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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政治色彩。他其实是黑暗势力的“洋式”鹰犬，靠残害无辜养活自己。
作品还以悲悯的感情描述了赵子曰、莫大年、武端这样一些善良的、可笑的、糊涂的年轻人从沉迷到觉醒的历程，特别是赵子曰从“混世”到“救世”的觉醒历程。在这种描述中就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希望。这是《赵子曰》在整体构思上同《老张的哲学》不同的地方之一。
赵子曰的性格有一点阿Q的影子。他在名正大学读书。他学过哲学、文学、化学、社会学、植物学，每科三个月；不要文凭，不要学位，“只是为学问而求学”。他打牌、票戏、喝酒、下馆子，每月至少给他父母写两封信催促汇款。考试结果的揭示把别人的姓名都念完，才找到“赵子曰”三个墨饱神足的大字，他有点不高兴，但又照着镜子勉励自己：“倒着念不是第一吗？”于是那一点不高兴也就雪花似的消融了。他好虚荣而又糊涂，听到别人捧场，就忘乎所以。欧阳天风看准他这个弱点，或以美言谀词投其所好，或以介绍情人拖他下水。赵子曰就在这样的奉承下昏天黑地的混闹一番，他参加学潮，捆校长、打教员，不过是“为博别人的一笑，叫别人一伸大拇指，他并没有和人决斗的勇气。”他总是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中，并不知道应当如何立身处世。他“找老人去问，老人撅着胡子告诉他：‘忠孝两全，才是好汉。’找新人去求教，新人物说：‘穿上洋服充洋人’！”他生活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闭着眼瞎混”，一时找不到“光明之路”。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混闹”，这就是一切，并以为是“革命”。这是当时不少标榜为“新人物”的青年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赵子曰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而已。老舍对于这一类人多所讽刺，这在作品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赵子曰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有可爱的一方面。他是一个站在歧路上的“迷羊”，善良、富于正义感，又有些怯弱。他的“心好”。他曾经在天津试图搭救沦落风尘、被一个退职的奉系军官凌辱的谭玉娥，就是一个证明。当他不觉醒的时候可以听任欧阳天风牵着鼻子走向邪恶；当他听了正直、进步的青年李景纯的开导以后，又有心向善。特别是当他发现欧阳天风企图拐骗、伤害他曾经一度钟情的王女士时，他看清了欧阳天风的为人；看到李景纯为救助王女士和张教授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作品结尾时，赵子曰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再是过去的昏天黑地胡混的阔少，也不再是听两句恭维话就飘然欲仙的可笑的“名士”，更不是美丑莫辨的蠢人了。李景纯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悲惨结局拨开了他的眼睛，欧阳天风勾结军阀杀人的狠毒无耻使他懂得了剪除军阀及其帮凶的刻不容缓。他对武端说：“几时有机会，再把他（李景纯）埋在公众的处所，立碑纪念他，他便是历史上的一朵鲜花，他的香味永远吹入有志的青年心里去。老武！这是你的责任！你办完了这件事，是愿和军阀硬干呀，还是埋首去求学，在你自己决定。这是老李指给我们的两条路，我们既有心收他的尸身，就应当履行他的教训——”赵子曰的出路如何？作品并未回答，但他已经觉醒则是无疑义的。
李景纯的形象在作品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身上寄托着老舍的理想。他象是射进黑暗王国的一束光辉，使人们眼前为之一亮。塑造积极的、肯定的青年形象，这是《赵子曰》的突出成就之一，也是它从根本上区别于《老张的哲学》的地方。作品告诉我们，李景纯不是富家子弟。他同赵子曰等一样也在名正大学读书，也住在天台公寓，但他绝不同赵子曰一伙人在一起胡混。他学习刻苦，春节也不回家，“他们母子彼此明白，亲爱，所以他们母子决定不在新年见面。”他重实际而鄙弃空谈。他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怀抱救国救民的宏图大愿，但他对“新人物”的混闹又不以为然，他主张切实的作事。因为这样，他不主张“打校长”，并曾力劝赵子曰也不要这样做。在人们夸赞赵子曰捆校长是“志士”“英雄”的声浪中，独他“淡而不厌的未曾夸奖过他一句”，因此他被认为“是个不懂新潮流的废物”。其实他自有主张，他认为：“打算作革命事业是由各方面作起。学银行的学好之后，便能从经济方面改良社会。学商业的有了专门知识便能在商界运用革命的理想。……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各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样，是改善社会，是教导国民；国民觉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设若指着吹气冒烟，脑子里空空如也，而一个劲说革命，那和小脚娘想到运动会赛跑一样，无望，梦想！”