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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以咄咄逼人的麦克·阿诺德检察官为首的警察当局声称这是一
起预谋杀人案，他们拿出爆炸性材料：警察当局掌握弗朗克给他朋友的一封
信，信中说他爱上另外一个女人，名叫莉查的心脏病医生。警察当局要指控
凯虽然以前提出离婚曾遭到她丈夫拒绝，但这次她丈夫为了和另外一个女人
结婚提出离婚使得她异常气愤，于是故意杀死丈夫。
在警察局盘问凯时，一些最富有戏剧性的证词出自凯本人之口。凯害怕
作证。她怎么能让别人理解她和弗朗克的关系呢？然而她知道要拯救自己的
生命，她只得公开她曾希望无人会知晓的那些丑事。
1963年
7月
17日，在一个女朋友哈里斯双亲举办的星期午餐会上，凯
遇到了弗朗克。弗朗克个子高大，有着深色的皮肤，带着动人的微笑，高雅
而富有魅力。相识的第一天，弗朗克就试图与凯在游泳池中发生性关系。凯
设法挣脱开，内心却被弗朗克迷上了，她一直为此事保密，而且两人关系日
益亲密。
“他是我遇到的人中最英俊和最迷人的。我知道自从我遇到他的一刹那
起，我就被他所主宰。而且我愿意受他主宰。性关系随即就发生了。”
弗朗克进入凯生活的
7个月之后，凯的母亲得了病，弗朗克带来一瓶药。
凯给母亲服了第一剂药，不想，第二天早上，母亲反而病情转危，去世了。
这以后弗朗克很快开始企图控制凯的生活，譬如：他不喜欢凯的体型变
坏。凯回忆说：“他总是给我各种药片，对他来说，我要么是太胖，要么是
太瘦，否则就是看上去太疲倦了，所以我就服用节食药片或安眠药。我成了
个药罐。有一天他干脆搬来和我同住。”
就这样，凯接受了弗朗克的支配。当她怀孕时，弗朗克说他将为她做人
工流产（那时尚不合法），因为只有当他们有钱和有社会地位时，才能结婚
和生孩子。尽管凯想要这个孩子，她还是能理解弗朗克的观点，她做了人工
流产。弗朗克亲自做了手术。
1968年
6月
21日，凯与弗朗克正式结婚。他们婚后仅仅一个星期，打
击就开始了，弗朗克经常毒打凯，并告诉凯，每个妻子都要挨顿打来领略丈
夫的权威；在度蜜月的时候把她推下海。。平时禁止凯外出，他反对生孩子，
却不断辱骂“你连孩子也不会生。。”，他漠然地看着凯大量吞服安眠药。
凯起初忍受着，甚至认为自己理应受到这些殴打和辱骂，她永恒的希望是如
何使自己停止犯错误，能开始取悦于弗朗克。当她绝望时，她又不止一次鼓
起勇气提出离婚，这一切反而招致弗朗克变本加厉的虐待。
检察官的质问异常严厉，问凯为什么不干脆解除婚姻关系。
玛丽安·罗荪开始为凯辩护。她把会晤过凯的心理学家和受凌辱妇女问
题著名权威利奥诺·沃克教授请到法庭上来。
沃克博士描述了“遭毒打妇女”的心理综合症。她说当经常重复出现打
人现象时，那个妇女可说是“遭毒打妇女”。夫妻关系正常的愤怒感情和“严
重的心理干扰”是完全两样的。如果女方相信她可能死去或者男方威胁要杀
她，那就可以认为是“严重的心理干扰”。威胁常被认为比肉体折磨更为严
重。
凯听着利奥诺·沃克的发言，她像是在听播放往昔生活的录音。玛丽安·罗
荪问沃克教授怎样评价凯·桑狄福特。
沃克教授举了游泳池事件：“在此事件中她意识到他性格中确有些卑鄙
的东西，但又认为他行为中还有许多积极的东西。我猜想他坚持不懈地追求
她，是她继续会见他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他常向她送鲜花，这是他双重
人格中迷人的那一面。暴力不是持续不断地而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着，只是事
后看来，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周期性地循环着的。凯的流产也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玛丽安·罗荪问。
“唔，那时流产是非法的，对她来说是件非常隐秘的事。桑狄福特医生
本人给她做此手术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把他俩结合在一起了。。对她
说，这是使她失去自主的最为关键的事件。这宛如他把她唬住了，或者说在
某种意义上强迫她相信他完全控制了她，她此时完全屈服了。
“那么如何解释她开枪打弗朗克前的那几分钟呢？”玛丽安问
“我相信她那晚充满了恐惧。关键在于她那一时刻真的以为他要杀她
了。”沃克说。
阿诺德向沃克发问：“当桑狄福特医生走上扶梯平台时，他拿着杯酒、
杂志和一盒香烟，手里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球拍，这一切在你看来他是否像个
拿球拍打妻子的人呢？”
沃克：“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我认为桑狄福特夫人以为他上楼来打她是
个合乎情理的感觉”。
