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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踪影-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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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扇窗?” 
  “离街最近的那扇。” 
  他点点头,挠了挠头,然后又把手插进牛仔裤的后袋。“黛安娜去拉斯韦加斯找人,昨天却突然失踪了?你的一位病人刚刚也不见了踪影,你担心他也有可能失踪了?现在我们站在第十二大街一栋房子的后院,据说是你病人停放他那辆旧车的地方。而碰巧隔壁有个小女孩在圣诞节失踪了。到目前为止,我都没说错吧?” 
  “你说得很对。”我心想,汽车那部分有一点出入。卡马罗也许有点年代,但还是保养得很新的。 
  “很好,听到这个真让我高兴。我得在本子的列表上再添两件开始引起我关注的事。你知道马洛里·米勒母亲的一些事,在我看来这些事情,你完全没理由会知道。你甚至很可能还知道她住在拉斯韦加斯。我认为,你对里斯家强烈的好奇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尺度。不久之前,你还作过类似的推断,说我们会因为米勒家隔壁的房子而起冲突。” 
  “是三件,萨姆,至少是三件。” 
  “帮帮忙,别跟我讲算术。” 
  “我不能承认你说的。不过也不能反驳。” 
  “对于你,这已经算是举双手赞成了。” 
  我耸耸肩。 
  萨姆真的很体谅我,他说,“好吧。这么多失踪的事情。听上去又蠢又呆,我也无话可说了。”他开始走动。“走吧。我想多了解一点有关黛安娜她在拉斯韦加斯发生的事。” 
  他领着我折返,穿过多伊尔院子里静止不动的水景。快到萨姆停车的地方时,我开口了,我感觉自己说话时十分小心,但实际可能更谨慎。“汉娜·格兰特死的那天,我和黛安娜都在那儿。” 
  他都没朝我瞥一眼,说,“我知道。你他妈的以为我还不知道?” 


