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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因暂停，将头倾向一边，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安静地注视着安德烈那张专注的脸庞。他似乎很满意这样的观察。“让我实话实说。如果这中间有交易存在，我很想了解了解。我的年纪已经不小，而且这些事情不是每天都会发生。因为是你告诉我的，所以让你分一杯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再次停顿，两个男人打量着对方。
安德烈不晓得要说什么，只能用他的葡萄酒寻求掩护，顺便理理头绪。这件事情从未让他想到钱；其实他只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你真的认为可能吗？一笔交易？”
“谁知道？那幅画我明天就可以找到三个买主，要是他真的要卖的话——还有如果狄诺伊愿意让我处理的话。”
“你认为他想卖画？”
派因大笑，使得坐在对面的会员皱起眉头，从他与马楔尼的神交中抬起头来。“你在避重就轻，亲爱的孩子。除非我们做些家庭作业，否则我们无法确定。”
“我们？”
“为什么不？我了解卖画这个行业，你认识狄诺伊。我觉得你是个诚实的年轻人，而我则是绝绝对对的童受无欺，不过这是我自己说的。总之，这似乎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好理由。让我再帮你叫些葡萄酒。”派因的目光仍然留在安德烈的脸上，手指再度向酒保打圆圈。“怎么样？要不要参加？可能很有趣。”
安德烈发现派因是个很难让人拒绝的男人，而他也没办法立即想出任何他应该尝试的理由来。“我不会因为钱参加的，”他说。“这件事钱并不重要。”
派因的反应是脸缩成一团——如此的严重，以至于两道眉毛都快相撞。“别傻了。钱从头到尾都很重要。钱就是自由。”眉毛回到平常的位置，派因的脸放松成笑容。“不过要是能使你觉得好过一些，你可以找一个崇高的理由告诉自己。”
“是什么？”
“我的年纪。”
安德烈望着他银白的头发、眨动的眼睛、时髦而稍稍倾斜的蝴蝶结。可能很有趣，派因已经说了，而安德烈的感觉也是如此。“好吧，”他说。“我会尽力而为。不过我还是必须工作，你知道的。”
“很好。我再高兴不过了。我们会安排工作时间，你不用担心。现在让我告诉你今天下午我听到了什么。”派因等着酒保将安德烈的酒杯放回来，然后悄悄地喝了一口酒。
“我们不能太兴奋，”派因说道，“因为这甚至还不是成熟的谣言；倒像是个小念头。不过就如我们所说的，反应来得相当快，就在我放出风声几个小时之内。有一个在市立美术博物馆做事的小老太婆——每年我都会请她吃两三次午餐——她的耳朵可以说是全市最长的。根据她的说法，我想一定是听到了一些不该听到的谈话，或是在某人的桌上倒着读人家的便条纸之后，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传闻，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一幅很重要的塞尚的画将会出现在市场上。当然，没有具体内容，毫无细节可言。”派因的身体往前倾以示强调。“除了这一点：这幅画是私人所有，未曾牵扯到任何博物馆，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流通了。这个跟我们的情节相符，不是吗？”
安德烈也不自觉地前倾，直到发现自己如此靠近派因。“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幅画，对吧？我是说，他是个多产画家。”
“他当然是。首先，他画了六十幅圣维多山的画，而且死的时候，手里还提着水彩笔。不过还是太巧合了。”派因看看他们的空酒杯，然后看他的手表。“你能留下来用晚餐吗？酒可以喝，食物很容易消化。除非你今晚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塞鲁斯，如果我告诉你我目前的社交生活，你听了铁定会想睡觉。这些日子我交往的都是那些会叫我系安全带的女孩。”
“真的？你应该试试寇特妮。有味道的小妞，不过她在交男朋友方面，运气不怎么好。我遇过其中一两个——二十五岁看起来像中年人，非常自恋。无趣得令人难以置信。”派因签下吧台的帐单，站了起来。