他劝过赵子曰，希望他回家开办农场；也劝过莫大年，莫大年后来进银行做了职员。他心怀博爱，又有明确的是非，在关键时刻冷峻而又果决。他不愿意把精力花在恋爱上，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命运，“设若国已不国，就是有情人成了眷属，也不过是一对会恋爱的亡国奴；难道因为我们明白恋爱，外国人，军阀们，就高抬贵手不残害我们了吗？”这种认识同那些在“情天恨海”中虚掷青春的年轻人比较，不知高出了多少倍。他对于危害祖国利益的行为嫉之如仇。当他知道武端做了市政局建筑科委员，他们要拆天坛卖给外国人从中渔利的消息后，他对赵子曰指出武端等人的作法是一种卖国的可耻行为，希望赵子曰以朋友的名义制止这种胡作非为；如果武端不听，那么就“杀！杀一个，别的人立刻打退堂鼓；中国的坏人什么也不怕，只怕死！为保存天坛杀了我们的朋友，讲不来，谁叫公私不能两全呢！”他认为在帝国主义任意践踏我们祖国的时候，“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是今日最要紧的事！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武端后来在李景纯“杀身取义”行为感召下，有所悔悟。
李景纯又是一个为正义不怕赴汤蹈火、敢于献身的志士。他对于孤苦无告的王女士给予兄长般的关心和照顾。欧阳天风的酒肉知己贺金山的爸爸贺占元由大名镇守使任上调来北京，任京畿守卫司令，欧阳天风依恃军阀的威势恫吓王女士，并扬言若不依从便叫贺司令杀张教授。在危急情况下，李景纯铤而走险，决心暗杀贺司令以剪除民害，不幸事败，被囚禁狱中，旋即被枪杀。他这样做有清醒、明确的认识：
我常说：救国有两条道，一是救民，一是杀军阀；——是杀！我根本不承认军阀们是“人”，所以不必讲人道！现在是人民活着还是军阀们活着的问题，和平，人道，只是最好听的文学上的标题，不是真看清社会状况有志革命的实话！救民才是人道，那么杀军阀便是救民！军阀就是虎狼，是毒虫，我不能和野兽毒虫讲人道！
李景纯的死是悲壮的。他于弥天的黑暗之中瞩望遥远的曙光，心甘情愿为促使“曙光”早来而死。他的信念是“黑暗时代到了！没有黑暗怎能得到曙光！”老舍对李景纯是以赞美和肯定的笔触加以刻划的。就个人品质讲，李景纯几无瑕疵，他温厚、善良、感情真挚、笃于学问，但对军阀、恶人，他又是冷若冰霜、冰炭不能相容的。他自知必死，毫不顾念自身，只是遗恨未能打死贺司令。
《赵子曰》在内容上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倾向以及热切地希望青年以实际作为报效祖国的思想，都表现着老舍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态度。就主题的积极和正面人物的力量而言，较之《老张的哲学》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当然，这个作品也有缺点。对于当时的学生运动的描写，作者只选取了一个消极的侧面，又只着意于“严重而混乱的场面”，这样就不能给读者以全面的、准确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印象；作者借李景纯之口对学生运动中的消极面的批评，指出不应只徒托空言，而应实做，这未必不是苦口良药，但因此对学生运动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也多少反映了作者当时某些糊涂观念。茅盾有很恰当的评价，谈到这个作品的成就和不足，他说：
《赵子曰》给我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文坛上正掀起了暴风雨一般的新运动，那时候，从热蒸蒸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小的距离的。说起来，那时候我个人也正取材于小市民知识分子而开始写作，可是对于《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然而，不论如何，《赵子日》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老舍先生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得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注：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1944年9月出版。）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艺术上的得失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长篇小说的处女作。这个作品显示着作者掩抑不住的艺术才华，同时也表现着艺术上的不够成熟。
