略手法，也不出一动一静和一静一动，避免多方受敌，难以应付。诸葛亮受命于动乱危难之际。运用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东西线的关系、内外关系、军事与政治关系。
与互补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隐秘性原则。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得有隐秘性原则作掩护，方能奏效。隐秘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为，阴动阳静，阳动阴静。刘备投奔袁绍、曹操，庞统袭夺益州之策，诸葛亮游说孙权抗击曹操，吕蒙向关羽攻击，吕蒙计败郝普，诸葛亮北伐退兵，陆逊撤围退兵，吴杀诸葛恪……无一不用阴动阳静的韬略。而诸葛亮进兵南中，孙吴解决賨越问题，都是阳动阴静韬略的成功典范。动静韬略的制约性原则，主要指以静制动。孙坚静退董卓围攻。张辽静定军中之乱，荀彧反对曹操围击张绣，赵云空城计。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治国方略，司马昭制服钟会，羊祜、杜预的对吴策略……极大限度地发挥了以静制动韬略的作用。田丰、沮授、贾诩、傅干、张范、田畴、崔琰、华歆、司马朗、杜畿、张辽、傅嘏、桓阶、崔林、郭淮、王基、诸葛亮、王平、孙坚、吕蒙、陆逊等韬略家，均是运用以静制动韬略的高手。他们在实践中创设了十分巧妙的计策，将以静制动的动静韬略原则推进到—个新的台阶。
由于三国时期玄学的兴起，《老子》、《庄子》、《周易》思想广为流传，这使以静制动的韬略原则、动静韬略中静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很大的发挥。面对动乱的形势，曹操视之若闲，以为御之以道，则能化乱为治。诸葛亮则满怀信心。宁静以致远，指点江山，规划鼎足之势。在曹操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周瑜神闲气定，部署有方，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表现了宽阔的胸怀和气度。乱世之中，却有无数镇静之士，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形成与时代形势的鲜明反差。所有这些，均表明了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发展。韬略家们坚信暴雨不终朝，乱去治必来的规律，镇静自若，因势利导，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世界演变的长远轨迹出发，谨慎地进行选择，大胆地从事行动，努力从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双方考察，决定动静。使事物的发展沿着既定路线进行，从而取得预期的良好后果。
智囊锁钥：阴阳论
三国以前的传统韬略均认为，“谋之于阴、成之于阳”，“难知如阴”，“阴以图之”。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任何计策，为使其实施成功，必然要求处于阴的状态。阴的状态，即绝密状态。竞争激烈的时代，争夺的双方中。若有一方的行动方案、行动计划被泄露，无异使自己成为别人的刀下肉、俎上鱼。任人宰割，无力反抗。密谋、阴谋的原始意义，即是如此。至于对这种阴的贬斥意义，则为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使然。这种意义上的阴阳韬略在三国时代仍然被遵循。违背之，或谋泄而败，或机露而亡；成功者，总是讳莫若深，密不示人。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的发展，并不停留在上述方面，而是将阴阳韬略提到智囊锁钥的高度进行认识，加以总结。
韬略家们将阴阳视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认作包括人类社会、世间事物在内的宇宙规则的消息，看成形势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主流。因此，谁能把握阴阳，谁就能把握命运；谁能洞知阴阳，谁就能洞察—切，高瞻远瞩。从这种意义上说，阴阳韬略，实质上就是一种获得真知灼见的韬略。
