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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他不仅不反对，反而相当高兴，一来是家中有官“可以仗胆子”，二来是祁家有几代没有作官了，“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三来是祁家有人作官，说明他买的房子确有“风水”，如此等等。他的应付外界事变的能力之低，显示了他的被动与落后；他的不识对象的过度的谦卑，说明了他的愚弱和麻木；他对于“官”的敬重，表现了他的偏狭与浅薄。然而，经历了亡国生活的几年的磨难，目睹了侵略者和汉奸的累累罪行之后，祁老人变了。他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现在，我明白了，磕头说好话不见得准有好处！”因为祁瑞丰想作日本特务而不成，引起了日本人对祁家的审问，面对侵略者，祁老人态度坦然，强硬，“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当祁瑞丰把汉奸冠晓荷领到家里，想让冠在祁家住下时，祁老人更是怒火冲天，“几年的受罪仿佛逼着他放弃了对条狗都和和气气的，对恶人也勉强着客气的办法。他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必须黑白分明，不再敷衍”，他指着恶贯满盈的民族败类冠晓荷说：“走！出去！别惹出我的不好听的来！”接着则历数瑞丰自北平失陷以来的所作所为，“象一个有正义感的，有见解的人，责骂一个不知好歹的，没有出息的坏蛋那样毫不留情”。祁老人的变化，说明在复杂的现实斗争面前，人民正在逐渐由懦弱走向坚强，由麻木走向觉醒。这样写，就和那些单纯暴露“国民性”的作品有了区别，它不仅使人看到了“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痛苦与愚弱，也使人看到了疗救的希望与前途，体现了作家的新的思想水平和现实主义的新的追求。
高超的“写人”技巧
老舍素以善于刻划人物，创造典型著称，《四世同堂》在人物刻划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据胡洁青在《四世同堂》一书的《前言》中统计，这部小说的出场人物共有一百三十多人，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其中有中学教员、诗人、棚匠、理发匠、洋车夫、布店掌柜、大学教授、英国外交官、唱戏的、说相声的、看坟种地的、“窝脖儿的”（专门搬运家具和抬棺材）、沿街摆“转盘话匣子”的、在外国使馆“摆台”的以及汉奸、特务、妓女、流氓等等，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物，用墨浓淡不一，在小说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大都有鲜明的性格，形成了生动的、独具特色的人物体系。我们仅就作家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注重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思想、心理、性格也是复杂的，因而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划，也不应当是简单化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也好，“高、大、全”也好，都是简单化的写法，用这种方法，很难写出社会的复杂面貌，也创造不出典型。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又必须寓于个性之中，而个性总是复杂的，否则就不是具体的，就不是独特的“这一个”。《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小说中的人物显得异常生动与丰满，真正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和作家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分不开的。
最能体现这种艺术追求的是祁瑞宣的形象塑造。
祁瑞宣是祁老者的长孙，一个斯文、温雅的中学教员。他正直、善良，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北平陷落后，他彻底失去了平日的沉静，陷入无法摆脱的苦痛之中。他的知识，他的一腔热血，使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最高责任就是为国赴难，然而“一家大小的累赘，象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盯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他不甘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作亡国奴，又没有勇气丢开家庭，这就产生了他的复杂的心理冲突。他上要对老人尽孝道，下要抚养子女，本是人之常情，而且对老人、对子女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美的品德，使读者窥视了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隅，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性格懦弱的一面。作家在展开祁瑞宣性格的复杂性，揭示他痛苦的内心世界时，笔触自如而又细腻。为了全家老少不致饿死，瑞宣在前英国使馆外交官富善先生那里找到了一点事情做，当了富善先生的助手。老舍这样描写瑞宣此时复杂、沉重的心情：
