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娜恕！闭庵秩鲜蹲畛趸故侵备械模＠险呷ナ酪院螅庵秩鲜毒捅涞酶由羁獭Ｅ＠险呷ナ篮推套拥贡盏那凹柑旎故呛糜讶缭疲谄套悠撇＠险咂敝滤廊ヒ院螅灰怪洌凹野苋送觥保嗣且簿捅淞艘桓泵婵住Ｔ吹那鬃濉⒘诶镆约霸粕绲呐笥岩蛭倜挥斜阋丝烧迹桓龈鲂瓮啡耍＠险叩纳ナ吕淝逡斐＃皇桥Ｌ齑屯度怂幕⒘礁鋈朔隽橄略帷Ｃ说募本绫浠约笆廊说睦溲郏古Ｌ齑统沟卓疵靼祝骸扒且磺校庹龅奈幕颊驹谒纳厦妗Ｈ锹蚵羧耍粕绲哪侨核闵希锹蚵羧耍峭痘腔ハ喾笱埽叟┢！彼部辞辶俗约海骸澳闶裁匆裁挥校税帜羌父銮幌衷谇炅耍闶裁匆膊皇牵 彼岫裰芪畹睦淇帷⒂顾住⑹屏Γ墒怯治蘖Π谕眩糟直А�
牛天赐的性格是软弱的，他耽于幻想而缺少行动的热情和能力。“他没法对实际的问题发生兴趣。只有在瞎琢磨的时候，他心中仿佛能活动，能自由。”“他什么也不懂，十六七年的工夫白活。手艺没有，力气没有，知识没有。他是个竹筒。”这种畸形的性格是当时腐朽教育的必然产物。他从家塾到学校，再到社会，接受了各式各样社会意识的浸染。他经历了不少教师，这些教师有的教《三字经》会说溜了嘴，说成“人之初，狗咬猪”；有的对戏弄学生如同“猫戏弄老鼠”一样感到一种享受。在师范附小读书，他受到的不过是“脖儿拐越打越响”的教育，教师之间互相攻击，“张先生上课告诉学生，李先生缺德；李先生说张先生苟事。”为了运动作主任操纵学生为自己宣传，一切都在忙乱复杂中，谁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学校里的会不能不开，学校外的不能不去。提倡国货，提倡国术，提倡国医，提倡国语，都得是小学生提倡。他们提灯，他们跑路，他们喊口号，他们打旗，他们不知道是怎回事。”这种教育的结果，知识未曾长进，而学会了嫉妒和看不起穷人；没学会新知识，却长了许多坏习气。
父亲希望他学买卖，妈妈的遗言是作官，幼小时家庭的熏染和年长以后世事的濡染，使他形成了一种陈旧的人生观；新思潮的推动，曾经使他狂热过，但是不久即趋于颓唐。新文学运动的激流也曾波及到云城，他在一片热浪中被人约请去办报，作扩大的宣传。他写自由诗：“千金的嘴巴，桃腮上烧起桃云；烧吧，烧尽了云城，红半个天！”在新时代思潮的冲击下，他的思想里有了变化，“他爱国，爱社会，可怜穷人。这在云城是极新颖的事。”因为“云城的人没有国，没有社会，穷人该死”。但是，他的这种新鲜的意识，并不是自己体味思索的结果，不过是一时激烈的口号；他只是“想象他的伟大”，他只是空洞地以为“他的眼光很远，他是哲人”，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战乱扩展到云城，在严酷的兵灾所造成的残破景象面前，他重又感到迷惘，退回家里，守护生病的父亲，由着同学们说他“开倒车去尽孝道”。他后来很容易地同云城的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并参加了复古气味浓厚的诗社，是并不奇怪的。他在写作新诗之后又“摇头”吟作古诗“春雨多情愁渐愁”，同样是合乎逻辑的事。这是历史上除旧布新急剧震荡时期的反映。他依违于新旧事物之间，迟迟迈不出一步。
然而，他终于沦落于穷人之中了。他的畸形性格在新的人们和新的环境中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他的家庭败落之前，他同底层的劳动人民已经有过一些接触。生活在他面前展开了两幅图画，两种人生态度。豪爽而又重义气的四虎子曾经是他童年的伙伴，也是成年之后的知友，四虎子“心红”，同那些势力小人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淳朴善良的纪老者，忠正勤劳的纪妈，深情爽朗的“蜜蜂”姑娘，都给他别一种印象。他们穷，可是“可爱，而且豪横；不象城里的人见钱眼开”。如果说日常的一般接触只是使他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那么在他的家庭败落以后，由四虎领着他住进大杂院的时候，这种肤浅的认识就日渐深入了。当然他的迂腐的性格不可能立刻有什么变化。小说的临近结尾部分作家饶有趣味地描述他如何生活在穷人们中间，描述他的耽于幻想和迂腐的性格同所处生活境遇的矛盾，是极富于喜剧性的。这一部分幽默意味十分浓醇。当四虎子提议他作“小买卖”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不禁瞠目结舌，觉得不可思议，而当他真的做了鲜果摊的主人的时候，他还要用魏碑的字体写上“进贡蜜瓜”，他甚至想起个“冷香斋”的雅号，用以称呼他这个“诗人的果摊”。虽然如此，他究竟是在变化着。他同大杂院的人们在一起生活，看出自己的拙笨和人们善良的心肠。他懂得了“这些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并不是天生来的脏乱。他们都有力量，有心路，有责任心……他不如他们，没力量，没主意，会乱想。他们懂得的事都是和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远一点的事一概不懂。……他可怜他们，同时知道自己的没用”。他决心“变成他们中的一个”。他专心做小买卖，“把书本放下，一天钉在摊子上”。人们称赞他“先生有点劲头了！”他不爱这个“先生”，而暗喜自己长了力量。作品展示这样的变化，自然不是为的表现他安贫乐命，而是为了表现一个被旧生活、旧规矩糟害了的知识分子心灵经受新的“冶炼”的历程。这里寄寓着老舍的美学思想。他在这里表现出的思想是这样明白：他不单单同情底层的劳苦大众，而且确确实实认为，有力量的是他们。
