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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尽管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的低水平（1992年），但每年人口仍净增近2000万，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长数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量，无疑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的实践已使人们形成某种共识，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制定人口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然而处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它不仅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资料：网络资料
………【第六节 影响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归于人口增长。其实西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也出现了人口增长现象，不过，西欧人口增长快，生产增长得更快。在西欧历史上，甚至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生产效率：它可以向不断增长着的人口提供不断攀升的生活水准。这样一来，就为生产者逐步积累财富，即“前原始积累”创造了前提条件。
我国人口的增长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无政府状态、提倡多生、三个多两个好、夫妇俩只生一胎。提倡多生、人多力量大，这是具有帝皇思想的政治家为了称霸世界而提出来的战略决策。马寅初不识时务，主张控制人口，结果被贬回家。好在他以史为鉴，宁静致远，享百年安祥。后来人们发现生出来的儿女张口要吃、闭口要工作，没有生个孩子而已那么简单，真正搞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是上世纪后期才有的事情。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预期寿命还会不断增加，但由于已达到较高水平，估计也不会提高得太快。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会导致死亡率上升。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0。67。本由于现行的生育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动，而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作用，“少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所以尽管今后10年独生子女的婚龄人口比例会不断增加，从政策规定上说，他们比上一代的生育水平有提高的可能性，但估计也不会导致妇女生育率有多大升高。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低，所以可以肯定，在今后的10年内，人口的自然变动对人口变动影响不大。
影响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从我国人口增长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条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它直接导致人口按照一定规律变化；人口政策对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变化；传统文化和意识对人口增长也有重要的影响。中国近20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从自然经济形态过渡到市场经济形态，人口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口问题也就*了学术讨论的焦点，影响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的机械增长（即人口迁移引起的）。
按照现行的人口管理办法，迁入人口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户籍人口迁入，另一种是非户籍人口迁入，就是平常所说的流动（外来）人口。这两类迁入引起总人口变动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前者迁入人口数量少。每年迁入的人口数量比较稳定。从1990年到2000年，户籍人口仅增加了75万人，年平均增加率为0。75％，如果扣除自然增加，则户籍人口的增加每年仅6…7万人。而非户籍人口变化较大，甚至有升有降，虽然这可能是由于统计原因造成的。总的来说还是可以认为是不断增加的。以下我们将详细地讨论一下非户籍人口的增长。
按照人口迁移的经验和理论，人口迁移主要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人口迁移的发生主要由迁入地的“吸引力”（或“拉力”）和迁出地的“排斥力”（或说“推力”）的存在。所谓引力，就是迁入地较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人们的收入水平高，或者，迁入地（例如城市）生活方式更吸引年轻人，有些，则是出于某种社会原因，例如宗教、民族等原因。而从迁出地来说，由于当地资源有限，劳动力相对过剩，例如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人多地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所以就有斥力存在。总而言之，由于人具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内在动因，如果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别存在，就会有人口迁移发生。移民的目标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如果迁入地不能提供工作机会，那么，这种目标也就难以实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回家”。所以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迁移量的大小，与移入地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大小成正比。
人口迁移还和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距离有关。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距离越近，迁移量也就越大。当然，由于现代交通的发展，缩小了这种空间距离的差别。按照上面的理论，大中城市作为移入地的重要目标也就自然而然了。但是也引发上了很多问题：确实，有的国家把你的养老金收去了，拿去干别的用处，不记在你的账户上。这就要劳动者自己去争取。有的国家的穷人有穷人的养老标准。象农村，老年人做不动了，需要年轻人照顾，但死后留下了一些遗产，这就补偿了年轻人付出的服务。现在有些人只想继承，不提付出，这不合道理。最近的报纸上登了一些消息，说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扫墓的人络绎不绝、车水马龙，但敬老院里冷冷清清。据说韩国有些老年人，思想前卫，主张*条来、*条去，想办法把房产之类抵押出去，不给年轻人留什么遗产，他们的目的是让年轻人自强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有立足之地，可为用心良苦。国外还有人从所谓U形社会抚养曲线出发，主张出生人口应该有适度增长。人家说人家的，我们不能照抄照搬。
