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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良的形象塑造中，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发展。孟良是个革命的剧作家，借用方宝庆的话说，他“是那么勇敢，坦率。讲起话来，总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决不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和宝庆认识之后，他引导宝庆和秀莲从事抗日宣传，并亲自动笔为他们创作新鼓词。他教秀莲认字，介绍她去上学读书。他劝宝庆对秀莲不要管束得太死，应给她以自由，“要是您不放她自由，她就会自己去找自由，结果毁了自个儿。您让她自由呢，她当然也有可能堕落，不过那就不是您的责任了。很多人为了新的理想而牺牲，她也不例外。我认为，与其牺牲在旧制度下，不如为了新的理想而牺牲。”他引导秀莲去接近新的生活，单纯幼稚的秀莲不慎失足了，宝庆为此而苦闷，秀莲为此而悲观，但是孟良不然，他的眼光始终是向着前面的，他开劝宝庆说：“吃了苦头，她的思想会成长起来。失了身，并不等于她就不能进步。您只要好好开导她，鼓励她，她会重新获得自信和自尊心的。”“她很聪明，有进取心。您要是能明白，她不过是时代的牺牲品，就可以鼓励她，教育她，使她对未来重新产生希望。”孟良不孤立地看待秀莲在恋爱问题上的失败，而是把这件事情和时代的潮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只要中国有了希望，秀莲还会幸福的，关键是我们要正确地引导她，使她“走上幸福的道路”。对宝庆，孟良也经常给予帮助和鼓舞。他引导宝庆顺应时代的潮流走，向宝庆讲解中国的政治形势。他对宝庆说：“二哥，中国现在打着的这场抗日战争，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问题复杂着呢。我们现在既有外战，又有内战。”从孟良的行动看，从他对时局与形势的分析看，老舍是把他当成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来写的。譬如孟良曾经向宝庆直接表述他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不满：“我没干什么坏事，到目前为止，人家也没把我怎么样。不过我是个新派，一向反对政府的那一套，也反对老蒋那种封建势力。”“我们要动员人民去抗战，去讨还血泪债，而老蒋们要的是歌功颂德、盲目服从。”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孟良是个成熟的革命者。老舍以往的作品，很少直接写革命者的形象，《黑白李》、《月牙儿》中的革命者，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即使写得最为激进的《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全与钱默吟，他们的反抗，也只是个人的反抗，作者是把他们看作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加以歌颂的，并不曾当作成熟的革命者来写。在老舍建国前的作品中，孟良是第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形象。通过孟良的口，老舍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控诉，对人民的解放，表示了一种非常热烈的乐观情绪。这就又一次说明，他虽然身处异国，但是他的心，是和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息息相通的。在小说的结尾，孟良说：“只要迎来人民的解放，哪怕是把我的骨头磨碎，拿去肥田，我也不怕。”这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作家老舍的心声。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断胜利，鼓舞了在美国的老舍，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是那样热烈地欢迎人民的胜利日子的到来。人民又何尝不在时刻等待欢迎自己的作家呢？
第十八章 “得到了文艺写作的新生命”（一九四九——一九六二）
回到祖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老舍从旧金山登船，启程回国。这是一次不平常的海上旅行，面对太平洋的滚滚波涛，老舍的思绪久久难以平静。同船的乘客，五花八门，有的终日赌钱，打麻将，一些菲律宾财主，则穿着华丽的服饰，在中国人面前摇来晃去，显得鄙俗而又浅薄。老舍讨厌这些人。幸好同船有二十二位回国的留美学生，大家心绪相同，谈笑投机。这批怀有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几乎天天都要举行讨论会，共同商讨回到新生的祖国以后应如何服务的问题，有时也各自报告自己专修过的课程，相互交换知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感染着老舍，给单调的海上生活，增添了充实的内容。十月十八日，船到檀香山。老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十八日到檀香山。论花草，天气，风景，这真是人间的福地。到处都是花。街上，隔不了几步，便有个卖花人，将栀子，虞美人等香花织成花圈出售；因此，街上也是香的。”（注：《由三藩市到天津》，《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老舍思乡心切，无心流连这个“福地”。轮船继续在太平洋上航行，十月二十七日到日本横滨。船在横滨停留期间，老舍曾去东京一游。从横滨到东京，一路之上，但见败瓦残屋，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舟离日本遇上了台风，船在风浪中颠波，于十月三十一日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个热带城市，照样遍布着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老舍在停留期间，无心仔细地观察东南亚的热带风光，他所留心的，是另一方面的新闻。