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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洛里的母亲。他也不知道黛安娜突然失踪让我如此焦急，不仅仅是因为我担心这会和汉娜的死因有关，还因为我害怕这会跟马洛里的失踪有所牵连。
我打定了主意。不管是否道德，只要我认为黛安娜被卷进了那个旋涡，我就马上告诉拉乌尔我所知道的一切。
这不合规定，但事已至此，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带着小狗出来了有十分钟，我觉得有点冷。显然埃米莉是不会觉得冷的——除非风刮得气温降到零下十度以下——它急着要冲到它晚上常去溜达的那条小路上。但我担心这样走下去，我们会走出无线电话的通讯范围，于是我扯住两条狗，只在我家和阿德里安娜家中间的那块地上转转。埃米莉嗅到什么很强烈的气味，很快又适应了。安维尔紧跟着埃米莉。我刚哄着小狗不情愿地进了前门，拉乌尔打电话来了。
“嗨，拉乌尔？”我接了电话。“打听到什么了吗？”
“没黛安娜的消息。保安不愿帮忙。我正打车去机场。两小时后到拉斯韦加斯。”
“你确定这是——”
“是的。我确定。你没她的消息吗？”
拉乌尔打断了我的话，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一贯的沉着冷静、彬彬有礼正慢慢消失。“没有。”我说。
“如果明早醒来，我的妻子还没躺在我身边，我会找这位病人的母亲谈谈。作好准备，帮我找到她。”
“拉乌尔，我——”
他挂断了。
“——会尽力的。”
28
黛安娜嫁了个有钱的丈夫。她不像我那样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也没这个必要。
通常，每个工作日，我的车总是在上午8点前第一个驶进办公楼旁的停车场，而每星期二的早上，黛安娜也会在9点或9点半左右出现。这个星期二本也不例外。
那天晚上的电话里，她说过星期四前的预约已经全被取消了。尽管这样，只要想到在威尼斯酒店发生的事，我就觉得到处都空空的。车道上没有她的绅宝车，很空；候诊室里没有她的病人，很空；办公室中没有她的笑声，也很空。
从旧金山飞到拉斯韦加斯后，拉乌尔住进了威尼斯酒店。午夜前，他从酒店那儿给我打了个电话。从他住的总统套房俯瞰，甚至可以看到仿造的理亚德桥威尼斯的象征。，但他没有好消息告诉我。黛安娜没有打给他。她也没有在拉乌尔的手机里留下一条消息，以前可从没发生过这种事。要是他们中的一个出去旅游，或是两人分开旅行，一天结束时，他们总会聊上一会儿，一向如此。
说了一堆好话，又塞了张五百元美钞，拉乌尔总算让服务部经理点了头，答应帮他查查黛安娜的房间。她没告诉拉乌尔具体是哪个房间，只是说房里看不出有任何异常，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下午四五点后她在房间待过。房里的电话从下午两三点起就没有新的来电记录。中午小酒吧冰箱添过东西后也没再被动过。房间的服务生说她大概在6：30左右完成了晚间打扫。从表面上看，此后就没有人碰过床具或沐浴用品。
黛安娜的手机被那个玩吃角子老虎机，狂饮沃鲁班卡伏特加的女人交给赌场服务生后，又立刻被送到了赌场的失物招领处。
黛安娜没去问过。
拉乌尔想看黛安娜走出赌场大厅和我通电话那会儿的录像，于是便开始和酒店保安部的负责人周旋。过程非常艰辛和漫长，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他认为酒店的摄像机肯定会录下赌场二十四小时内每一平方英寸的动静。然而，保安部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他的恳求。
酒店保安部的理由是什么？妻子在拉斯韦加斯做什么是她自己的事，丈夫管不着，不是吗？
拉乌尔是欧洲人，自然会明白。不是吗？酒店保安部肯定不会把来赌场玩的人的录像带放给他的家里人看。能吗？这公平吗？在拉斯韦加斯开始就在拉斯韦加斯结束，不是吗？
拉乌尔了解她，我也了解她。
可威尼斯酒店的保安不了解她。她在赌场大厅究竟遇到谁了？保安认为那是她的事。
她有没有离开过赌场？那还是她的事。
科罗拉多当地时间午夜零点前，拉乌尔还做了些什么呢？