33




  我的车停在市中心的另一头,在唐纳德租给鲍勃房间的那栋楼外。萨姆向我逼问了更多有关黛安娜在拉斯韦加斯失踪的细节之后,开始朝我停车的地方开,好把我放下车。 
  “那栋带有水上公园的房子的主人,你对他了解多少?”我问。 
  他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低,那些我实在不想听到的乡村挽歌终于从我耳边消失。我等着——关于那个多伊尔的问题,估计他正面回答我的可能性有30%——我已经不止一次有这种想法:萨姆喜欢的乡村歌手中,大多数都有必要接受一两次心理诊疗。 
  “房子的主人离开有一段时日了;房子现在是空的,圣诞节期间一直没人住,如果这些是你想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不过没错,我和那个房子的主人谈过,是通过列出房子出售信息的女房产代理人与他联系上的。” 
  萨姆就此打住了,真可恶。好,他想激怒我。他正等着看我是不是会因为自卫意识太薄弱,而在此关头提醒他上回透露给我的事——一 
  位美丽的金发小公主在圣诞节那天,在三个街区外被杀了。那次,萨姆整晚都在喝酒,他承认说:所有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包括警察、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在事情过去了十一个月后,才开始去找住在女孩家隔壁的邻居了解情况。 
  周围的一些居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案现场,但是在女孩被残忍杀害后的十一个月里,没有任何警察询问过他们。 
  在我看来,这简直难以置信。 
  但我没有插嘴。萨姆用不着我提醒。 
  他接着说:“房子的主人同意我们调查。没有半点犹豫。没说半句废话。非常合作。房产代理人开了门,我们进去搜了搜,但一无所获。这是马洛里父亲报案后几小时之内的事。” 
  “那房子的主人还在市区吗?” 
  多伊尔。我想把他的名字大声叫出来,但我不能。我想知道多伊尔是否还在市区。 
  “不在。” 
  “马洛里失踪后你们猜她可能会去哪儿?” 
  “隔壁的空房?我们要搜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那儿。” 
  “但是一无所获?” 
  “只是间空房。厨房比我家的大不了多少。院子很不错,不过没地方让我颠两下球。这房肯定贵得离谱。嘿,城里哪样东西不贵呢?” 
  在博尔德房价暴涨的问题上,萨姆比我想得多,但是这种间接的问题并不会让我得到很多的消息。于是我问:“圣诞节那天搜查时,那辆卡马罗还在车库吗?” 
  “问得好。我不记得它在不在。不过如果在的话,我确信肯定会有人按着车牌找到你那位病人的。我想我们还没和你那位病人谈过话。” 
  我能看出来,萨姆仅仅分了一半注意力给我。他在考虑某些我看不到的问题。他对我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几近诚恳,却依然有所保留。不过我对他同样有所保留。“你的大脑袋里在想事情。想什么呢?” 
  我的问题让他微微吃了一惊。他把车从第九大街拐进派恩大街。“我在把线索串起来,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犯罪行为。我得找个能拿得上台面的理由。” 
  “什么意思?” 
  他没有马上回答。快到唐纳德家了,他还是没有回答。我的车就在前面不远处。鲍勃房间的灯依旧没开;不过如果灯真的亮了,那倒会吓人一跳的。 
  一辆货车迎面开来,萨姆亮起切诺基的前灯。货车司机也立刻亮起前灯,那灯光昏暗了半秒才完全亮起来。他按了按喇叭,让别的司机不要小看他的前灯装备。在那种强光下,我看不清货车司机的脸,但我敢打赌,他正对着萨姆伸出中指。 
  我说:“那傻冒仗着一辆大货车就为所欲为欺负人了。” 
  “算他走运,我今天心情不错。” 
  我大笑。 
  “这儿没我的事了,艾伦。你那位病人不在家,这又怎么了?他走了一天也有可能是两天?门口滴的血非常少——地上扔着几件衣服。没有强行入室的痕迹。也没有目击者。人不在。车也不在。因此是他自己离开的。人们自己离开时从来不发通告,也不打招呼。即使是他们的心理医生也不会事先得到通知。我找不到任何东西能让我的上司产生丝毫兴趣。早摸透了。我清楚他会跟我说:到目前为止,这都不干警察的事。和我告诉你的一样:这不干警察的事。” 
  “好吧,”我说。 
  “还有你的朋友,黛安娜?说真的,她的事远远超出了我的管辖范围。站在拉斯韦加斯赌场的立场,除非是几天后旅店要用她的房间做下一笔生意,否则我也不会在她的生死问题上浪费一秒钟。同样,如果我是拉斯韦加斯的警察,我差不多也会那么想。成年人做成年人的事。可万一她真的失踪了呢?当人们开始担心四处寻找时,也许一切已经太迟了。但愿她没事,可又有谁会像她那样从赌场失踪呢?我不想听你告诉我的事。虽然目前情况确是如此。但我情愿它不是。” 
  萨姆把车停在我的轿车前,两辆车子几乎是车头贴车尾。他关了前车灯。路灯的灯光从驾驶座一侧照进车里,在车窗上留下萨姆的侧影。 
  “其实我对自己正在串连的线索更感兴趣,”他说,“你看。如果我戴上解码眼镜,我几乎可以在我留意的每一处都发现你的脚印,不过只要想到以往你在这类事情上的记录,也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张嘴想反驳。又闭上了。他想说什么? 
   
  萨姆接着说:“首先,我想你和你的搭档黛安娜也许与米勒家有着某种关系——我猜是米勒太太,雷切尔——这个我不大了解。想再让我猜吗?好吧,我怀疑那是几年前的事。也许更早。我能猜出这是什么关系吗?是的,我可以猜出来。”他停下来,让我先把这些话吃吃透。 
  “其次,我想你那位开卡马罗的病人与那个拥有水上公园的家伙也有着某种关系。因为某种原因,这关系让你异常紧张,如果只是简单的借车库的问题,你不会那么紧张。一定是另一码事。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但凭经验,今晚我在你这儿是连屁都问不出来的,所以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头痛。目前我的推论是你认为这一切都和马洛里·米勒有关。坦白说,这让我很担心。我担心是因为你又开始扮演起侦探的角色。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事你可能也有份,这也让我稍稍有点担心。” 
  萨姆的肚子在咕咕叫了,像是在抱怨好久没看到饭菜了。这声音让我意识到自己也饿了。不知道劳伦有没有给我留点饭菜。 
  “还有,我们已经知道是你和黛安娜在百老汇大街发现了受害者。然后——” 
  “萨姆,你刚刚说汉娜是受害者?” 
  “我不该这么说。她是你朋友。抱歉。习惯了。对不起。” 
  “我不是这意思。你认为汉娜是受害者?你认为她死于他杀?验尸官说死因‘未定’。难道有变化了?” 
  “那是斯洛克姆和奥尔森的意见,不是我的。我在那个案子上没有发言权。昨天是一切未定。今天仍是。事情到此结束。抱歉。” 
  换作是其他任何一种情况,我会继续对他旁敲侧击。但现在,我需要萨姆把注意力集中在黛安娜和鲍勃身上。汉娜的事可以以后再谈。可我仍忍不住要想:警察究竟知道些什么? 
  “还有呢?”我问。“你刚准备说的。” 
  “里斯·米勒,”萨姆说,他忘了要用哪根手指头来表示他要说的最后一点,于是便伸出那根粗壮的拇指来代表里斯·米勒。“为什么你对他那么感兴趣?他在这件事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他把头转向我,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你甚至连这些都知道?” 
  我张嘴,又合上,发出了某种声音,更像是一声叹息。里斯对我来说也是个未知数。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对他真的一无所知。” 
  “好吧,”他说。“听着。我得把保姆接到家里,我还答应西蒙帮他修改他写的诗。你像他那么大要写诗吗?不过让孩子多写点是件好事。随时通知我黛安娜的情况。” 
  我打开吉普车门,外面的温度低得惊人,我还是头一次感到一月的夜晚原来这么寒冷。“谢谢你,萨姆。” 
  “嗯,”他说。接着又说:“等等。” 
  我把身子侧回车里,萨姆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几秒钟,然后又移回来。“我知道你希望我能找到法子来帮你。但我也无能为力。总归要有个钩子。总归要有个可以让我抓到的东西。” 
  “萨姆,我也特别不希望自己和这件事扯上任何关系。自从马洛里在地球表面失踪那天起,我就拼了命地想让自己离它越远越好。但它紧咬着我不放。在我看来,只要你离这件事够近,你就能找到和一平方英尺大小的维可牢商标名。此处指一种互相粘连的尼龙织物,常用作代替服装纽扣的褡裢。一样多的钩子。” 
  我砰地关上车门,车开走了。 


