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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问道：“定了你什么罪？”
老康道：“资本主义的吹鼓手，重副轻农的帮凶，这罪过还小么？”
安东说：“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你看见过么？”
老康摇摇头：“我没有见过！义寿咋又见过？”
安东不禁带点气恼地说：“那你就糊里糊涂地把这些桃树当资本主义来砍掉了？！”
老康眯起眼，把脸几乎凑到安东的脸上，仔仔细细地又端详了他一番：“听你这口气，要么是关在牢里几年，关糊涂了。要么是又当上了官，横竖都成了你们的理！我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敢砍树？是市革委会下的命令。……说学大寨，就要砍树种粮！”
安东握住了老康的手，激动地说：“老康叔，这十里长岗的果树可是你们亲自一棵棵栽上的呀……”
田老康用手指扒开自己的眼睛，说道：“你看看我这双眼，为了砍这桃园，都长成一层膜子了……”
安东望着他眼球上一层灰白色的翁膜，用嘴吹了口气，老汉的眼角就淌出了泪水……
他又重重地叹了口气：“我明白了……”
老康道：“这一片桃园是柳岗大队男女老少用汗水浇灌起来的。要砍掉桃树，哪一个忍心下得了手？这个病了，那个溜了，最后找到我头上。要我戴罪立功，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这步子真不好迈呀。迈一步流一捧眼泪。桃树砍光，我眼睛里的膜子也长厚了。唉！老天爷叫我眼不见心不烦……”他啐了一口，“呔！就这，还没有完！”
安东喊道：“什么？还没有完？”
老康道：“县里面来人看了，说修正主义根子还没有刨尽。要我们连桃树根一个一个刨掉。”他摆摆手，“他们说，再过几个月，柳岗就是一片秧田啦……”
安东说：“这柳岗方圆二十里，开梯田，少说也有几百万土方工程……而且还有土质适不适合种水稻等等问题，就凭你们这样一撅头一撅头的刨……几个月就能变秧田？老康，你自己可相信？”
老康呵呵地笑了几声，说道：“苦战三个月，荒岗变良田。这是市委给柳岗定的任务嘛！他们说能，我怎么敢说不？！”
安东冷笑道：“老康叔不错了嘛！这几年长进多啦！也学会吹了！”
田老康也冷笑了一声：“人要跟上潮流呀！我不学几句，不就成了别人前进的绊脚石了？！”
安东说道：“老康叔，过去你在田家湾是义寿的高参，是给他撑主心骨的呀！”
老康吁了一口长长的气：“甭提了，这黑高参，黑干将，黑爪牙，三黑分子的高帽子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了。罚打，罚跪，游乡，站大桌子，斗得我只剩半条命了。我是亲眼看见义寿是怎么死的……”
安东道：“你就学乖了？”
老康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要是和义寿一样，硬顶，你老安也就看不到我了……唉！死了也是白死……唔！这几年，我是学了不少。这会儿，人家说我是三黑，我连忙说，我不是三黑是五黑！自动加码二成。人家说我有罪，我便说不是有罪，是罪该万死，要求给我宽大，我要戴罪立功，重新做人……反正先堵得他们没话说，……呢！这不就得啦！……”
安东说：“你今天来刨树根是？……”
老康道：“昨天省里来了一个大委员，要在柳岗召开刨资本主义老根的现场会。别人都不吭气，我便站起来喊：我们要堵资本主义的路，就要把柳岗的老根彻底刨尽，不能再让枯根在这里生须发芽……嗬！这一喊，人家就当场表扬我，说我已经可以脱掉三黑分子的帽子了！……”
安东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老康看看安东脸上那副不尴不尬的笑容，好象是在他的心上戳了一刀。他冷下脸，道：“你笑啥？”他气恼地拿起撅头，在地上连连跺了几跺，说道，“难道你不是这样吗？……”
正在这时，小赵捺了几下喇叭，在催安东了。
一听汽车喇叭声，老康更加火了，指着公路说道：“啊！我猜准，你的屁股上又冒烟了。嗨！还笑话我呢，你不在检讨书上，左一个认罪，右一个悔改，还能让你再出头露面？算了吧，大哥哥不要笑二哥哥，两个哥哥差不多！你们用笔写在纸上，加码加点的检查，和我自动扛着撅头来刨树根，不都是一个样么？！”
安东的脸上好象被人打了一巴掌，顿时感到火辣辣的。他申辩道：“老康叔，你看到我写的检讨么？”