老舍这样记述了他在马尼拉的一段见闻：“在城中与郊外转了一圈，我听到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事：前两天由台湾运来大批的金银。这消息使我理会到，蒋介石虽在表面上要死守台湾，可是依然不肯把他的金银分给士兵，而运到国外来。据说，菲律宾并没有什么工业；那么，蒋自己的与他的走狗的财富，便可以投资在菲律宾；到台湾不能站脚的时候，便到菲律宾来作财阀了。”（注：《由三藩市到天津》。）老舍在辛苦的长途跋涉中，仍然时刻注视着蒋介石集团的动向，他的心，永远都是贴近着人民啊。告别了炎热的马尼拉，舟行海上，又遇台风，到十一月四日才抵达航船的终点站香港。老舍要由这里换船回国。因为在海上两次遇上台风，老舍的腿病又复发了，剧烈的疼痛，使他寸步难行。更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在香港的等船生活。好不容易弄到一张船票，上船一关，则更使人头疼。码头上大门紧闭，只把中间的小门开一道缝，所有的乘客、脚行以及行李，都从这个缝子里挤过去，人们吵嚷，拥挤，整个码头，乱作一团。“不象是上船，而象一群猪入圈”。（注：《由三藩市到天津》。）好不容易挤进了门，印度巡警又来检查行李，只有给钱才能放行，上船时，税关再检查，又得给钱。这就是香港。所以，老舍恨恨地说：“呸！好腐臭的‘香’港！”（注：《由三藩市到天津》。）十一月二十八日夜，船离香港，从台湾外边绕行，于十二月六日到达南朝鲜的仁川。十二月九日早晨当船行至大沽口，进入海河的时候，老舍望见了海河两岸的黄土地，望见了海河中的冰雪，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泪夺眶而出。九日傍晚，船在天津码头靠岸，海关检查，行李检查，秩序井然，与香港的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老舍第一次感到，中国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社会！老舍在天津市政府交际员的照料下，住进了天津市交际处的招待所。热情的接待，滚热的饭菜，使他感到了祖国、人民、家庭的温暖。在将近四年的异国生活中，他日夜所盼望的，就是这种温暖的日子啊。不，不止是四年，在半个世纪的苦难生涯中，老舍所盼望的，就是这一天啊。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特务也时常“招待”他，那种“招待”，使他感到恐怖与压迫，甚至使他觉得自己象个小贼。只有在今天，在解放了的新中国的今天，老舍才感到自己“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注：《由三藩市到天津》。）。尽管这是回到祖国来的第一天，然而老舍的这个感想，却是多么深刻、多么丰富啊！
老舍在天津休息了两天，然后去北京。别离北京，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来，老舍没有一天不想念着哺育他成长的这座古都名城。他爱北京，爱得深切，爱得热诚。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是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的。”（注：老舍：《我热爱新北京》。）他陶醉于北京的美丽，也为北京的缺欠而着急和苦闷。此番重回北京，已经换了一个时代，人民的首都以崭新的容颜，欢迎它的忠诚的儿子的归来！面对新北京，老舍惊呆了，他情不自禁地说：“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注：老舍：《我热爱新北京》。）伴随着狂喜的泪水，老舍真诚地吐露着自己的珍贵的感情。
回到北京以后，老舍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受到了各界老朋友的热烈欢迎。一九五○年一月四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举行联欢茶会，欢迎老舍。茅盾在联欢会上首先致词，老舍接着讲话。老舍谈了离美回国的经过，他说，在接到一系列邀请他回国的信件与电报之后，美国人曾经吓唬他，说中国是“龙潭虎穴”，但是他不信这一套，毅然订了回国的船票。老舍还说，当他到了北京，看见自由生活着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从内心里发出的喜悦时，自己非常高兴。他表示：“我是愿意学习的，如果我还是能工作的话，并愿意参加一切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老舍讲话之后，田汉、冯乃超、周扬等相继讲话。周扬说：“去年全国文代会开会时，大家都因为老舍先生远在美国不能参加而感到遗憾，现在我们和老舍先生在一道从事工作，应当是十全十美的了。”他希望老舍能在帮助新进的文艺工作者和通俗文艺的工作上多做努力，并希望老舍在和工农兵文艺的结合当中，从事创作，反映群众的斗争面貌（注：克明：《全国文联新年联欢同时欢迎老舍返国》，1950年1月5日《光明日报》。）。党和人民的关怀，朋友们的期望，感动了老舍，使他增加了信心和力量，他决心尽快地去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世界，尽快写出新的作品。
一九五○年春天大西南解放之后，胡洁青带着四个子女由重庆北上，于一九五○年三月二日到达北京，合家团圆，老舍欣喜若狂，愈发感到了新社会的温暖。（奇*书*网。整*理*提*供）