在结构上，作者试图把中国传统小说的技法同欧洲现代小说的技法熔为一炉，但由于初创，这种结合并不是十分自然和谐的。作品的开头以概括叙述的方式介绍主人公老张，类如中国传统说唱文学的“楔子”，然后各章依次展开对人物的描述，结尾则大体上对书中主要人物均有所交代，做到有头有尾，首尾相顾。中间部分，作者借鉴欧洲小说的技法，主要是狄更斯某些小说结构上的技法，做多种头绪的展开，以扩展作品的容量。统观全书，它的情节线索是两个，李老人、李静同老张的矛盾及其发展是一条线索，龙树古、龙凤同老张的矛盾及其发展为又一条线索，前者为主，后者为副，纵横交织，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生活的图画。这本来是很严密的构思，但中间又插入王德在报馆做校对、记者一条线索，引出蓝小山，而在结尾处又扔掉这条线索，来也突兀，去也突兀。这种头绪过分繁多的情形，固然一方面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内容，但处理不好就容易形成“散钱无串”的样子。对于这一点，老舍自己也是不满意的，他说：“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他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赵子曰》的结构比《老张的哲学》有了明显的进步。全书以王女士的遭遇为中心线索，她在书的开头并未露面，但人们都谈到她，她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书各种人物关系的支撑点，设若没有了她，人物关系就无所依凭。作者的艺术匠心还表现在：虽然人们都提到她，却谁也没有说破其中隐情，谁也没有说清她是什么样的人，这就为全书构成了一个悬念，直到最后一章，由她给李景纯的信里，自道身世，读者才恍然大悟，于是以前若隐若现、闪烁不定的蛛丝马迹才一一有了着落。当然，这是就整体而言，如果就每一章说，其中也还有一些可有可无的赘笔。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幽默与讽刺。“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使这两部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老舍是以讽刺和幽默而独标文坛的。
在中国小说史上，讽刺小说是古已有之的；《儒林外史》和清末的“谴责小说”都属于讽刺小说之列。《儒林外史》的讽刺“慼而能谐，婉而多讽”，“含蓄蕴藉”，是讽刺小说的上乘之作；后来的“谴责小说”虽本于《儒林外史》，但“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艺术上走入末流。“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讽刺小说以崭新的姿态在文坛上出现并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是新文学史上讽刺文学的又一个重要成果。
朱自清认为：《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在个性描写的鲜明性上，近于《儒林外史》；这两部书与“谴责小说”不同的地方，它们不是杂集话柄而是性格的扩大描写，在这一点上，又有些象《阿Q正传》。（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这些意见，指出了老舍艺术上的继承关系，无疑是很精到的。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作品中的“讽刺的情调”的造成，既有对前人、同时代作家讽刺艺术的借鉴，也有他自己的创造。他的讽刺和幽默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他是这样描述老张的肖像的：
老张的身材按营造尺是五尺二寸，恰合当兵的尺寸。不但身量这么适当，而且腰板直挺，当他受教员检定的时候，确经检定委员的证明他是“脊椎动物”。红红的一张脸，微点着几粒黑痣；按《麻衣相法》说，主多材多艺。两道粗眉连成一线，黑丛丛的遮着两只小猪眼睛。一尺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着，好似柳条上倒挂的鸣蝉。一张薄嘴，下嘴唇往上翻着，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渐形垂落的大门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的烧饼。左脸高仰，右耳几乎扛在肩头，以表示着师位的尊严。
这种肖像描写，有几个特点：对象的某些特征，往往经过了某些廓大或变形，结果就显示了其中的不匀调或丑陋的因素，造成一种近于怪诞的印象；描述之中，夹以主观的、近于戏谑的讥评，透露着作者褒贬的感情色彩。在《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运用：或者是温婉的嘲讽，或者是辛辣的讥评，或者是毁灭性的暴露。庄重的笔墨下面隐含着嬉笑怒骂的内容，在嬉笑怒骂之中，又流露着作者莫可如何的酸楚。