老康一叠声地说道：“得！得！用不着看。我听过不少干部的检查，都是把自己臭骂一通，臭得连自己都不敢闻自己了，……不这样，能官复原职么？你也是这样吧？！要不，能坐着四个轮子到处转悠，尽讲些不咸不淡的风凉话！？……”
安东还想解释几句，老康却摆摆手，不容他插嘴，一口气地数落道：“尽管我是半个瞎子，也看出你的神气了。你皱着眉头，心里埋怨，好端端的一个果树园，给砍得光光的，你这个田老康的觉悟哪儿去了？为什么不顶一顶？斗争嘛！……嘻！上下嘴皮一翻动，说得倒轻巧。我田老康加码认罪，苦也就苦我一个，你们这样的大干部也这个样，可就要苦一大片老百姓了。就说柳岗吧！现在上上下下都说是黑样板。今天说黑的人，不就是昨天说红的那些人么？他们过去跟义寿一起合计着方针政策，眼看着这些方针政策对了路子，队也发了，人也富了。送义寿上北京去参加劳模的那阵子，哪个不是争着朝自己头上论功行赏？！这个说，柳岗的这条经验是我抓的。那个说，柳岗的路线是我定的，……好喽，风头一转，谁都象掉在粪缸里似的，拚命洗刷自己。这一洗一刷，倒好象柳岗的果树真的都结的是鸦片果子，把大家都毒得快死了……这以后，只要沾着柳岗边的，都倒了媚。难保将来，又翻了个儿，说现在又错了！……说说轻巧，可砍掉的树是活不转来的了！我干脆把树根都刨干净，免得自己看见揪自己的心……所以老安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你的觉悟高还是我的觉悟高？”
安东被他这一问，竟一时不知怎么答复，便道：“你说呢？”
老康说：“依我看，我认为我比你的觉悟还要高一点……你别听了心里难受。就比方这十里长岗的果园吧，说过去错了，是你们当官的，说现在对了，也是你们当官的。一错一对，你们只要上下嘴唇呱一下，可我们社员就苦了，拚死拚活，干了一年，口粮还买不全。而你们当干部的，一分钱的工资也不会少拿的。……”
安东不由地叫了声：“老康叔，你讲得痛快！”
老康说：“因为是你，我才掏心掏肺的对你发了一通牢骚……唉！这几年，农村的政策，咋能有个定规呀？！”
安东道：“六十条不就是么？现在又没有哪一个中央文件说这不算数了……”
老康说：“你又糊涂了，算数不算数如今还要什么中央文件。柳岗能富起来，不就是照六十条办的么……”
安东道：“对呀！我记得义寿总结成十六个字：评工记分，按劳取酬，因地制宜，全面发展。”
老康说：“甭提了，就为了这十六个字，惹出了好大的一场风波。”
老康讲的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遭遇。
她叫田嫂。那是嫁给田义寿之后，老老少少都这样称呼她的。谁也不知道她娘家姓甚名谁。只晓得她是离柳岗几十里外的金家桥的人，是一个从小没爹没妈的孤儿。
田义寿是抗美援朝回来时，在县的工农速成中学里结识她的。他们俩怎么相好，怎么往来，田家湾的人全不知道。老年人都操着心，想给田义寿觅一个媳妇呢，而田义寿忽然冷不丁丁地向大家宣布，他要娶亲了……
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柳岗的桃花、杏花、梨花、槐花，此起彼伏地开得正盛，一个大辫子的姑娘，挑着一副担子，下晚时分才来到田家湾。细心的人发现姑娘前面隔几步远还走着田义寿，也挑着一副担子。快近黄昏，暗蒙蒙的光线里，姑娘身上水红色的褂子格外显眼，尤其是辫子上扎的一条水红色的手帕，在果林花海里走过时，就象一只蝴蝶扑腾着翅膀。看姑娘这身装束，是道地的农村闺女穿着，而辫梢上扎一条手绢又是城里女学生的打扮，大家还没有看清姑娘的模样呢，这只蝴蝶已飞进了田义寿的家门……
一下子，村前村后都闹哄开了：“新娘子来了，田义寿娶的新娘子来了……”
还没等吃罢晚饭，庄上的男女老少，都拥到田义寿家里来了。两间小草室，霎时挤得满满的。
新娘子坐在床沿上，细长个条，又浓又细的两条眉毛，就象初四的新月。水灵灵的眼睛，笑起来，也是月牙形的。加上浅浅的一对酒窝，一见面，就甜丝丝的使人感到亲切。指指戳戳，喊喊喳喳的轻声议论，都是惊叹新娘子的美丽的。也有几个关心新娘子带来的是什么嫁妆。
田义寿挑的那一担无非是简单的箱笼衣物。使人感到奇怪的是新娘子亲自挑来的两只木箱，方方正正，不新不旧，也没有涂油上漆，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越是估摸不透，越引得大家大惊小怪。终于有几个实在忍不住的姑娘，偷偷揭开了箱子盖。这一揭，只听得哇的一片惊叫声，屋里的人都抱住脑袋，争先恐后地往外奔跑。