*总理说：“中国的劳动力有7亿4千万，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亿3千万。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样简单计算一下，中国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基本国策再坚持100年，人口可能还有八、九、十来亿，还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过剩与其他资源的相对缺乏长期并存，会引发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报复，以及社会上所谓基尼系数造成的阶级报复。所谓总人口负担系数或被称为社会抚养系数，即：全国0～14岁人口数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之和与15～*岁人口数的比值。这样得到的社会抚养系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显然很不全面。不能光看人口的数量比，应该用负担费用与收入来比，看负担是重了还是轻了。现在一个小孩的抚养费用相当高，有人把抚养费计算到孩子大学毕业，大约要20万元RMB。所以，少生小孩节省的费用实际上超过了老年人的额外赡养费，总的来讲还是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现在城市里的年轻夫妇讲，不生孩子是“中农”，生个小孩变“贫农”。负担那么重他们就不愿意多生。而有的农民兄弟，认为多生一个小孩只需在锅里多加一瓢水，那就只好让他生。所以我国的总人口不是那么容易降下来的，少生才会减轻社会负担。一对夫妇生一胎的基本国策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实行较好，农村则差了。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也不是采用一对夫妇生一胎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我国总人口还在稳步攀升。
以上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导致了以下问题：
1。户籍管理问题
人户分离现象普遍又难办，外来人口暂住证和超生孩子的统计是难题。比起本地人口人户分离，外来人口的管理困难更多。比如：暂住证的办理，好多外来人口不主动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目前又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只能采取催的方式。还有超生，法律并没规定超生一定归警察管，警察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黑户”核实也有难题，需要核实可疑人时，可能这个村通讯不发达，没有电话，联系起来相当困难。有时要通过村上边的乡甚至区、市来核实，而由于只能通过电话联系，当地这些部门还需要时间去了解，配合的话还能尽快有回音，好多时候能等到回音就已经很不错了，核实不到就只能放人。
此外，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公安内部的户籍网有的地区还是上世纪80年代登记的，核实情况有一定困难。
2。养老问题
因为随着中国老人群体的逐渐扩大，一对夫妇供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将成为普遍现象。仅仅依靠孩子，将存在现实上的困难。现在养老院一般都是收费的，最少也要七八百，多的要1000多元，如果4个老人全部由一对夫妇赡养，这个开支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所以，现在能住进养老院的老人，一般也都是有退休金的，或者家庭条件还不错的。面对老年社会的来临，有专家就建议，国家应尽快确定推迟退休年龄方案。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超过10％，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从城镇的养老保险计划来看，现在的比例是，3个在职人养1个退休人。这个老龄化的过程还在持续，预计到本世纪20年代末，我国老龄化将*高峰。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当期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和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存在一定缺口。照目前的状况，今后20多年，我国养老资金缺口累计1。8万亿元左右，平均到每年约700亿元。
3。人口增多加大计生工作难度
很多流动人员对计生管理满不在乎，在加上经常变换住址，给计生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而人口增多，无疑将加大工作难度。
4。有效手段社会保障改变“多子多福”传统观念
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是我国农民的传统观念，其实农民就是担心老了无人赡养或生活不好才多生孩子。只要是16至60周岁的农民，每年缴纳不同额度的费用，政府就会有相同数额的补贴，参保60岁后，每月可领200多元养老养老保险和计划生育奖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有效手段
奖励扶助代替罚款：“和以往不同，现在我们对于计划生育，已经由罚款转变为奖励为主，提高农民的计划生育的意识。”
针对我国的人口特点，重点应该放在少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2000年的数据显示总人口是12。66亿，文盲占了6。7％，也就是说，我国有8482万人口是戴了顶文盲帽子大步跨进21世纪的。另外，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占到35。7％，也就是有4。52亿人口是小学文化程度。这么了不得的人口素质结构，如果不用心用力解决，人口数量增长没降下来，就提出“保持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是有弊无益的。今后几十年，人口总体素质不高、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贫困人口脱贫困难、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滋长蔓延等五大难点将相互叠加。同时还要面对四大压力，即就业人口对经济承载的压力，贫富差距对社会承载的压力，生产生活方式对资源承载的压力，人口总量对环境承载的压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既面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艰巨任务，又要统筹解决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等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人口众多，对社会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今天人们的共识。而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新的世纪，当我们已经*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在新的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对人口增长科学有效的控制。