玛丽安又请出和弗朗克一起工作的几个护士。她们证词的结论是：“和
这位医生一起工作过的人认为他不是个心平气和的人”，“他在别的医生和
护士中的名声是坏的”。出庭替被告说话的证人里最主要的是大名鼎鼎的丹
顿·库拉医生。他是弗朗克的上司。库拉医生说弗朗克因为发展他的事业几
乎要疯狂了。
“你是否觉察到他身上有一种你们称之为偏执狂的迹象？”玛丽安·罗
荪问。
“是的，反复看到。”库拉医生回答，“他会给我谈那些阻止他发展的
人，这里有心脏病医生、行政人员、护士。”库拉医生说他“在弗朗克恼火
的时候，他有时也劝他平静下来。”他也曾劝他到别的地方找工作，因为“他
想当主要负责人，而我告诉他只要我负责，他只能当第二把手，或者是三、
四把手。”
的时候，他有时也劝他平静下来。”他也曾劝他到别的地方找工作，因为“他
想当主要负责人，而我告诉他只要我负责，他只能当第二把手，或者是三、
四把手。”
警察当局叫来了替弗朗克辩护的其他证人——大量对于弗朗克热情洋溢
的证词来自许多意大利的名流和他以前的病人。其中有位弗朗克的年轻朋友
和同事罗贝托，他作证说弗朗克告诉他，他要和一个
27岁名叫莉查的心脏病
医生结婚，并打算去意大利。
接着警察当局出示了弗朗克写给他朋友的一封“爆炸性”的信件，此信
说他爱上了莉查，准备马上离开他妻子，“她（凯）好久没有参与我的职业
与感情生活了。分离已考虑多年。”
被告方面和警察当局向陪审团作总结发言的时刻到了。玛丽安·罗荪面
朝陪审员：“不是每一件杀人事件都是谋杀，”她说，“法律允许自卫。凯·桑
狄福特受法律保护，有不受她丈夫毒打的权利，有自卫的权利。她不仅没有
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她是个受害者。据我看，凯那晚不用那把
357号手
枪来自卫，今天受审的可能会是另一个人，而凯·桑狄福特已经死了。”
麦克·阿诺德对陪审团说他不接受被告把此事说成是一个疯子噌噌上楼
要用网球拍子打他妻子的解释。他说：“对于一个已经在医院里干了
12个小
时的人来说，正常的做法是坐下休息，喝一点东西，抽支烟，看看杂志。这
就是物证表明这位医生想做的事。。凯·桑狄福特利用这个机会杀了她丈
夫。”
“我认为凯可以忍受弗朗克和别的女人相好”阿诺德说，“我认为使她
无法忍受的是她帮助他达到了他目前的地位，而今却突然要和她离婚搬到意
大利去。这完全摧毁了她的世界。。这是她无法忍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她要
把他杀死的原因。”至于那自卫的
说法，他问道，为什么她从来不和别人谈及她挨打，甚至连警察局也不
报告呢？”
1981年
2月
5日，陪审团经过仔细讨论后复庭。法官宣读了判决：犯故
意杀人罪。
然后陪审团还得再退庭考虑这一判决。在这期间。被告方面有权提出减
罪理由以求宽恕，可以把提交关于凯的良好品行的证词的证人叫到法庭上
来。第二天法庭上挤满了关于凯的品行的证人。
陪审团成员依次入庭时，那一刻大家心都吊了起来。然后法官讲出了这
一魔术般的词：“缓刑”。——判缓刑，罚款一万元。凯自由了！
【评析】
凯瑟琳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警察当局以谋杀罪控告了她，这个案子在常
规看来无论如何是应该能成立的。但凯瑟琳在其辩护律师的辩护下赢得了自
由，这说明辩护是相当成功的。辩护律师玛丽安·罗荪在心理学家沃克教授
的帮助下，向法庭指出：“不是每一件杀人事件都是谋杀。”杀死凯瑟琳丈
夫的不是凯瑟琳而应该是：“遭毒打妇女”的心理综合症。这个说法可能会
令人觉得是在狡辩，但律师和沃克教授的争辩无疑还是赢得了法庭和群众。
这样，这个案件的凶手就成了无法捉拿归案的了。这个案件的辩论说明，随
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借以分析人类动机的理论武器也不可避免地
会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庄严的法庭之上。一些传统的案例剖析模式将不断受到
新的挑战。
第七章流走的是声音沉淀的是历史
第七章流走的是声音沉淀的是历史
1949年：一桩普普通通的诽谤案使
众多名人走上法庭
1949年：一桩普普通通的诽谤案使
众多名人走上法庭
维克多·克拉维钦科曾是苏维埃高级官员， 1944年。。 4月。。 4日夜，“他
投向了西方”，向美国要求政治避难，美国接受了这位叛逆者。1946年。。 2月，
克拉维钦科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在美国出版发行，成为轰动一时的畅
销书，同时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国家出版。1947年。。 11月。。 12日，由著名
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贡领导的共产党文学周刊《法兰西文艺报》发表了一篇