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从国外回来之后，老舍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他所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旧中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老舍没有机会深入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回国之后阅读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开端。他后来所写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注：见195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一文，真实地纪录了他读完《讲话》之后既“狂喜”又“发愁”的心情，以及他的感想，他的态度。老舍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笃信真理，而且严于解剖自己。他说：“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狂喜之后，他感到，“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对工农兵“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又使他“真发了愁”。这种“愁”，是一种严肃的自我解剖，是寻求上进的自我策励。他决定了自己的态度：不自暴自弃，而要在马克思主义里，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所谓“新文艺生命”，就是为新社会歌唱，为人民歌唱。如何将这种态度付诸实践呢？老舍认为，当时，他“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地写大部头的作品，他决定先写通俗文艺。因为“通俗文艺，象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他认为，用这种形式歌颂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十分灵活。
本着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老舍在回国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至少写了这样三篇通俗演唱作品：《过新年》（太平歌词）、《生产就业》（鼓词）、《别迷信》（鼓词）（注：均见老舍：《过新年》。）。《过新年》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歌颂了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感情饱满，辞句流畅。《生产就业》写的是北京一位三轮车夫，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携全家到农村垦荒务农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老舍一方面赞颂了人民政府关怀群众生活的好作风，一方面也为城市闲散劳力解决就业问题指明了出路。《别迷信》通过农民王老二为巫婆所骗，致使妻亡家破的故事，说明了破除迷信的重要性。老舍所写的这些通俗演唱作品，大都有明确的宣传目的，所反映的问题，都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而且配合了党和政府在一个时期内的某项具体工作，对人民群众，有直接的教育作用。为写这些通俗作品，老舍往往要去调查许多材料，还要弄明白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一来二去，他对新生活的了解，对新社会发展变化的了解，就逐渐加深了。随着思想认识的深入和生活积累的增多，他在继续写作通俗文艺的同时，开始构思和写作剧本了。
他回国后写的第一个剧本是五幕话剧《方珍珠》。这个剧本从北京曲艺艺人生活的角度，来写新旧社会的对比，通过对比，歌颂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翻身解放，歌颂如旭日初升一样的新中国，显示了老舍作为新生活的歌者的高涨热情。剧本的前三幕，写艺人解放前受压迫的苦难生活，它以主人公方珍珠的生活命运为中心展开戏剧冲突，布局合理，场面、事件、人物的穿插，均有自然而匀称的配置与严密的缝合，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后两幕写艺人解放后翻身作主人的喜悦。这两幕戏，在剧情的发展上离开了方珍珠这一中心人物，缺乏集中、统一的结构线索，显得松散，影响了整个剧本的艺术完整性。《方珍珠》的前三幕在题材、情节上，与《鼓书艺人》有相近之处，剧中的主要人物，多数可在《鼓书艺人》中找到他们的影子。破风筝与方宝庆，方珍珠与方秀莲，以及连姓名都没有变化的方太太、方大凤等，虽是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但性格都很相近，甚至完全一致。胡洁青同志称这两部作品是“姊妹篇”（注：胡洁青：《写在中文译本〈鼓书艺人〉之前》。），是很确当的。
《方珍珠》写于一九五○年夏天。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无论是构思准备阶段，还是动笔写作阶段，老舍都曾广泛地听取文艺界一些同志与友人的意见。凡是正确的有益的建议，他都积极地采纳、吸收。例如对方太太，初稿未写她的转变，友人建议给这个人物一点希望，不要使她顽固到底，老舍觉得这个建议能够增强这一人物形象的教育意义，于是就在第五幕中写了方太太的转变。再如，有的同志提出，剧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向三元应在舞台上受到惩罚，以快人心，老舍也照改了。当然，对于那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也是有主见的，不随风倒。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老舍的谦虚、认真的创作态度。
《方珍珠》完成之后，老舍紧接着就开始写作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龙须沟》同《方珍珠》在主题上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写新旧社会的对比。老舍对旧北京十分熟悉，回国之后，目睹北京在各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狂喜。他说：“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