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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不打算继续充当这个阶级的“代言人”和“高级打工仔”了。
如果由得士绅阶级自然演变为资产阶级，那么，这个“资产阶级”，必然会是“官僚资产阶级”。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其前世——士绅阶级，根本无二：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零和关系。
对于财富，普通资产阶级之着力点是“创造”，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趣却仅仅是“占有”——不论是哪个阶级的财富，也不论采用什么样子的手段。
清末，社会新增长的财富，主要源于近代化、工业化的尝试和努力，这部分财富，自然而然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最主要的侵夺对象。
这部分财富，名义上大多属于国家。因此，某种意义上，清朝之亡，正是士绅阶级和从中成长起来的官僚资产阶级要更换“代言人”了——他们已经完成了对“国有资产”的侵占，为了固化既得利益，必须干掉这些财富的原合法持有人。
北洋政府，官僚资产阶级进一步坐大；国民政府，官僚资产阶级干脆直接掌握政权。
我们都看见了这两个政府的吃相，也看见了，他们是怎样一前一后，被历史和人民抛弃的。
官僚资产阶级，真正是亡国灭党的大杀器，是关卓凡必须严防死守的一样东西。
上文已经说过了：要防止在“阶级”的意义上，出现“官僚资产”这个东东。
关卓凡的如意算盘是，除了一部分“开明士绅”转化为“资本家”外，士绅阶级的大部分成员，在工业化、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生存空间，被一股新兴的强大力量，一步步地侵蚀、挤占，逐渐没落，乃至消亡。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分化开来的士绅阶级，在保有足够反抗力量的时候，始终无法明确意识到危险的逼近；等到终于看清楚局面了，残余力量已经衰弱，就算有心反戈一击，也无力回天了。
关卓凡的算盘中，这股“新兴的强大力量”，就是“国有企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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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第一零四章 大清特色MBO
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必也正名乎！
关卓凡改“官办”为“国有”，不为好玩，无关趣味，实实在在是有“正名”的必要。
这个时代，近现代“国家”的概念，还非常淡薄，更加没有“公务员”的概念。“官办”之“官”，既是“官府”，也是“官员”，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非但如此，单拿“官府”二字来说，也是有问题的——到底是哪一级、哪一处的“官府”？
这种暧昧含混，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官办”企业“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终化公为私；同时，也是“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办企业有办企业的套路，这个套路，不因所有权不同而异。“官办”的企业，总是要把“官派”摆了出来，忘记了自己是做生意的，只记得某品某级、庭参揖让，这个企业，还怎么办得好？
“国有企业”四字，开宗明义：
首先，确定了所有权。国家既出了银子，企业即为国家所有，今后一切贪渎情事，即可以“侵占国有资产”入罪。
其次，这是“企业”，不是部院司道府县，主其事者，做起事情来，要走做生意的套路，不能走做官的套路。
再次，“国有企业”四字，对培养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近现代“国家”观念，也会有一定的助益。
当然，关卓凡绝不会天真到认为，同样一间企业，仅仅换个名字，就能脱胎换骨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施以更强有力的手段，事情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原时空，洋务运动及其后兴办起来的那些“新式企业”，其经营管理，若用近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去套，几乎无一例外地惨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两银子只能办一两银子的事情——就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遇风吹雨打，不免烟消云散，最终的结果，是一两银子也没有了。
第二，财务混乱，任意开销，“三公消费”尤其畸高，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员充斥。冗员的来源，不仅有主管官员的私人，还有许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张条子、甚至一个口信，就能塞一个人进来。即便主管官员和请托者并没有什么太深厚的交情，为不得最罪人，原则上也不会拒绝类似的要求，反正发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冗员，根本不点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吃空饷”。
第四，损公肥私，明扣暗扣，买空卖空，各种“戴帽子”——这就更加不必说了。
洋务运动伊始，直至清朝灭亡，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企业制度，始终未在中国建立起来。
留意，这种情形，和主官官员本人清廉与否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譬如，左宗棠、张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称，但他们经办的企业，上述毛病一个不少——也包括他们本人。别的不说，单说公款消费——他们确实没有把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费”上面，花起钱来，却是毫不手软，决不后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钱，“照顾”老朋友的子女家属，也是异常大方的。
