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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原时空还是本时空，关卓凡都不得不说：这真是“厚诬古人”。
慈禧主政的后期，确实昏招迭出，国家欲振乏力，江河日下，外侮愈甚。典守者不能辞其咎，慈禧是有重大历史责任的。但是，“卖国”二字，却怎么也安不到慈禧的头上。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打了败仗的必然结果，换了谁可以不签？从二十一世纪传送一个愤青过来，就可以不签吗？
打输了还不认账？那就继续打！如是，只会输得更惨，丢掉的东西更多。
追责，是要追“为什么打输了仗”？而不是追“为什么签不平等条约”——倒末为本，莫此为甚。
事实上，慈禧是晚清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辛酉垂帘到戊申薨逝，这一点一以贯之，从未改变。不然，也不会闹出庚子拳乱对万国宣战这种荒唐事情。
慈禧的问题，在于昧于形势，不能客观分析判断敌我力量对比，不晓得自己手里到底有多少牌，总以为“民气可用”，只要“切实整顿”，就能给洋鬼子好看。可惜，“切实整顿”固然做不来，“民气”也并不真的可用。于是，只好打一仗，输一仗。
慈禧主政的大半时间，具体的政务，中央的掌握在恭王手里，地方的关键则是李鸿章，偏偏这两个人，是地道的主和派。
恭王和李鸿章，比之慈禧，见识更广，也更加开通。他们主和，一半出于对内外形势、敌我力量的正确评估；但另一半，这两个人，也各有各的问题。
如果没有庚申、辛酉的变乱，恭王会一直被他四哥压着，永无出头之日。我们无法揣测恭王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但可以肯定，对英法犯境、明园被焚的感受，恭王和他的两个嫂子，必然大不相同。
另外，自黜落复出以后，恭王锐气大失，遇事畏首畏尾，敷衍了事。年纪愈大，这个情形愈严重，到了后来，颓唐萎靡，甚至连军机处都懒得去了，有事就在府中办理。当然，所谓“办理”，亦不过身在其位，有的事情实在躲不过，胡乱塞责而已。
这样的一个人，要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怎么可能？！
原时空，光绪十年，即1884年，恭王第二次被黜落。时值中法战争，恭王和慈禧政见不合，慈禧主战，恭王主和，对“上头”交办的事情毫不起劲，阴奉阳违——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还是恭王萎靡不振，遇事推诿，什么主张也不肯拿出来，慈禧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
而李鸿章，是地道的功名利禄之士。这并不是说，李少荃做官做事，就不为国家谋；但摆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他自身的利益。前文说过，原时空，李鸿章打完捻子，便再也不愿意领军作战了。他对办海防、办水师很有兴趣，但对把这些工作的成果投入实战，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积极性。
在李鸿章的眼中，一旦开战，打烂的，都是他自己的瓶瓶罐罐。
李鸿章最关心的，还是借办海防、办水师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在其中上下其手，为个人获取最多的利益。
李鸿章办实业，也差不多是这个路子。
李鸿章对“报仇雪耻”神马的，一定是没有兴趣的。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仇，不是他自己的耻。
原时空，有这两位做领袖，“洋务运动”终究不能成功，其实并不稀奇。
真要和外国见仗了，这两位，一个是见困难就让，一个则根本不想打仗，怎么可能不“主和”？
特别是在敌人看起来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时候。
原时空，晚清的对外战争，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异常滑稽的局面：主战最力的，都是保守派，既不知己，亦不知彼，只擅空谈；真正的聪明人，见识广的，脑子开通的，有本事的，都往后躲，都一味主和。
到了不能不开战的时候，两派之间，不但不能精诚合作，还互相拆台，彼此掣肘。先不说军队的战斗力了，单是主事者如此一副德性，这仗，如何才能打得赢？
了解了原时空的这些情形，我们便更能了解，本时空，领袖中枢的关卓凡，既锐意改革进取，又执念于雪国耻、报家仇，其对国家，对深宫之中的两位太后，意义何在了。