原来新娘子带来两只箱子，装的不是金银首饰，也不是绫罗绸缎，而是两箱意大利蜜蜂。
顿时，满屋子营营嗡嗡的声音。受惊的蜜蜂在屋子里盘旋，把跑得慢的几个老奶奶的脸蛰肿了起来，肿得象个白面馒头。
这笑话，在田家湾讲了头十年。
其实，这蜜蜂还是义寿和田嫂结缘的真正媒人。几年前，田义寿为着改变十里长岗荒山秃岭的面貌，跑到大牛冲来买果树苗，在果园里碰到了金家湾来放蜂的几个姑娘。义寿还是头一遭看到怎样放蜂，怎样收蜜。一打听，又知道这是一门很有前途的副业，便朝着那几个姑娘，没完没了的问长问短，还动手动脚地学着做这做那，惊动了蜜蜂，围着他的脸发起威来，吓得义寿两只手乱拂一气，逗得那儿个放蜂的姑娘大笑起来。其中有一个忙将自己头上的面罩取下，朝义寿头上一抹。这么一抹，两人便认识了。义寿隔着面罩，从网眼里看见站在对面的姑娘，长得象画里的天仙一般，不禁心头象小鹿撞的那样，突突地跳了起来。幸好隔着面罩，别人没有看见他的已涨得通红的脸。
无巧不巧，在工农学习班的时候，田义寿又碰上了那个放蜂的姑娘，因为有了前面的接触，两人很快就熟识了，而且相好了。
田嫂带来的蜂箱，真是百宝箱。没几年，就发展到几十箱了。蜂蜜成了田家湾的一项重要的副业。田嫂当上了田家湾的养蜂组长。
谁能料到，这小小的蜜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被有些人说成是田义寿的罪证。说他是发展“资本主义”，说田家湾的蜜蜂飞到哪儿，哪儿就散布着资本主义的毒菌，甚至说蜂蜜是专门做糖衣炮弹用的。这些胡说八道气得田义寿浑身发抖，回到家里，一声不吭。
田嫂也知道这些胡言乱语。她肚里也憋了一股子委屈，舀了一碗喷香的枣花蜜，端到毛主席像前，嘴里叨叨念念地说：“毛主席，我们两口子都是苦水里熬出来的，这社会主义的甜是您老人家的恩情，您尝尝这碗蜜，这里面哪能掺着资本主义呀！我实在想不通。您给判判是非吧！”她这番话，也是说给田义寿听的，要他相信毛主席。
义寿听田嫂这么念叨，眼泪扑簌簌地淌了下来。他猛地站起来，说：“又到花期了，你还敢不敢去放蜂？”
田嫂望着丈夫那神态，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是啊！该出去放蜂了。不放，队里平白无故地要损失几千块的收入；而放呢，从江南江北，一直放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大半年时间都得离开义寿。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候，她实在放心不下。义寿看田嫂犹豫迟疑的样子，突然生起气来。这还是他们结婚以来，田嫂第一次见他这么脸红脖子粗地发脾气。田义寿冲着田嫂喊道：“你既然在毛主席的宝像跟前讲了心里话，那就相信他老人家会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你给人民酿的是蜜，不是毒药。怕什么！耽误了花期，队里受损失，国家也受损失。这时刻，才见人心哩！你呆呆的望着我干啥？我现在还是公社党委委员，还是大队支部书记，还是响当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你看到我罚跪，游乡，挨批挨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心里哆嗦是不是？！这样，就不是我义寿家的人了！快走！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要顾我……”他讲着讲着，心也颤抖起来，拉住自己妻子的手，声调又变得象往常那样亲切温和了：“莫怪我……我心里也象油煎火烤似的难受。现在，生产上的好多事都耽误了……”
田嫂掏出手帕，擦了擦自己的眼角，也擦干净了义寿腮帮上的泪痕，默默地点了点头。她悄声地对丈夫说：“我肚里有了……”
义寿一下子把妻子楼在怀里，激动起来：“啊！真的？……是小子还是闺女？”
田嫂嗔了他一口，笑道：“这哪能象你订生产规划似的……！”
义寿道：“这……！你就更应该按着节令去放蜂。外边的空气好。人家说，肚里怀着孩子，看见美的孩子也长得美。放蜂的人，一年到头在花丛里过，孩子长得一定美。别在这儿，看到的尽惹人生气！动了胎气，你受影响，孩子也受影响……”
田嫂笑道：“你倒怪有经验似的！”
