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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部落年轻的英雄阿骨打不仅是部落的军事行政首领，同时也是巫师（萨满）——即现在东北人所说的“跳大神儿的”，他不会跳舞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辞以不能”。这个“不能”的意思不是说“俺不会”，而是说“俺不能在你狗日的面前跳这个舞。俺的舞是跳给老婆孩子、父老乡亲们看的，俺们虽然贫穷落后些个，但俺好歹也是个一酋之长，不能在这里耍猴给你看”。
好一个阿骨打，他居然不怕“破坏大辽和女真友好关系”的罪名，不怕大辽国可能采取的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不怕本部落民众的误解与非议，甚至不怕其他酋长的趁机出卖与陷害，他就在“可杀不可辱”的情况下，毅然地举起了民族自尊、反辽抗暴的大旗。实际上，他的壮举正合其他酋长的心意，正合全体女真人民的心意。多少个没有骨气的民族，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了。落后就要挨打，可能是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但落后却不一定就会被打败。被打败的，首先是那些丧失了骨气、丧失了尊严的民族。正是高举着民族尊严的旗帜，后来，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了大金，灭了大辽，史称“金太祖”。
（本文曾被多家媒体转载，并得到中央领导称赞）
回望20世纪
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回顾百年”，大多是热烈歌颂刚刚过去的那100年的“丰功伟绩”。我本人对时间是很超脱的，平常对过节过生日都比较淡漠，心情好就是节日，心情不好这节日对我就没什么意义。如果真要把时间之流生生截下一段来，问问这100年怎么样，那么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100年是很糟糕的100年，也就是说人类在这100年中过得很不幸。同时，更严重的是，人类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还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经常沉浸在各种美梦中。比如沉浸在科学的美梦中，沉浸在革命的美梦中，沉浸在进步的美梦中，总觉得我们的时代很好，比以前好。实际上这100年的不幸——包括直接的肉体上的苦难，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的死亡数量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受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种种酷刑。除了肉体之外，精神痛苦也是空前的。想一想奥斯威辛、毒气室、中国的喷气式批斗，全世界几千万几千万人的杀戮，这是以往的任何一个世纪都望尘莫及的。
以前的世纪，人们虽然也经常处在不幸中，但同时也认识到了这种不幸。比如曹操那个时代就认识到那是个荒凉的时代，“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
这种情况在文学上的反映如何呢？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两大分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就是大面积再现苦难，而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苦难的产物。因为有了苦难才有了现代主义这种变形的表现，现代主义是一种人类思维的苦难变形，所以说整个艺术领域是跟苦难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的人类已经完全丧失了19世纪以前人类那种高贵的气质。20世纪的人类在痛苦之下变得屈辱、卑污。因此从本质上讲，我是比较反对企图美化、打扮、总结“20世纪美好成就”的动机和努力的。对于未来，毫无理由说现在21世纪到来了，事情就会完全变样，一个简单的年份变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它只不过是一种人肉筵席的符号性欺骗。
但从另一个角度，从我孔庆东个人来看，20世纪很有意思，这个世纪太好了，我愿意活在这个世纪。但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自私”想法。