   34




  我走进屋子前门时,时钟显示快到8:30了。埃米莉给了我异常热烈的欢迎。母女两个在主卧室里睡得正香,依旧蜷曲成熟悉的大勺包小勺的姿势。她们周围一圈散落着各种睡前读物和格雷斯心爱的绒毛玩具。而我们那条没那么多绒毛的狮子狗安维尔,则在格雷斯的膝盖上蜷作一团。 
  我很懊悔自己总是如此频繁地错过每晚睡觉时应例行的一些事。 
  格雷斯的入睡时间相对于她的上床时间显得有点早,即便对于劳伦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多重硬化症让她消耗的精力总是难以估算。这种病的症状有很多种。如果哪一天这病没有发作,没有给她带来剧烈痛苦,这时候你问她,她就会告诉你对于这病,她最恨的一点就是白天的时间被缩短了很多。病痛的折磨年复一年,劳伦开心的时间越来越少,健康的时间越来越少,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她被病痛和虚弱拖倒在床的时间却越来越多。如果你问她得了多重硬化症后,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她会告诉你她希望白天能加长。她会告诉你大多时候,她的精力能够维持的时间就和安克雷奇12月的白天一样短。 
  这显然是说,那天是育空加拿大西北地区与美国阿拉斯加之间的一个地区。 
  的一天。这是她的叫法。我会在工作时打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几乎总是回答,“你懂的,宝贝,今天是育空的一天。” 
  我帮她们把羊毛毯拉拉好,让女儿和她母亲都能盖到。然后吻了吻她们的前额,把安维尔从床单上抱起,领着它和埃米莉出去撒尿。当这对搭配怪异的狗夫妇完事后,我们又安全地在屋里小转了一圈。然后我看了看留言,真希望有拉乌尔的留言,最好是黛安娜的。 
   
  但是一无所有。 
  我煎了两个蛋,夹在涂有蜂蜜的小麦吐司里,然后端着盘子进了客厅。我站在窗前边吃边往外看,从窗口望下去便是博尔德,我想找出詹尼弗祖父母的房子,想找出第十二大街上那栋靠近山麓小丘,有水上公园而且贵得离谱的房子,想找出百老汇大街汉娜·格兰特被发现身亡的房子。 
  西边很远的地方,在连绵不断的群山的另一头,拉乌尔也许还在和威尼斯酒店的女保安约会,也有可能他还在赌桌前和赌徒聊天,试图能找到有谁还能记得他妻子? 
  该死的,在这些亮起的车灯中到哪儿去找鲍勃和他那辆漂亮的卡马罗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是在我办公室里那个金科牌的盒子里吗? 
  我一时冲动想冲进城里找出答案。 
  我提醒自己,鲍勃写的只是小说的一部分。 
   