“吊裤带和条纹衬衫？”
“和内衣裤还满搭配呢！我敢肯定。到餐厅去吧。”
他们离开酒吧，进人少说可容纳三百个哈佛精英的双层房间，停车场还可以拨出来供员工使用。装潢格调介于豪华宅第和狩猎房舍之间，到处都挂着动物标本，派因解释说，其中有不少是泰呢·罗斯福打猎队的受害者——大象和野牛的头、牛角和象牙、一大付废鹿角。人类纪念品则以肖像的方式存在，神情高贵的有钱人。“不是俱乐部的总裁，就是美国总统。”派因说，此时他们走过主房间。在他们上面，”宽敞的大厅摆放着更多的桌子，安德烈注意到用餐者之中有几位是女性，在如此阳刚的环境里有点令人惊讶。“我们是大学俱乐部里面最晚让女人进来的，我想是在七三年的时候。也是好事，比着墙上的野生动物让人愉快多了。”
派因向邻桌的熟识打招呼——一个修长、衣冠楚楚的男人，留着令人瞩目的八字胡，尾端还有充满异国情趣的小望。“那是查铺曼，优秀的法律高手，会吹竖笛。跟他在一块的那个毛茸茸的老兄，经营好莱坞的制片厂。他没戴太阳眼镜，我几乎认不出来。我猜他们两人在一块一定没干什么好事。好了，你想吃什么？”
安德烈从简单、干脆的菜单上，选了蛤蜊鲑鱼碎肉，然后看着派因在点莱表上填下他的抉择。这是安德烈第一次在美国大学的俱乐部用餐，他发现这地方虽老式，但很能够让人放松下来。这里不像纽约的许多餐厅，不会有失业演员跑来对你不断地背诵当天的特餐，仿佛非要你点它们不可。身着红夹克的服务生很少说话，如果有，也都是轻声细语。他们灵巧而不引人注目。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安德烈相当希望自己曾经上过哈佛大学，如此一来，每当曼哈顿的噪音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他就可以到此地来避难。
在第一道菜消除他们的饥饿感之后，派因继续他在酒吧里的谈话。“第一步，”他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要找出这幅画在哪里。你猜会在哪里呢？”
“这个嘛，我们知道它不是在狄诺伊所说的地方，坎城的画廊里。我想它应该被送到某地清洁。”
“不可能，”派因说道。“它没有那么古老，在你帮《DQ》所拍的照片上，画上的小姐和她的瓜看起来都很健康。再猜？”
“重新装框？他们把它放入货车里时，它并没有画框。被送到他在巴黎的房子？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天知道。也有可能已经回到法拉特岬了。”
“的确。”派因点头。“可能在那儿，也可能不在。我们目前必须查清楚，我想那就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时候是再怡人不过了。”
“法拉特岬？你是认真的？”
“还会有其他地方吗，亲爱的孩子？如果这幅画不在它该在之处，那么我们已经撞上某件好玩的事情了。万一它就在它该在的地方，我想我们可以直接前往帛琉，在‘保留区’酒吧借酒浇愁。我已经二十年没去那了。”派因看起来就像是个学期快结束的小学生。“我告诉过你，会很有趣的。”
安德烈对这个逻辑无法提出辩驳，也不想提出。跟这个随和的老头度个假，也许会很有意思；反正他明天就要去欧洲了。因此他们最后决定在尼斯碰面，就在安德烈结束他那整理房子的宏伟任务之后。当晚的其余时间，在品尝了难以忘怀的陈年干邑白兰地的同时，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想办法如何在不干扰法国警方的情况下，进入法拉特岬的房子。
安德烈按下门铃，透过对讲机表明身份。六十秒之后，门被一个像是刚从第五街疯狂血拼回来的人打开——一位苗条的年轻女子，看起来就好像她花了将近一整个早上以及她父亲大笔的金钱逛街，以购得当天所需的行头。一件喀什米尔毛衣、一条丝巾、一件窄短但华丽的法兰绒裙，还有那种以盎斯定价的鞋子一一跟以及薄如纸的鞋底。从她对安德烈微笑的方式看来，她可能已经等了安德烈有一辈子之久。“请跟我来。”她说。他愉快地听从她的指示，她领着他走过铺有黑白瓷砖的走廊，进入小书房。
“派因先生马上下来。您要喝咖啡、茶或葡萄酒？”
安德烈点了白酒，招待得如此周到，他觉得有些不安。他打电话给派因已经显得唐突；虽然他提到年轻画商的名字以及“塞尚”这个神奇字眼，但并没有详细说明造访的目的。派因一定是把他当作上门的顾客。他抚平夹克，低头看鞋子，在书房红棕色的镶木地板上，显得黯淡无光，于是以一脚站立，在自己的裤管上拭去鞋头的灰尘，就在此时，女孩回来了。