他打遍了方圆十英里所有医院的电话，想找出所有与他妻子入院或接受诊疗有关的蛛丝马迹。什么也没打听到。
他打到拉斯韦加斯警察局，描述了一下黛安娜的长相，想知道当地警方是否见过有谁长得与黛安娜哪怕只有一点点像。什么也没打听到。他打到捷运公司提供全面服务的证券经纪公司。，询问是否可以得到他妻子前二十四小时的信用卡消费清单。负责人答应第二天早上会与他谈谈。
他给了威尼斯酒店门卫一百美元小费，让她找一家二十四小时复印店，把他皮夹里那张黛安娜的相片扩印一百份。
她保证明天早饭前一定把照片复印好。
“我早饭吃得很早。”他说，对她的话有点怀疑。
“我睡得很晚。”她笑着回答。
“是那套客房的作用。”他向我解释。“他们肯定看了我的信用报告。我猜她巴不得我是条刚出娘胎等着喂奶的鲸鱼。”
拉乌尔半夜打来的电话吵醒了劳伦。让她担惊受怕一夜睡不安稳也没什么好处，于是我语气温和地向她解释说黛安娜在拉斯韦加斯，拉乌尔没能联系上她，有点担心，所以打来问我后来有没有又和她聊过。
我和她聊过吗？我妻子想知道。没有，我告诉她。傍晚过后就没再联系了。我吻了她，轻轻说继续睡吧。
早上喝咖啡时，我跟劳伦说了面临的混乱局面，言语中间接强调了要我保住秘密困难重重，特别是昨晚挂电话前，拉乌尔又说他想知道前一天和黛安娜谈话的是哪位病人的母亲，真的是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劳伦不认识我的病人鲍勃，对他和米勒家邻居多伊尔之间奇怪的关系也一无所知。她自然不会知道，黛安娜想去拉斯韦加斯见的是马洛里的妈妈，雷切尔。
“黛安娜没来电话，你觉得要紧吗？”我正和劳伦还有格雷斯吻别，准备去上班，这时，劳伦问我。
“我很担心，这不像她。”
“黛安娜不会无故失踪的。”她说。
“但愿如你所说。可我想不出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消息。黛安娜不会不跟人联系的。”
“她总是出人意料。”
“有时是这样。但她不会不跟人联系。那一点上，她像日出一样是雷打不动的。”
她又吻了我一下。“如果拉乌尔到中午还没有她的消息，告诉我，看看我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也许会有人认识拉斯韦加斯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好吗？”
“谢谢。”
“萨姆没准也能帮上忙。”她又说。“他可能跟那儿的警察有联系。”
然后呢，我想，我是不是得以米勒一家、鲍勃、多伊尔和汉娜·格兰特为诱饵，来诱使他去找拉斯韦加斯的警察帮忙？“也许她会打来。”我说，虽然心里不太确信。
我打开大楼前门的锁，开了候诊室的灯，又去那个很小的厨房泡了一小壶咖啡。7：43，办
公室里的红色指示灯亮起，我的第一个病人到了，我们约在7：45。
该上班了。
29
拉乌尔有我呼机号。我告诉他一有黛安娜的消息就呼我，我会尽快回复。
可都到午饭时间了，他还是没消息。我打他的手机。电话转到语音信箱；于是我留言让他一有消息就立即通知我。
没有回音。
下午的时间过去了一半后，我又打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想到自己前面的留言可能会被覆盖，我在拉乌尔住的威尼斯酒店的客房也留了一条语音信息。
没有回音。
4：45左右，办公室墙上的红灯亮起，我突然意识到黛安娜几乎已经一整天音讯全无。我对她的担忧已经快上升到红色警戒线了。
我到大厅去接鲍勃。对这次诊疗，我十分担忧。鲍勃也许真知道一些关于马洛里的重要事情，我已经信了八九分。
鲍勃不在候诊室。候诊室里没人。
我的第一反应？是谁按了红灯的开关？
看了看表，4：44。
我等了一分钟，4：45。以前的会诊，鲍勃迟到过吗？也许有那么一两次，但他爽约绝属反常。难道是忘了我们昨天的约定？怎么可能呢？想到昨天傍晚在我家门前那戏剧性的一幕，我确信，鲍勃一定记得平时预约的老时间。
我关了那盏闪个不停的红灯。回到大厅，核对了一下日程表，又查了查语音信箱。我还是相信鲍勃会随时出现。
我错了。
5：00，5：15，5：30。以往这时候，我和鲍勃的谈话都结束了。
事实上，总会有病人错过预定的诊疗时间。如果那个星期很忙，我就会指望有那么一两位不要出现。有时，病人确实是忘了预约，就那么回事；而有时病人则故意把诊疗隔开，这可就和心理诊疗有点关系了。当然，生活中也难免意外，比如孩子受伤了，碰上交通事故了或者飞机晚点了，这些都很正常。
