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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马洛里还有她朋友一起。’我在想她口中的朋友是不是鲍勃，开卡马罗车的那个。”
“你今天早上没有找到他吗？”
“没有。”
“比尔是不是说开枪是件‘让人很开心’的事？”
科罗拉多有一条“无罪出狱在强手棋中，如果玩家手中有这张特殊的牌，即使不小心进了监狱，也可以不受惩罚，继续进行游戏。
”的边境审判法由于美国部分边境地区曾有段时期治安较乱，政府专门制定了边境审判法，允许公民使用武器保护自己。，允许公民使用致命武器来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如果你闯入了科罗拉多人的家里——又搞出了不小的动静——你最好祈求主人手中并没有什么武器，因为即使你丝毫没有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他也可以把你撕成碎片，这是完全合法的。这条法规一般被称为“让人很开心”法。
“是的，”萨姆说。“他动静挺大的。是吧？”
“我可不是律师，不过可能是吧。先是玻璃碎了，紧接着就停电了，那个男的又突然出现在地下室里。比尔就朝他开了枪。我想应该是开了三枪。”
“三枪？”
“是啊。我觉得是三枪。他连开了三枪。”
“那个男的有武器吗？”
“当时漆黑一片看不清楚。灯亮了以后，我看到地板上有把枪，就在那个男的旁边。”
“一切听起来倒是合情合理。”
“可能是吧，我也不太清楚。比尔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碎玻璃？你看到了？”萨姆问。
“没有。”
“可能不是窗玻璃。在地下室窗台上放几个空花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也一样啊。任何人只要一开窗就会把花瓶什么的弄翻掉。我觉得这点挺可疑的。”
“人们总在窗台上放些东西。”
“窗户又没锁，”萨姆说。“没有迹象表明窗户是锁着的。”
“最近有很多人在这栋屋子里进进出出。”
“你在为他说话？”
我也不想这样。“萨姆，比尔说他开枪打死的男人是多伊尔。你说有这可能吗？”
“是的，我也听说了。可能他有个双胞胎兄弟，”他说。“这一切真是乱七八糟，我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我觉得到处都有多伊尔·钱德勒的影子。”他站起来。“再跟我说一遍，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与他对视着，告诉他这些情况是保密的，这几乎等于告诉他所有他想知道的。
黛安娜已经脱离危险。我必须保守秘密。
“明白了。”他一边盯着我，一边用手捋着头发。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斯科特说你已经解决了汉娜·格兰特那件事了。”
我耸耸肩。“我只是把我的一个想法说给他听。然后他把所有的事都串了起来；我猜那个验尸官同意了我的观点。”
萨姆扬起眉毛，这比他的话语更讽刺，“想法？你也有想法？你似乎有很多想法。”他顿了顿。“还有你是怎么知道的。”
如他所愿，我把萨姆的评论当作一种谴责。
一个女巡警把脑袋凑了进来，“侦探？那辆凯迪拉克？还有通告上说的那辆车？我们找到了。”
“在哪儿？”
“在体育馆附近的科罗拉多大学停车场。特警队报告。”
他看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会固执己见。我想我让他吃惊了，我说，“杜安等离子物理实验室。四楼。”
萨姆一边冲出房间，一边对着对讲机重复了一遍地址，留下我一个人。
我走向那张破旧的桃花心木写字台，拿起听筒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劳伦和格雷斯已经到家了，下午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去丹佛的布朗宫大酒店喝下午茶。格雷斯看来很喜欢烤饼、乳酪块和盛在瓷杯里的薄荷茶，黄瓜三明治也让她十分着迷。我跟劳伦大致讲了讲博尔德这边的情况，告诉她我很好。挂断后，我又凭记忆拨了第二个号码。
“库兹？”我说。“真不愿意在星期六来打扰你，但我认识的一个人需要一位律师。”
74
鲍勃确实告诉了马洛里那个地道的事。
马洛里深信有些坏人正等着对她下手，就像八年前对她的朋友一样，于是她在圣诞节前夜利用那个地道逃了出去。她发现鲍勃正在多伊尔的家庭影院里看电影，便向鲍勃求助，让鲍勃帮助她逃出去。
鲍勃同意了。