由东城往回走，瑞宣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由挣钱养家上说，他应当至少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作“洋”事上说，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也多少有点别扭。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那群学生，而去帮助外国人作事，也是一种逃避。他觉得自己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作出最对不起国家的事！他低着头，慢慢的走。他没脸看街上的人，尽管街上走着许多糊糊涂涂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他自己不糊涂，可是他给国家作了什么呢？他逃避了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机会的确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一家大小暂时可以不挨饿。他没法把事情作得连一点缺陷也没有，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隙缝。这样一想，他又抬起头来。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节的点心去，讨他们一点喜欢。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作孝子，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们揪心强一点！
瑞宣无勇气出走是为了养家，而养家就要找“洋”事做，这是生活所逼的结果，并非他的真心所愿。他不得不去找“洋”事，找到了，反而产生了无地自容的感觉，无怪以做“洋”事自荣的丁约翰向他送礼道贺时，他脸红了。他对丁约翰说：“我要是能找到别的事，我决不吃这口洋饭，这没有什么可喜的，我倒真的应当哭一场，你明白我的意思？”丁约翰当然不明白瑞宣的意思，但是读者却从瑞宣的自悔的感情中，觉着了他的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诚心。
祁瑞宣毕竟是祁瑞宣。他正直，但也软弱，他有良心，但缺少胆气。当汉奸冠晓荷、大赤包来向他道贺时，他虽不肯和他们多敷衍，却也没有勇气将他们赶出门。“每逢晓荷走后，瑞宣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晓荷的脸上啐几口唾沫。可是，赶到晓荷又来到，他依然没有那个决心，而哼儿哈儿的还敷衍客人。他看出自己的无用。时代是钢铁的，而他自己是块豆腐！”他的软弱与寡断，还表现在对待程长顺出走一事上。程长顺是一位有求知欲的爱国青年，他父母早亡，和孤苦伶仃的外婆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他曾经多次问瑞宣：“我应当不应当走呢？”瑞宣本想鼓动他逃出北平，及至想到他的外婆，又十分为难，所以总不敢给予肯定的答复。有一天，瑞宣未能控制住自己，表示了同意长顺出走的意见。为一位爱国的青年指明了前程，瑞宣感到痛快，同时他又感到不少苦痛。“他是不是应当这样鼓动一个青年去冒险呢？这是不是对得起那位与长顺相依为命的老太婆呢？……从良心上讲，他劝一个青年逃出监牢是可以不受任何谴责的，可是，他不是那种惯于煽惑别人的人，他的想象先给长顺想出许多困难与危险，而觉得假若不幸长顺白白的丧掉性命，他自己便应负全责。他不知怎样才好。”这里所揭示的，是人物的复杂的心理冲突。这样写，就便于把人物交织着矛盾的灵魂世界，暴露在读者面前，使读者逐步认识和熟悉了一个复杂的性格。
祁瑞宣的形象，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与精神状态，作家重视展示祁瑞宣的复杂性格，就使这一形象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内容，从而增强了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
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个性化的心理描写。