牛天赐不可能在几天的生活中就改变了多少年形成的思想性格。当他看到原来钟情的女人狄文英站在水果摊前“那么看了他一眼，不慌而很快的走开”以后，他从大杂院人们身上感受到的坚实力量和信念一下子崩溃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贫穷逼迫他走进现实生活，而虚荣又使他鄙薄自己的处境。他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呈现着复杂、曲折的情形。故事的结尾，原来借牛老者一千元去营商的王老师突然出现在云城。王老师这些年实东洋货、贩烟土，发了横财。他交结官府、军队、各色人等，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由于他的帮助，牛天赐变卖了原来父亲典押给别人的房产。有了钱，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坦荡的大路，他可以到北平去读书，再来一番奋斗。他们说定，经济大权由王老师掌握。当牛天赐随王老师登上火车以后，虎爷感到“天赐平地被条大蛇背了走”。这个结局是意味深长的。作品暗示我们：做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软弱，导致动摇，他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定，使他易于为反动阶级或反动势力所收买，他的思想上的驳杂的意识，又使他容易接受各种消极的影响。旧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了牛天赐型的性格，而这种思想性格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情势下，又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他可以由于种种原因，同大杂院的人们——贫苦的市民在一起，彼此成为患难朋友，也可以由于另外的机缘，被人利用，为人摆布，成为反动势力的帮凶。《牛天赐传》的结尾暗示给我们几种可能性，而并未做出任何宣判，这里似乎包含着作家的苦心：他是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向新的生活迈出坚定的步伐的。
《牛天赐传》也属于老舍立意“返归幽默”以后的作品。这部长篇的幽默，更趋温厚，也更见婉曲，较之其它作品，缺少那种讽刺的锋芒。这可能同作品的题材有关系的。这部书更侧重于对小人物悲欢离合命运的描述，虽然对小市民的虚伪和世情的炎凉也有所针砭，但究竟不同于《离婚》中对国民党特务制度的暴露。题材的这种区别，作家主观态度的差异，造成了同为幽默和讽刺，而《牛天赐传》就显得温婉有余、辛辣不足。这个作品以牛天赐幼年到青年的生活遭遇为线索，串连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变，结构上的线索是清晰的，但是对于关系到时代面貌的重大事变，比如“北方起了内战”，学生运动的兴起等，都未做明确、具体的交代，致使事变的前因后果均有些模糊，影响了作品反映时代面貌的准确性和具体性。
第十章 不拘一格 丰采独具——《老舍幽默诗文集》
一九三四年老舍把陆续发表于《论语》、《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的诗、随笔、杂文、寓言小说等编为一集，题为《老舍幽默诗文集》，交时代图书公司出版。
《老舍幽默诗文集》收诗文三十五篇（序文不计在内）。从文体看，包括诗、杂文、速写、寓言体小说、抒情文等；就内容看，有对于时事的讥评，有对于民族性的解剖，有对于落后的市民意识的嘲讽，也有对自己身世的感怀。
这部诗文集并不全是幽默作品，作家所以特别冠以“幽默诗文”，是有意为之的。
“幽默小品”在三十年代初的文坛上曾经有过一度浮沉。鲁迅在《小品文的生机》中曾经指出：“去年（指一九三三年——引者注）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竞好象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鲁迅对于这种一窝蜂似的赞扬或一窝蜂似的攻讦，深不以为然，他是主张要对小品进行具体分析的。老舍作为一个严肃的写过不少幽默诗文的作家对于这种一窝蜂似的赞扬或批评也是不以为然的。他借《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之机，在《序》文中以幽默的措词谈了他对于“幽默”的意见：