关卓凡在会议上的表现，本已足够慷慨激昂；传入宫中之后，经过李莲英等人的添油加醋，关贝勒的伟光正形象，几乎已变成了神祇下凡，做怒目金刚状，只手擎天了。
姐俩独对的时候，慈安尤不住拭泪，说道：“难得他有这个志气！”
慈禧目光炯炯，说道：“他有这个志气，咱们姐俩，自然要成全他！”
慈安说道：“唉，真要有那么一天，大仇得报，我就算第二天去见先帝，心里也是妥帖的！”
慈禧少见地没有责备姐姐“死啊活啊”不吉利，而是站起身来，来回踱了几步，努力平静自己激动的心情。
慈禧转过身来，轻声说道：“姐姐，实话实说，我也是这个心思。”
她拿起十锦槅子上的一本《治平宝鉴》，说道：“前儿翁同龢‘进讲’，讲了宋朝一个叫陆游的写的一首诗，嗯，名字好像是……《示儿》，你还记得么？”
慈安歉然一笑，摇了摇头。这些诗啊词啊什么的，母后皇太后实在是记不住的。
慈禧自失地一笑，说道：“和宋打仗的，是金国，是女真人，说起来，还是咱们的……不过，抛开这一层，这首诗中有两句，我觉得，特别契合眼下的局面和……心境。”
慈安问道：“是哪两句啊？”
慈禧缓缓说道：“‘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姐姐，这个国家，咱们就交给他了，盼着他能够不辜负咱们的心意，有朝一日，报得国家君父之大仇。到时候，咱们告祭列祖列宗，这辈子，真就再没有什么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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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预告：明天两更，中午十二点左右第一更，晚上十点钟左右第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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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各种封赏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铁路会议”的第二天，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最长的一天”。经过了漫长而焦灼的一天一夜，第三天一大早，装在黄匣里面的朱谕，送到了军机处，由军机处而内阁，明发天下。
靴子落下来了。
这是好大一篇文章——除了那句“卓凡向天立誓：不雪此耻，誓不为人”没有收录之外，基本上就是关卓凡在“铁路会议”上的发言的文言文版。为免书友们看得气闷，狮子就不尽录了。
虽然会议的内容当天就几乎全部“流”了出去，但亲眼看到这道上谕，未曾与会的朝臣们依然目眩神摇。这道“明发上谕”，在朝野上下，犹如洪钟大吕，震撼心魄，回响绕梁，良久不绝。
不少人在心里生出这么一个念头：要“变天”了！
上谕中没有给徐应祥任何处分，可批驳之狠，声气之毒，过于任何处分。徐应祥当天便上了折子，以“老病侵寻”，请求致仕。
徐应祥本来写得一笔匀圆丰满的馆阁小楷，但这份折子上的字体歪歪斜斜，到了最后，几不成文。
大伙儿都说，徐节庵写这份奏折的时候，“大汗淋漓，面无血色，已近虚脱”。想来徐侍讲是在自己家中写的折子，这些情形如何宣之于外，不得而知了。
朝廷立刻批准。
关卓凡想：是你自己辞职的，可别说俺打压言论自由啊。
很有几个人去给徐应祥送行，包括徐应祥的同年和翰林院的同僚。据他们说，“一夜之间，徐节庵老了十岁，步履蹒跚，几乎不良于行。”
有人私下底悄悄感叹，“前面有一个德兴阿，现在又出了一个徐应祥，这一武一文，都是废了！”
“寒蝉效应”开始生出。
这道上谕“明发”的次日，又一道“明发上谕”由内阁颁出，是关于这次征日有功将士的封赏的。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下这些：
张勇，松江军团副军团长兼骑兵师师长，晋三等伯爵。
张勇原是一等子爵，“五等封”中，子爵而伯爵，是一道重要的坎儿，因为伯爵以上，即为超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显贵”了。
伊克桑，松江军团第三师师长，晋一等子爵。
伊克桑原是二等子爵，朝廷和宗室里面，颇有人想借着这次机会，将伊克桑“抬进”伯爵。但关卓凡表示，朝廷赏黜，自有制度，不可轻逾，晋一等子已经很好了。
郑国魁，松江军团第三师副师长，晋骑都尉，加提督衔，赏头品顶戴、黄马褂。
姜德，松江军团第四师师长，晋一等男爵。
姜德原是一等轻车都尉，这次进入“五等封”，且连升三极，是因为他的第四师是这次征日事实上的主力，出力最多，伤亡也相对较大。
刘玉林，松江军团第四师副师长，封云骑尉，记名副将。
轩军赴美，刘玉林“留守”国内，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游击。后来因“练兵有成”，被保到了参将。可这个参将不是直接从军功得来，谁都知道并不值钱。这一次，总算是勉强赶了上来。