参考资料：网络资料
………【第七节 核心家庭的主导地位】………
家庭不是生来就有的，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人类先民同吃、同住、同劳作，杂乱*，共同哺育后代。这种团体虽也有性、经济、繁衍后代的功能，但这只是群居动物动物本能的表现。直至出现了对偶婚：至少两个不同性别的成年人居住在一起，劳动分工，经济合作，共同抚养子女，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而后，家庭发展出许多不同的结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占主导的扩大式家庭：一家三四代人中第二代中至少有两对以上的夫妻；在狩猎、采集社会和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占主导的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此外，还有主干家庭、多偶家庭、单亲家庭等。近30年来，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是我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此同时，家庭结构还呈现出以核心化家庭为主，小家庭式样愈益多样化的趋势。
核心家庭是父母及其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模式。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首先提出了核心家庭概念。他在《社会结构》（1949）一书中认为，从亲属关系着眼可把人类家庭分为核心家庭、复婚家庭、扩大家庭等三种基本单位，其中核心家庭是其他几种家庭形式赖以扩大的基本单位。核心家庭这一概念被人类学、社会学广泛使用。核心家庭是由一对夫妇（包括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默多克首先提出。
单偶结合是家庭的核心框架。一夫一妻制不仅是一种**的、情感的婚姻模式，也是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家庭模式，即夫妻配偶是家庭的核心框架。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家庭形式有了很大变化，在一夫一妻制基本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家庭变小，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同时，也出现了子女各自成家以后，只剩下老年夫妇生活在一起的“空巢”家庭、夫妻不主张生育子女的“丁克”家庭、夫妻之间分居的“单居”家庭、母亲与子女或父亲与子女组成的“残缺”家庭，等等。但是，核心框架不变，一夫一妻制作为家庭模式的主流地位不变。
核心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家庭模式，之所以称为核心，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家庭最为普遍，更多是家庭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它包含了最主要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或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由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是最基本的家庭形态，故又称“标准型家庭”。核心家庭中包含着两种最基本的家庭关系：夫妇关系和亲子关系，又称夫妇家庭或血缘家庭。核心家庭从已婚夫妇离开父族、母族独居为开端，特点是对亲属网络的依赖性较小，独立性、灵活性、机动性较大，具有**、生育、教育、经济、娱乐、情感交往等功能。这种家庭有利于形成家庭中的平等关系、平等权利、平等嗣系，可以简化家庭人际关系，减少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实现家庭中的*，有利于培养青年人的独立性，满足不同代人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追求。但另一方面它弱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不利于两代人在家庭生活中相互帮助和救援，在老人赡养和儿童抚育方面带来一些实际问题。核心家庭是现代都市和工业社会最主要的家庭模式。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正常的核心家庭从建立到结束，半个世纪左右家庭生命周期中可以分成若干阶段和时期，且各阶段与时期均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特征。家庭生命周期一般要经历五大阶段和八个时期。即：“新婚阶段”、“子女婴幼阶段”、“子女学龄阶段”（包括前期、中期、后期）、“子女就业阶段”（包括前期、后期）和“老两口阶段”。中年家庭是指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时期中，夫妇平均年龄在35～54岁之间，长子女年龄在7～24岁之间的核心家庭。按照这一划分标准，“子女学龄阶段”中期、“子女学龄阶段”后期和“子女就业阶段”前期家庭即为中年家庭。随着近年来来社会、经济发展巨大变化的影响，核心家庭面临着新的问题，特别是受社会就业格局变化影响，中年三个不同时期家庭就业人口、负担系数和就业人员收入水平出现的较大差异，不仅直接导致三个时期家庭之间收入、消费水平差距的明显拉大，进而也影响了中年家庭整体生活水平。随着我国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和社会救济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年家庭中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进高校深造的机会越来越多，子女在学时间的延长和学生在各时期教育收费的不断攀升，中年家庭抚养子女的经济负担明显加重。现目前核心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养老”负担减轻，“扶小”负担加重。
1、子女学龄阶段中期家庭
中年阶段夫妇由于年龄与劳动能力的优势，收入相对稳定，事业也处于高峰。家庭负担系数小，就业人员收入处在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最高峰，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不仅大大高于中年家庭的另外两个时期，而且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子女问题也相对较轻。
2、子女学龄阶段后期家庭
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这个时期家庭子女成长消费需求大幅增加。由于受近年来下岗、失业等因素影响，这个时期中年家庭的就业人口最少，负担系数最高，就业人员年平均收入相对也低。而这个时期家庭的子女正是初中、高中、大学三个受教育的集中阶段，且多数为非义务教育阶段。因此，教育支出是这个时期家庭消费中的重中之重，成为每个家庭大宗消费之一。
3、子女就业阶段前期家庭
随着这个时期家庭在学子女的减少，教育支出明显下降。与中年前两个时期家庭不同，这个时期家庭的子女均已成年，且多数已经开始就业，家庭就业率明显提高，生活开始好转。
当前，我国家庭模式以核心家庭居多，特别是城镇，更是形成了“4＋2＋1”的模式。核心家庭的成员只有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因此，成员家庭负担相对减轻，从而具有更大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