离家后的前几天，她一直待在鲍勃那儿。她刚从圣诞节前夜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又开始担惊受怕。她的逃跑已经使得局面十分混乱，回去后又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后果，这些都让马洛里感到恐惧害怕。她并不清楚自己曾求助过的那位诊疗师被杀的事实真相。
出于无聊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她最终又成功地用甜言蜜语说服鲍勃，让他陪她一起去见“我们的母亲”。
第一站是拉斯韦加斯，就在那儿，他们带上了雷切尔。接着，他们一行三人在科罗拉多南部的一个疗养院简短地拜访了一下鲍勃的母亲。鲍勃还在那儿换了辆车——那辆卡马罗的离合器出毛病了——换了他母亲一辆1988年出产的土黄色凯迪拉克戴维利车，虽然跟鲍勃那辆20世纪60年代的高性能豪华车差不多，但没有鲍勃那辆漂亮。
真正的假多伊尔被比尔·米勒在地下室里杀死后，警方要确认假冒的假多伊尔的身份就不难了。
在艾伦斯帕克附近那个浅坟里发现的男尸最后被证实是一个名叫埃里克·布鲁斯特的流浪汉。显然多伊尔先以雇佣为名把埃里克骗来，然后把他杀死，接着又把尸体搞得血肉模糊让人无法辨认，最后扔到树林里。当初多伊尔从夏延大街找来埃里克时，多伊尔很可能不是这样向埃里克描述这份工作的。多伊尔早就准备让多伊尔·钱德勒这个身份永远消失，并且小心谨慎地挑选了跟他体型和肤色都差不多的布鲁斯特。他给了布鲁斯特几件他自己的衣服，带他进了树林，然后开枪射中他的头部。多伊尔把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尸体放在了一起，有理由相信，经过一整个冬天和春天后，任何线索都会遭到破坏，除非通过DNA检验才能证实死者的身份。他也知道如果没有比较样本的话，即使DNA检验对司法执行也没有任何帮助。
多伊尔·钱德勒至少已经死了两次。
星期一，也就是拉乌尔救出黛安娜后的第二天，他专门包了一架医用飞机把黛安娜接回家。从医学角度来讲，她的身体会慢慢恢复。但心理上呢？我们不能确定，只能让时间证明一切。爱和支持，这些她需要的她已拥有。但这些足够了吗？但愿够了。黛安娜很坚强的。
斯科特·特拉斯克特估计汉娜·格兰特不幸死于一次意外，黛安娜一直靠这句话支撑着自己。不到一星期，黛安娜就回来工作了，对此我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她回来头一天的第一个病人是？
是“奇多”女士，还是挺合适的。黛安娜领着她的病人从候诊室经大厅走到她的办公室时，我们俩擦肩而过。她把我当好朋友似的朝我笑了笑。
看来，我们已经尽释前嫌了。
黛安娜、鲍勃和马洛里都已安全了，我继续保守秘密。我很清楚如果拉乌尔晚半天找到黛安娜的话，我可能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比尔·米勒的一切都说出来了。我的朋友现在都已脱离险境，不过我知道，即使把从病人那儿得知的东西全都说出来，也不过是种自杀性的报复行为而已。
请相信我，我仔细考虑过。
我没有说出比尔、沃尔特和那个牙医的事。起初知道这些事是因为我是个心理学家，我没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把这些事说出来。守着这些秘密好受吗？不，我不好受。
内心深处，我十分赞成公正，但即便如此，这不适用于我现在的境况。
沃尔特的家人很快就报警说他失踪了，但我闭口不谈他的尸体在哪儿。拉乌尔也和我一样。要是不给比尔做诊疗的话，我就不会知道沃尔特的事，所以在我看来，这些是必须保密的。然而事实是：我所知道的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不再徒劳地寻找他们失踪的丈夫、父亲。这是不是让我很苦恼？
是的，我很苦恼。
我还怀疑比尔是为了干掉多伊尔才把他引到自己家的，而比尔安排我去他家，只是为了让我充当他的目击证人，这些我都没有说出来。虽然这些我还不能证实，但我坚信都是真的。我觉得萨姆也是这么想的。他告诉我警方已经掌握了一些电话记录可以为这些猜测提供旁证。
但萨姆觉得他也不能证明什么。劳伦承认，在地方检察官审查证据时她也这么认为。
米勒一家又团圆了：马洛里回家了，里斯与他住在其他州的亲戚度假回来了，雷切尔搬回了家。这个家庭的幸福会继续下去吗？我有点怀疑。玛丽·布莱克依然被三胞胎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把雷切尔介绍给丹佛的一位精神病专家，这位专家曾经用鸡尾酒疗法成功治愈了与雷切尔症状相同的病人。
奇迹有时还是会发生的。雷切尔就需要一次，她也应该得到一次。
比尔？
随着尘埃落定，事情慢慢平息，我打电话给他，很客气地要求给他做最后一次诊疗。
他婉言谢绝了。