标题为《克拉维钦科的书是怎样出笼的》文章。文章说，《我选择了自由》
一书完全是美国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用以诋毁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取
得的巨大成就。文章还说克拉维钦科其实是一个酗酒成性的酒鬼，他所以“选
择自由”完全出于无奈，因为他的贪污行为已被发现，即将被检察官逮捕。
克拉维钦科阅读此文之后，聘请了抵抗主义运动著名知识分子乔治·扎
伊尔做辩护律师，于。。 1948年。。 1月正式向巴黎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法兰西文
艺报》犯了诽谤罪。
该案由巴黎法院第十七轻罪庭审理。
1949年。。 1月。。 24日星期一，克拉维钦科诉《法兰西文艺报》诽谤案在巴
黎法院开庭。
由三名法官共同审判这次案件，迪尔凯姆上庭负责主持整个法庭辩论。
在被告席上，坐着《法兰西文艺报》的主编克洛德·摩根和新闻记者兼
评论家安德列·维尔塞姆，紧挨着他们的是《法兰西文艺报》为此次诉讼组
织的强大律师阵容。首席律师若埃·诺德曼以辩才而著称，协助诺德曼工作
的马拉塔索、布吕迈及布律尼埃也都非等闲之辈。在被告的对面坐着维克
多·克拉维钦科和他的律师乔治·伊扎尔和埃兹曼。
克拉维钦科首先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念道：
“美国给了我自由，拯救了我的生命。现在我请求法国的法官们主持公
道，确认我这一作法的正义性。。”
“主持公道的法国法官将确认你这一作法为无耻的叛徒行径。我们将在
法庭上揭穿你虚伪的嘴脸。”克拉维钦科的发言还未念完，便被维尔塞姆的
反唇相讥打断。
克拉维钦科勃然大怒，恨恨地用拳头敲击桌面。迪尔凯姆庭长迅速插话，
以控制局势：
“双方当事人，请控制自己的情绪，法庭不是吵斗的场所。你们各自有
什么事实和证据可以提出来吗？”
被告的首席律师若埃·诺德曼请求传讯自己一方的证人。
第一批出庭作证的全是法国人。首先讲话的是路易·马尔丹·肖菲埃先
生。他回顾了自己在集中营的遭遇：
“我们。。 40多个人被关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屋里遍布跳蚤和臭虫。我们
每天被迫干。。 14个小时的活儿，而仅得到几乎不够维持生命的少量食物。那时
我们唯一的寄托便是一台偷偷藏起的小收音机，我们用它收听苏联红军的广
播。最后苏联红军打到了德国东部，我们被解放了并且受到了良好的对待。
最后，终于死里逃生返回了法国。在这里，我要大声宣布，我将一辈子感激
解救了我的苏联红军。。”
解救了我的苏联红军。。”
“克拉维钦科的书只会对德国有好处。他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且
背叛了所有的盟国。他试图分裂他们。在战争期间，他的行为是在为德国人
帮凶，在战争胜利后的今天，他的行为是在破坏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共产党议员、前部长弗尔南·格雷尼埃接着发言，随后作证的是皮埃尔·德
布雷，《基督显现》报社的记者。他说：
“我不是克拉维钦科的政敌，但我准备以事实和理性对他的书进行历史
的批判。凡是看过《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人都不难发现，书中充满了赤裸
裸的恶意和怨恨，它完全无视苏联人民的伟大建设成就，完全忽略了苏联在
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书中的荒谬与偏见是一看即知的，它完全
不顾历史事实地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与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这难道不是
在刚刚获得和平的世界上散布仇恨与敌对的种子吗？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
一个具有健全理性、热爱和平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一本偏颇的书来的。。”
1949年
1月
26日第三次庭审，史学教授让·巴比把听众引入这次诉讼
的真正意图中：克拉维钦科是书的作者吗？巴比先生语言坚决地断定：
“这本书没有一行是出自克拉维钦科之手，俄国文学中从未存在过这样
的体裁，它属于美国民间风格。”
原告的律师乔治·伊扎尔起身抗议：
“请问巴比先生凭什么断定此书不是俄罗斯风格呢？我请求法庭对如此
毫无根据的武断不予以考虑。”
“为什么书中的女性全是美丽的？俄罗斯人是不喜欢如此夸耀自己的女