但是鲍勃呢？他从不错过预约的诊疗。从不。
我想起了鲍勃昨天给我的那个深蓝色的金科牌盒子就放在我书桌边的文件柜里。鲍勃说过，“现在先不要看。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看的。”
他递给我的时候，我想我说了，“那我们明天再见。”
我记得鲍勃回答的是：“好，”鲍勃会不会当时就知道这次诊疗他不会来？如果是别的病人，通常我会收拾东西，回家，把错过的这次诊疗先放一边，不再多想。但鲍勃不是普通病人：鲍勃是多伊尔的朋友，而且还认识马洛里。
鲍勃认为他知道马洛里在想什么。马洛里失踪那晚鲍勃就在隔壁。鲍勃还写了一个和马洛里失踪有关的故事。鲍勃觉得马洛里很害怕。
我有一份他写的东西。
而他告诉我不要看。
呼机早上刚换好两节新电池，现在电力十足，在我后腰震个不停，真烦人。屏幕上显示的手机号码是拉乌尔的。
我立即打了过去：“拉乌尔，是我，艾伦。”
“我要杀人了。告诉我内华达州有死刑吗？我想我该支持死刑成为合法的刑罚之一。”
“杀谁？”
“随你挑。拉斯韦加斯的警察，威尼斯酒店保安部的那些法西斯分子，还有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里那个该死的牧师。没准第一个就杀他。”
“怎么回事？”
“我又给了客服部经理两百块，让她到黛安娜的房间找她的记事本。没找到，但是她给我看了电话机旁的便条。黛安娜去了许多婚礼教堂。她想到教堂找一个叫雷切尔的人。便条上列了三家教堂。我都去过了。爱在拉斯韦加斯看上去最有可能。”
我脱口而出：“很高兴你找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话说完。
拉乌尔知道。“你想说的是靠我自己。”他说。
“是的。你和这个——雷切尔谈过了吗？”
“教堂里没人肯吐露一个字。但是他们认识她，一看就知道。那个牧师还装出一口英国腔，趾高气昂地四处走动，仿佛自己是在上议院忙了一天后到这儿来度假似的。我提到雷切尔时，他表现得可小心了。明天我就会找到她。”
“找到黛安娜？”我说，满怀期待。
“但愿吧。但是我会找到雷切尔的，她能帮我找到黛安娜。如果没有炫丽多彩的霓虹灯狂欢节，没有放荡不羁的世博会般的氛围，拉斯韦加斯不过就是个小镇。在这儿金钱就是弹药。这方面我很有优势。我已经全副武装了。”
“警察不管吗？”
“说‘不管’算客气的。”
“威尼斯酒店的保安呢？”
“他们可能去看了黛安娜离开赌场时的那段录像。就是她掉手机的那段。”
“你觉得他们反应大吗？”
“有些反应。但他们不肯告诉我原因。”
“在拉斯韦加斯发生就在拉斯韦加斯结束？”
“差不多。保安部有个女的想和我谈谈。我和她调了会儿情。我想等她下班时拦住她。她8点换班。”
我想像着拉乌尔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拒绝与失败。他的决心显而易见，他为掩饰挫败所做的一切更令人敬佩。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缠着我问问雷切尔的事？”
“黛安娜不希望我这么做的。她不和我谈她的病人。这么多年来，不论有……多难，你都能守口如瓶，这让我很是佩服。我会努力尊重她所尊重的。”
“谢谢。可我现在也是进退两难。我真的想帮忙。但黛安娜不是惟一和……”
“和什么？”
“和雷切尔的……麻烦有牵连的人。我跟你讲的已经太多了。”我知道这句话让人听了很不满意。如果我是拉乌尔，准想用拇指掐死我自己。
他语调平静，透出的绝望却越来越浓，“朋友，这是缓刑，不是赦免。一旦我在雷切尔这条路上走进了死胡同，我会立刻回头，当着你的面，逼你讲。说不定更狠。”说到最后他挤出了一点笑。
“等着瞧了。”我说。
“我得走了。在和那个女保安见面前，我还想找找看有没有游客记得昨晚在赌桌上见过黛安娜。但愿他们中有人还会再来玩。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Adeu。”
“Adeu”是加泰隆尼亚语中的“再见”。和拉乌尔做了多年的朋友，除了脏话，他教我的惟一一句加泰隆尼亚语就是用来询问附近是否有不错的酒吧。如果那时我在巴塞罗那的海滨的话，我一定会迫不及待用一下那个短语。