我不愿生活在很平淡的世纪，我有幸生活在这个世纪，我有幸感受到了这么大的悲痛，也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对于我个人的成长、精神的丰富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人说20世纪是一个“民主”不断“进步”的世纪。我觉得这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民主有好处，这没有疑问。但是民主经常被简化成“多数人说了算”，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这一点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出版了一套“新青年文丛”，我本人也混在其中。但这跟“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是无法相比的。在20世纪初的时候，《新青年》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那种文化幻想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真的相信20世纪会消灭苦难。而今天我们的幻想都是假的，90％是报刊的炒作，作者和读者都不相信，只是为了卖报纸、卖刊物而进行“码字”。看一看100年前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今天的人真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过去的100年在生活表面层次上，的确是有进步，但这种进步大家都知道，如科技的进步、国力的增长、外交地位的上升，比100年前，是要进步多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警惕这“进步”背后所掩盖的是什么，这个进步的代价是什么，这是许多人不清楚的。按进化论的观点，人类反正是要往前走的，比如粮食产量，当然要比100年前提高，这种进步是应该的，自然的，没什么值得夸耀的。100年前梁启超等大师们做过很多梦，他们的梦是很伟大也很真诚的，但后来这些梦却没有实现，或者说一半以上都破灭了。到鲁迅的时候，鲁迅开始总结这个梦，鲁迅说我年轻时候做过很多梦，这些梦大致都破灭了，而鲁迅的话并没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后来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做梦。到本世纪下半叶做15年超英赶美的梦，后来做解放全人类的梦。我上小学时被告诉2000年实现共产主义，后来又说2000年实现四化。而实际又如何呢？用骆驼祥子的话说，把我们原来心里的那点儿清凉劲儿，都给毁尽了。
“回望”是为了“展望”，展望未来要有立足点，立足点就是不要做梦，不要再沉浸在做梦上，而是要扑在现实身上，解决“眼巴前”的问题。可能问题解决不了，那无所谓，但靠做梦是肯定不行了。我们既要把自己的梦打破，也不要再相信人家允诺给我们的梦，我们接受人家的承诺、许诺已经太多了。不管这种许诺是来自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告诉我们全球化多么美好，告诉我们信息技术发展将使我们如何如何幸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轻信。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小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能力大的除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再解决别人的问题，如果社会上有很多人这样做，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本文原发表于民航刊物，经补充后发表于韩国刊物）
峨眉山的猴子
在韩国好好住着，不知为什么忽然想到峨眉山的猴子。
说起来，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龙年，我和师弟张海波、吴晓东三人，以考察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之名，到祖国的西北西南转了一大圈，留下了许多“壮举”和趣谈，比如冒死登华山、拦车闯九寨、乐蜀不思归、见肉就想吃等等。其中峨眉山突破猴围，也是饶有情趣的一幕。
峨眉山海拔3500多米，是我平生除了坐飞机以外登上的最高处。一般的登山者要两昼夜才能登顶，我们三人只用了大半个白天就“一览众山小”了。这比起我们登华山来，还算不上神勇。那时真是年轻气盛，看大江如细浪，藐峻岭赛泥丸。北大要是再多给我们500块钱，可能连珠穆朗玛都拿下来了。
下山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心情和脚步都放松了许多。想到大捷之后，易有小败，我提醒师弟这条路上有猴群当道。报上多次有人撰文描写过峨眉山猴子的顽劣凶悍，我们雪山草地都过来了，可不能折损在这班灵长目畜生的手里。