东汉王朝行将崩潰，军阀割据势力的形成，暴政必将被民众推翻，王权的巨大号召力，北方中原的战乱，三国鼎立的形成，魏、蜀、吴之间的既斗争又联合，回归统一的趋势……被不少韬略家所洞知。基于对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选择或创建各种组织。崛起—方，争夺天下。由于朝廷的失控，起兵割据便是最佳时机。由于军阀蜂起，武力夺取政权便成为最有效的道路。认识到暴政被民众所唾弃，新的政权必须改弦更张才能生存。深知王权的潜在力量，就不因皇帝蒙尘而不予迎请。中原战乱，难解难分，就会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辟蹊径，另谋高明之策。面对种种社会现象的发生，若能从深处寻找原因，就能把握本质，察知社会、历史、心理、情理、事理、物理等内在因素，就能超前思维，早作准备，提前动作。胜于无形。
阴阳韬略重在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重在对事物本质变化的测度。因此，所有其他韬略，都是以上述前题为起点，进行创设。一旦离开这一前提，许许多多的具体韬略，在实施过程中就会被对方识破，从而无法奏效。
三国韬略家们为了打开智囊的宝藏，首先在掌握阴阳韬略上下苦功夫。他们大都博览群书，吸取精华；体察玄理，直契道要；深入社会，洞知细微；反复比较，权衡轻重。从而对事理、情理、物理、哲理获得超乎常人的独到认识。他们深知事物的矛盾、动力、变化、定势不在其外，而在其内；阴不在阳外，阳不在阴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于是注重从内部认识问题，为解决问题找到了捷径。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注重对社会问题的全面把握，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宇宙的独到体察。所用的方法、除了理性的分析、综合、归纳、推理之外，还运用直觉体悟，整合事物本质所暴露的蛛丝马迹、碎片残块，以获得真知。并根据这一从事物对象所得出的准确认知，作出相应的对策。
三国时代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及其韬略实践，均清楚地表明了阴阳韬略与其他韬略的关系和区别，阴阳韬略对于一个大韬略家的重要性。试想。一个能直楔韬略堂奥的哲人智士，与不知大道阴阳的江湖术士，他们所分别设计的具体韬略之间，该是具有何等不同的差异。
阴阳韬略帮助了韬略家获得总体认识，荀彧、贾诩、诸葛亮、鲁肃等人的选择，正表明了他们精通时势的变化，表明了阴阳韬略在他们手中的成功运用。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发挥各自的才智，为所在的集团设计了霸业蓝图，或走出困境，或走向兴旺。
前程从此辉煌：有无论
有与无是三国时代韬略理论中的重要范畴。运用有无理论，就可以从根本上改造当前所处的境况，创造辉煌、灿烂的前程。
综合三国时代的韬略类型，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韬略，有战略性与战术性韬略，有思维性与实践性韬略，有对外性与对内性韬略，有创造性与工具性韬略，而有无理论即属于创造性韬略。
与玄学中的有无理论不同，韬略中的有无理论不注重对世界本体的探讨，而是将重点放在实现既定目标、营造有利格局、改变敌我关系、走向霸业峰巅上。
三国韬略中的有无思想，内蕴十分丰富、深刻。撷其要者，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化有为无，实现本集团的根本利益。二是从无到有，创建新型政权与实力。三是有无对抗，发挥己方优势。四是有无相依，作为对策的两手。
自从黄巾起义动摇东汉统治的根基之后，英雄豪杰纷纷崛起，他们借重东汉政府的封号，发展自己的实力，条件成熟时，就完全脱离与朝廷的关系，斩断各种对朝廷的义务之索。化有为无，实质上是清除了外在力量对自己的束缚，摆脱了敌对势力对自己的控制。由于新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不暂时依附旧的力量，同时，新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能不脱离旧的力量，化有为无韬略的运用，就成为十分必要和重要了。东汉末年朝廷中的一些政治势力既依靠宦官，又打击宦官。各政治派别既把皇帝抓到手里，又千方百计削弱皇权，各路豪杰反击董卓，却又不敢真拼实打。各大军事集团都利用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却又不断对其加以分化瓦解。刘备到处投奔，寄人篱下，却始终借助外力又限制外力，最后发展自己的实力。魏、蜀、吴三国在外交关系中的立场变化，也频繁地采用化有为无韬略，或粉碎对方的企图，或转嫁矛盾、压力，或在双方斗争中，寻求利益。曹操从丞相到魏公、魏王，步步扩大个人势力，置东汉朝廷于虚设。司马懿如法炮制，安插亲信、党羽，从曹魏手中夺取政权。钟会在灭蜀后寻求个人势力的发展，企图在蜀地建立新的独立王国。无论是大的集团，抑或是小的派别、无不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化有为无的韬略原则被运用得十分广泛。实践证明，这是扫清前途障碍，从内部取而代之，从外部削而弱之的有效手段。