丁汝昌，松江军团海军提督，晋一等轻车都尉。
丁汝昌去英国之前，职位是水师总兵，爵位是骑都尉。回国之后，职位立即变成了海军提督。是次征日，海军原是去“见习”的，从头到尾，也只打了一个若狭湾战役，还只是个配角。但这场战役意义极其重大，丁汝昌因此得以“跳级”，封到了一等轻车都尉。
图林，松江军团近卫团团长，晋骑都尉，赏穿黄马褂。
安德森，松江军团炮兵师师长，加总兵衔，赏头品顶戴。
松江军团总军需官贝灵格，赏二品顶戴、黄马褂。
办“粮台”的，打完了仗，加级升官不稀奇，但“赏穿黄马褂”，国朝两百余年，几乎绝无仅有。
松江军团参谋长施罗德，赏二品顶戴。
“管带翁贝托国王号”大爱德华，加副将衔。
“管带杜里奥号”小爱德华，加副将衔，赐“巴图鲁”名号，赏穿黄马褂。
小爱德华比大爱德华多了这么些东东，是因为“杜里奥号”参加了若狭湾海战。
姜逸田，松江军团小仓城后勤基地守备营营长，孤军坚守小仓城后勤基地，居功甚著，亦是“征日第一功”，封云骑尉，赐“巴图鲁”名号，赏穿黄马褂。
除此之外，姜逸田还是整个轩军中第一个获得“头等勋”的人，他将会在数万将士的面前，由爵帅亲手颁发红色领绶的“雄狮章”。
这个功勋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封云骑尉，赐‘巴图鲁‘名号，赏穿黄马褂”，真正是“划时代”的。为之眼热心颤的，也包括华尔、张勇等一班高级将领。
而轩军首个最高荣衔，居然由一个营长获得，数万轩军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无不热血沸腾。
另外，姜逸田带的这个营，获得“集体三等勋”，将人手一枚蓝色领绶的“捷豹章”——只是这个“捷豹章”，和“个人三等勋”的“捷豹章”略有差异：“个人三等勋”的豹头向左，“集体三等勋”的豹头向右。
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安排，兄弟部队各种羡慕嫉妒恨，姜逸田营的官兵，更是一夜之间，每个人的眼睛都长到了头顶上。
还有一项勋赏，也非常引人注目。
中美联合舰队司令官杜立德，封一等男爵，而且，“子孙袭爵，永不降等，世袭罔替”。
晋一个未入华籍的洋夷“五等封”，固然从所未有；而一个一等男爵荣被“子孙袭爵，永不降等，世袭罔替”的殊恩，亦是没有前例的。
本来，为杜立德封爵的正常程序，是朝廷派出钦差，赴天津颁旨封爵。但杜立德提出，最好可以允许他进入首都，并在“正式的场合”接受封爵；作为交换条件，他愿意和中国的官员一样，在钦差宣旨的时候，行双膝跪拜叩首礼。
这可就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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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钟左右还有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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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冰火交淬
本来，杜立德接受封爵的时候，行单膝跪礼就好，并不要求他行双膝跪拜叩首礼，没想到他自己跳出来要求“入乡随俗”。 章节更新最快
杜立德对贵族身份的热衷，使他觉得封爵的“程序”愈“标准”，爵位的“含金量”便愈高。如果自己被“特殊”对待，那么自己的这个爵位也就变得“特殊”了——意思是这个爵位就夹杂了某些“非正式”的因素，爵位的“含金量”便随之降低。
杜立德并不以外交人员自居，根本不在乎自己双膝着地会给美利坚合众国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同时，内战结束，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内对外，都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杜立德在军界的发展，事实上已经摸到了“天花板”。如果不来中国，这个时候，他大约已退役去做生意了。所以，杜立德也根本不担心此举会给他个人的仕途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反而，一个地道的贵族身份，除了大大满足虚荣心之外，对他以后“混世界”，大有助益。而且，真真正正，“惠及子孙后代”啊。
不过，杜立德要求“入乡随俗”的这个“俗”，并不是什么好“俗”。