我说：“Adeu，拉乌尔。”但他已经挂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文件柜的抽屉，取出鲍勃给我的金科牌盒子。带着无比的虔诚，我掀开盒盖，拿起写着题目、作者的那页。
逃跑的孩子
R。C。布兰特
我瞥了盒子一眼，发现最上面的那页并不是鲍勃故事的开始。第二页是手写的，是张便条。上面是鲍勃熟悉的笔迹，整洁却又极难辨认。格兰戈里医生：
如果我已经告诉您可以看了，我希望您把这张纸扔了。您可以继续。如果我还没说让您看，您到这儿就该停了。记住，我信任您。我会告诉您什么时候看的。
鲍勃
他的字又小又潦草，难以辨认，就像是写给小人国居民的。我猜第一行写的是我的名字，最后是鲍勃的。至于中间两行，刚开始时我怎么也看不清，后来我把纸拿开约一手臂的距离时，总算看清了。“格兰戈里医生”后面写着“如果我已经告诉您可以看了，我希望您把这张纸扔了。您可以继续。如果我还没说让您看，您到这儿就该停了。记住，我信任您。我会告诉您什么时候看的。鲍勃。”
我不情愿地把这两张分别写着题目和警告的纸放了回去，盖上盒子。
看了这份鬼东西能有什么坏处？
我看到鲍勃手写的便条就像见了鬼似的。他怎么预料到有必要再次告诫我，让我不要看他的手稿呢？我决定问问他。我在通讯簿里查到了号码，打到他家。
电话铃响了又响。还是没人接，甚至连答录机也没开。挂电话时，我知道自己刚刚破例了。病人一次没有赴约，我便试着跟他联系。通常我会怎么做呢？通常，我都会先把这事放在一边，直到下次见面再说。
但这回，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计划。
30
我看她大概十五岁左右，但她发誓说她十七岁了。其实我不用问她年龄，因为她显然已经习惯了要为自己抗议——她的年龄要比看上去大。在告诉我名字前，她用了整整一分钟强调她是十七岁，真的是十七岁。她叫詹尼弗·唐纳德。她指出詹尼弗只有一个“n”，这并不是拼写错误造成的。我猜想，这是年轻父母们由于专注于为女儿起个一生受用、不同凡响的名字而做出的错误决定。
詹尼弗来自于南卡罗来纳的克莱姆森，这次来博尔德是为了看望祖父母。他们住在博尔德原先的市中心的北端，靠近第十八大街和派恩大街的交叉处。“他们很可爱，真的。”她在说她的祖父母。“我一些朋友的父母和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但我的爷爷奶奶就是聪明可爱。”
“克莱姆森？克莱姆森学院也在那儿吗？”我问。
“是大学。”她连忙纠正，显然她很在意这个区别。“那是我理想中的学校。我希望能得到乐队奖学金。我是个鼓手，有很好的机会。我的学习能力评估测验两种大学入学标准考试之一，有“美国高考”之称。预考的结果要比预想的好，并且好得多。下个月我就要参加学习能力评估测验了——我很希望，很希望，很希望自己能考好。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希望我还能考虑一下科罗拉多大学。我告诉他们我会的。这就是我在这儿的原因了。”她的眼珠转了转。要是在科罗拉多大学和克莱姆森大学之间做选择，好像没人会挑后者。
她的嗓音陌生却又活泼轻快，渐渐温暖了我的心。我也喜欢她的直率，就像她站在两层砖楼的前门冲我打招呼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詹尼弗漂亮的脸蛋和她的举止一样讨人喜欢，金发笔直垂肩。“您是看什么病的医生？”她问。她的问题不带任何猜忌，纯粹出于友好。
她开门时，我自称是“格兰戈里医生”，原想这个称呼能让我在孩子面前占点优势。但我现在后悔了。我不能告诉她我是个临床心理医师，因为这会暗示鲍勃正在接受心理诊疗。
“鲍勃不在这儿吗？”我问，乘机转移话题。
“后面楼上那人吗？是鲍勃？爷爷叫他‘那个房客’。我不清楚。”詹尼弗说到“那个房客”时，声音故意压得低沉、沙哑。我猜这是在学她祖父的口气。“这次来，我还没见过他。我今天刚到博尔德——这儿真冷，您怎么受得了？爷爷奶奶出门赴约去了。普——罗提，不，是普——拉——提一种以德国人约瑟夫·普拉提命名的健身法。。要用那些器械的？在南卡罗来纳，我们不大做这种运动的。”
她大笑，我也被逗笑了。她是打心眼里觉得自己的爷爷奶奶可爱，博尔德也别有一番风情。“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