下边儿的人，公家的各种大小便宜占着，左季高、张香涛高高在上，大都会当做没看见；即便贪渎不法，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系，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事，一样是要“力保”的。
左宗棠离开闽浙之时，原本是想请沈葆桢接管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但关卓凡反对，原因就在这里：沈葆桢之为人、为官，以及办洋务的套路，和左宗棠、张之洞其实如出一辙——清廉，可上述各种毛病，一个不少。
咦，好像哪里不对啊？按关卓凡的意思，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不是……张之洞吗？
上文，张香涛和左季高……一块儿被狠狠损了一通，言犹在耳啊！这个，张之洞之于左宗棠、沈葆桢，区别又在哪里呢？
区别有二：
其一，此时的张之洞，年纪还轻，资历还浅，必然是要听关卓凡的摆布的；而左宗棠、沈葆桢两个，勋重望著，办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又都是典型的顺毛驴，不爽了就撂蹄子，哪里是关卓凡轻易摆布得了的？
其二，张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主要是去负“政治责任”的，暂时不及实务。福州船政的实务，掌握在两个英国人手里：海曼奇，原皇家海军学院副院长，出任中国福州海军学堂“总办”； 毕夏普，原“哈兰德和沃尔夫”造船厂副总工程师，出任福州船政局“总办”——相当于总经理。
事实上，此时的张之洞，对关卓凡最大的作用，是拿来招抚“清议”用的，而“清议”里边，关卓凡找不到比张之洞更合适的人选了——矮子里拔高个儿，“清议”里边，张之洞毕竟是脑筋最开通、能力最强的一个。
就是说，其实，张香涛是一个大花瓶。
主官官员即便清廉，所办企业尤一塌糊涂至此，若主管官员的私德不检，操守可议，那么，问题就更大了，就会发生“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终化公为私。
李鸿章就是其中典型了。
李氏“化公为私”的经典之作，是轮船招商局由最初的“官办”变为最后的“官督商办”。
这个案子，李鸿章幕后主使，盛宣怀前台操盘，十足十一部精彩的商战大片，但来龙去脉极其复杂，若详细讲明白了，狮子难免“水”之讥，只好大略言之了：
光绪二年，即1876年，盛宣怀动议，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旗昌公司。旗昌股票面票价格每股一百两银子，但当时其实际价格已跌至每股五十六两。盛宣怀暗地用官款以实际价格收购旗昌股票，报给朝廷的，却是票面价格。于是，每一股四十四两银子的差额，就落入了李鸿章、盛宣怀的腰包。
通过这种手段，李、盛共侵吞了“官本”七十余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这还不算厉害。
真正厉害的是在七年后。
光绪九年，即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上奏，以两国开衅、法国人必攻击轮船招商局之船只，请将轮船招商局暂时过户到某中立国名下，俟战后再转回中国——哎，给人家一点子手续费就可以啦。
朝廷糊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个方案。
万没想到，这个“户头”，一“过”了出去，就再也没有“转”回来——没有转回到朝廷手里。
法战结束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轮船招商局虽然变回了“华籍”，但在这个过程中，“官本”被迫全部退出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的股本，变成了百分百的“商本”，成了所谓“官督商办”。
晚清最赚钱的“国有企业”，就这样被纳入了李鸿章、盛宣怀等私人的怀抱。
每读这段历史，关卓凡总能想到二十一世纪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MBO。
嗯，大清特色MBO。
李鸿章过世的时候，家族财产高达四千万两白银之巨。这个数字，绝对不是单靠传统意义上的贪污受贿能够积致的。李鸿章不是和贾赵诘胤缴瞎ぷ鳎⒚挥心敲炊嗦艄馘骶舻幕帷�
盛宣怀过世后，他指定的遗嘱执行监督人——很有意思，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用了两年时间，才统计出盛家庞大的财产：总额为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两白银。
盛宣怀的身份，和胡雪岩不同，始终是朝廷官员和“国企负责人”。
我们要问一句：李、盛之流的惊人的财富，到底从何而来？
事实上，李鸿章正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始作俑者，他和他周围及后续衍生出来的庞大利益团体，上下其手，将中国近代化的成果，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不间断地自国家搬到自家。当他们认为：搬的差不多了——“国家”那边儿，已经基本空了——便轻轻一推，清朝皇帝，这个他们侵夺的财富的名义上的合法持有人，就从宝坐上跌了下来。
好啦，改朝换代了，我们在“前朝”那里拿来的银子，袋袋平安了。
*（未完待续。）
第一零五章 监军
关卓凡发现，当时的朝廷，对这种“大清特色MBO”，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
原因并不太复杂：洋务运动的早期，中央还保有对“洋务”的一定的控制力；到了后期，办洋务，愈来愈依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最终，朝廷完全放弃了对洋务的主导权。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等奇葩之设，就是洋务的主导权，由中央转向地方的标志。
中央机枢，已经没有真正懂洋务的人才，更加没有文祥这种不但精通洋务，且头脑清楚、自有主见、上位者不能移志的人才。办洋务，上位者稀里糊涂地做着甩手掌柜，自然只能听任李鸿章、盛宣怀等上下其手，任意施为。
李、盛等人玩儿的把戏，并不是都那么高明。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公司，其中弊端，左宗棠、刘坤一等封疆大吏，都有所发觉，并上书攻讦。可是，李鸿章的自辩亦足眩耳目，朝廷难辨真假，纵有怀疑，也只能放在肚子里。