关卓凡努力的方向，是要让中国人的身子站得更直，而不是弯得更低。所以，在礼节方面，一定是“以夷变夏”，而不是“以夏变夷”；不是要外国人“入乡随俗”，而是要中国“和国际接轨”。迟早有一天，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君主的时候。膝盖也要离开地面的。
杜立德的这个要求。是和这个大方向背道而驰的。
但是。就短期的政治效应而言，杜立德此举，却会给关卓凡带来巨大的“加持”。
从乾隆朝英使马嘎尔尼开始，面见中国皇帝的时候，洋使的膝盖就变硬了，弯不下去了。我天朝上国对之实在不能理解，为此反复折腾，始终不得要领。闹腾来闹腾去。这个膝盖弯不弯得下去的问题，变成了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大障碍。
后来，窗户纸终于捅破了，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洋人的膝盖原来是和腰杆一起变硬的，世易时移，再要人家折腰下节，万万不能。只好自己生闷气，躲起来不见人。
再到后来，人家的洋枪洋炮打过来，躲也躲不住了。就只好“出狩”了。
现在，居然有洋人的高官。主动要求弯下膝盖——这个，难道不是“国朝中兴、天威被远、来人向化”之明证吗？
可以想象，现下的国人，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会为之兴奋莫名吧！
权衡利弊之后，关卓凡还是决定利用杜立德的膝盖一把，特别是在激烈地敲了保守派的脑壳一轮之后。
嗯，就当打了巴掌之后，给个甜枣吧。
至于“洋人进京”，杜立德大约以为中国和日本差不多，是件异常严重的事情。因此，不惜主动以行跪叩礼作为交换条件。事实上，虽然中国对洋人进京也有限制，但北京城里本来就已经有一大扎洋人了，而现在的朝廷的政策取向，是鼓励增加必要的中外人员往来。不然，还搞个屁洋务。
所以，杜立德进京，其实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
上谕发布的同时，关于杜立德将进京受爵、并行双膝跪拜叩首礼的消息，也泄了出来，朝野上下，果然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起来。
这个杜立德，和华尔、福瑞斯特、白齐文等已入了籍的洋将不同。华尔他们，既已归化，行礼如仪，是应该的。而杜立德是美利坚国现役高级将领，却肯“诚心向化”，实在难得！
但再冬烘的脑袋，也明白，这大约不是俺们“教化”的好，不是什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是关某人这两年国内国外，不断拳打脚踢，才有这番“顾盼有威，远人来朝”的局面。
昨天，保守派们还在对着斥责徐应祥的上谕晕头转向；今天，面对这道封赏轩军的上谕，却难掩欣然色喜。此时再想到、再提到关某人，心里便不由五味杂陈，实在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了。
上谕中还提到了一位：徐四霖。“加三品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徐子绥如愿以偿地戴上了红顶子。
徐四霖已经内定为第一任驻日公使，这是中国的第二位驻外公使。
这儿多说一句：本来，中国的第二位驻外公使，应该是驻英公使的。
在得知中国向美国派驻公使之后，英国的外交部就通过北京的公使馆，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中国也应该向英国派驻公使。
不过，新年伊始，中国的政坛，就大起波澜。太后和首相，为了一个女人，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中央政府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没人有心思来搭理英国人的这个要求。风波过后，中英双方的精力，又同时转到了海军的“深度合作”上面，中国向英国派驻公使一事，就暂时放下了。
之后关卓凡全力筹备征日，这事儿就更加顾不上了。待到从日本回来，英国人旧事重提，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整整一年。
驻英公使是非常重要的职位。现阶段，中国还不可能同时向欧洲主要国家派驻公使，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驻英公使等于“驻欧公使”，权责十分重大。
另外，公使这个位子，和船务大臣、铁路总办又不大一样，比较讲究人脉、地位、威望，在注重门第出身、身份等级森严的欧洲，尤其如此。关卓凡的夹袋里面，懂洋文、通洋务的人选，都实在年纪太轻、资历太浅，派出去，国内国外，都怕压不住场子。因此颇费踌躇，人选始终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