我改变措辞，重申了我的要求，语气没有上次那么客气，比起邀请的口气要更为强硬些。他妥协了，我早就知道他会这样。他到办公室来见我时，我没有在诊疗的细节上花一秒钟。我告诉他我希望他的两个孩子也能接受诊疗，并且谨慎地为他俩分别挑选了两名诊疗专家。我明确表示我不是在提建议，如果不接受我的忠告，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吗？”他说，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的意思是，“你能拿我怎么样？”
之前，我已经把胡桃木框的科罗拉多心理学家执照倒扣在我们中间的桌上。
“是的，”我说，没理会他的傲慢自负。
他双臂交叉摆在胸前。“我很感激你的关心，但我认为没这个必要。”
显而易见，实际上他并不感激我。我伸出手，把执照的正面翻了过来。生怕他不认识这份羊皮纸文件，我又说，“这是我的心理医生执照。”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又怎样？”
“即使失去执照我也心甘情愿。”
他十分怀疑地看着我。我想他是不相信我的决定。
我又问道：“那你又会放弃些什么呢，比尔？”
“你不会这样做的。”
我递给他一封信，这封信其实前一天就寄出去了。“读读看。这封信只缺个名字。事实上只缺你的名字。”
他花了几分钟读了读。
“要是你这样把我的名字泄露出去，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吧。”
“可能吧。我那些州职业道德委员会的同事们总是太宽容，甚至对待错误也是如此。不管怎样，我愿意冒险。即使最后执照被吊销，我想我还能找到份工作，不过有些事告诉我结果可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也不希望陪审团调查你在整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你知道，陪审团里都是些顶着博士头衔，而且总是持怀疑态度的陌生人。”
我在勒索他吗？
是的。
对于勒索，比尔知道得很多。他既勒索过别人，也被别人勒索过。
最终，比尔还是别无选择，接受了我对两个孩子的诊疗意见。我怎么知道他照做了呢？因为两位诊疗专家之后都打来电话，感谢我把那两个孩子介绍给他们。想到里斯和马洛里正在接受最好的诊疗，我感到了些许安慰。可这样就能拯救他们了吗？
说真的，可能不会。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样才算拯救他们。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75
我与比尔见面前寄出去的那封信？
科罗拉多心理学协会职业道德委员会的主席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
心理学家一般不会告发自己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
可我却这样做了；我以多次违反美国心理学协会的职业道德规范为名举报了自己。
有一种被称作“无为”精神分析中通常指一种强迫性神经机能病症状。的心理现象，有时也被称作“执行无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自我防卫。厚颜无耻的丈夫与女秘书调情后会送花给妻子。女儿仅仅因为没盖好牙膏盖，而被母亲骂得狗血淋头，之后母亲又会为她准备特别的小点心。这是潜意识里一种错误的心理指引——用一些自我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来取代那些无法接受的。在心理防卫的世界里，这是一块巨大的黑板擦。
而举报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是我自己对“执行无为”的曲解。
我详尽地准备了一份关于我在对比尔·米勒和鲍勃·布兰特的诊疗过程中多次违反职业规范的报告，并把它提交给职业道德委员会。虽然我不得不保留很多细节——包括我病人的名字——我还是写进了足够的事实来证明我的判断失误，以便让同事们能看清我无数次的道德堕落。
我也请求鲍勃和比尔做出书面允许，同意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道德规范调查员们，但他们都不愿透露姓名，并拒绝接受调查，这并不意外。他们也不想延长对他们行为的公开的详细审查。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病人的合作，只有我对自身职业行为的自我谴责，委员会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委员会主席打了个电话给我，问我本人想要他们如何处置我，似乎略微有点愤怒。