三国韬略中有无理7的另一个原则是从无到有。各派在创建新的政权、扩大实力之前，都在运用从无到有的韬略原则。至于那些未能自觉运用者，不是被别的势力所吞并，就是被击败。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在敌手如虎、强者如林的动乱时代，之所以能自立一国，关键在于他们有一套切实可行的、从无到有的发展规划。曹操取天下，有一套独特的韬略，其从无到有原则，着重体现在“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思想中。曹操收揽天下的杰出人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终于赢得旁人难以比拟的胜利，比起曹操来，袁绍就显得大为不如，袁绍看不到人的力量，以为“南据河（指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在有无理论的修善上不及曹操，最后优势转变为劣势，终于败北。刘备取天下，历尽坎坷，后遇诸葛亮，终于认清形势，从无立锥之地，到有巴蜀之险，成为鼎足之国。孙策、孙权避实击虚，营建江左，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靠的也是无中生有的韬略思想。 三国时代有无理论中还有一个原则是有无对抗：以己之有，抗敌之无；以己之无，对敌之有。从而注意发挥自己一方的优势，取得主动。曹操迎汉献帝，在政治上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各方，得天独厚。而与其抗衡的各派势力，在这一方面往往被动，失去很多发展的机会，这就是三国时代最典型的有无对抗韬略。刘备利用曹操的残忍暴戾，缺信寡义，事事与之相反，以其无，营已有，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在斗争中取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吴、蜀的灭亡，若从有与无的韬略视角分析，则一方有德、有识、有智、有力，另一方无德、无识、无智、无力。有与无的悬殊，会形成双方实力的消长，也就最后决定了双方的前途和命运。
有无理论中的第四个原则是有无相依，互补互用。无论曹操集团，抑或刘备、孙权集团，在各自草创阶段，大都是有智谋而无实力，有实力而无地盘。在群雄逐鹿，激烈争战中，他们广泛地运用有无相依、互补原则，既联合，又斗争；既斗争，又联合。依时而变，不一而论。军事上，无论是大的战役，还是小的战斗，都十分讲究有无相依、互补原则。赤壁之战，刘备、孙权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不能抵抗曹操大军的凌厉攻势，而刘孙联合，以长击短，使孙权有刘备这一前线屏障，刘备得孙权水军支持，形成战术优势。政治上，从曹操改编青州黄巾军，到接纳张鲁、张绣、袁谭等敌对势力，从刘孙联盟的破坏到诸葛亮派遣下属出使东吴，恢复外交关系，均以有无互补思想作指导，奠定新的格局，绝无僵化不变、固守一途的愚顽。正是有无相依、互补原则，使得三国时代的各派势力分化、组合，日新月异，也使得当时的形势扑溯迷离，不可逆料。
三国韬略中有无理论、原则的蓬勃发展、普遍使用，是与当时的严峻形势以及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的。动荡的社会，迷悯的前途，多变的形势，复杂的斗争，促使人们去思考。许许多多政治蓝图，在严酷的现实中，逐步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从局部实现到全面实现，其中所依靠的，正是这种创造性韬略。作为创造性韬略，有无理论在三国时代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整个三国鼎立的时代，就是在这种韬略的宏观指导下产生的。
三国韬略家们敢想敢为，富有创造精神。新的势力的形成，新的格局的确立，新的胜利的取得，都离不开有无理论的指导。而创造性是这一理论的灵魂，灵活性是这一理论的生命，利害性是这一理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