义寿说：“等你这次放蜂回来，孩子也快落地了。让他张开眼睛看看，我这个老子不会对不起毛主席，不会对不起十里长岗的乡亲，也不会对不起下一代……嗨！你笑呀，你笑起来才真甜呢！人家都羡慕我娶了你这个又甜又美的媳妇，说我掉在蜜缸里了……”
田嫂眼睛里又汪起一眶亮晶晶的泪水，但嘴角却浮起了笑容，轻声道：“你还掉在蜜缸里呢，每天都挨批……”
义寿捂住她的嘴：“不准说这些了。我帮你打点行装吧……”
第二天，田嫂还象往年那样，驾着马车，带着一个小组的人出发放蜂去了。马车上驮着堆得高高的蜂箱，穿过十里长岗朝北方走去。走的时候，树林里正传来批判田义寿的哇啦哇啦的叫喊声。……
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看见自己的丈夫了。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田义寿被从市里和城里来的一帮子人活活给折磨死了。
当田老康到外头找到田嫂时，已经十月底了。田老康看到田嫂，想瞒也瞒不住，本来想编一个谎来骗她的，临了，自己却呜呜地放声哭开了……
田嫂明白了。她一时竟一滴眼泪也没有了。麻木的手扯掉了扎在头上的红头绳，摘了一朵白花，插在发髻上。呆了半个时辰，突然发疯似地跑起来，一口气跑到一条大河的边上，她只想一头跳到奔腾的河水里。可就在这时，肚里的胎儿仿佛知道母亲的心思，剧烈地撞动，田嫂也似乎听到了这个未出世的婴儿的呼喊，刚想迈出的脚猛地收了回来。她一下子扑在河边的草坡上，朝着北京，大声哭喊道：“毛主席呀万毛主席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田老康把田嫂的遭遇讲到这里，脸上的眼泪已经是阑干纵横。
安东也不知道说什么才是，一只手深深抠在泥土里。这个田义寿的妻子，他也是认识的。他曾经开玩笑地对田嫂讲过：“田嫂，你应该叫甜嫂，甜甜蜜蜜的甜……”
田嫂羞得低下了头：“安书记，你就爱拿我开心。我还甜呢，讲起过去的苦来，牙根都发麻……”
安东感叹地说道：“对呀，吃的是青草，挤出来的是牛奶。”
田嫂没有完全听懂，可是这句话却触动了她的感想，忙说道：“这话多么有意思……”
安东讲：“这不是我说的，是大文学家鲁迅说的。不过我今天觉得这句话形容了整个劳动阶级。不是么？象你，过去！吃了苦，现在却把蜜糖送给世界……”
田嫂笑了：“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我只是一只小小的蜜蜂。”
安东说：“每个人都只是一只小小的蜜蜂，都为集体采花酿蜜，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就是这样么？能做一只小蜜蜂，可不容易啊！……对罗！我正想告诉你，你成年出去放蜂，走南闯北，也应该象蜜蜂一样，把各地好的经验象采花粉一样带回来，好么……？”
田嫂连连点着头。
后来，安东听说田嫂真这样做了。远远近近都知道柳岗大队的兴旺发达，这和田嫂做了义寿的好参谋分不开的。安东从遐想中猛醒过来，更想知道这个女人以后的命运，便问田老康：“以后，田嫂怎么了……”
田老康道：“以后？……唉！田嫂回到柳岗后，不久便生了一个女儿，叫小兰……这小闺女儿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有七周岁了……，，
安东惊呼道：“她女儿也死了？……”
老康道：“这是最近的事儿。你总知道周钢罗！田嫂后来到周钢那儿去了。……”
安东道：“我一出监狱就打听过周钢。听说，他在花溪。”
老康道：“我不知道现在究竟是什么世道，象周钢这样的好干部，还能有几个？！”
安东着急地问道：“田嫂和周钢，又有什么瓜葛了？”
老康说：“不要急嘛！你耐着性子听下去，这瓜葛，又何止是周钢和田嫂……”
周钢，原来是安东手下一个郊区县的县长。
周钢老家是山东郑城，参加革命前是个雇工。八路军南下和新四军会师，开辟了郑城一带的农村根据地。周钢是当时的农会主席，领导减租减息，后来当上了乡长，区长。安东和周钢是在淮海大战结束时认识的。安东任特遣支队的政委时，周钢是一支担架队的队长。安东第一次见周钢是在蚌埠。那时，担架队里两个小伙子闯了一个祸：这两个小伙子都是游击队员出身，进了城市，在车站的机车段里看见停着一列国民党军队来不及开走的军火车，便骂骂咧咧地说：“嘻！俺们扒铁轨，打伏击，不就是要掀掉这龟孙子么？……这黑古隆冬的大家伙，害得俺们好苦，怎么撵也撵不上，今天可撞在老子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