这时有几伙山民引诱我们坐滑竿。我从小就反感坐轿子坐滑竿这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无耻行径，只有蒋介石、刘文彩那些吸血鬼才会像个瘫痪娘们似的让人家抬着，又难看又恶心。我们都是“五四”精神哺育出的人道主义者，又看过《收租院》和《红岩》，所以在此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动摇。山民百般纠缠不成，就说前边有猴子可不是好耍的。说着一拐弯，果然好一片花果山景象，涌到目前。
这是一段之字路的中转处，略显开阔。左边是怪石层叠的山坡，右边是杂草渊茂的深谷。对人来说，左右无路，前后逼仄，不宜久留和多聚；而对猴来说，却是立足于高坡，迫敌于悬崖，退有千条道，进无半分险，正好排阵用兵。所以它们就选定此处作为收费站，天天上演“水浒传”和“平型关”。只见从路两边一直蔓延到山坡的高处，坐卧蹲立着几十位大大小小的弼马瘟。一个个膘肥体壮，毛色油亮，尤其是前臂粗圆如小男孩，肩宽背厚如美国游泳女将。可见其营养状况之佳。我们平时损人瘦得像猴子，到此才知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机械唯物主义错误。
这些猴大王正在对前边的五六名过客“恭行天搜”，基本是一对一的“猴盯人”战术，并不浪费猴力。执法者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之猴，站起来有半人高，呼啸跳跃，上翻下夺，仿佛红卫兵在“破四旧”。老幼病残妇在一旁静等分享胜利果实，但也间或受礼纳降。另有一些更为慓悍勇毅的壮猴，虎视眈眈地环伺于外围，随时准备“三支两军”。远处山坡上则有一群魁梧的身影作壁上观，大概是战略总预备队。被搜查的过客，多数是想拿点食物逗猴子玩，把这里当成露天动物园。不料猴大王并不陪你玩，先缴了你手里的货，再把你的大包小兜一通乱翻，最后还要搜身。聪明的人给它们点吃的后，主动翻出口袋，表示已经空空如也啦，可以顺利过关。老实巴交的人则可能被它们掏完衣兜掏裤兜，把一些隐私物件给没收了也说不定。有些事先不知道这里有猴子的人则容易惊慌失措，特别是大姑娘小媳妇一尖叫，猴子们就更加有恃无恐，兽性大发，前推后搡，连撕带抓，恨不能把你扒光了才罢休。据说有一次为抢夺一架相机，一名少女被一头最凶恶的猴子推下悬崖摔死，当地公安局抓到那头罪猴，当众枪毙，杀一儆百。但这伙山贼依然明抢豪夺，无法无天。
见到我们，立刻有几员猴将蹿过来，它们对那些抬滑竿的“贫下中农”视而不见，直奔我们三名“反动学术权威”，真是火眼金睛，爱憎分明。我对师弟说：“别理它们，冲过去。”不料又扑过来四五头壮猴，飕飕几个起落，穿插分割，把我们分别包围。我一直怀疑是那些山民给猴子发了什么暗号，猴子才这样大规模围剿我们。我们好像辽沈战役中的长春、沈阳、锦州或平津战役中的北平、天津、新保安一样，被围成了三座孤城，只好各自为战。我走在前面，对这些猴子没什么好感，根本也没打算跟它们玩，当然也不怕这些畜牲。迎面一个猴青年向我大咧咧地伸出爪子，我喝了声：“滚！”这猴子似乎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不解地望望我。我虎着脸又喝道：“滚蛋！”这猴子吓了一跳，皱着眉头眨眨眼，好像说：“这人怎么不懂规矩？”它摆头望望两边，立刻从两边跳上来两头狼狗般大的壮猴，胸肌发达，表情肃穆，嗓子里低沉地咕噜着什么，径直就来抓我的大书包。我心中暗想，这样的家伙要是五六个一齐上，我还真打不过。我于是掀开书包，掏出一柄水果刀，拉出刀身，将锋利的刀刃在两个畜生眼前一晃，骂道：“去你妈的！”这下它们都明白遇到什么人了，顿时后跃数尺，但还不肯马上就走。我逼上两步，用刀指着它们说：“还不快滚！”它们这才撤围而去。附近的群猴都用一种很悲苦很压抑的眼神看着我，似乎说：“这人真没劲，不给吃的就算了，还这么野蛮，真自私，民族主义情绪太严重了！”我因为不战而胜，也隐隐觉得有点愧疚，但心想，对你们这群强盗，不客气就对了。这样想着，顺手把上午吃剩的两枚沙果丢给了路旁的一个小猴崽子，心里说：“你长大了也不是好东西，都是你娘老子教的。”那小猴崽子吃了一枚，另一枚被火速奔来的一只少年猴子夺跑了。
我回头去看师弟，他们都正被纠缠得苦。但他们性格不同，处境也就略有分别。我把大胆型的张海波叫做唐·吉诃德，把忧郁型的吴晓东叫做哈姆雷特。吴晓东那几天挂念北京的女朋友，通信又不方便，本来就心事重重，他似乎又想突围，又想恋战，所以给猴子们造成“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的契机。猴子们不但要他的东西，还把他的衣服给撕破了，经过苦战，才冲出猴子们的围追堵截。所以晓东突围后又想笑又有点生气。张海波也被乱抓了一通，但他本来就准备好了吃的，想跟猴子玩一玩，看上去有几分舍身饲猴的模样。我抓紧时机给他拍了戏猴照。
我们三人的存在，其实也帮了其他人的忙。群猴从我们这批过客身上收获甚微。其时夕阳落山，猴影散乱，我们再拐一个弯，就完全通过了这道峨眉山的“猴门关”。