从前面所引祁瑞宣找到“洋”事之后的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出老舍刻划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法：通过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显示人物的性格。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写照，就写人物讲，则是既要写客观世界，又要写主观世界。所谓写主观世界，就是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奥秘。《四世同堂》常常于心理描写中融入作家的细密的分析。精确的、客观的心理描写，无疑向读者打开了人物心灵的门窗，细腻而富于层次的心理分析则可以使读者明白人物在特定情势中为什么“那样想”，从而引导读者去体验人物的心理，达到读者、作者、人物三者之间的感情交流。我们还以前面所引的那段文字为例，加以分析。瑞宣找到了“洋”事，由东城往回走，作家先写他“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说明人物此时的心情是极为复杂和痛苦的。接下去则是作家对人物的心理分析，首先，“从养家挣钱上说”，因为减轻了经济压力，瑞宣应当满意；其次，“从作‘洋’事上说”，爱国心又促使他感到“别扭”；最后，“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自己所爱的学生们而去做“洋”事，也必然感到是逃避了一个教师的责任。这种很有层次的心理分析，真切的展现了一个正直但又软弱的知识分子的痛苦的处境，加深了读者对人物的“不是味儿”的心情的理解。
把心理刻划和对人物的行动与表情的描绘结合起来，又是一种手法。“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人的行动与外部表情是受思想支配的，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因而把心理揭示和对人物的行动与表情的描绘结合起来，使内与外、动与静，有呼应，有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易于收到人物性格刻划的极好的艺术效果。老舍的《四世同堂》惯于采用这种手法。例如，端阳节，一帮汉奸在北海过会，弄来一些狮子、高蹻、五虎棍等，为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歌舞升平。棚匠兼耍狮子的刘师傅不敢违抗会头的命令，出于无奈，去北海“应了个卯”，回来之后，遇见瑞宣，他先是“脸忽然的红起来”，“低下头去”，接着他又把头“赶紧抬起来”，向瑞宣述说了自己的困难。这些动作与表情，都显示了刘师傅内心的难过与自悔。接下去，是一段心理分析：“他的心中似乎很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他的确恨日本人，绝不肯去给日本人耍狮子，可是他又没法违抗会头的命令，因为一违抗，他可许会吃点亏。他要教瑞宣明白他的困难，而依旧尊敬他。他明知自己丢了脸，而还要求原谅。”这种分析性的心理展示与前面写到的人物的动作与表情，是紧密呼应的，显示了刘师傅的痛楚与忧虑，也表现了他的性格的善良与爽直。此时，瑞宣如何表现呢？“他的嘴唇动了几动，而找不到话说”，这显示了他的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因为他曾经劝刘师傅离开北平，刘师傅家庭有困难，未能逃出。他本来想说：“不走，就得把脸皮揭下来，扔在粪坑里！”（这是内心独白，反映了瑞宣此时的心情），但是他没有说，他想到：“他也不能再劝刘师傅逃走，刘师傅若是没有困难，他相信，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帮助解决，光说些空话有什么用呢？”瑞宣内心所掀起的这种感情波动，促使他动了动嘴唇，并未说出那句话来。从这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瑞宣善于周密地分析问题，他也会体贴别人，这就显示了他的性格沉稳的特点。
无论是叙述中伴之以心理分析，还是结合行动与表情的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都显示出老舍刻划人物心理的特点与风格。鲁迅刻划人物的心理，惯于用“画眼睛”的手法，简洁而传神；茅盾刻划人物的心理，长于在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笔力雄健、浑厚；巴金刻划人物的心理，手法细腻，笔墨酣畅，灌注着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老舍刻划人物的心理，笔调舒展、从容，他善于通过表面的平淡真实，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复杂活动，向读者展现人物的鲜明的个性。
三、通过细节描写刻划人物性格。
老舍是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从不靠情节曲折离奇取悦读者。他并不轻看作品的故事性，他是很善于写故事的，他的小说的情节从来具有引人的魅力，但是细读《四世同堂》就可觉出，他又是极重视细节描写的。大量生动、传神的艺术细节，在推动情节发展、烘托或渲染典型环境以及丰富作品的生活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人物性格的刻划，更是至关紧要。《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写得栩栩如生，神态毕肖，富于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细节描写的成功。