早期作品中的讽刺与幽默，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在某些笔法上，“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辞气浮露，不够蕴藉，影响了讽刺的感染力。对于这一点作家早有所察觉。他说：“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并不懂得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如果讽刺只引起笑而不促使读者深思，或者一味夸张而使读者产生疑窦，不能算做好的讽刺。小说中写老张为节省家中的茶水，以致选择沿护城河的路走，以便边走边喝，即是夸张失度之一例。夸张而不过火，幽默力避油滑，这在老舍前两部作品中还是未能解决好的一个课题。
第四章 对“破碎也还可爱的中国”的沉思——《二马》
《二马》是老舍客居伦敦时写作的最后一个长篇。最初由《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五月）开始连载，同年第二十卷第十二号续完。《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描述的是军阀统治下北平市民群众以及青年学生的生活景况，比较着重于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现实；《二马》则把视线转向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欺压和凌辱。《二马》的中心，是描述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时的生活和遭遇，就中也就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特别是深入描述了由于祖国的衰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屈辱，表现了作者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还在对比中探索了中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问题。
《二马》是以作者在异邦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写成的。流动于作品中的作者的感情是悲怆而又激愤的。做为一个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的学者，目睹中国人在伦敦的非人的境遇以及所受到的侮辱，引起他感情上的痛苦，是极自然的。他渴望中国富强、强大；渴望中国人坚毅、有为。在《二马》中，有时甚至于直接诉诸议论的文字，表述他深广的忧思和痛苦：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
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痛苦的感受、热切的期望、深沉的思索，这一切交织为《二马》的基本内容。《二马》，这是一个爱国者唱出的一首哀歌。
作者不无痛苦地描述了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所受到的歧视和侮慢。这种民族歧视是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在的。他们父子俩租住温都寡妇的房间，在第一天早饭的饭桌上温都寡妇的女儿玛力就在心里嘲骂马威了：“不光是英国男子能打你们这群找揍的货，女英雄也能把你打一溜跟头！心里也同时想到她的朋友约翰：约翰在上海不定多么出锋头呢！”后来，马则仁同温都寡妇相处很好。两个人都有意结婚，但是民族歧视的传统观念使温都寡妇不敢应承。这种民族歧视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因为温都太太租房给马则仁父子，她的一些亲戚好友就再不愿同她来往；设若她同马则仁结婚，那么女儿玛力就会找不到恋人，“一个年青气壮的小伙子爱上她，一听说她有个中国继父，要命他也不娶她。”马威后来单恋玛力，玛力拒绝马威的爱情，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这种身处异邦遭人侮慢的处境，是任何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但是，老舍写作《二马》并不是单单为了描述这种民族歧视所给予人精神的威压；他的构思的重点是，在民族歧视的背景下，尖锐地提出如何振兴中华的问题。作家由激愤转入紧张的探索：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为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而正确的回答自然是老舍不能胜任的，他只能从自己的观察和思索入手，尽可能提出一个在当时条件下他可能提出的答案。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二马》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必须自强，然后才能同其它民族讲平等。“当国家乱的时候，没人跟你表同情。你就是把嘴说破了，告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我们是古国，古国变新了是不容易的，你们应当跟我们表同情呀，不应当借火打劫呀！’这不是白饶吗！人家看你弱就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