更重要的是，办洋务，少不得李鸿章，倚俾过深，无法翻脸，所以，对李氏类似的攻讦，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宗室亲贵并未完全失去对地方督抚鸠占鹊巢的警惕。德宗、慈禧先后升遐，溥仪继位，掌权的一班少年亲贵，终于要“拨乱反正”了。
先是弄出一个“皇族内阁”；接着，要收天下财权于中枢，还要清理北洋的财务——“收天下财权于中枢”固然是痴人说梦，北洋的账，从李鸿章到袁世凯，数十年下来，那是天底下第一盘烂账、黑账，如何清得？
最后，载沣、载泽、载涛的兴头愈发大了，居然要杀袁世凯。
这帮二货，不知今夕何夕，还以为此身尚在康、雍、乾之世！他们云里雾里做着清秋大梦，官僚资本已经下定决心，要更换“代言人”了。
史鉴殷然，关卓凡想，我该怎么办呢？
怎样才能保证，我治下的“国有企业”，不重蹈原时空“内部人控制”的覆辙呢？
关卓凡一个脑袋两只手，分身无术，不能自个儿去办企业。可是，他能用的人，还是这个时代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原时空创办、经营、掌控“新式企业”的那拨人——这拨人，毕竟是这个时代最开通、最能干的一批人。
譬如，关卓凡用之于开平矿务局的唐廷枢、轮船招商局的徐润、福建船政的伍廷芳、顾委会铁路股的张荫恒。
容闳就更不必说了，已经成为他办理洋务的左膀右臂之一。
但是，说起观念、操守，这个时代的人，本时空较之于原时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这个时代，“公仆”、“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观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关卓凡已开始在轩军中培养类似的观念，也算是小有所成，但若说要深入人心，那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这个金手指，一时半会儿的，关卓凡无论如何也开不出来。
现阶段，关卓凡能够保证轩军的战斗力以及对他本人的忠诚，但是，轩军干部一旦走出军营，放诸企业，关卓凡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变身为“内部人”，行李鸿章、盛宣怀之事。
轩军的干部，关卓凡自认是这个时代最符合工业化要求的人才了，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上，尚无法真正信任，别的人，就更加不必说了。
事实上，历史上的唐廷枢、徐润、伍廷芳、张荫恒，“廉”之一字，都不无可议之处。
但关卓凡还是得用他们，还是那句话——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开通、最能干的一批人。
所以，不能仅仅因人成事，国有企业，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符合近现代化企业治理标准的经营机制、监督机制。
关卓凡决定，从建立近现代财务制度入手。
工业社会的经济活动，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农业社会。中国原有的财务制度，简单粗疏，标准不一，根本不足以应对工业化进程中愈来愈复杂的生产、贸易。原时空的洋务运动，企业效率畸低、管理混乱、漏洞百出，“内部人”上下其手、无所顾忌，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现代财务制度之设，收支盈亏，囊括无遗；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对企业控制成本、趋盈避亏之作用，十倍于中国旧有的“记账”；若有舞弊情事，循迹按究，哪个环节、哪个经手人出的状况，亦无所遁形。
单靠中国自己，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善的近现代企业财务制度，是不现实的。关卓凡认为，仿佛“西法练兵”，办企业，一样是需要洋“教官”的。
这才有“中美人才互通计划”。
洋人顾问中国企业财务，甚至直接掌握企业财务，则该企业一切机密尽为其洞悉。关系如此重大，“财务顾问”、“财务总监”的敏感和重要，不是普通技术人员可比，除了能力、操守之外，还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任。这种政治信任，除了拥有“鲜血浇铸，磐石不移”之“邦谊”的美国，不做第二国想了。
还有，即以能力、操守论，有合众国政府的背书，这批“美国顾问”亦比关卓凡自己出去找来的人强。关卓凡不是找不到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才，可是，找到这么大数量的符合要求的人才，就不是任何个人办得到的事情了。
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严格的执行，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也是白搭。“美国顾问”的任务，除了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财务制度，也要保证、监督制度的执行。就是说，这帮子美国顾问，其实是关卓凡派驻各地国有企业的“监军”。
“监军”这个差使，实在不放心交给中国人自己来做——哪怕这个人是关卓凡的“自己人”。巨额利益面前，那种内外勾结、猫鼠同窝、沆瀣一气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美国人并不是不能收买，但收买起来，毕竟要比中国人困难的多，更何况“美国顾问”后边儿，还有美国政府的背书。
关卓凡并不指望，“中美人才互通计划”能够彻底杜绝“内部人控制”现象——“彻底杜绝”四字，任何时候都是不现实的。“官僚资产”依然会现身于本时空。不过，关卓凡有足够把握，能够把“官僚资产”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畴内，数量有限的“官僚资产”，变不成“官僚资产阶级”。
同时，国有企业的产出投入比，会大幅度提高；盈利能力，会大幅度增加。
中央以及他本人，会牢牢掌控各地国有企业，进而掌控全国财政，地方无以坐大。
关于“国企”用“西法”，关卓凡早早地就埋下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伏笔：“奉恩基金”之款项来源，乃按一定比例，从各地新式企业之盈利中计提。关卓凡以此为借口，要求一切新式企业统一采用西洋财务制度——不然我怎么算的明白？
当时，洋务初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员，为取得“上头”和宗室的支持，都力赞其议。
更妙的是，既行西法，新式企业的财会人员，便几乎全部出于上海的“广方言馆”及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