“来。”她给他另一个微笑，还有一只凝结着水汽的水晶杯。“他刚讲完电话。请坐，不要拘束。”她走出去时把门带上，在空气中留下淡淡的香水味。
安德烈放弃处理鞋子，开始打量房内的摆设。它很像是历史悠久的绅士俱乐部内安静的一角——护墙板、皮制扶手挎、一块细致但褪色的东方地毯、两张上等的十八世纪样式备而不用的桌子、蜂蜡的香味。安德烈惊讶地发现，四周并无画作；或是任何能够暗示派因职业的物品。房内推一的图画是两帧很大的黑白照片，井然挂在小壁炉的上方。他走过去瞧个仔细。
照片因为年久而发黄的色调，跟上面的年轻人成了明显的对比。在左边，一群正要长成大人的男孩，穿着正式的黑外套以及浆过的高领衣，手插在口袋里，对着相机展示出各式装饰用背心。往后梳着油亮头发的脸庞，圆而严肃，近乎高傲，凝视着远方，仿佛摄影师不在那里。人物下方的文字说明是：伊顿，一九五四。
另一张照片上是较不正式的一群。更多的年轻人，这次穿着打网球的衣服，毛衣垂挂在他们的肩膀上，老式的网球拍随意地被握在身前。他们有着晒黑的肤色，在灿烂的阳光中微笑着。哈佛，一九五八。正当安德烈从一幅望到另一幅，看看能否找出一张相同的脸孔时，门打开了。
“我就是最左边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好像他的鼻子底下有气味。你好吗？凯利。抱歉让你久等。”安德烈转身看到塞鲁斯·派因满脸的笑容以及伸出来的手。
他很高，有点驼背，满头银发往后梳在宽广的额头上方，一双犀利的眼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长眉。他着欧洲款式的灰色斜纹软呢西装、一件淡蓝色衬衫，还别着一个牛油色的丝质蝴蝶结。就像他的房子，他看起来保养得相当完善。安德烈估计他的年龄在六十左右。握手干涸而有力。
“谢谢你接见，”安德烈说道。“我希望我没有浪费你宝贵的时间。”
“哪里会。跟大卫的朋友会面，总是很有趣。非常聪明的年轻人，大卫。他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学时在一起。”
安德烈对着照片点头。“你的学历很有意思。”
派因大笑。“我有爱四处流浪的父母——从来都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想要待在大西洋的哪一边。”他走向照片，指着其中一个网球员。“那是我在哈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鼻子下面不再有气味存在。一定是留在伊顿了。”
安德烈试着找出他的英语是哪个地方的腔调，一种迷人、高雅的混合腔，似乎介于波士顿和圣詹姆士之间。“不过你是英国人，对吧？”
“这个嘛， 护照我还留着。 但是我已经四十年没住那里了。”他瞄瞄手表。“好了，我实在不想催你，不过我的生意都是用刀叉谈成的，恐怕半小时后，我就得去赴一场午餐。让我们坐下来吧。”
安德烈在椅子上将身体往前倾。“我敢说你对塞尚的《女人与瓜》很熟。”
派因点头。“其实我跟那位小姐并不熟，虽然我很想。这幅画已经至少有七十年没有出现在市场上了。”他咧嘴而笑，安德烈得以在一刹那之间看到照片里的那个年轻人。“你是要买还是卖？”
安德烈也笑了，已经开始喜欢上他。“二者皆非，”他说。“虽然我很想。让我告诉你事情的经过。”
派因坐着不动，他的下巴栖息在交合的双掌上，未曾打断安德烈的叙述。他从前听过类似的故事——不再流通的画作，之后跟随着无法证实的谣传，说它们在瑞士、在沙乌地阿拉伯、在加州、在日本。他自己曾经一两次协助别人以谨慎的方法，减低遗产税。价值以百万计的画作，往往贵得无法保留。在这段时间，你必须留意你何时、何地、如何死掉。安德烈说下去时，派因开始感兴趣起来。像这样诡异的小事件，在一个曾经被描述为“暗人兜售亮色”的行业中，理应严肃看待。
安德烈说完后，拿起杯子。“派因先生，让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认为这幅画值多少钱？猜猜就可。”
“啊。你在说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个问题。让我们先谈谈我们知道的事情。”派因若有所思地抚摸着下巴。“一两年前，格帝博物馆用三千万美金买了一幅塞尚的画——《苹果静物》。那是被报导的价格。现在，要是先决条件完备，像是被证明是真的，还有画作的情况良好，那么我必须说，《女人与瓜》可以卖到同样的价位或是更多。当然，它曾经属于雷诺阿的这个事实，并不会伤害它的价值；即使长期消失在市场上，也不会。收藏家有时候发现，那些极度吸引人的东西很难定出一个价位。”他露出淘气的微笑，眉毛往上抽动。“虽然我想试试。但是让我们保守一点，就说它三千万好了。”