  是虚构的。 
  是他编的。 
  是该等到以后我才能读的。 


35




  黛安娜极少会流露出对自我的不确定,但在谈到她与拉乌尔的结合时,她总会一脸惊奇。“为什么是我?看看我。看看他。他到底为什么会选中我?” 
  拉乌尔是西班牙人,橄榄色皮肤,目光敏锐,聪明绝顶,生来就有企业家的革新精神,对金钱的嗅觉如猎狗般灵敏。他的微笑甜似蜜,头发浓如墨,在阳光的照射下却又变成一团金黄色的火焰。他可以教乔治·克鲁尼电影电视明星。如何做到举止优雅,在环境需要时他的一言一行犹如欧洲绅士,他会套上退色的牛仔服和牛仔靴,溜进农场大谈特谈南科罗拉多的水权问题,就好像是他的家族率先切断了与古老的圣路易斯河谷相连的灌溉水道。 
  就像每一位大屠杀此处特指二战中纳粹对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行的种族灭绝。幸存者的后代那样,20世纪的德国纳粹给拉乌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阴影,在西班牙与法西斯眉来眼去的五十年中,拉乌尔遍体鳞伤——几乎要被打入肉体不复存在、灵魂受煎熬的地狱——对永远逝去的亲人的回忆以及落入佛朗哥长枪党手中噩梦般的影像在他的血液里涌动,成为他对权利永久的抗体。 
  结果怎样呢?拉乌尔有着宽宽的肩膀,只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有时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他长得很英俊。 
   
  最终我还是等不及想听最新进展,在上床之前拨了拉乌尔的号码。三声铃响后他接了。 
   
  “喂?”他说,伴着拉斯韦加斯的背景声。音乐,车辆喧嚣声。还有别的——嘶鸣,轻微的爆裂声。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 
  他接电话时说出的第一个字饱含期望,每次电话铃响,他都希望电话那头是黛安娜。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我,拉乌尔的希望正意味着他还没找到黛安娜,于是我的希望就变成了平静湖面上跳跃的扁平石块,同时沉入满是淤泥的湖底。 
  “是我,拉乌尔,你没找到她?” 
  他用加泰隆尼亚语说了一些话,听上去像“流氓妓女”,从他唾沫星子飞溅的语气中,我就知道准是脏话,用不着翻译,虽然我一直很想多了解些他母语中的脏话。 
  “你和酒店保安部的那个女人谈过了吗?”为了能盖过那片嘈杂,我几乎在大吼。 
  “马利纳知道些事情,”他说。“不幸的是,她得花时间来说。” 
  “嗯?”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她是从墨西哥来的,她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她哥哥,还有他从奇瓦瓦位于墨西哥的北部,与美国接壤。到图森那路上发生的事。她想找人倾诉。对某些女人来说,这胜过一切。她就是那类女人。我得一个人演完这出戏。相信我,这是我惟一的办法。” 
  拉乌尔谈论女人就像他谈论首发股与随机存储器一样绝对权威。我再一次希望他能翻译一下加泰隆尼亚语,但我没说出来。 
  “你还没打探出什么来吗?”我问。 
  “还没有。” 
  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干——我们每谈一次话,拉乌尔似乎就多一分焦虑。电话那头出现的是我的声音,而不是他妻子的,这无疑夺去了他在海上赖以漂浮的救生圈。我能听出希望溜走时他有多泄气;他乘的船一直在漏水,不管那是什么船,他一个劲地把水往外舀,他感到累了。 
  “赌桌上有人记得黛安娜吗?” 
  “我把贷款最高额设为五百万美元。我想这能让我在赌场里进出更方便些。” 
  简直难以想像。“什么?你赌多少的?” 
  “五个或十个筹码。有时二十个。” 
  一个筹码一千。“你没输过吗?”我问。 
  “我表现不错,”他说。我了解拉乌尔,他从不把在赌桌上赢大把的钱当成乐趣。赌桌上的千金一掷和他在各类技术性投资中玩的筹码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想到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如果他赢到的钱是从威尼斯酒店的金库领来的,并且是大大一笔的话,拉乌尔或许会找回一丝乐趣。 
  “有多顺?” 
  “最好一次玩到了八十个筹码左右。到这个镇上,只有在赌桌上比较走运。” 
  我吹了一声口哨。“一个筹码一千元?” 
  “还要减去四千元小费。两个发牌的人也跟着沾了光,拿到些小费。我希望他们能心存感激,接受我邀请他们喝酒。” 
  那两个发牌的人在遇到了拉乌尔后个个比之前富了两倍。得了那么丰厚的好处,他们应该愿意在换班后和他喝上一杯。 
  我问:“他们什么时候下班?” 
  “大概三小时后。到时就知道会怎样了。我没抱什么希望。我塞了些钱给一个女人,让她分别传纸条给这两个发牌的,告诉他们我想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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