这件事虽然有趣，但我从来没想写过，因为写出来不过是一段旅游花絮而已，纯粹的叙事抒情文章我是没多大兴趣写的。可是最近，我脑子里好几次蹦出“峨眉山的猴子”这个短语，我眼前又出现那些肥壮的猴子剪径的图景。我意识到，我一定是把“峨眉山的猴子”当成了某种意象。这些猴子，世世代代不采果，不捕猎，每天的生活就是睡到太阳晒屁股后，往路边一蹲，连要带抢，吃香的，喝甜的，仿佛所有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伺候它们。它们已经不是本来的猴子，它们是生物界许多事情的象征。我捂着脑袋搜寻这一象征。首先想起来，当年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就被称作“峨眉山的猴子”。抗战时，他躲在峨眉山上，胜利了，他下山来摘桃子。现在，文坛上也有许多“峨眉山的猴子”，他们没有自己的专业，什么也不研究，却对别人凶蛮无礼至极，靠骂人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世界上，也有一种“峨眉山的猴子”，什么人他都要管，别人的东西都要经过他检查才行。
看来，峨眉山的猴子其道不孤，怪不得它们的价值标准越来越有市场呢。想起好像有这么一首唐诗，就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峨眉山月半轮秋，
一宿行人自可愁。
日暮乡关何处是，
明朝散发弄扁舟。
（本文发表于《中华散文》）
天将灾之
近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对待“法轮功”成员主要应采取“团结、教育、挽救”的措施。我以为，这样的措施是十分英明的。尽管一部分“法轮功”成员做出了有违法纪的行为，但多数“法轮功”成员基本上属于怀着善良的愿望误入歧途者。在他们没有危害社会治安和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况下，严格掌握政策，慎用法律手段，是我们最后战胜“法轮功”的有力保障。个别地区的领导性情急躁，滥用法律乃至专政手段对待“法轮功”的普通成员，结果不但给境外敌对势力造成口实，也使得“法轮功”基本成员加深了对立情绪。这导致我们战胜“法轮功”的工作欲速而不达。毛泽东同志说过：“路线和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在战争年代对敌方首领和普通士兵所采取的区分政策有力地加速了敌军的分化瓦解，今天面对“法轮功”这样一个不过是用“歪理邪说”武装起来的组织，更应该攻心为上，说理为上。
《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吴兴有个名叫沈万山的大款，富可敌国。他慷慨解囊，出钱帮助朝廷修建了南京城墙的1/3，真是气焰万丈。可是该大款不知收敛，又表示要出巨款犒赏三军儿郎。朱元璋终于大怒，说道：“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按说在封建时代，对于这般公开向社会体制挑战的“乱民”，杀了也就杀了。可是贤德的高皇后对朱元璋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朱元璋听高皇后讲得在理，就免了沈万山一死，把他发配到了云南。
高皇后的贤德在于，她理智地区分了“不法”与“不祥”。对待“不法”，要用法律手段；而对待“不祥”，则要相信自然规律。所谓“不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违反科学，违反常理，它终究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而倘若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法律之外的问题，那我们就成了“不祥”。所以那些个别地区的领导应该从高皇后的话中得到某些启示，要相信“法轮功”这样逆天行事的“不祥”群体，其必然的结果是，天将灾之。
（“法轮功”骚扰信件不时塞入我等学者信箱，我的态度是不理不问，天将灾之。）
五地书
朱家雄施主欲编一卷《北大情书》，来电话约洒家也随喜一篇。老衲心想，情书者，不就是写给女孩子的生离死别、别有用心、心怀叵测的那类阴谋文件吗？那东西洒家做小沙弥时，炮制过100多万字呢，于是盲目乐观地一口允诺了。可放下电话才悟到，老衲写过的那些东西都不在自己手里。有的压在某位年轻母亲的箱底，有的睡在某位大龄姑娘的抽屉，有的被烧成1000只多美丽的蝴蝶，有的被撕得粉碎，与泪水一起飘洒在黄昏四月的风里……忽而心头法轮一转，洒家写给别人的没有了，可别人写给洒家的不是还能找到一些吗？于是趁洒家夫人上班的大好民主自由时光，挖开墙角之秘洞，捧出一个略有锈迹之铁盒，坐禅于地，便“鸳梦重温”起来。一忽儿读得满面发烧，连呼惭愧；一忽儿又读得老泪纵横，百感交集。然而读罢却想，情书这东西，是只有当事人自己借助具体语境才会感动的，若给那隔岸观火的局外人看来，大多还是千篇一律，无聊肉麻。所以为了保护原作者的名誉，洒家可不能把这些情书原封不动地公之于众。俺从中抽选了5封不同时期、不同水平、不同风格的，隐去真名实姓，删去可能透露作者情况、被知情人猜出真人的文字，并在需要的地方适当加注，其余的则除了错字一处不改。这也算是表达了俺对往昔生活的一种怀念，表达了对那些给过俺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的女施主们的深深的阿弥陀佛吧。至于情书中涉及到的洒家的形象，希望读者切莫轻信，俺远没有那么高大美好，也远没有那么矮小丑坏。女人说话本来就以超越真实取胜，“恋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