“狗屁。”安德烈说道。
“的确。”派因站起来。“让我记下你的电话。我会打听看看。作艺术买卖这门生意基本上就像是住在一个七嘴八舌的国际村里。我敢肯定有人知道些什么。”眉毛再度抽动。“要是真的有蹊跷的话。”
有人在门上轻敲，“第五街小姐”出现了。“派因先生，你该走了。”
“谢谢，寇特妮。我两点半以前回来。要确定那时候你的崇拜者都离开了，可以吗？”寇特妮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打开前门，她的脸颊泛着轻微的玫瑰色。
两个男人离开房子，在他们步下门阶时，安德烈轻声赞美刚才那个女孩。派因扣上夹克的钮扣，将折起的袖口放下。“在一个外观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里，其中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可以毫无罪恶感地雇用美女。而且她们还能减税。我真的很喜欢美女，你呢？”
“只要我有机会。”安德烈说道。
他们在第六十三街和麦迪逊大道的转角处分手。由于是在住宅区，所以安德烈决定走路到《DQ》的办公室，看看能不能逮到卡米拉。上次他们交谈时，她将他打发掉，而且后续的电话也都没有获得回复。卡米拉的沉默让他有些困惑。这不像她的作风；从前安德烈为别家公司出任务时，她会不高兴，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即使她没有工作上的事情跟他讨论，也会经常打电话来，只是想要使你感到温暖，甜心，她曾经这样对他表白。
温和的天气带出麦迪逊大道一如往常丰富的多样性：身着牛仔裤和慢跑鞋、神情忧虑、担心即将被抢的观光客；在嘈杂声中对着行动电话大吼的生意人；精品店抢购者，拉皮、头发挑染、鼓鼓的购物袋；直排轮鞋玩家、按摩院拉客者、贩卖各种物品的小贩，从椒盐脆饼到五十块美金的劳力士脏物都有——另外，将交谈或甚至清晰的思绪淹没的永无止尽的叫嚣咒骂声，喇叭和警笛声、公车的气压咕喀声、轮胎的吱吱叫以及马达的加速声，全是一个城市在匆忙中所发出的机械噪音。
当安德烈抵达《DQ》的建筑物时，刚好是中午“大逃亡”的最高峰，一波人潮正经过大厅，要出外用餐。他决定不搭电梯上办公室，因为他不想错过正要下来的卡米拉；于是他在楼下等待，看着数百人推挤过他的面前，争先恐后地抢出大门。为什么在纽约没人散步呢？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迟到吧。
另一扇电梯门滑了开来。当卡米拉踏出时，安德烈瞥到她那过大尺寸的墨镜以及亮丽、有弹性的秀发，身边围着一队飞奔的编辑人员。安德烈移向该群人，认出这是卡米拉的一个行动会议。这类会议经常发生在该杂志社，一部分是由于卡米拉坚信，紧急与兴奋的感觉，来自于站立时的思考，不过大部分是因为她根深蒂固的迟到习惯。据说会议会在送卡米拉前往午餐的地点或“巴格朵夫百货公司”的车子里继续开下去。这是她做秀的一部分：成功、辛劳过度的主编，不愿在杂志社的工作上浪费一秒钟。
此外，如果卡米拉不想交谈的人正在接近她时，此时也可以被用来当作挡箭牌使用，而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她看到安德烈——她一定看到；他叫她时，他们只隔五尺距离——她瞧他一下，便把头扭开。然后，安全地由一道人墙保护着，她走过了他。当他转身跟随她时，她已经通过大门，进入车子的后座。
在无法置信与加剧的不快交战之下，他看着她的车子通过麦迪逊大道的交通，往郊区的方向驶去。他跟卡米拉工作有两年以上的时间了。他们不是很好的朋友，以后也不会是，但他已经对她发展出好感来，而且他以为卡米拉也喜欢他。显然不是。最近打去的电话都石沉大海，还有现在这个故意、明显的怠慢。不过为什么呢？他哪里做错了？
他在建筑物的入口处犹豫了一会，不清楚该不该上楼去找诺尔，他通常能够从卡米拉的信号中，解读出一些意义来。但是骄傲混合着愤怒从心头冒了上来：如果她想要避开他，那么他是死也不想在后面穷追她。去他的卡米拉，去他的《DQ》。有那么多家杂志社，谁怕谁？在去公园大街的路上，他钻进“雄鸭”酒吧，庆祝自己不因为有困难而向别人低声下