人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果戈里等伟大作家善于揭示人性的丑恶。这是典型
的美国风格！而且书中有黄色甚至色情的描写，这绝对不是俄罗斯风格。。”
被告方面的另一位法国证人埃马吕埃·达斯蒂埃紧接着发了言。他的话
正好击到了克拉维钦科的痛处：
“让我们回忆一下克拉维钦科‘选择自由’的时间吧！他在祖国遭受危
难的时候背离了祖国。在我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犯罪和叛变。说到他的书，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出版方面的事情，它既没什么文学价值，也无积极的社会
意义。它是一桩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是为迎合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而做的肆
无忌惮的宣传，说它是一件纯粹的宣传品也毫不过分！”
诉讼第四天，克拉维钦科的证人开始出庭作证。
首先出庭的奥尔加·玛申科夫人略微有些激动地叙述了自己的遭遇：
“革命后，我被认定为富农，从前的剥削阶级，因而失去了投票表决的
权利。一天，他们把我逐出家门，赶进冰天雪地中，查封了我的家，当时我
已怀孕八个月。。”
接着出场的是基伊诺先生，他用平静的语调叙述着自己的事情：
“我是一名工程师。。1938年
5月
10日，秘密警察逮捕了我，指控我
参加一个反革命的布哈林组织。我从未涉足政治，可横祸依然莫名其妙地落
到头上。直到后来我才搞明白，当时时兴用这个罪名来铲除异己。我曾经两
次被打得昏死过去，由于我拒绝在检察长填好的声明上签字，被列入了‘审
讯无结论’名单。两个星期中，警察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我，不让我合眼。。
最终，他们失去了耐性，威胁要逮捕我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于是我被迫签字
认罪，承认是一个布哈林——托洛茨基联盟的成员。。对我的正式审判在半
夜
夜连
20分钟都没用到，出庭的只有法官、预审法官和秘密警察
的头目。我申辩自己不是罪犯，是在酷刑下签的字，不过没有人听我的话。
经过
6分钟的会议，我被判处在‘特别营’服刑
18年。在我那间牢房里，满
满地关着
136人，我们只得轮流睡觉，1/3的人睡在地上，其余的人靠墙站
着，等待轮到自己。。2月，我被装进了一节火车，送往西伯利亚。火车到
达目的地后，我们被士兵押送着徒步去集中营，一共走了两天的时间。掉队
的人一律就地枪决。。我被分配到用桦树做枪托的大队。这项工作真是可
怕，清晨
5点钟起床，穿着木拖鞋，走
12公里的路到森林去。天是那样的寒
冷，身上的汗水都结了冰。。”
“终于有一天，人们向我宣布，我的案件已经复查了，我没有罪，我自
由了。这真像是一场恶梦。”
这时被告方面马拉塔索律师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我必须提醒法庭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克拉维钦科先生的所有证人都是
在红军到达乌克兰时出走的，因为他们曾经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害怕可能会
遭到的惩罚。因此，他们相当于
1944年盟军解放法国时逃离法国的自卫队士
兵和德国合作者。他们的证词是片面的，不可信的，我请求法庭认定这一点。”
1949年
2月
2日，又轮到被告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
美国记者阿尔贝·卡恩直截了当地切入整个问题的实质：
“克拉维钦科是个叛徒！他的煽动性的书属于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
这个阴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后不久便已出笼，并且给世界人民带
来了无数的痛苦。。”
阿尔贝·卡恩接着回忆了自己在苏联作为战地记者采访时的经历：苏联
红军是如何英勇地抗击德国法西斯，苏联人民是如何默默地忍受战争的痛
苦。最后，他激动地说道：
“克拉维钦科个人只不过是一粒沙子，或者说是一粒尘埃，但他竟变成
了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他所代表的东西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美国
人民、法国人民以及世界和平都是危险的。他的书属于一种战争宣传。”
克拉维钦科气得面色通红，他忍无可忍地高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