《四世同堂》细节描写的特点在于，它首先是逼真的，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同时它又具有典型性，它不是生活细节的简单的描摹，而是经过作家的挑选、加工、熔炼之后的产物。所以，它既具有生活本来的色彩与面貌，又能把人物的鲜明的性格特征显示出来。小说开头的三段，写北京沦陷前夕，“小羊圈”里的居民对待时局的态度与心情，大都是细节描写。人物虽然刚刚出场，故事还未展开，然而在环境、气氛的创造中，作家信手拈来几个生活细节，各类人物就以自己特有的鲜明性，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譬如祁老人，他怎样对待紧张的时局呢？他首先想到的是让孙媳妇准备好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和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作家所选择的这一个细节，对于刻划祁老人的性格来说，是耐人寻味的。祁老人应付战乱的办法，是古老而又落后的。但是，“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亲眼看见“清朝皇帝怎样退位”，又目睹了几次军阀混战的老人，他的经历与视野，使他只能采用这种被动而又无济于事的办法。他的落后，使人可笑，他的淳朴，又给人以亲切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细节，它生动地显示了人物的个性。关于常二爷两次进城的描写，也是极为出色的。常二爷是近郊的农民，在城外种着祁家的三亩坟地。小说写他第一次进城是在祁老人生日的前一天，他背着一口袋小米，来到祁家：
一进街门，他把米袋放下，先声势浩大的跺了一阵脚，而后用粗硬的手使劲搓了搓脸，又在身上拍打了一回；这样把黄土大概的除掉，他才提起米袋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老声老气的叫：“祁大哥！祁大哥！”
这个细节，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动作写人物的性格。他的跺脚、搓脸、拍土，既显示了他长途跋涉的辛劳和身体的硬朗，又可见出他的实诚与朴素。接下去，写在祁老人一家的热情款待下，他“把四大碗面条，一中碗炸酱，和两头大蒜，都吃了个干净。吃完，他要了一大碗面汤，几口把它喝干，而后挺了挺腰，说了声：“‘原汤化原食！’”作家只不过选取了日常的一些生活细节，然而却把常二爷爽直、淳朴的性格写活了。常二爷第二次进城，怀里揣着十块钱，他是受人之托，进城买药的。一进西直门，他被日本兵拦住了，日本兵教他解开怀。作家这样写常二爷此时的表现：在解钮扣之前，他先把怀中掖着的十块钱票子取了出来，握在手中。心里说：“除了这个，准保你什么也搜不着！有本事的话，你也许能摸住一两个虱子！”一个动作，一句内心独白，表现了常二爷的细心沉着与风趣幽默；但是，常二爷不仅没有保住来之不易的十块钱，而且挨了打，罚了跪，“今天，他跪在人马最多的瓮圈儿中。他不敢抬头，而把牙咬得山响，热汗顺着脖子往下流。”这个细节，逼真而又细腻地刻划了人物此时的心境。“不敢抬头”，是因为他觉出了受污辱的羞耻；“把牙咬得山响”，显示了他的倔强不屈和对敌人的憎恨。在《四世同堂》里，常二爷是个次要人物，只出场两次，作家抓住他与读者会面的仅有的少量机会，通过几处细节描写，比较完整地显示了人物性格特征的各个侧面，尤其是他的朴实、正直与倔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老舍的笔锋转向刻划反派人物的面目时，细节则常常具有讽刺性，显示了作家惯有的诙谐幽默的风格。我们来看写冠晓荷的两个细节。冠的老婆大赤包靠巴结日本人当了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冠为讨大赤包的欢心，写了两张喜报雇来两个叫花子在门口报喜。他不愿把妓女的字样贴在门口，“可是他不晓得转文说，妓女应该是什么。琢磨了半天，他看清楚‘妓’字的半边是‘支’字，由‘支’他想到了‘织’；于是，他含着笑开始写：‘贵府冠夫人荣升织女检查所所长……’”这是以嘲笑的语调写冠晓荷的行动与心理，从而构成讽刺性细节，表现了冠晓荷喜欢装腔作势而又厚颜无耻的性格特点。另一个细节是，祁瑞丰作了教育局庶务科科长之后，冠去送礼致贺：“晓荷找出两份礼物来，一份儿是两瓶永远不会有人喝的酒，一份儿是成匣的陈皮梅，藕粉，与饼干；两份儿都已游历过至少有二十几家人家了。晓荷告诉仆人换一换捆束礼物的红绿线。‘得！这就满好！礼轻人物重！’”这是写冠晓荷的虚伪。虽然纯是客观的描述，但是在表面可笑的讽刺中，分明包含着对丑的事物的憎恶与否定。
老舍有时还以夸张的手法写一些讽刺性细节，以突出反派人物的某种性格特点。大赤包当了所长以后，蓝东阳来贺喜，此时，大赤包极力显示出一种很大的气派。她先是猛烈的咳嗽，声震屋瓦，“连呼吸的声音也好象经由扩音机出来的”，而后，“极吝啬的点了一下头”，算是对客人的欢迎表示。“她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活画出了这个女汉奸的可笑而又可耻的嘴脸。
从以上所引的讽刺性细节可以看出，老舍善于以嘻笑奚落的笔墨勾勒反派人物的行动与心理，他对丑的事物的强烈憎恶与严厉斥责，往往包含在轻松的幽默之中。如果说，老舍早期的小说，幽默有时流于油滑，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