不断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
可是从实际上看，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有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
也有人这么说：“幽默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如电影中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的《打砂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艺。笑为化食糖，所以幽默也不无价值。”更有位学生，不知由哪里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
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一二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
……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的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你为什么写它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也幽默呢？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法子只说“你问得有理”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了办法：“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根本是些糊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很对的。’”设若你开恩，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也就无须乎和个糊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
老舍的《序》文写得风趣而又婉曲，他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他希望人们能正确地评价幽默诗文的意义，希望人们能正确地对待写作幽默诗文的作家。当然，他不无苦衷，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他酸涩的心境。
在现代文学史上，幽默小品之一度兴起于三十年代初，不是偶然的。鲁迅曾经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分析了三十年代初幽默小品一度兴起的原因及其可能有的前途：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注：《从讽刺到幽默》，《伪自由书》。）
鲁迅对当时的幽默文字取分析态度，这是很清楚的。他的确批评过林语堂办的《论语》以及林语堂提倡的“幽默”：“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注：鲁迅：《论语一年》，《南腔北调集》。）但是鲁迅在这里反对的是林语堂式的“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闲适”小品，并不是一切幽默诗文。
老舍的幽默诗文，就其内容而言，是属于鲁迅所肯定的“倾于对社会的讽刺”一类的。他在嘻笑诙谐之中“并没有忘记天下”。（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他本人虽然被列为《论语》的长期撰稿人，他的幽默诗文虽然大部分发表于《论语》半月刊，但却与林语堂式的幽默小品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幽默小品倒是同鲁迅、茅盾、叶绍钧等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上的议论性小品文更为接近的，虽说在艺术格调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著名评论家唐彛庋朗鋈甏跻槁坌孕∑罚òㄓ哪∑罚┓比俚木跋螅�
说来不过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吧，其影响之大确实是空前的。被敌方恶意地指为“台柱”的鲁迅和茅盾，开始时，一个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郎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三天刊载一篇，筚路褴褛，蹊径独辟，真的起了登高一呼，搴旗前引的带头作用。左翼青年纷纷出动。老作家如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大力响应，从各个角度刻划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叶圣陶以《今天天气好呵！》为题，揭示了自由的本质，陈望道写了《法的讲话》、《长寿运动》等文。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向从事小说创作的人，这时也群起撰写短文，老舍写了《空城记》、《励友人书》、《打倒近视》，在风趣中透露了严肃的主题，使人作会心的微笑（注：《〈申报·自由谈〉序》。《申报·自由谈》，上海图书公司影印本（1981年5月）。）。
这样的评述全面而又公允，特别是对老舍几篇幽默文章的评述要言不繁，十分恰当。
老舍写作幽默诗文，正当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时期。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罪恶政策，成了他这一个时期不少作品的主题。他在《猫城记》中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曾经发出了无情的诅咒，并痛苦而又热切地呼唤着祖国的再生；在《幽默诗文集》中，我们看到他把忧心如焚的情怀深隐在俏皮的笔墨之后，把愤怒的谴责包含在机智的讽刺和谐谑之中。形式上有变化，而深潜的感情和针砭的内容一仍其旧。这是不难理解的。幽默文字的创作，固然有作家风格上的原因，也有政治背景上的原因。在他看来幽默并不等于“说说笑话”，而是攻战的利器。
《空城记》借《三国演义》孔明搬演“空城记”的故事，以极度夸张的手法画出了国民党大员在日本侵略军面前“望风而逃”的丑态。《长期抵抗》以街头小孩口角打架讽喻对日不抵抗政策，曾经得到肖三肯定的评价。（注：肖三：《给左联的信》，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第328页。肖三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老舍以描写街头小孩口角打架的诗以喻对日之不抵抗政策，非常之妙。”）《为被拒迁入使馆区八百余人上外交总长文》以为被北平日本使馆拒绝迁入“使馆区”的华人“代鸣不平”的口吻，虚拟了一份上外交总长的呈文，表面上指斥“使馆值年”的日本人不讲道义，实质上处处斥骂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和无耻：“衡之国际情谊，四海应称兄弟，加以身家关系，千圆岂吝酬金！乃今榆关失守，敌马狂驰，而使馆宣言，华人禁入。查公民等八百余人尽爱国良善：既无共产之嫌，素守先贤之教。烟泡数丸，国危自甘尝胆；土牢三尺，地隘只乞拳身。巨厦琼楼本非敢望，孤灯短榻即惬所期；并此而绝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况日军已陷榆关，即下华北，是今日之仇，即来日之友，今日使馆之旅宾，即将来天皇之臣庶，苟拒之于斯时，而纳之于来日，何前倨而后恭也。……”文势跌宕，曲尽衷情，实为奴才之相；辞气委婉，反复申明，不知亡国之耻。乍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细思之则又令人潸然泪下。老舍以“代拟呈文”的方式，以奇特的构思，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卑躬乞降的丑恶嘴脸。如果说这篇文字尚属曲笔，那么《痰迷新格》则是当面申斥：“试观今日之东北，竟是谁家之西南？窃钩者死，卖国者荣，古今若出一辙，字号原无二家：新者旧，旧者新，良有以也。”其他如《天下太平》揭露国民党勇于内战怯于外敌，《讨论》状摹想做“日本官”的汉奸的隐曲的心态，文短而意深，都是佳作。老舍的幽默诗文里有血泪，有义愤，有不平。鲁迅评价肖伯纳时曾说：“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裳，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肖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注：《论语一年》。）老舍的指斥、嘲笑国民党反动派的幽默诗文，也有这样的特点。
奇巧的构思，机智的语言，在近于谐谑的情境中包含着严肃的思想，是老舍幽默诗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新年醉话》从新年醉话说开去，对“醉话”加以“评点”：“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新年”，然后漫笔写来，说到如果对人有气，可以乘新年醉酒，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