我提了个处罚建议：接下来的一年里，由一位资深的高级心理学家来监督我行医。
委员会马上就同意了，他们很高兴不用再为这件事而操心。
我感觉稍微好了些，但也没好多少。众所周知，作为一帖自我止痛膏药，“执行无为”的作用只是缓解疼痛，治标却不治本。而且当你知道自己在这样做时——并且在无动机地去做时——就像我，这就是在不诚心地承认错误。
76
鲍勃？
他和马洛里在科罗拉多大学杜安物理楼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的接待处被警察撞了个正着。洛城特警队的警官们冲进去时，马洛里正看着鲍勃摘去圣诞秋海棠枯萎的花朵，他俩被吓得魂都没有了。此时离我们每星期二下午4：15的预约差不多有两天。
和往常一样，他低着头走进我的办公室，扑通一下把背包扔在地板上，没打招呼就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们一直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有上百次了。
鲍勃在警方的拘禁下忍受了一晚上的煎熬，与此同时，库兹·梅特林正设法使警方相信他的当事人不过是不小心触犯了法规，并没有犯什么大罪。马洛里也再三强调鲍勃没有强迫她做任何事，也没有怂恿她逃跑，马洛里还强烈坚持说公路旅行是她自己的主意，并且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自始至终，鲍勃没碰过她一下。事实上，马洛里惟一的抱怨就是鲍勃不怎么友好，除了谈论汽车和下棋外，他几乎从不开口。
雷切尔·米勒也认为鲍勃行为端正，彬彬有礼，是她和她女儿的好伙伴，就是有点闷。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反面的证据。没有。
我稍微等了一会儿，待他坐好后，我说，“好啊。”
鲍勃正盯着他的双手。我估计鲍勃已经知道我安排库兹做他的律师。不论迈克尔·
杰克逊和任何律师做搭档，鲍勃·布兰特和库兹·梅特林可算是最古怪的当事人和律师组合了。我猜库兹对鲍勃说过请他做律师是多么的幸运。我估计鲍勃不会跟我提这个，我在想如果他不提，我是不是该说说这事。
“会收我钱吗？”他终于打破了沉寂，在我快要做出决定时，把我从想像中拉回了现实。
被指控“指控”这个词在英文中兼有“收费”的意思，此处鲍勃指的是收费，但文中的“我”误解为指控。绑架？似乎不会，但这个问题应该由库兹解决，而不是我。该我说了，于是我反问他：“指控你什么？”
“上星期的那次。”
噢。“你错过的那次诊疗？不会，那次不收你钱。”
鲍勃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了，但并没有感谢我。我期望他感谢吗？不，不完全是。
他终于抬起了头，我发现他的下嘴唇长了一个豌豆般大小的疱疹。圆圆的，看起来是新长的，还起了水泡。一定很疼，我想，是压力太大了吧。他沉默了许久，然后说，“我差点丢掉了我的工作。真够笨的。”
“什么很笨？”我本来可以这么问他。但是最近实在干了太多蠢事。太多了。他是这样，我也如此。
不过他干得更多一些。
我等着他回答。金科牌盒子就摆在我椅子旁的那张小桌子上。不知道鲍勃进来时有没有看到？我感觉他几乎没朝我这边瞧过一眼。
“她问过了。我没有绑架她。嘘。”
没有摇头，只是嘘了一声。
实际上这时该我回答了，鲍勃却接着说道，“一开始我就不该带她去那个地道。”
我本可以在这点上跟他谈一谈，也许他不该带着一个未成年人开车横跨好几个州，更何况警方正在全国范围寻找此人，但我有的是时间。一年之内还会安排许多次会面。我跟他迟早会谈到这点的。
“那个诊疗师死后她很害怕，”他说。“我以为她知道怎么逃出家门。”
他的语调让我感觉他在自卫，这并不奇怪。全世界都在发疯似的寻找马洛里时，他却决定帮她藏起来。难道真的是马洛里的恐惧让他觉得自己该这么做？我怀疑不是。
为什么？要推迟谈论这点的话，鲍勃得先让我确信他突然间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了。很遗憾，前几星期发生的事既没能让比尔·米勒获得一个有用的超我弗洛伊德理论中自我的一部分，由父母和社会道德标准的内在化而形成，审查并约束自我。通常为无意识的，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组成。，也没能让鲍勃开始学会理解他人。“接着说，”我说。
他转过头，把手伸进背包里摸了好久，接着又叹了口气。他拿出一个跟软皮书差不多大小的电子设备，提着让我看。
我忍不住要笑。这是个奇怪的可编程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